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形成,商业主义也逐渐发展,“拜物”与“拜金”的思想开始流行。80年代轰动一时的文学也沉寂下来。在这种历史语境中, 80年代活跃的文学理论话语也逐渐萎缩。但文学理论学人不甘寂寞,从国外引进了两种思潮:第一种是所谓“语言论转向”,宣扬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和英美的“新批评”,最终成果比较显著的是文学叙事学的研究,企图在文学文本细读和叙事技巧中寻找到新的避风港,并展示了中国独特的文学叙事研究成果;第二种是欧洲文化批评(又称文化研究)理论的引进,对纯文学本身不再感兴趣,而着意提倡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探讨,实际上这种或推崇时尚趣味,或批评商业主义带来的弊端的话语,已经溢出了文学理论,而进入了文化社会学的范围。幸亏这期间带有“文学性”的影视文化、摄影文化等大众视觉文化得到了大发展,所以一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家在大众文化问题上取得了有效的研究成果。那么,那些不愿左顾右盼的要在文学理论这块园地里耕耘的学人怎么办呢?他们受到美国新历史主义的启发,特别是受它的“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这句话的启发,于90年代后期提出了根植于中国文学土壤上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文化诗学”。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闽南师范大学文化诗学研究所,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文学研究的理想。文化诗学的意义就是力图把所谓“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结合起来,把结构与历史结合起来,把文本与文化结合起来,加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历史深度和文化意味,走出一条文学理论的新路来。

1998年,我在“扬州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中国的“文化诗学”。1999年连续发表了《中西比较文论视野中的文化诗学》《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和《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三篇文章,之后还相继发表了多篇论文。我对“文化诗学”的解释和理解不断有所发展。至今为止,我的“文化诗学”构想,大体上可以用体操的喊声“一、二、一”来概括,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种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