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文学阶段,中国的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它们树立了一个个精神高地,使读者能从这一个个精神高地来瞭望这纷繁的世界。文学创作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价值取向。文学可以反思现实,可以寻根溯源,可以消闲破闷,可以娱乐调侃,可以演绎历史,可以增长知识,可以丰富情趣……这多样的追求都无可非议。但毋庸讳言的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在多样化中也存在混乱。新时代的社会生活主题无疑是“改革开放”,即一般人所理解的发展经济。正面反映现实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作品除了有大量的纪实文学外,小说也不少。但就这些小说的艺术范式看,真正有影响并有代表性的则并不多。当然问题还不在艺术范式少,而在这些范式背后的精神价值取向是不是令人满意?本章试图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并提出“历史—人文”辩证矛盾的精神价值取向的新观点。

一、三种艺术范式及其精神价值取向

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十分复杂。这里不是一般性地泛论小说的得失成败,仅就反映“改革开放”现实的小说的范式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做一些评说。我认为新时期以来反映改革现实的小说的艺术范式,基本上有如下三种。

1.范式A———改革/保守

《乔厂长上任记》可以说是最早的最具代表性的正面反映改革的作品,其艺术范式可以概括为“改革/反改革”。“铁腕人物”乔光朴靠着自己的领导才能、专业知识和说一不二的作风,大胆改革,击败了反改革势力的代表人物原厂长冀申,硬是使一个亏损的大企业电机厂恢复了生机。这篇小说一出,其范式被许多作家采用。在我看来,连《沉重的翅膀》,连直到不久前出版的《人间正道》,都不过是这一范式的变异而已。作品中的代表改革势力的人物,不论是胜利的功臣,还是失败的英雄,都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改革事业奋斗不息。这个范式的价值观是高扬历史理性精神,认为新的创造的现实取代旧的历史的惰性是必然的,社会就是这样在新陈代谢中前进的。在高扬历史理性的同时,“人文关怀”基本上没有进入到他们的视野。一个例子是乔光朴为了避免人家的闲言碎语,为了营造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环境,竟然未与他的情人童贞商量,便突然宣布他与童贞已经结婚了,从而伤害了童贞的感情。但在乔厂长看来,伤害感情算得了什么,最富人文的爱情婚姻也可以被并入到他的改革方案中。生产的发展就是一切,这就意味着单维的历史理性就是一切,“人文关怀”可有可无。

这种范式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反映现实斗争的小说,虽然观点和具体内容都不同,但基本范式则十分相似。一般情况下,它产生的要么是颂歌式的作品,要么是诅咒式的作品。在这种范式中,作品中被作家从历史角度赋予肯定性(或否定性)的人物或事件,同时也是作家从人文道德角度加以赞美(或否定)的人物或事件。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创作范式一直占主流。《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创业史》《红旗谱》《山乡巨变》《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以及所有的“样板戏”都是这样的作品。作品中被作家赋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人物同时也是人文道德上的“完人”(如梁生宝、高大泉),同样,被剥夺了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则一定同时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如黄世仁、南霸天)。由于这类作品在人文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上没有出现分裂或背反,因而风格上具有单纯、明朗的特点。平心而论,这一范式也产生过一些优秀作品,这是不应否定的。但是,毋庸讳言,在更多的情况下,这种单纯与明朗常常是建立在对于历史、社会以及人性的简单化理解的基础上的。这一范式常常人为地掩盖或至少是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中存在的悲剧性二律背反(即历史进步与人文道德的背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背反、生活世界与工作世界的背反)现象,慷慨地完全地赋予历史发展以人文道德与价值上的合法性,客观上起着或多或少美化现实、掩盖历史真相的作用。同时,这种创作范式也忽视、掩盖了人性的复杂性,人的道德品质与他(她)的历史命运之间的悲剧性背反(好人、君子没有历史前途,而坏人、小人倒常常成为历史的弄潮儿,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可悲事实)。由于看不到历史与人性的悲剧性二律背反,所以在这类作家的笔下充满了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一种简单化的历史与道德的人为统一,仿佛历史的进步总是伴随道德的进步以及人性的完善,我们的选择总是十分简单的,顺应历史潮流的过程就是道德上的完善过程,好人必然而且已经有好报,坏人必然而且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里反映出某些作家常以时下的口号为规范,而不是以自己对生活的真实体验为创作之资源。

