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学语言的研究

文学文体、文学语言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但真正成气候是在90年代以后。

从古典到现代,人们都非常重视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但他们对语言在文学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具有什么功能的看法是各异其趣的。中外古典文论所持的是“载体”说,语言只是一种“形式”“工具”“媒介”“载体”,它的功能在于表达生活的和情感的内容,内容有“优先权”,形式则处于被内容决定的地位。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文论则持“本体”说,认为语言是文学的“本体”,文学就是语言的建构,语言是文学存在的家园。古代文论与20世纪西方文论的文学语言观就这样分道扬镳。

那么在文学语言观念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20世纪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西方,在19世纪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主义,理性制约一切,所以理性作为文学的内容也自然处于“统治”地位,语言只被看成传达理性内容的工具。20世纪初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发生,人的生存境遇恶化,人性的残缺化越来越严重,人们觉得过去崇拜的理性不灵了,反理性的思潮应运而生。这就导致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人们不再追问语言背后的理性,而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语言不是单纯的媒介、手段、载体,它是存在本身。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观上的这种变化,很自然引起文学观念的变化。20世纪形成的科学主义的文论流派在文学语言观上一脉相承。他们认为作品中的语言就是文学的本体。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在其重要论文《艺术作为手法》中在反复强调文学语言的特异性之后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诗歌下个定义,这是一种困难的、扭曲的话语。”[65]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尔特走得更远,他强调“语言和文学之间的一致性”,认为“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叙事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质”,“叙事作品是一个大句子”,[66] 超过语言层就是文学的“外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语言论转向”研究成果,除了介绍西方的相关理论之外,主要是突破了对文学语言表层的研究,深入到文学深层特征的研究。第一,强调语言是人的最重要的一种符号,语言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第二,强调人的语言与人的感觉、知觉、想象、理解等心理机能是同一的。语言不是外在于人的感觉的,是内在于人的感觉的。第三,强调语言又是一种文化,从而它能够规定人们思考的不同方式。过去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个说法还不够。应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为人是必须用语言来思考问题的,语言不同,思考的方式自然不同,作为思考的产物的文化也就不同。操英语的人和操汉语的人,不仅仅是用不同的语言工具,实际上是拥有不同的文化和对事物的不同理解。第四,强调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的不同。认为日常生活的信息语言,一旦纳入作品中,被作品的背景、特别是其中的语境所框定,就变成文学话语,那么它就不再是单纯的传达信息的“载体”,而获得了丰富的审美的附加意义。这附加意义是指,作品中的全部话语处在同一大语境中,因此任何一个词、词语、句子、段落的意义,不但从它本身获得,同时还从前于它或后于它,即从本作品的全部话语语境中获得意义。话语意义不仅从本身确定,还从其后左右的话语联系中重新确定。我们似乎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大语境”性。强调文学语言的深层特征,如“内指性”“本初性”和“陌生化”等。

对于上述各个问题,大家的意见常有分歧。可以说,争论始终不断,不同意见的对峙经常发生,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所谓的“自律”或“内部研究”已经成为学术“气候”。我还记得1987年《文艺报》展开关于文学“向内转”的讨论,有人激烈反对这种“向内转”的看法,但中国式的内部研究“向内转”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逐渐形成共识。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归于沉寂。这一事件可能是中国文艺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式的“内部研究”趋于成熟的标志。告别“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尽管此时西方文论的“内部研究”式微,新一轮的“外部研究”,即文化研究勃兴),中国的文论家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明智的选择,推动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转型。90年代的“语言论转向”,叙事理论的研究,文学本体论的研究,不过是更标准的、更严格的“内部研究”而已。所不同的是, 80年代的“向内转”明显带有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转型的热情参与, 90年代后的“语言论转向”则失去了这种参与的热情。如果我的感觉没有错的话,在中国式的“内部研究”中,“审美”“主体性”“语言”这三个词被特别的“放大”,所以有所谓的“审美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转向”的说法,文学自律的趋势,成为一种研究潮流,从这潮流中涌现的成果,虽然参差不齐,但不能不说它已经成为自“五四”以来文艺学研究的独特景观。

