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实文化存在状态与深度文化精神的寻求

在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提出“文化诗学”这个命题并不是哪个理论家的百无聊赖或心血**。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向理论提出了问题。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就在于它能在实践中回答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任何一种真正理论的提出都应具有现实的根据。

一、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存在状况的悖论

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必须对中国的现实有一种清醒的理性的理解。应该说,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了转型之后,中国现实的文化存在状态,既让我们感到欣慰,又让我们感到深深的不安。欣慰的是中国人在20多年前开始了一场思想改革运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了大讨论,终于实现了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经过30年的实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践,获得了成功,让我们摆脱了贫困的日子,解决了吃喝住穿的问题,人民生活的品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大为增强,世界开始来拥抱中国,中国也开始走向世界,这是很好的事情。可不安的是我们必须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化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文化失范的困扰。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人们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的同时,在综合国力提高的同时,拜金主义、拜物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以及这些“主义”的具体表现,如环境污染、贫富悬殊、贪污受贿、假冒伪劣、嫖娼宿妓、赌博吸毒、暴力抢劫等社会文化负面现象又沉渣泛起。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悖论:现实让我们满意;现实让我们不满意。那么,现实中那些让我们不满意的社会文化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或者说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应该看到,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作为文化的三个子系统,缺一不可。文化中的这几个子系统要是发展不平衡,出现畸形状态,将导致现实社会文化失范。

历史的经验是不能忘记的。历史永远是最好的老师。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遭到帝国主义前所未有的欺凌,中国人认识到国家落后了,发动“洋务运动”,然而仅从物质的层面吸收西方的船坚炮利、声光化电,于西方的共和制度和民主思想,则完全不予理睬,结果“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

戊戌变法吸收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企图从制度上吸收西方进步的东西,但是对于精神文化则关注得十分不够,或者说某种新的文化形态没有深入群众的心坎,结果变法运动只是少数人参与,没有得到全国多数人的拥护,结果还是失败了。

虽然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但同样的问题是精神文化没有起色,国民的文化灵魂没有得到刷新,人民团结不起来,结果是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谓痛定思痛,发动了思想文化革新运动,从精神文化入手力图革新人的精神面貌,力图摆脱封建主义文化的精神枷锁,力图获得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这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所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但“五四”的民主、科学的精神没有深入亿万人们的心里,与科学、民主相匹配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仍然存在着不平衡。这一点只要看看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就可以了解得很清楚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成功的,然而,有些人要全盘否定它。这是不对的,是一种缺乏历史感的做法。目前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仍有争论,这里就此问题展开论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呼唤中华古老传统文明的热潮。从先秦诸子学派、汉代儒学、魏晋玄学、隋唐达到高峰的佛学、宋明理学、明代心学、乾嘉小学等,都被重新拿出来研究,形成了所谓的“国学热”。传统的文学艺术及相关理论的研究热潮也有增无减。对中华传统文化评价之高,可以说是空前的。更不用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大量印刷和广泛流传。《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等的发行,可能创造了书籍发行之最。我手边有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就发行了80万部,到90年代早期就超过百万部。目前一切所谓的畅销书都在它的面前“相形见绌”了。我有一个亲戚,长期在美国学习与工作,他前年回国,要买一些中文书籍带回美国去,列在他书单的第一、第二本就是《唐诗鉴赏辞典》和《宋词鉴赏辞典》。孔子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近70年后,又被尊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古代文明的先驱和圣人。我的一位朋友送我一部由中国书店1994年出版的其规模达280万字的《孔子文化大典》的皇皇巨著,这是为“隆重纪念孔子诞辰2545年”而作的。在题为《孔子——永远的人类伟人》的“代序”中赞美说:“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儒家哲学的开山鼻祖,首创儒家学说体系。他的学说、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诸多人文科学领域内均有独创与建树,其博大思想,符合中华民族的需求,适应了当时的中国国情,形成了传之久远的时代精神。”甚至说,“孔子站在中华民族的前列。‘背着因袭的重担,肩着黑暗的闸门’,使中国奔向新的未来”。耐人寻味的是用当年反孔先锋鲁迅的话来赞美孔子,其美化孔子之“用心”可谓“良苦”。所谓“新儒学”更是不胫而走,成为学术的时髦。老子和庄子开创的道家哲学,也成为香饽饽,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一时间,“国学”又成为显学。连“五四”时期为革命开路的“反传统主义”也受到各种质疑和诘难。林毓生教授那本广为人知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集中批判了“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反传统主义”。书中说,“这三人在性格、政治和思想倾向方面的差异影响了他们反传统主义的特质。但他们却共同得出了一个相同的基本结论:以全盘否定中国过去为基础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现代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根本前提。因此,对‘五四’反传统主义所以激烈到主张中国传统应该予以摒弃的问题,是无法从心理的、政治的或社会学的概念来加以解释的。”这本书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翻译进中国,引起广泛注意,不少学者沿着这条思路对“五四”的“反传统”进行这样那样的批评,似乎“五四”“反传统”精神不行了。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能理解对传统文化的鼓吹和对“五四”反传统的否定,认为这些人又要躲到“故纸”堆里去讨生活,对现实生活采取隔离的态度。争论甚为激烈。这个新的学术景观是怎样出现的呢?是传统文化变了呢,还是人们的观念变了呢?

