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是叙事文学的核心。没有故事也就没有叙事文学。即使淡化故事,也仍然有故事。但是这故事是被怎样的话语方式叙述出来的呢?这就是故事形态学的任务,也是后来的文学叙事学的任务。
一、普洛普:俄国民间故事形态的角色功能项与图式
任何具有原创性的研究都不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毫无依托的。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无疑与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研究的氛围有关,但直接的启发是歌德的形态学。普洛普在他的《故事形态学》一书的序言和各章的前面,都引了歌德关于形态学的简短而精辟的论述。如“序言”前面引了歌德的话:“形态学理当获得合法的地位,它把在其他学科中泛泛论及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主要对象,把那些散落在各处的东西收集起来,并确立一种令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观察自然事物的新的角度。……”[2]歌德关于形态学的论述似乎给普洛普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维特罗夫斯基将情节理解为母题的综合研究,贝迪耶关于故事元素的研究,也给他以启发。同时,毋庸讳言, 20世纪初在俄国流行的形式主义文论,也给普洛普的研究以巨大的影响,这样就使他的用了10年时间完成的《故事形态学》一书不能不偏重于故事内部的结构功能的研究。但我们不得不说,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的研究是十分独特而有效的。他说:“从不曾有人想到过‘故事形态学’这一概念和术语的可能性。然而,在民间故事领域里,对形式进行考察并确定其结构的规律性,也能像有机物的形态学一样地精确。”[3]他的确道出了真理。
那么,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考察故事结构的哪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呢?
首先是他考察故事形态所运用的“功能”的方法。功能是指故事中通过言语所描写的角色行为。普洛普找到了一种揭示角色行为的规律性的方法,他举例说:
1.沙皇赠给好汉一只鹰。鹰将好汉送到另一个王国。(阿法纳西耶夫, 171)。
2.老人赠给苏钦科一匹马。马将苏钦科驮到了另一个王国。(同上, 132)。
3.巫师赠给伊万一艘小船。小船将伊万载到了另一个王国。(同上, 138)。
4.公主赠给伊万一个指环。从指环中出来的好汉们将伊万送到另一个王国。(同上, 156)。
诸如此类。
在上述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不变的因素和可变的因素。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物品),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故事常常将相同行动分派给不同的人物。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根据角色的功能来研究故事。[4]
普洛普认为“角色的功能”的发现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在民间故事中,角色的行为或功能,常常是重复的,是十分有限的,即无论故事里面的人物如何众多,如何千姿百态,如何纷繁复杂,但常常做着同样的事情。就是说,角色的功能常常是故事中的稳定的因素、不变的因素。当然,功能的实现的方法是可以变化的,这个人物去实现,或那个人物去实现,这种做法去实现,或那种方法去实现。这样一来,普洛普就认为,“对于故事研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么,至于谁做的以及怎样做的,则不过是要附带研究一下的问题而已。”[5]就是说,角色的功能是故事的基本成分,基本成分确定了,故事的规律也就找到了。普洛普给角色功能下的准确定义是“功能指的是从其对于行动过程的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的行为”,就是说,功能是角色的行为,但要看行为过程中的意义,如果行为相同,意义不同,就不能视为相同的功能项,如你从父亲那里得到1000元的资助,供你学习之用,与你在买股票中获得了1000元收益,虽然都是“得钱”,但意义不同,不能视为相同的功能项。就民间故事而言,普洛普根据上述方法概括出四点:第一,角色的功能充当了故事的稳定不变的因素,它们不依赖于由谁来完成以及怎样完成。它们构成了故事的基本组成部分。第二,神奇故事已知的功能项是有限的。第三,功能项的排列顺序永远是同一的(只对民间故事而言)。第四,所有的神奇故事按其构成都是同一类型。