2.范式B———人文/改革

第二种范式以发表于1981年的王润滋的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和发表于1994年的张炜的长篇小说《柏慧》为代表。这也是一种二元对立范式。在《鲁班的子孙》中,矛盾在一个家庭内部展开,老木匠黄志亮与养子黄秀川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思想路线。前者迷恋于恢复大队主办的“吃大锅饭”的木匠铺;后者则热衷于开带有现代气息的私人的小企业。前者的信条是“天底下最金贵的不是钱,是良心”;后者推崇的则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能赚钱就行”。这是传统的良心与现代的金钱的对抗。《柏慧》的故事则是在象征素朴文明的葡萄园与象征现代文明的新的工业之间展开。作品中的主人公“我”从地质学院毕业来到○三所,不能承受人际纷扰,再到一家杂志社,还是不能适应这城市的生活,转移到登州海角(一处穷乡僻壤)的一个葡萄园,终于远离城市的浩浩人流和拙劣的建筑,找到自己的“世外桃源”,并决心“守望”这片绿色的土地。但现代化的脚步还是来到这里,建立现代矿井的隆隆的炮声意味着“我”将失去美丽的赖以生存的家园。这是素朴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抗。这两部小说虽然不同,但似乎可以归结为同一范式:“改革/人文”。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与“人文”两个维度中,作者情感的天平完全倾向于“人文”一边。在《鲁班的子孙》中,作者的同情与赞美在老木匠黄志亮一边,并非如有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作者是从抽象的道德良心出发的。作者通过其令人信服的艺术描写,证明了黄志亮的良心道义是世世代代劳动人民道德理想的凝聚,是他自己全部生活实践的凝结,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可宝贵的。在《柏慧》中,中心话语是“守望”:

……这越来越像是一场守望,面向一片苍茫。葡萄园是一座孤岛般美丽的凸起,是大陆架上最后一片绿洲。

是的,在人们面对现代工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其他种种社会弊端的时候,激起人们的守望森林、山川、河流、果园等一切大自然的热情,是完全合理的。这一范式的价值观是人的价值与生存比什么都重要。改革也好,现代文明也好,一旦妨碍了人的善良之心或诗意地栖居,又有什么意义呢?然而这样一来,“人文”的维度也就压倒了“历史”的维度,甚至于只剩下“人文”这单一的维度了。那么请问,历史还要不要前进?科学文明还要不要加以提倡?物质文明还要不要发展?难道让人类退回到原始的丰富性是合理的吗?人文与工业化就真的是势不两立的吗?如果作者是在写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难道也可以把战争的历史维度,即它的“正义”问题放在一边,而只关注人性、人道和人文关怀吗?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寻找理由来替这一艺术范式辩护。因为,文学家是专门在人文、人性、情感这块园地上耕耘的人。他们观察现实的角度可以与政治官员、经济学家、企业家保持一定的距离。政治官员、经济学家、企业家所重视的方面,他们可以不予关注或少予关注,相反,政治官员、经济学家、企业家所忽略的方面,作家则会全神贯注。这是作家的责任与权利。中外文学史上都有这种对历史不恭而对人文道德理想倾注了热情的优秀之作。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意识形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意识形态、哲学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如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意识形态虽然最终要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解释,但各种意识形态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政治的意识形态对其他各种意识形态虽有影响,但不是决定一切的。审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常常是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不但不一味依附于它,相反要审视、反思这种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新时期以来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基于文艺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性质及其功能,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是批判的声音,而不必重复和图解主流话语,从人的条件和人的生存需要的角度来帮助时代的健康精神环境的形成。

这样,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作家,基于人文主义的立场对于工具理性、技术全能主义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警惕与批判是有益于人类精神环境的平衡、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关怀的理想在他们作品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就显示了自己的特殊意义。这种意义除了在于上述精神文化环境的平衡以外,由于评价角度的不同,还在于作家更多地看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种种负面的情境,特别是历史发展所付出的道德代价,这样他们就从另一个角度真实地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人类的历史上,历史与道德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就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历史发展维度与人性完善维度的“错位”。西方的伟大思想家都深刻地看到了现代化和技术进步过程在文化、精神、价值、信仰方面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说:

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倾向不仅仅是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1]

