所谓“两个基本点”,一点是分析文学作品要进入历史语境,另一点是要有过细的文本分析,并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我们在分析文学文本的时候,应把文本看成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它不是固定的、不变的,因此不能就文本论文本,像过去那样只是孤立地分析文本中的赋、比、兴,或孤立地分析文本隐喻、暗喻、悖论与陌生化,而要抓住文本的“症候”,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以历史文化的视野去细细地分析、解读和评论。

关于历史语境的问题,第五章第二节已有详细的论述,本节重点探讨过细文本分析问题。“文本细读”不能仅仅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和英美新批评的遗产,中国古代的诗文小说评点,也是一种文本细读。我们谈到文本细读不但可以吸收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和英美新批评的传统,更应该重视中国古代诗文小说评点的传统。什么是文本细读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文本细读,又如何把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结合起来。

我的大体看法是,无论是研究作家还是研究作品,都要抓住作家与作品的“征兆性”特点,然后把这“征兆”放置于历史语境中去分析,那么这种分析就必然会显示出深度来,甚至会分析出作家和作家的思想和艺术追求来。人们可能会问,你说的作家或作品的征兆又是什么?“征兆”是什么意思呢?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提出的“症候阅读”,最初属于哲学词语,后转为文学批评话语。此问题很艰涩,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我们这里只就文本话语的特征表现了作者思想变动或艺术追求的一种“症候”来理解的。

我这里想举一个文论研究为例子。清华大学罗钢教授,花了10年时间,重新研究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提出的“境界”说。他的研究就有抓“症候”的特点。由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好几种文本,文本话语的增加、改动或删掉,都可能成为王国维的思想变化的“症候”。罗钢对此特别加以关注,并加以有效的利用。例如,他举例说《人间词话》手定稿第三则原本中间有一个括号,写道:“此即主观诗与客观诗所由分也”,但在《人间词话》正式发表时,这句话被删掉了。为什么被删掉?罗钢解释说:“比较合乎情理的解释还是王国维在写作这则词话时思想发生了变化。”再一个例子也是罗钢论文中不断提到的,就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原稿中都有一则词话:“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情语,皆景语也。”他发现,这则“最富于理论性”的话被删掉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罗钢告诉我们:“王国维此处‘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说法,其实脱胎于海甫定,即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所说的‘其写景物亦必以自己之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但这种观点和他在《人间词话》中据以立论的叔本华的直观说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如果把‘观’分为‘观我’和‘观物’两个环节,那么‘观物’必须做到‘胸中洞然无物’。只有在这种‘洞然无物’的条件下,才能做到‘观物也深,体物也切’。这种‘洞然无物’是以取消一切情感为前提的,所以王国维才说‘客观的知识与主观的情感成反比例’,这种‘观物’与‘观我’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它们统一于一种审美认识论,假如站在这一立场上,‘一切景语皆情语’就是大谬不然的。这就是王国维最后发生犹疑和动摇的原因,这也说明,王国维企图以叔本华的‘观我’来沟通西方认识论和表现论美学,最终是不能成功的。”[3]罗钢对于“症候阅读”法的运用,使他的论文常常能窥视到王国维等大家的思想变动的最深之处和最细微之处,从而作为有力的证据来说明他想说明的问题。但我对罗钢的分析,也不完全同意。实际上,“一切景语皆情语”,属于中华文论的“情景交融”说,是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产物。王国维在发表他的《人间词话》之日,恰恰是他对德国美学入迷之时,他的整个《人间词话》的基因属于德国美学,所以他觉得“一切景语皆情语”不符合他信仰的德国美学,特别不符合德国叔本华的认识论美学,所以王国维发表时把这句话删除了。

文化诗学的两个基本点,即历史语境与文本分析,从我们上面的解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们不是独立的两点,而是密切结合的。我们之所以强调历史语境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细致分析文本,我们强调文本分析,是置放于历史语境的文本分析,不是孤立的分析。所以,这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应该是:我们面对分析的对象(作家、作品、文论),先要寻找出对象的征兆性,然后再把这征兆性放到历史语境中去分析,从而实现历史语境与文本细读的有效结合,使我们的研究达到整体性、具体性、深刻性和具有现实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