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境遇”来说,在经过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冷遇后,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就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90年代,传统文化似乎迎来又一届“青春”。

应该说传统文化还是传统文化,传统没有变。变化了的是现实生活。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的初步洗礼之后,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面“旗帜”。“物”和“金”都不是坏东西,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物”和“金”成为崇拜的“主义”,社会问题就来了。金钱的威力渗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连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无法抗拒市场化力量。金钱的“魔鬼”几乎无所不在。打开电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得接受那铺天盖地的各色各样的商品广告。不但在电视广告中,而且在你阅读报纸的时候,在你在大街上散步的时候,在你打开电脑的时候,在一切时候,你都无法拒绝这些东西。现实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变得俗不可耐,人的浅薄与庸俗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样,一些有思想的人,就不愿拥挤在这条充满俗气、浅薄和庸俗的道路上。他们扭过头看自己祖先所创造的文明,并从那“仁义爱人”的伦理中,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中,从“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的教导中,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文理想中,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亲和中,从“民贵君轻”的政治理想中,从“无为无不为”的辩证思想中,从“与天地万物相往来”的自然观中,从风、雅、颂、赋、比、兴的诗性智慧中,看到儒雅而纯正的背影,或看到顺应自然的境界,他们连忙往回走,试图看到背影的正面,去领略那阔大恢宏的中华古典文化的气象、精神。于是我们重新发现孔子入世之道,重新发现庄子出世之道,重新发现汉学的古朴之道,重新发现玄学的思辨之道,重新发现盛唐之音,重新发现宋明之理……神往古代传统是人们试图摆脱现代社会俗气所做的一种努力。

现代中国人完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对传统的“眷念”,与“五四”新文化时期对古老传统的批判看似完全不同,实则有相通之处。因为“五四”时期人们看到的是中华古老传统的惰性、封闭性所产生的俗气和浅薄的一面。中国现代伟大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终其一生就是在与传统文化中那些麻木、庸俗、虚伪、落后、俗气、教条等做殊死的斗争。我们不会忘记他的《狂人日记》,不会忘记其中几乎都熟悉的一段话:“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鲁迅对旧文化的批判的确是十分彻底的和全面的。他当年力主对外国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就是要用西方的现代文明来对抗中华古代传统的封闭、落后、虚伪、平庸、俗气等,以使中国人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这就是说,“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和当代的“传统主义”都以反对平庸、虚伪、俗气、浅薄为旨归,都以人的精神现代化为旨归,“五四”的“反传统”是要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来摆脱古代传统文化那种无生气的麻木的僵死的东西,以实现人的精神的现代化;今天我们承继文化传统,是要以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伦理精神来摆脱现今流行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其目的也是促进人的精神的现代化。因此,在建设人的精神的现代性上,它们似乎是相同的。