马尔库塞并没有夸大事实,他只是揭露事实而已。20世纪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文明似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正是在这个看起来是历史进步的时代,人类也遭到了空前的战争灾难和种种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与这种情况相对应,站在新的文明之外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往往是反现代文明的(反科技理性、反物质主义、反工具理性、反工业化、反城市化等),现代派的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现代化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批判。然而,这种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代文明(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经济发展、物质进步、征服自然、个人自由等一直是主导的思想意识)的盲点,客观上有助于使人认识和警惕社会的现代化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福克纳的作品则走得更远,竟然反对南北战争,为北方的庄园主制度辩护。但历史理性的缺乏似乎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有如此强大的艺术力量。然而,我并不认为这种“唯人文主义”的作品就全然好。历史的进步包括物质的发展是人类必经之路,也是符合人类的利益的,人文和人性的东西也要有物质的基础,离开这种物质文明的基础,人的生存质量也不可能改善。因此,离开一定的物质条件来讲人性、人情和人道,也是有困难的。

3.范式C———权力/商业资本

正面反映改革现实的第三种范式,是产生于1996年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代表小说主要有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何申的《年底》,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这些作品描写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国营企业或乡镇企业所陷入的困境。困境的核心之点是:厂长、党委书记、乡镇长面临着纷繁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得靠钱。有钱一切就会迎刃而解,没钱则寸步难行。“弄钱”成为这些小说的核心话语。为了弄钱,《大厂》中的厂长吕建国和书记贺玉梅就必须以牺牲良知与道德为代价,对那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订户奴颜媚骨、刻意逢迎、陪吃陪喝,甚至为他们提供犯罪的机会和条件(嫖娼宿妓)。当这些订户被公安局抓获后,又不惜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请”出来。以吕建国为代表的“权力资本”在与“商业资本”对抗中实行妥协。为了弄钱,《分享艰难》中的镇领导孔太平甚至可以原谅强奸他心爱的表妹田毛毛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继续与他同流合污。这范式可以概括为“权力与商业资本的又对抗又勾结,以实现摆脱困境的目的”。问题在于如果作者对这种种污浊现象进行批判,揭露其实质,那就好了。可惜的是作者恰恰是同情这些厂长、书记、乡镇领导,把他们看成是改革的力量,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得已的事情。在“弄钱”为中心话语的结构中,这些作者一方面对转型时期的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采取了或多或少的认同态度,缺少向善向美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把改革开放理解为不择手段地发展经济,对何谓历史的进步缺乏清醒的认识,从而又丧失了历史理性。如果说,第一种范式抓住了历史理性维度,第二种范式抓住了人文关怀的维度的话,那么第三种范式是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两个维度的双重缺失。正面反映改革现实的作品变异到这样一种范式,不能不说是文学的“异化”。

这一范式的可悲之处在于,它们看似最贴近现实,实际上是向不合理的现实妥协。中国改革开放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以“孔太平”们为代表的“权力”因为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而与“商业资本”的勾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导致贪污腐败流行,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在这样一个范式里,一方面是不关心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人性所受到的种种摧残,没有进入作家的视野,自然容纳不了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又不强调企业的现代化改造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具有丰富的内涵,特别要充分考虑人的发展的问题,这自然也就排斥了历史理性。在上述三种范式中不能不说这是最无价值的一种范式。

二、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

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当然可以多种多样,但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文体选择三者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应该是文学的精神价值的理想。文体问题前面几章都有所涉及,这里仅就文学创作中的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以及两者的关系简略地谈点看法。

1.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作为价值尺度

历史理性是人们对全面促进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进步力量的肯定评价。当然,经济的进步无疑是历史理性的重要的一环。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别的活动。要解决吃、喝、住、穿,当然要发展经济。所以发展经济以及如何发展经济是历史理性题中应有之义。如何发展经济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要由经济学家去研究解决。但是面对目前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我们绝不可以把“改革”与不择手段地“弄钱”简单地等同起来。我们起码要知道,在改革开放中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的重要性,建立有序的金融管理体制的重要性,经济的发展应有利于社会的公正与道义的健康的重要性等。社会进步所面临的问题是很多的。文学家如果要正面反映当前的正在变化的现实,就不能不以历史理性深入思考这种种复杂问题,不能没有对社会问题的清醒意识和深刻理解。没有历史深度的作品必然不能体现时代精神,因此“历史理性”不能不是文学创作的价值的一个尺度。马克思、恩格斯在评论作品时高扬“历史的”尺度是理所当然的。但对历史尺度必须有正确的深刻的理解。像当前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去把握历史,去理解改革和社会转型,肯定是不行的。《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通过健全厂规厂法,激发人们生产的热情,虽说具有一定的历史理性精神,但总体来看还是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了。十七年所产生的大量的以反映现实斗争题材的“运动/反运动”范式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也是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了。这里都存在对历史理性的“误读”。