普洛普这一方法对于揭示故事的基本成分确实是有效的,可以适用于对许多故事基本构成部分的概括。甚至是一些题材相类的故事,也可以用普洛普的角色的功能项加以概括,从而发现故事的基本构成成分及其最后图式的形成。
例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其中的人与鬼、妖相恋的故事,其功能项是很有限的,概括起来不过如下几项: (青年男子的)“孤寂”, (与陌生女子偶然)“相遇”, (而受)“**”, (彼此)“爱恋”,(偶然窥视女子的)“生变”, (男子)“惊恐”, (最后是)“分离”或“相守”(到远方)。就是说:“孤寂”“相遇”“爱恋”“怪异”“惊恐”“相弃”或“相守”,是《聊斋志异》人与鬼、妖相恋故事的“功能项”,这是有限的,稳定的,不变的,是故事基本成分,连故事发展的顺序也是如此,但这些功能项谁做怎样做则是次要的。例如,《婴宁》《聂小倩》《海公子》《胡四姐》《侠女》《莲香》《阿宝》《巧娘》《红玉》《林四娘》《鲁公女》《金陵女子》《连锁》《梅女》《青娥》等,虽然每篇故事的人物形象不同,性格气质不同,处身经历不同,具体情节不同,所在环境不同,但差不多都有上述“孤寂”“相遇”“爱恋”“变异”“惊恐”“相弃”或“相守”这些角色的功能项,而最后由功能项所连接而成的故事图式,也是大体相同的。这样,我们通过普洛普的理论模式就可以把《聊斋志异》人与鬼、妖相遇相恋的故事的基本成分揭示出来,对于我们分析这类作品自然是有助益的。
按照普洛普的研究,他发现了俄国民间故事共有31个功能项,一般的故事的功能项可能都达不到31个功能项,即少于31个功能项,但故事所具有的功能项都必然在这31个功能项之中,而不会越出。那么,普洛普所发现的俄国民间故事的31个功能项究竟有哪些呢?这里我们就不一一罗列了。但可以通过他所做的一个个案分析,既可以介绍他所发现的大部分功能项,又可以看到这些功能项所形成的故事图式。普洛普以《天鹅》这个故事为个案,分析如下表。
表1 《天鹅》的角色功能项表
续表
普洛普说:“如果在将这个故事的所有功能项记录下来,那么就会得出以下图式:
以上表格和图式见普洛普《故事形态学》第92~95页。
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故事形态的“图式”就是这些功能项的相加而成的关系。但关系大于功能项。一个功能项是没有意义的,必须结构而成一个整体的关系,才能显示出故事的意义来。普洛普关于角色功能和图式的发现有什么意义呢?第一,回答了故事是什么的问题。在普洛普看来,故事是角色功能项的连接,具有客观性,是可以分解的。通过这种功能项的分解,我们可以了解到某一类的故事看起来纷繁复杂,但概括起来不过是几个功能项的组合。第二,最具有意义的是,普洛普发现了故事的“语法”。这就如同语言学家发现抽象语言的内部语法规则一样,语法被揭示出来了,整体语言的内在结构也就清楚了,那么我们如何运用语法更好地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就有了规则作为依凭。同样的道理,故事“语法”的发现等于揭示了故事的构成规律,人们就可以凭借功能项更好地解析故事的构成,既能从部分看到整体,又能从整体分解成部分。第三,故事的角色功能项的发现,就是故事形式的规律性的发现,而故事形式规律性的研究是历史规律性研究的先决条件。就是说,普洛普在对故事形态进行形式研究的时候,就想到了其后的故事的历史研究,想到了要从形式走向历史内容,这是很了不起的。第四,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是最早的叙事学,他为其后的结构主义的叙事学开辟了道路。尽管后来的法国叙事学有很大发展,研究出的问题比普洛普多得多,但我们不能不说,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是世界整个叙事学的起点。
二、中国古代婚恋故事形态的角色功能
普洛普的角色功能项和图式理论,我们可以用中国古代才子佳人的婚恋故事做一个验证。中国从唐代的传奇开始,到金元戏曲,再到明清的小说,才子与佳人的婚恋故事很多,每一个故事表面看起来也不同,实际上如果我们用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的功能理论和图式去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些故事的功能项是有限的。通过叙述语言方式所结构而成的角色的功能项不过如下几项:
1.才子佳人相遇。——(甲)
2.才子佳人一见钟情, (乙1)或男生情(乙2),或女生情——(乙3)
3.遭遇困境,或受到外部考验,如家人反对之类。——(丙1)
4.彼此误会,经受内部考验,如以为其中一方另有新欢——(丙2)
5.为追求做出种种努力,如男子金榜题名之类。——(丁)
6.帮手出现,如父母解救,友人相助,或皇帝赐婚之类。(戊)
7.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团圆结束。(己)
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所根据的就是从唐传奇开始的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亦名《会真记》,记张生、莺莺故事,后来元杂剧《西厢记》所本),元代关汉卿的《救风尘》,王实甫的《西厢记》《破窑记》,白朴的《墙头马上》,马致远的《青衫泪》,杨显之的《临江驿》,李好古的《张生煮海》,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明代民间作品《白兔记》,无名氏的《拜月亭》,朱权的《荆钗记》,汤显祖的《牡丹亭》等,此外还有明末清初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几十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对这一段小说曾做过这样的描述:“这些书大都是某公子年少貌美,满腹才学,因择配不易,弱冠未娶。某日出游花园或寺庙,遇一少女,年方二八,‘沉鱼落雁,羞花闭月’,多才善感,惊为天人。与之语,佯羞不答,然脉脉含情,于是男女心中,都若有所失,于是必有伶俐之婢女一人出而传书递简,或寄丝帕,或投诗笺,两心相许,私定终身。此女多为父母掌珠,因才貌过人,择婿不易,尚待字闺中,后闻某权臣闻女艳名,设法求为子媳,女家不许,于是百般构陷,艰苦备尝,改名换姓,各奔前程。最后总是才子高中状元,挂名金榜,秘情暴露,两姓欢腾,男女双方,终成夫妇。”[6]这些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玉娇梨》《好逑传》《平山冷燕》《铁花仙史》等。
我们可以仿照普洛普的角色功能项,找一篇有代表的作品列一个表。
表2 《西厢记》的角色功能项表
续表
我们按照普洛普的要求,把这些角色功能项连接起来,那就是:
(甲)(乙)(乙)【(丙1)×3】【(丁)×2】【戊×4】=(己)
上述公式就是《西厢记》的图式, 12(己)是最后一项,即各功能项连接的结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也可以说大团圆。
那么,这样一种“删繁就简”的故事功能研究具有什么意义呢?第一,任何曲折的故事的功能项是稳定的,有限量的。对于元明清这类才子佳人的故事来说,尽管看起来纷繁复杂,曲折无比,但构成此类故事的功能项是有限的,最多就是6项。才子佳人故事的本质就是六个功能项的组合,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这类故事的“基质”。第二,同类故事可以有许多变体,在变体中,功能项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但都不会溢出上述的功能项,功能项的顺序也不会变化。如《牡丹亭》的功能项可能会多一些。《张生煮海》可能功能项就少一些。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第三,这类研究显然有助于故事类型的划分。才子佳人婚恋的大团圆故事,适合于上述功能项的指认,形成了同一类小说共同的规则。要是变换了小说的类型,例如,从《红楼梦》开始男女恋爱悲剧,那么就要经过研究,确立另一系列的角色功能项了。第四,这类故事功能项的多少,尽管还是形式因素,但为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前提。例如,《西厢记》的故事中,最多的功能项是作为(丙)3项、(戊)4项,说明了这个故事中“困境”最多,“帮手”也最多。说明张生与莺莺的结合得益于“帮手”的帮助,从而战胜或摆脱了多种“困境”。那么这些“困境”是什么呢?“帮手”又是谁呢?这就为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