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我们以中国古代文学抒情言说为例,说明了文学抒情语言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与互构关系。本章我们将讨论文学叙述话语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西方古希腊的文化一开始就倾向于文学叙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将悲剧分成情节等若干成分来研究,可以说是叙事学的鼻祖,但真正的叙事学是20世纪科学主义文论的产物。本章我们把视野转向西方的叙事言说传统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互构关系。一般认为叙事学的形成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的产物, 1969年托多罗夫所著的《〈十日谈〉语法》,首先提出了“叙事学”这一概念。特别是热奈特1972年出版的《叙事话语》被称为叙事学的代表作,影响甚巨。然而,如果我们追根溯源,真正的叙事学的形成,最初并不是目前成为显学的法国的文学叙事学,而是苏联时期的故事形态的角色功能研究,特别是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普洛普(1895—1970年)的《故事形态学》(1928年出版),普洛普的研究流传到英美法等国,受到广泛关注。因此我们应该首要了解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和他的另一本书《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并联系中国叙事话语的实际,我们就会弄清楚叙述话语作为叙事语言方式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密切联系。这样,我们就不会像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那样只局限于故事内部的结构,诸如叙述顺序、倒叙、预叙、叙述时距、停顿、省略、叙述频率、单一、反复、交替、过渡、叙述语式、投影、聚焦、叙述语态、人称、转喻等[1],而把社会历史文化摈除于叙述话语研究之外。文化诗学对于文学叙述话语的研究,其主要目的就是力图打通叙述话语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以便揭示叙述话语背后的社会文化的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