人文主义在欧洲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可以说文艺复兴运动的全部精神成果,就是肯定了“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一般说来,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2]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关于西方思维模式的概括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根据他的研究,他认为人文主义有三个特点:第一,人文主义集中的焦点在人身上,一切从人的经验开始。人可以作为根据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人的经验。第二,人的价值就是人的尊严。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都是人的尊严。人之尊严的基础就是人具有潜在的能力以及创造和交往的能力。第三,对于人的思想的重视,人能够通过对历史文化背景和周围环境的理解形成一定的思想。思想既不完全是独立的,也不完全是派生的。与人文主义发生最为密切关系的就是艺术。“艺术与人文主义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这除了适用于文学和戏剧以外,也适用于音乐、舞蹈以及其他非口头艺术如绘画、雕塑、陶瓷,因为它们有着越过不同语言的障碍进行交往的力量。”[3]由此不难看出:第一,人文主义的主题是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和人的创造力;第二,人文主义与文学艺术有血缘关系。人文主义作为文学的一个批评尺度,是历史赋予的,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中国古代有没有人文主义?我们的看法是,作为一种思潮的确没有,但作为一种精神是自古就有的。古人讲礼乐,实际是以人为中心,是讲对人的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强调对人的尊重。所以古人说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刘勰)。中国的“人文”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也是极为密切的。当然,中西人文精神在相同中,在具体内容上又有很大差异,这是不应混淆的。我们在运用中要区别对待。然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中国的“人文”精神都以人为中心,认为人的良知、道德、尊严是所有价值中最具有价值的,这些基本上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文关怀作为文学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尺度是理所当然的。《鲁班的子孙》中的黄志亮关于“天底下最金贵的不是金钱,是良心”的呼唤,《柏慧》中“我”对人的诗意的家园的“守望”,都可以说是人文关怀的艺术体现。

2.“历史—人文”双重价值取向

目前的现实出现了历史理性获得某种进步与人文关怀严重失落的背反困境。科技的进步、物质的丰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带来的并不是人文精神的同步“增长”,也许恰恰相反,带来的是许多反人文的“污泥浊水”和“沉渣泛起”。也许正是在中国这片大地上证实了恩格斯的如下论断:

在研究善恶对立的地方,费尔巴哈同黑格尔比较,也是很肤浅的。黑格尔指出:“有些人以为他们说人性是善的这句话时,就算是自己说出了非常深刻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人性是恶的这句话,意思要更深刻得多。”黑格尔所说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个新的进步都必然是对于某一种神圣事物的凌辱,是对于一种陈旧、衰亡、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乱。另一方面,自从各种社会阶级的对立发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可作为这方面的源源不绝的证据。[4]

在我们这里是以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社会实现转型,但恩格斯所说的“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的严酷现实还是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面对此种现实,文学家怎么办?文学家不是厂长,不是企业家,不是产品推销商,他们不能只顾经济学定义的“历史发展”(实际上是物质主义、科学主义、技术全能主义、唯生产力主义),而不管什么“情欲”“贪欲”和“权势”的危害。作家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既要顺应历史潮流,促进历史进步,同时他们又是一个特别关注人的情感状态的群体,他们更重视人的良知、道德和尊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艺术地体现出来。如果说历史理性是“熊掌”,人文关怀是“鱼”的话,那么在作家这里这两者都要。作家看世界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在政治官员、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看来,为了历史的进步,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伤害一些人的情感,损害一些人的尊严,甚至牺牲一些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难道为了历史的进步就不能付出一些代价吗?但在作家看来,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人的生存高于一切,为了历史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令人万分感伤的。在某些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看来,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要弃旧图新,就要“缴学费”,种种社会的负面现象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作家看来,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切负面现象都是丑恶的,都在揭露批判之列。“熊掌”,要!“鱼”,也要!两者应“得兼”。这就是真正作家面对现实的独特视角。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为了历史进步的社会改革都必须以人的良知、道义为基础,同时又认为任何人的良知、道义也要符合历史潮流的运动。