由此不难想到,中华古代文化有两面,有人文、儒雅、智慧、淳朴、自然、超脱的一面,同时又有残忍、愚昧、虚伪、庸俗、封闭、停滞的一面。可以说是精华与糟粕并存。这就要看我们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状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文化的残忍、愚昧、虚伪、庸俗、封闭、停滞妨碍了我们的生存与发展,“反传统主义”占了上风,就不足为奇。现在,当社会转型时期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让平庸、俗气、粗鄙的市民主义“污染”了我们的生活,人们想到并推崇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儒雅、智慧、淳朴、自然和超脱,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在历史的每一个重要的关头,都不能不面对这个悠久的传统,说它是“负担”也好,说它是“资源”也好,不面对是不可能的。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传统是活着的,它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是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T. S.艾略特) 。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就在当代诗人的身边,他们的精神生命没有过去。如何接过他们燃烧了一二千年的诗歌火炬是我们今人的责任。因此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无论对于过去还是现在,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必须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传统也必须继承。古代的传统是一个文本,“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个文本,我们都必须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去对待它。

从以上我们对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很难切割开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要平衡地前进,才能推进社会持久地进步。畸形的文化,必然造成畸形的社会问题。这对社会发展来说,绝对是不利的。

今天中国和平发展论不能变成经济决定论。经济的发展要有精神文化的引导。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过时,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反作用的观点没有过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归根结底决定着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不行的,但没有健康的精神文化发展也是万万不行的。关键的问题是人的需要是多层面的,除了物质的需要之外,人的道德伦理秩序,人的思想言论的自由,人的个性的发展,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也是属人的需要。在物质得到基本满足的条件下,这种需要就会凸显出来。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仅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在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体制文化的改变、精神文化的关怀,就成为重要的方面。像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诚然是世界领先的,但在他们那里种种关系到人的生存与精神生活等层出不穷的社会文化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解决。

二、社会转型期中国当代学者对深度文化精神的寻求

要知道,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人的物质的富裕还不够,还要有文化精神生活的富裕。因此,今天中国的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也需要深度文化精神的引导。经济的发展要体现以人为本。如果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的结果不利于人的建设,不利于人性的完善,反而让人感到机器的压迫、电子的干扰、环境的污染、文物的破坏、信仰的失落、欲望的膨胀……那么这种经济的发展对人的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应该看到,现代经济的发展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并非总是统一的,相反,往往是相悖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经济发展与精神文化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就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经济发展维度与精神文化维度的“错位”。

西方的伟大思想界都深刻地看到了现代化和技术进步过程在文化、精神、价值、信仰方面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西方的作家和思想家就开始了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文化的批判。从狄尔泰到席勒再到马克思,都是从批判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逻辑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这些都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

有人可能会问在工业文明发展到高科技的今天,新的工业文明是不是对人具有了一种亲和力呢?事实的发展告诉我们,新的高科技工业文明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社会文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说:“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现象不仅是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时刻。”马尔库塞并没有夸大事实,他只是揭露事实而已。20世纪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的经济文明似乎进入一个新时代,正是在这个看起来是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人类也遭到了空前的战争灾难和其他种种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美国“9·11”悲剧事件证明了这一点。伊拉克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经济的进步有它自身的铁一般的规律,它不会总是照顾人的情感世界美好的发展。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比费尔巴哈要深刻得多,他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借鉴黑格尔的说法,认为自由阶级以来的社会,恶(包括贪欲、权欲等)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大意)。这是不错的。不但原始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这样,如残酷地使用廉价的童工,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等;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发展逻辑也是如此,电子等高科技的发展,表面上是解放人,实际上那高度精密的数码化的技术,把人的神经捆绑得更紧。因为稍不注意,就可能会酿成核电站泄漏的事件,还有中国近几年频繁的矿难。大大小小的因现代技术造成的灾难事件不计其数。这样,人们在工作时候,就不能不把神经绷得更紧。至于把高科技运用于现代战争武器装备的发展上面,给人类带来了原子弹、氢弹、核子弹等,且不必在战争中使用,就已经给人类带来心理上的严重阴影。人们感觉,人类的存亡似乎就握在几个大国首脑随身带的小箱子上面。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就放松经济的发展,不会因此就放松高科技的发展,因为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又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方便、舒适、快乐和幸福。这样就出现了悖论:现代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现代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在这个悖论的面前,我们认为,重要的制衡力量就是深度精神文化。有了深度健康的精神文化的制衡,那么现代经济和科技才有可能沿着属人的方向发展。