我想说的是, 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式的“内部研究”涉及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研究,是文艺学的一次转型。这“转型”可以概括为三个“转变”:从一家“专政”式的独语,转变为“百家争鸣”式的对话;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这三种变化也可称为对话化、学术化和常态化。其所获得的成果虽然不能说“辉煌”,但可以说是“耀眼”的。

二、“向外转”——“外部研究”的勃兴

与20世纪90年代“语言论转向”差不多同时,一种新的“外部研究”在中国文艺学界悄然而兴。这就是“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出现。

文化研究本身虽然与文学研究有关,但英国文化研究把文化看成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67]而文学只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而已。英国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是:“阶级”“性别”“种族”。批判精神是其灵魂。这与英国社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密切相关。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大众文化”问题也进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文化研究后来在美国有很大的发展,增加了诸如东方学、后殖民主义学等方面的分析与研究。他们也谈到文学作品,但仅作为一种例证,并不是什么“诗学”。但到了90年代,英、美的文化研究已逐渐沉寂。而中国的学者则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西方的“文化研究”,很快地加以引进。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迅速发展,商业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涌现,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改革取得的成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但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城乡差别巨大、贫富差距悬殊、矿难事故不断则是其中几个最为严重的问题。从精神上说,就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的流行。这种负面的情况也超出人们的预料。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被引进中国,而且恰好是被一些文艺学的学者引进中国。应该说,他们的工作不是无的放矢的,是有针对性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对于中国文艺学研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这主要是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若是能从文化视角去解读,可能会读出新鲜的文化意义来,这对于充满中国的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正在漫延的现实,也可以起到针砭、批判的作用,这无疑是有益的。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确在关注和分析新兴起的大众文化,对广告文化、网络文化、“超女”文化和“80年后”文化等,有不少新鲜的分析和见解。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当今的文学研究已不满足于从文化角度看待文学,而有向多领域和多学科蔓延的趋势。很多文学批评家把触角伸向了广告、电视肥皂剧、MTV、流行歌曲、麦当劳和酒吧,对文学的文化研究演变为文化批评。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已经不够使用,不少人尝试用心理分析、问卷调查、定量统计等进行研究。”[68]

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逐渐消退,它对于文学研究的负面作用也慢慢显示出来。中国学者文化研究的问题也凸显出来:第一,引进的痕迹太重,而自己的问题意识却不十分清楚;第二,随后又从英国的学者费瑟斯通那里搬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话题,“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话题,鼓吹文艺学的所谓“越界”“扩容”,一味迎合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的需要和企业主、老板的需要。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肯定文学的文化研究,其的确把研究的对象从“内”位移到“外”,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并引导一些学者去研究文学与社会关系问题。有的学者似乎把这一回的“由内而外”的研究看成新的文艺社会学的复兴,这种看法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其后,人们从文化研究角度,开始关注日常消费文化的艺术现象,电子媒介所产生的图像现象等。“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和观点引起争论;文艺学的边界“扩容”引起争论;强调“眼睛美学”和“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引起争论;“文学终结论”引起争论,等等。我感到,这次“由内而外”的所提出的诸种问题并没有解决,各说各话的情况比较严重,对于文艺学来说,所取得成果还有待评估。在这新世纪开始之际,我们仍然面临的问题是:文学理论为何?文学理论向何处去?

三、走向综合——文化诗学是可能的

30年的时间,从大体脉络上说,文学理论先是“由外而内”,接着是“由内而外”。现在我们应该思考我们面临的新问题了:文学是不是会走向消亡?如果文学走向消亡的话,那么文艺学就失去了对象,文艺学还能存在下去吗?假如文学和文学批评能够生存下去,那么文艺学是否应该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内部研究”延续下去?把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外部研究”延续下去?如果认为这样的延续会把“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隔离,并不利于文艺学的整体发展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超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人为的划分,让他们“内”与“外”“两翼齐飞”,内部研究中应该结合外部研究,外部研究应该结合内部研究?还有,我们以前研究的成果,审美转向的成果,主体性转向的成果,语言论转向的成果,文化论转向的成果,应该如何对待?是抛弃还是扬弃?如果选择扬弃,那么该如何扬弃?这些“转向”的成果都是我们的生命投入,我们怎么能完全抛弃呢?扬弃有所清除,也有所保存。问题是我们在保存这些成果的精华之后,该如何在“内部”与“外部”的困惑中做出选择?是“单选”,还是“全选”?单选不过是重复,似不合理,那么我们就“全选”吧!问题又来了,这种“全选”会不会成为一种大杂烩?