因此,真正的作家总是面临一个“困境”: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背反。在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而应是亦此亦彼。他坚持历史进步的价值理想,他又守望着人文关怀这母亲般的绿洲。新的不一定都好,旧的不一定都不好。他的“困境”是无法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进行选择,而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徘徊。而且这种“困境”是他所情愿的,是作家的一种特性。于是他对一切非历史和非人文的东西都要批判,于是他悲天悯人,于是他愤怒喊叫,于是他孤独感伤……可惜的是中国当代正面反映改革现实的三种范式,要么缺失人文关怀(第一种),要么缺失历史理性(第二种),要么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双重缺失(第三种),这不能不引起作家们的深思。这样,我认为呼唤第四种艺术范式,提出“历史—人文”辩证矛盾的精神价值取向,就变得十分必要了。我们提出的这一范式的特点在于困境的“还原”,既不放弃历史理性,又呼唤人文精神,以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重光束烛照现实,批判现实,使现实在这双重光束中还原为本真的状态。在价值取向上则是历史理性中要有人文精神的维度,人文精神中则要有历史理性的维度。

这第四种范式并非凭空提出来的。我们觉得苏联时期一些优秀作家的创作实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人与自然的斗争,是历史与人文展开的重要方面。人当然不能屈服于自然的**威之下,改造自然是改善人的生存状况所必需的,属于历史理性的必然选择。作家不应站在这一历史维度之外,单纯地指斥人们征服自然给人类带来的坏处。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是作家又必然要关注改造自然中是不是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不是伤害了人的感情和生存方式。两个方面处于辩证矛盾中。苏联著名作家拉斯普京发表过一部题为《告别马焦拉》的小说。马焦拉是安加拉河上的一个小岛。春天来了,马焦拉岛上的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等待一件事情的发生:这里要修建水电站,水位要提高几十米,全岛都将被淹没。年轻人站在“历史理性”一边,他们渴望现代化的新的生活,离开这个小岛出去见世面,去过更富有的日子,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作家肯定了他们的弃旧迎新的生活态度。但是老年人却差不多都站在“人文关怀”这一边,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岛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亲切的、温暖的,不可或缺的;这里有他们绿色的森林,有他们宁静的家园,有他们的初恋之地,有他们眷恋着的一切。达丽亚大婶对她的孙子安德烈说,你们的工业文明不如旧生活安定,机器不是为你们劳动,而是你们为机器劳动,你们跟在机器后面奔跑,你们图什么呢?作者同情、理解他们,认为他们的怀旧情绪是美好的,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作者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中徘徊,在“新”与“旧”中徘徊。新生活必然要取代旧生活,然而旧生活就没有价值吗?现代工业文明会使人变成机器,而素朴的母亲般的田园和传统的良知、道义的绿洲则会使人更像人。这种范式是在乔光朴与黄志亮之间保持张力,在“葡萄园”与现代工业之间保持张力。

人与战争的关系,是历史与人文展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战争当然有历史的维度,这就是战争的正义性问题。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人人都要有敢于牺牲的精神,要有坚强不屈的精神,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作家又不能不体察到,不论是什么战争,都是要死人的,都是要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创伤是难以磨灭的。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肖洛霍夫的著名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但这篇小说已有许多评论。这里还是来看一看写了《告别马焦拉》的拉斯普京,如何运用同样的范式来写战争。小说《活着,可要记住》(1974年)是他的又一成功之作。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却别开生面。故事发生在苏联的卫国战争接近胜利的最后几个月。安加拉河旁的一个村子,集体农庄庄员老古塔科夫家突然丢失了一把老式斧子,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却引起了他们一家人的注意,让他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是老古塔科夫的儿子古塔科夫·安德烈在前线受伤,他在一个医院治愈了他的伤后,本应重返前线效力,但他却潜回故乡,成了可耻的逃兵。斧子就是他拿走的。安德烈深知逃兵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不敢公开露面,他躲到安加拉河对岸暂时无人住的过冬的房子里。他的妻子纳斯焦娜猜到是她丈夫回来了,但她没有想到是如此回来的。可她还是与她的丈夫偷偷幽会,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安德烈不许她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小说的主要人物是纳斯焦娜。作家展开了对这位心地善良、感情丰富的妇女内心斗争的细致描写。自从丈夫逃回来之后,她的生活乱了。她希望她丈夫能活着回来,但她所期待的见面不是这样的胆战心惊的幽会。她感到不安、羞愧、有罪,但她没有想揭发她的丈夫,她甚至可怜他。尤其在她多年不育现在却怀孕之后,她更感到愧对那些丈夫已经在前线牺牲或丈夫仍然没有回来的同村的姐妹。她开始疏远大家。她处处怀疑人们知道她的秘密。她内心的斗争更激烈:

喏,纳斯焦娜,拿去吧,别给任何人看见。在人们之间,你只能保持孤独,完全保持孤独,不能跟任何人说话,不能哭泣,凡事都只能藏在心里。往后,那往后怎么办呢?