在现代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面前,西方的学者看到了,并且他们一直寻求着深度的文化精神。从狄尔泰到华兹华斯,从席勒到马克思,从霍克海默到马尔库塞,他们都在寻找如何摆脱现代资本和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文化精神。马克思早期提出“人性的复归”,提出“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突出的代表。

中国学人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转型时期,深切地感受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化、世俗化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之后,也在寻找摆脱这种困境的文化精神。就文学研究界来说,从80年代末启蒙话语中断之后, 1992年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之后,社会开始转型,文人“下海”,“特区”终于成为“特区”。在市场化和世俗化中,文学艺术界的知识分子被边沿化,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精神陷入危机,要寻找身份认同、价值立场和独特话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人先后提出各种深度的文化精神。

1993年由上海王晓明等提出了“人文精神”的讨论。王晓明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发动文学研究界一次影响比较大的讨论。这次讨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第一,文学的危机与精神的危机。王晓明在他的文章中认为:“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1]大家知道当时流行的是王朔的“痞子文学”和张艺谋的电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文学与艺术失去了精神的血液,或一味调侃,或热衷于刺激欲望,媚俗、自娱成为时髦。所以,他认为:“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了几代人精神素养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2]我在1994年也发表了文章《隐忧与人文关怀》,提出了问题:“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它可能引起的后果是什么?从文化意义上看我们处在怎样一个时代?从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出发,我们的审美文化应该有什么样的品味?审美文化的创造者能不能逃避历史的责任?”[3]我的回答是:一,创作态度的游戏化。……1986年前后涌现出一些作者,创作态度为之一变,神圣的使命感消失,代替它的是纯粹的“游戏”和“玩”。……二,作品的平面化。追求对生活的表面的描写,拒绝深度。放弃选材要严的原则,琐碎的无意义的生活小事,不搭界的事物和色彩,皆可拼凑成篇。展览生活的原生态,作逼真的描写,不作解释,不作评价,当然也不揭示意义。……三,传播的商业化。无论是“美女图”,还是千部一腔的武侠片、武侠小说,或者是琼瑶式的言情片、言情小说,都完全商品化,编造,模仿,复制,刺激,赚钱,这就是一切。人文意义已被淡化。还有借**艺术之名,展示性的构造,这就不只是消解人文意义,而是反人文意义。以“炒”股票的办法“炒”审美文化作品,某些平庸的无意义的作品,在一夜之间,被“炒”成畅销书。……当代审美文化人文意义的消解,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因为这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一,现实的失落。由于这些作品平面化,没有深度,只有形象,这就意味着形象把现实抽空了,终日浸泡其中的人,他自己也变成“空壳人”,他先是不想理解现实,然后是不会理解现实,现实的真实感的丧失使他们难于担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其二,精神的失落。由于这些作品缺少精神产品的素质,其消费过量者就从精神家园里被放逐出去,成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游子,被剥夺对精神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热望,想象力也随之萎缩。其三,人的失落。由于这些作品缺少人文价值,一味刺激人的生物欲望,人的本性就在无意义的文化消费中失落,使人不能真正具有人的本质,人被物和欲所异化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一种不敢正视人和现实的文化,虽然不同于当年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文化,却是鲁迅所说的“媚俗”的文化,是无聊的、庸俗的、培养小市民习气的文化,对此,人们不能不感到隐忧。[4]