于是我们探索方法应该是形成一种能实现新的综合的研究视野或方法论。这新的视野和方法论应该基于文艺学研究学术的承继,又基于对旧有成果的超越。我感到,“内部”穿越“外部”,“外部”穿越“内部”势在必行。在文学文体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在艺术结构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在故事形态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在艺术叙事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应该成为研究的课题,方法也要相应革新,这样我们就可能实现文艺学的又一次“位移”。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内而外”,我们把研究对象“位移”到文学自身的规律上面, 90年代以来的“由内而外”我们把研究对象由语言“位移”到社会文化上面,那么这一次的综合应该把研究对象“位移”到艺术文本与历史文化互动与互构上面,这就是我和一些学人这些年以来一直呼唤和提倡的“双向拓展”,一直提倡的“文化诗学”了。刘庆璋教授指出:

“文化诗学”之所以要在诗学之前冠以“文化”,除了强调这一理论命题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之外,还由于它对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特别关注和特有认识。它表现在:

首先,“文化诗学”视整个文化系统为文学与社会联系的纽带,从而正确揭示了文学与客观世界的连接关系。……

第二,“文化诗学”从广阔的文化视野出发来审视文学,运用丰富多彩、卓有建树的各个文化扇面的新理论、新方法来研究文学。……

第三,文化诗学的落脚点是诗学——文学学,是一种文学理论,而不是泛文化理论。[69]

刘庆璋教授对文化诗学的这种理解与我的构想是基本吻合的,正是在回应现实与文学理论自身问题的吁求中,我们提出了“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我们所主张的“文化诗学”就是要坚持文学与其他文化扇面之间互构、互动的理念,就是要将艺术文本放到与历史文化互涵互动的层面上去进行多维度的观照。

刘庆璋教授在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更加全面地阐释了“文化诗学”这种辩证、互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文化诗学作为一种富于创意的文学新论,还由于它对文化、文学及其相互关系有了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认识,并能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汇集各种文化理论的新成果。它视整个文化系统为文学与社会联系的纽带,从而正确揭示了文学与客观世界的连接关系。它更充分地估量了文学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的这一包容复杂、空间广袤的宏大中介——文化的重要地位,更清楚地看到了文化的历史承传性、中外交融性、相对稳定性和构成复杂性。它坚持文学与其他文化扇面互构、互动的理念……这些不同扇面的文化理论自然就成为文化诗学这种文学新论的丰富的理论资源……正是由于文化诗学坚持文化与文学互动、互融、互构的理念,在对文学规律的认识上,它就能看到,作为子系统的文学既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同时又蕴含着母系统——文化的某些共同规律,从而就能既充分重视文化各扇面的基本区别,又看到各扇面间的互文性,既不因个性否定共性和互文性,也不因共性和互文性否定个性,而是从个性、共性既区别又联系的辩证观点出发去界说文学,从而对文学的理性认识,包括对文学特殊规律的认识,就可能更全面、更深化。”[70]如刘庆璋教授所言,我们之所以提倡一种“文化诗学”,就是要用“文化诗学”的新的实践方法来重新观照文学文本。而这种方法不仅“打通”了文本内外的关联,还能很好的针对现实文论面对的各种问题提出新的解决策略。

另一位倡导“文化诗学”的学者蒋述卓教授在《走文化诗学之路》一文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从文论现实问题出发,认为文坛面临的“失语症”“绝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个思想与价值的丧失问题。1989年以后,文学也好,批评也好,都在逃避,都在隐退。它们逃避现实,逃避崇高,逃避理想,也逃避文化(有的虽写文化却是猎奇)”,“于是,建立一种新的阐释系统就刻不容缓地成为我们当下重要的任务。这种新的阐释系统就是文化诗学”。[71]他还进一步对“文化诗学”进行了学理层面的阐释,他认为:

文化诗学,顾名思义就是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这种文化批评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文艺社会学中那种简单的历史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又不简单袭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或西方人所建立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文化批评理论。它应该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72]