她点头责备自己:瞧,你到了什么地步啦,以前要心里痛快,就到人群里去;如今,正相反,却逃出人群。她心头的痛感已感到麻木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她的呼吸中夹杂了哀怨而痛苦的呻吟。

在战争结束那天,村里开会庆祝胜利,她的感情更复杂,她为反法西斯的胜利而高兴,但同时她更感到无地自容:

纳斯焦娜走进她住的边屋,换了衣服。她的心早在田间就飞腾狂欢起来了,此刻仍在激动不已,渴望着到大庭广众中间去。但是有个声音喊她别去,一口咬定这并非她的节日,并非她的胜利,她跟胜利毫无关系,最下贱的人都有份,就是她没有。

她听到了歌唱胜利的歌声,她更为激动,内心的矛盾也更加激烈:

纳斯焦娜愈加心如刀割,心弦欲断。但她虽则痛苦不堪,却又一阵阵欲有所为,有所向往,有所追求。她从屋里走到院中,朝板墙外一探身,发现了村街尽头的游行人群。但为了避免看清楚里面都有谁,她没有去细看,就转身回屋了。她转念间想起了安德烈,不过这想念伴随着一股意外的怨气;是安德烈,是安德烈连累了她,使她无权跟大伙一样欢庆胜利。继而她又想,等安德烈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时,一定会更加难受、自怜自悯的。想到这里,她立刻冷静下来,心软起来,可怜起安德烈来,尽管依然夹带着一些恼恨情绪。她突然想去找他,跟他待在一起。人们在普天同庆,唯有他们俩该靠边站。

“一点也不该靠边站。”她委屈地抗议道,为自己辩护着,要争取重返人间。“怎么,战争期间我没有干事,没卖力气?为换来这一天出力比别人少吗?不,现在就出去,现在就出去。”纳斯焦娜一个劲地催促自己,可又原地不动……

纳斯焦娜内心的极度矛盾得不到解脱,终于在绝望中投河自杀,安德烈闻讯后逃往深山。村子里的人在埋葬了纳斯焦娜后,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妇女们哭了几声,觉得纳斯焦娜怪可怜。不难看出,小说向历史和人文两个维度展开艺术的思考。卫国战争是保家卫国的战争,是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任何人对祖国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神圣的历史责任,临阵脱逃就是背叛,就沦为历史的罪人,最终都会受到谴责和惩罚的。逃兵安德烈最后逃往深山,与野兽同群,不能见人,就是应得的“惩罚”。纳斯焦娜感到自己欺骗了大家,感到压力,感到羞愧,最终感到绝望,感到生活不下去,这也是历史的铁一般的原则给予她教训的结果。但是,很明显,作品在充分展开这个原则的同时,另一个原则,即人文的原则也在作品的人物身上展开。特别是在纳斯焦娜的身上,展开了“历史原则”与“人文原则”的激烈冲突。作家并没有把同情、保护作为逃兵的丈夫的纳斯焦娜当作“反面人物”来写,而是以他的生花妙笔细致地揭示了她的内心矛盾。对于她的善良,她的勤劳,她的富于人性和牺牲自己的品质等,作者都给予了充分的抒情性的笔墨,而并不是一味谴责她。作者拉普斯京说:

我不完全同意批评家认为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的主要人物是个逃兵的看法。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娜斯焦娜。我一动笔就一心要表现这样一个妇女,她富有忘我的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心地善良……为了更充分地表现她的性格,必须把这个妇女置于一种特殊的环境,让她内心的一切显示出来。我决定最好是把她置于战争的环境,就像小说所发生的情况那样。[5]

的确,作家是把纳斯焦娜作为主要的人物来写,而且不仅如此,还把她作为一个富有人性和人性光彩的人物来写,把她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来写。作家自觉不自觉地通过纳斯焦娜的内心冲突,展示历史责任的呼声与人文关怀的理想的对立和斗争。纳斯焦娜在安德烈作为逃兵出现后,始终面临“困境”:一方面,她作为一个公民,祖国的责任始终在她心中跃动,使她不安,使她羞愧,使她感到自己自外于人民,这是历史的呼声,而且这呼声一再在她心中像号角般响起;可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个妻子,对安德烈的爱情以及怜悯之情,她无法割断与丈夫的联系,特别是丈夫处在“困难”中,需要她的帮助,她不能不理睬,不能不对他倾注情感,她的善良的心不能不这样做,这是人文的力量促使她如此去行动。这样,历史的向度和人文的向度在她内心分裂为两种不同的力量。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或许有人认为纳斯焦娜还有别的选择,为什么非把自己置身于这种困境中呢?让我们听听作者自己的解释:

现在谈谈娜斯焦娜。读者准备好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她本人告发自己的丈夫,或者她迫使他出面认罪。可是娜斯焦娜既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那样做。而我应当加以证明,通过证明,让读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的行为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如果她照另一种方式行事,这已经是另一篇中篇小说了,小说也应当由另外的作者来写。我觉得,我能够证明娜斯焦娜行为的必然性。[6]

事实上,作家已证明了纳斯焦娜的行为的必然性。作家通过纳斯焦娜内心活动的真实描写,特别是她的为人处世的真实描写,证明了纳斯焦娜只能有这样一种选择,而没有其他的选择。这里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作者说,如果小说照她的另一种方式行事,那么“应当由另外的作者来写”,这就清楚地说明纳斯焦娜的内心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社会人格结构中历史力量与人文关怀这两个维度的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纳斯焦娜”不过是作家的另外一个“自我”。作者不能不选择这种“困境”范式。

如果说,上面我所分析的这部作品,作家有很强的自觉性,作家是“自觉地”进入这种“战争/人”的“困境”范式的,或者说“困境”范式是他们的审美意识的自觉的追求。但有的作家也可能在不自觉地“陷入”这种“困境”的范式,这样作品的“困境”范式就是一种不自觉的甚至是无意识的选择。这类作品范式重要的是要有“真实性”的品格,只要真实,那么即使是“不自觉”,也能达到同样的艺术效果。

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美国作家米切尔的著名小说《飘》。玛·米切尔(1900—1949年)的小说《飘》取材于美国著名的南北战争。发生于1861—1865年的那场战争,实际上是北方的“自由劳动制度”与南方的“奴隶制度”之间的两种制度的斗争。农奴制度是美国南部农业社会的基础,这一制度妨碍了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南北之战对南方联军来说,是阻碍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这在历史上已是确定不移的。《飘》的作者本意是站在南方农奴主的立场,反映那场战争和战后南方重建的现实。这样作品的历史观就成了问题,甚至可以说,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样一部鼓吹历史倒退的作品,在1936年问世后竟立即风靡全国,六个月内发行达一百万册,到1949年作者逝世时,此书已在四十多个国家销售八百万册,到20世纪80年代,已增加到二千五百万册,这看起来不是有点奇怪吗?当然这与后来小说被成功地改编为电影并获奥斯卡奖有一定关系,也与小说的言情性质有一定关系,但我认为这都还不足以使小说如此被大家所欣赏。根据我的考察,我认为小说的成功还是与它的历史维度与人文维度的悖论所形成的艺术张力有关。作者从主观上虽然是站在南方农奴主的立场美化南方庄园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但在作品中实际表现出来的比这要复杂和丰富得多。作品实际上是不自觉地但却真实地表现了“多重”的“历史呼声”与“人文关怀”的冲突,从而使小说获得了丰厚的思想和艺术内涵。作品通过塑造一系列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思嘉和瑞德这两个复杂的人物形象,起码展现出三重的“历史”与“人文”的悖论。

首先,在南北战争中,北方虽然站在“历史进步”这一面,解放农奴的确是发展解放生产力的进步之举,但北方人战争中对南方人的极为残酷的屠杀和战后的血腥统治,是“非人文”的;反过来,南方人虽然想坚持农奴制,但倒很有人情味。作品充分展现南方的黑奴与主人之间的和谐、互助关系,这只需看看作者对思嘉的庄园内部那些黑奴如何与主人“共命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了。这样的“历史进步”却非“人文”,而“人文关怀”却非“历史”,这个悖论给人以深刻的反思。因为,自小说发表以来,人们就生活在这样荒谬的充满悖论的世界里,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共鸣。