第二,当时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整个社会趋于世俗化的条件下,在这社会真的实现转型时期,人文知识分子如何来认同自己的身份和价值立场?陈思和说:“我和王晓明一样,关心的是自己的问题,即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哪里?”人文知识分子要给自己定位,不能随市场经济之波,逐拜物主义、拜金主义之流,要有自己的话语,自己的价值立场。人文精神是知识分子的自救之道和再生之道。

第三,陈思和提出了与人文精神相关的“民间”概念,即认同市场之外的“民间”立场,反映下层民间的情绪,体现“民间”的原始生命力。

第四,警惕市场化导致人的精神萎缩,这是这次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重要之点。市场经济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当商品的价值被视为一切产品价值的标准,甚至也视为精神产品的标准的时候,那么文学必然要媚俗,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等功利主义就不能不入侵文学,真善美被消解,也就是自然的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生产与诗歌发展是敌对的。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讨论中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中国从未有过什么人文精神,哪里能谈到什么“恢复”呢?有的学者则指出,“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相比,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有了完全相反的出场语境、批判对象和价值诉求: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权社会与神权文化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天国走向人间,从神权走向人权,世俗化正是其核心的诉求;而中国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则恰好是针对世俗化的趋势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人间’回到‘天国’,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用道德理想主义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主义拒斥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品化。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被当成了对立的两极。”[5]从今天的观点看,后面这种说法虽然是大体符合实际的,分析也是深刻的,但问题是难道商业性的世俗精神就真的值得肯定吗?时间又过去了10余年,回过头看,今天的许多社会问题不正是与商业社会的世俗化有密切的关系吗?

1995年,钱中文提出了“新理性主义精神”。“新理性主义精神”大体上包含了如下四点:第一,“新理性精神将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来审视人的生存的意义。”[6]物的挤压使人的生存意义丧失,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它的功能就是必须找回人的生存的意义。第二,“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照下,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7]所谓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就是要“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的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8]。他推崇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精神:“……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他推崇福克纳的精神:“我不想接受人类到了末日的说法……人是不朽的”,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就是人类昔日的荣耀”。[9]这是一种现代性精神的体现。第三,“新理性精神将站在审美的、历史社会的观点上,着重借助与运用语言科学,融合其他理论与方法,重新探讨审美的内涵,阐释文学艺术的意义、价值。”[10]第四,“新理性主义在文化交流中力图贯彻对话精神,文化交流应在文化的对话中进行。”[11]不难看出,“新理性精神”是在更新了旧理性精神的基础上,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以对话的方法,揭示文学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以回应当前社会精神的萎缩、贫乏和堕落。这是很可贵的。但人们对于钱中文的“新理性主义”也有批评,主要是认为它不能形成一种“追求纯文学性上面的文学理论”,有“拼凑”的痕迹。但复旦大学教授朱立元的研究认为,钱中文的“新理性主义”的内在结构包括三部分:以“新人文精神”为精神内涵和价值核心,以“现代性”阐述为理论基点和中心话题,以“交往对话”的综合思维方式为思考理路和逻辑方法。[12]朱立元的理解深得钱中文理论的精髓。