正如刘庆璋与蒋述卓两位先生所言,中国文化诗学并非对西方话语的简单搬用,而有着自身出场的现实与理论背景。在导言中,我也已经提前申说过,我们的“文化诗学”是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跟林布拉特提出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新论。我们尽管仍然借用了西方“术语”,但是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我们的“文化诗学”的历史出场有着我们自身的本民族的诗学传统和现实语境。关于这一点,李春青教授在《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中也有清晰的说明:

“中国文化诗学”是一种具有本土性质的文学研究方法,是伴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而形成的中国式的文学阐释学。然而,由于现代以来我们久已习惯了借用别人的观念与方法并标榜之,而不善于或不屑于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固有的观念与方法进行总结、提升,故而好像中国传统文化中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研究方法似的。这或许正是当下中国学术研究很少能发出自己独到声音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哲学阐释学、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传入,中国文化诗学传统获得了新的资源与营养,从而更加成熟与完善。换言之,中国文化诗学是一种既有着悠久的传统,又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学阐释路向。[73]

与李春青教授从民族传统文论出发,主张文化诗学的“本土化”与“中国文化诗学”建构旨趣相似的是,文化诗学在国内的另一位实践者,林继中教授也同样倡导“文化诗学”的本土化。作为古典文学界的杜诗研究专家,他主张从传统诗学中去挖掘中国文化诗学话语的理论资源,认为文化诗学的首要环节即在实践,并主张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此完成传统文论话语的激活。在《文化诗学刍议》一文中,他指出:

整体性研究是文化诗学生命之所在。所谓整体性研究,体现在以宏阔的文化视野对文学进行全方位的审视,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人类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视角观照文学。然而更重要的还不在“跨”,而在打通,即必须将这些不同学科视为一个彼此联系的整体,以多种视角观照文学的目的,还在于尽量全面地对产生该文学文本的历史文化母体进行修复,探索其生命的奥秘。[74]

除倡导跨学科的整体性思维方法外,林继中教授还认为文化诗学的基本方法就在于“双向建构”[75] ,其要义有三:“其一,要阐释文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其二,要关注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寻找中西文化间的契合点与生长点;其三,要文史互动、古今互动,使文学文本具有历史与当代的双重意义。”[76]在《在双向建构中激活传统——从“文化诗学”说开去》一文中,林继中教授还详细阐述了用“文化诗学”方法激活传统文论的实践路径。他认为“只有那些尚能参与古今对话的东西,才是激活的对象,也是传统继续延伸的生长点”。“激活”关键在于重建语境,再现诗意的自觉追求。“有没有重建语境,再现诗意自觉追求是新方法与旧方法的分水岭”,“是传统与现代学术能否接上轨的立足点”。“激活”还在于让古与今、继承与创新形成张力,促成“通变”。中国古典文论中诸如“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就是将古今正变视为一体两面,相互制约和转化。

林继中教授还指出:“‘参古’不是‘效古’,而是‘趋时必果’‘望今制奇’,强调矛盾积极的一方——‘变’。传统的内涵经新变做出调整,新变被整合于传统,形成新传统,这就叫‘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他认为,“激活”还意味着“参与”。我们的文化诗学研究就是要打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思想,打破中学、西学的壁垒,积极主动参与到世界多元文化中去,需求对话,在碰撞中检验,在实践中融合。在对待中西文化诗学的态度立场上,他认为走向综合的整体性的互文视角是必须确立的,他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说:“批判与否定是必需的。问题是知识结构是个活体,它不像剜烂苹果,可以明确地区分其精华与糟粕而弃取之;它更像是人的肌肉,你能从活人身上挖一磅肉而不含血与水吗?所以它只能通过对客观现象进行阐述的实践,中学、西学互为参照系,互相发明,互相检验其普适性,进而互相渗透。所谓‘借鉴’尚不能尽其义,它应当是嫁接式的互渗互动,是双向建构,在双向建构中催生一个更为优化的、更为合理的新生命。这应当是一个长期反复实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实践、反思、调整、超越的前仆后继的无穷系列。”[77]林继中教授认为中西、古今的双向建构,总体趋势是指向未来,“立足现实,双向建构,才是文化自觉”,中国文化诗学只有主动参与到世界文化多元共存与重组的新格局中,“才能在双向建构中长入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诗学”。[78]