其次,作品在客观上又反映出“历史进步”的必然,但这“历史进步”必然又不能不伴随“占有”“掠夺”“罪恶”等,即反“人文”的东西。作者着力刻画的思嘉和瑞德这两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的复杂性,就充分地揭示了这一点。这两个人物身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与作为没落的农奴主的艾希礼不同,他们是南方社会中最具有历史感的人物,他们看到北方的胜利、南方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北方有着先进的生产力。在威尔克斯庄园的野餐会上,男人们争论着战争,大家都觉得南方必胜,唯有到过北方的瑞德不这样看:

先生们,你们有没有人想过,在梅森—狄克森线以南,没有一家大炮工厂?有没有想过,在南方,铸铁场那么少?或者木材场、棉纺厂和制革厂那么少?你们是否想过,我们连一艘战舰也没有,而北方佬能够在一星期之内把我们的港口封锁起来,使我们无法把棉花运销到国外去。……我们有的只是棉花、奴隶和傲慢。他们会在一个月内把我们干掉。

而在那么多人反对瑞德的论调的时候,只有在一旁偷听的思嘉“却有某种无名的意识引起她思索,她觉得这个人所说的话毕竟是对的,听起来就像常识那样”。唯有一个女性认真思索并同意瑞德的看法。他们是南方具有“资本主义进步”意识的“精英”。这还表现在战后重建经济的活动中,他们都是最会运用资本主义的机制,以最艰苦的精神最快富裕起来的人。但这样的一对虽然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家庭,却享受不到幸福。其原因就是他们身上的“人文”太少。以思嘉来说,她一生的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支持她的精神的是三样东西:爱情、土地和金钱。然而她对这三种东西的态度,并不是“生存式”的需要,而是“占有式”的“掠夺”,她对艾希礼的爱情始终是一种盲目的“占有”的欲望,就是想尽一切手段(甚至可耻的手段)把他弄到手,愈是难于实现,就愈要实现,但艾希礼是不是真的爱她,或者艾希礼真的爱她了,又会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则并非她所关心的事情。对土地和金钱的态度也是如此。她完全被自己的欲望所“异化”,成为欲望的机器。这样,在必要的时候,她甚至可以像出卖“物品”一样地出卖自己,如为了弄到庄园所必须交的税款,她竟在一夜之间,不同任何人商量,不惜损害自己的妹妹,就同其妹妹的未婚夫、自己所不爱的人弗兰克结婚,连一点人性也没有。瑞德的具体情况与思嘉有所不同,但其投机取巧,诡诈狡猾,损人利己,乘人之危等,与思嘉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历史感超过了书中所有的人物,可他们对“人文品格”的丧失也超过了书中所有的人。这样,他们性格的多重性就表露无遗。通过他们性格的多重性所反映的现实就获得了真实而丰厚的内涵。艺术的创造性也就隐含其中。

最后,“历史”与“人文”的悖立还反映在思嘉、瑞德这两个人物与媚兰等人物的对比上面。作为缺乏历史感的艾希礼的妻子在作者的笔下是“仁慈”的化身。她心胸的博大,性格的善良,感情的纯洁,待人的宽容,处事的诚挚,爱情的忠贞等,无处不显示出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她的“人文品格”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历史变动时期,在遇到困难或机会的时候,她彷徨等待、无所作为、没有活力、没有力量,又是一位最软弱、苍白的人物。作者情不自禁地赞扬她的美德,她简直是思嘉和瑞德的一面镜子,让思嘉和瑞德在这面镜子面前,感到羞愧。但在他们的“历史”(生活)的重要关头,作者却又把赞美之词给予思嘉和瑞德,他们虽然“不道德”,甚至投机取巧,不择手段,但他们无论在如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们都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有豁得出去的冒险和牺牲精神,有那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心和能力。例如,在北军占领了亚太兰大之后,他们偷来了马车,在战火纷飞中,在尸横遍野中,冒着重重危险,拉着在马车中呻吟的媚兰和她刚出生的孩子,返回庄园。回到庄园后,面对被战争摧残得面目全非的家,思嘉又以极大的魄力和不怕吃苦以及战胜困难的精神,在绝境中重整家业,并适应资本主义在南部的发展的机遇,独立地创出了一个天下,从这点上看,他们更像一个新时代的“新人”。因此,反过来,思嘉和瑞德简直又是媚兰和艾希礼的一面镜子,让媚兰和艾希礼在这面镜子面前自叹无能,并映照出他们作为农奴主的代表的不可逆转的没落的必然性。作品客观上通过人物性格的对比,艺术地写出了“历史精神”与“人文关怀”这两者的悖立,这就使作品既非对历史进步的简单歌颂,又非对人文精神的一味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