1996年我提出了“人文——历史张力”观点,对文学精神价值取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方面,我认为:“应该看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的改革开放,从一味搞政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社会的进步,而且是非同小可的进步。因此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除了从道德的角度去加以考量之外,还必须以历史的角度加以把握。换言之,在社会转型期,出现道德的失范,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是难以避免的,切不可对此做出过分的反应,转而又以政治运动为主去治理社会。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贫穷和‘极左’的威胁,因此我们所主张的人文主义必须有历史的维度,也就是说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保证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去提倡人文主义。这样,人文主义就必须和历史主义相结合,是否可以把这种人文主义叫作‘开放的人文主义’呢?我看是可以的。开放的人文主义是历史的、宽容的、民主的和诗意的,不是独裁的、专制的、僵死的和教条的。”[13]另一方面,我又认为“历史主义论者的失误在于没有清醒看到,如果对今天社会出现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社会的腐败现象等这些道德失范的现象,不以人文主义的理想与之对抗,多元化将演变为社会的混乱,经济的发展将演变为物质至上主义,人也就可能在没有精神的支撑下沦为只有生物欲望的动物。换言之,一个社会缺少精神的治理和制约也是不行的。因此,历史主义也必须具有人文的维度,也就是要清醒看到今天社会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呼唤人文主义的理想也是必要的,甚至是刻不容缓的。这样,历史主义就必须而且可以与人文主义相结合。历史主义应该是有理想的、有精神的、有限制的,不是无边的、无精神内涵的、无限制的”[14]。这样我的结论是人文主义要有历史主义的维度,历史主义要有人文主义的维度,这实际上就是说,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市场化也是必然的,是社会历史的要求;但同时精神文化的追求也是重要的,人文关怀的呼唤也是必然的,这是人的发展的要求。这两者之间,要保持某种张力的状态。我们评价文学,也要有这样的精神价值取向。

深度精神文化不是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恰好是拼凑的无深度的消费文化。深度精神文化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的优秀文化的交融的产物。这种深度精神文化的主要特性,是它的人文的品格。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保证人的心理健全,关怀人的情感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发展,就是这种深度精神文化的基本特性。这里特别要值得指出的是,深度精神文化不是抹杀民族传统文化,恰好相反,一定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度介入。全球化不应该是对民族文化的消灭,应该是对各民族文化中最优秀文化的发展。因为一切具有世界性的东西,最初都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东西,是对这个民族的优秀东西的吸收和改造。没有民族的东西作基础,凭空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这是不太可能的。

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作为人文工作者的作家和理论家能做什么呢?或者说他们能用他们的作品去鼓励还是去批判什么呢?难道是一味地加入到推销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拜物主义等行列中去吗?当然不是。我们只能用我们的作品去制约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样我们认为“文化诗学”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恰当的回应。

与此同时,刘庆璋教授也开始了对“文化诗学”研究的思考。面对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形势,在《文化诗学: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一文中她也提出了关于“文化诗学”的构想,她结合当前文论与现实的状况指出:

在中国的城市,文学艺术进入了交易市场,它与娱乐消遣、市场营销、日常生活的美化需求等相结合,形成一种红红火火、参与者众多的大众文化。在这种市场需要的大众文化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严格界限模糊了,而相互渗透、相互流通、相互构成的现象明显了。如此等等的新的文化风尚,使中国学人不可能闭门于文学审美研究的象牙塔之中,并且开始思考:作为文学理论的纯粹的文学审美论,似乎也再难于适应已经出现的更为复杂的文学现实了。这时,受西方有关理论的启发,中国学人开始了作为自己学术话语的“文化诗学”的研讨。[15]

刘庆璋教授同时还认为,“文化诗学”的提出,除了是对时代社会的现实回应外,还在于文论自身发展及人文精神品格的需求。在《文化诗学学理特色初探——兼及我国第一次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一文中,她就提出:“‘文化诗学’在‘诗学’前冠之以‘文化’,首先在于突出这一理论的人文内核,或者说,在于表明:人文精神是文化诗学之魂。……‘文化诗学’从广阔的文化视野出发来审视文学,运用丰富多彩、卓有建树的各个文化扇面的新理论、新方法来研究文学。……具有视野的开放性、方法学上的包容性和鲜明的当今时代的时代性。”[16]

“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和批判,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特别提倡诗意的追求,提倡人文关怀,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俗气的不顾廉耻的丑恶的和反文化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提倡“文化诗学”的现实根由,也可以说是“文化诗学”的首要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