以上所谈刘庆璋教授、蒋述卓教授、李春青教授、林继中教授,他们都是近年来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早期耕耘者,他们或在学理上试图建构一套话语理论,或是在实践操作中运行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但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实践操作,都对“中国文化诗学”的形成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一方面,审美仍然是中心,语言分析不能放弃,但它不把文学封闭于审美、语言之内;另一方面,也不是又让外部政治来钳制文学,文学的某种“自治”的程度必须保持,“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文化诗学”作为一种实践方法在我国的提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担负着解决现实文论的各种难题,担负着民族传统诗学的钩沉激活,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走向综合的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融通对话的态度立场。作为一种“审美诗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整合,“文化诗学”具有非常广阔的学术空间。

小结:我们的主张是,让艺术文学与社会文化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互动与互构。学术要多样,各种不同的研究要延续,但也要着重考虑超越。因此,我觉得具有包容性的、关注文学整体的“文化诗学”是一个新的起点。

[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5页。

[2]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5页。

[3]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5页。

[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9、70页。

[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73、74页。

[6]逄先知、金冲及: 《毛泽东传1949—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页。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8]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1~492页。

[9]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6日。

[10]巴人:《论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又见巴人:《点滴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11]巴人:《论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又见巴人:《点滴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12]巴人:《论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又见巴人:《点滴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13]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14]1956年9月,由何思敬译、宗白华校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大陆发行,但在当时基本无人注意。

[15]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6页。

[16]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00页。

[17]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6页。

[18]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

[19]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3页。

[20]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7页。

[21]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7页。

[22]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页。

[23]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0~401页。

[24]《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25]邓小平:《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页。

[26]邓小平:《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27]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28]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29]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30]黄药眠:《关于文学中的人性、阶级性等问题试探》,《文艺研究》1980年第1期。

[31]黄药眠:《关于文学中的人性、阶级性等问题试探》,《文艺研究》1980年第1期。

[32]周扬:《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

[33]周扬:《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页。

[34]周扬:《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页。

[35]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

[36]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37]王蒙:《“人性”断想》,《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38]钱中文:《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

[39]蒋孔阳:《美和美的创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40]蒋孔阳:《美和美的创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41]李泽厚:《谈谈形象思维问题》,《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页。

[42]李泽厚:《谈谈形象思维问题》,《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1~342页。

[43]李泽厚:《谈谈形象思维问题》,《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页。

[44]李泽厚:《形象思维再续谈》,《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559页。

[45]童庆炳:《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1982),《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58~659页。

[46]童庆炳:《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1982),《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58~659页。

[47]阿·布洛夫:《美学应该是美学》,《美学与文艺问题论文集》,学习杂志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

[48]阿·布洛夫:《美学应该是美学》,《美学与文艺问题论文集》,学习杂志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49]童庆炳:《文学概论》,红旗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8页。

[50]王元骧:《探寻综合创造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51]王元骧:《探寻综合创造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52]王元骧:《艺术的认识性和审美性》(1988),《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53]王元骧:《艺术的认识性和审美性》(1988),《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54]王元骧:《艺术的认识性和审美性》(1988),《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55]钱中文:《文学艺术中的“意识形态本性论”》(1984年),《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56]钱中文:《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57]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58]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59]孙绍振:《论实践主体性、精神主体性、和审美主体性》,《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60]鲁枢元:《审美主体与艺术创造》,《文艺报》1983年第5期。

[61]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红旗》1986年第8期。

[62]姚雪垠:《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红旗》1986年第12期。

[63]孙绍振:《评陈涌同志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208页。

[6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65]托多罗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

[66]罗兰·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536页。

[67]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26页。

[68]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69]刘庆璋:《文化诗学学理特色初探——兼及我国第一次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文史哲》2001年第3期。

[70]刘庆璋:《文化诗学: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71]蒋述卓:《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当代人》1995年第4期。

[72]蒋述卓:《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当代人》1995年第4期。

[73]李春青:《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

[74]林继中:《文化诗学刍议》,《文史哲》2001年第3期。

[75]林继中:《文化诗学刍议》,《文史哲》2001年第3期。

[76]林继中:《文化诗学刍议》,《文史哲》2001年第3期。

[77]林继中:《在双向建构中激活传统——从文化诗学说开去》,《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

[78]林继中:《在双向建构中激活传统——从文化诗学说开去》,《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