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那位曾对永王东行报以期许，哪怕只是些许希望的河南抗贼将领张巡来说，“永王之乱”对于他和他的军队又将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在“永王之乱”结束后，已退至睢阳的张巡仍旧在那里与叛军对抗了大半年。不过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肃宗几乎没有为张巡送去任何来自南方的支援。这并非南方没有可以支援的军队，至少季广琛的军队就是极重要的一支，但我们看到，肃宗没有这样做，他更愿意将季广琛的军队留在南方。此外，其时御史中丞宋若思似乎也曾受命欲率吴兵三千救援河南。[156]但这位帮助李白脱离牢狱之灾的官员在随后看来也没有立即赶赴河南[157]，反倒是借李白之手向肃宗上达了欲都金陵的表章。[158]直到至德元载八月，肃宗才正式任命宰相张镐都统江淮诸军北上救援重围中的睢阳。但我们知道，当张镐一行到达睢阳时，睢阳城已陷三日矣。

乾元元年五月，高适这位几乎全程经历“永王之乱”，也几乎全程见证睢阳之役的著名诗人[159]，终于在成功履行了肃宗对他的任命后被召回长安。在其途径睢阳城的时候，他特意写下了一篇《祭张巡许远文》。我想，无论对于高适还是其他很多士人来说，“东巡”的记忆不会只蜕化为一段无足轻重的哀思，但它也许永远不会像人们纪念睢阳一样，令人心生下述这番壮士扼腕的感叹：

只是讽刺的是，就在高适写下祭文的半年前，长安城内却还在为张、许的是非功过争论不休。这种吊诡的气氛也许注定了，尽管“永王之乱”已经平息，但更大的悲剧却还将在肃宗朝继续上演。

[1] 见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099～1121页。近年来对永王事件进行讨论的文章还有张振：《唐永王璘事件考辨》，《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此外，在两部探讨安史之乱前后政权结构的论著中，对永王事件也有较多涉及，它们分别是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六篇《唐肃宗时期的中枢政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林伟洲：《安史之乱与肃代二朝新政权结构的开展》第三章《肃宗灵武自立与唐室政权转移》，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

[2] 《新唐书》卷119《贾曾附贾至传》。

[3] 《全唐文》卷366贾至《玄宗幸普安郡制》。该制又收入《文苑英华》卷462、《册府元龟》卷122《帝王部·征讨》。《唐大诏令集》卷36作《命三王制》，第155页。《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亦有该制的记载。《唐大诏令集》的文本与《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全唐文》三者相差较大，本文采用《全唐文》的文本，并参校《唐大诏令集》等。

[4] 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85页。

[5] 《唐大诏令集》卷79《銮驾到蜀大赦制》，第455页。《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八月”条均载赦文颁布的时间为“癸未”（二日），《新唐书》卷5《玄宗纪》作“壬午”（一日），现从二日之说。参看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85页。

[6] [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1110页。

[7] 《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8] 《旧唐书》卷111《房琯传》。

[9] 贺兰进明所谓刘氏等人为房琯“私党”之说并非子虚，因为刘秩与邓景山都是后来由房琯担当统帅的陈涛斜之战中后者辟署的重要僚佐。（参见《旧唐书·房琯传》《新唐书·房琯传》）又《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胡注以为房琯私党“盖指李岘、李承（成）式、邓景山等”，误。

[10] 刘秩是一代“名儒”（《新唐书》卷78《宗室传》），刘汇是刘秩之弟（《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而邓景山则以“文吏见称”（《旧唐书》卷110《邓景山传》）。

[11] 《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

[12] 《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

[13] [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1113页。

[14] [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1107页。

[15] [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1109页。

[16] 《唐大诏令集》卷38贾至《册汉中王瑀文》，第172～173页。据冈野先生考证，册文的时间可能略误，不过李瑀被封为汉中王应该是到达汉中以后之事则应该是没问题的。（见《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1107页）

[17] 《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让皇帝宪传》称“宪子十九人”，现从旧传。

[18] 《旧唐书》卷95《睿宗诸子·皇帝宪传》。

[19] 《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延王玢传》。

[20] 《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延王玢传》。

[21]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

[22] 参见张振：《唐永王璘事件考辨》，《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2页。

[23] 参见林伟洲：《安史之乱与肃代二朝新政权结构的开展》，第46页。

[24] 据《新唐书》卷202《文艺中·萧颖士传》载，在安禄山将领进攻南阳，但潼关尚未失守时，萧颖士就已对时守襄阳的源洧言：“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八月”条则载潼关失守后，“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皆（扶风太守）薛景仙之功也”。

[25]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

[26] 《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永王璘传》。

[27] 《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永王璘传》。

[29] 《苑咸墓志》的拓片首次揭载于《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杨作龙等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并收录郭茂育《唐苑咸墓志考释》一文（第147～157页），已对墓志内容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后胡可先先生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上的《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第57～67页）一文，进一步对该墓志所涉及的开元天宝年间政治、学术诸问题作了探讨。

[30] 胡可先：《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67页。郭茂育《唐苑咸墓志考释》则言：“在李璘割据江陵期间，苑咸时任安陆郡太守，被迫到扬州赴任，因患疾病，当时未能成行。后到任不久，于至德三年卒于扬州官任。”（《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第155页）似对墓志文意理解有误。

[31] 《李太白全集》卷11，第572页。参看[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1115～1116页。又李白在乱后所作《为宋中丞自荐表》亦言：“遇永王东巡胁行。”（《李太白全集》卷26，第1218页）《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则称赞碑主韦良宰“曩者永王以天人授钺，东巡无名。利剑承喉以胁从，壮心坚守而不动”（《李太白全集》卷29，第1360页）。

[32]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22页。

[33] 参见郭茂育：《唐苑咸墓志考释》，《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第148～149、153页；胡可先：《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64～65页。

[34] 有关庾光先事迹史料记载极略。据《旧唐书》卷187下《忠义下·庾敬休传》载，庾光先为南阳新野人。安史之乱爆发后，禄山迫以伪官，其与兄光烈皆潜伏奔窜。光烈后为大理少卿，光先为吏部侍郎。

[35] 参见《唐刺史考全编》卷195《山南东道·荆州》，第2672～2673页。

[36] 《旧唐书》卷112《李岘传》。

[37] 参见《唐刺史考全编》卷195《山南东道·荆州》，第2673页。亦可参见《新唐书》卷202《文艺中·萧颖士传》。

[38] 有关苑咸的文才及其与李林甫的关系，可参见郭茂育：《唐苑咸墓志考释》，《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第147～149、152～154页；胡可先：《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59～66页。

[39] 此外，苑咸的入幕璘军，也许也有因永王傅窦绍引荐的因素在内。学者的研究指出，苑咸在乱前就与王维交好。（见郭茂育：《唐苑咸墓志考释》，《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第153页；胡可先：《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64～65页）而王维在安史乱前曾作有《给事中窦绍为亡弟故驸马都尉于孝义寺浮图画西方阿弥陀变赞并序》一文。[（唐）王维撰，（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卷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75页]如此来看，同样信奉佛教的苑、王、窦三人可能早在乱前就互相熟知。并且，王维此文的标题显示，窦绍与《神邕传》所载的“韦子春”一样，都是李唐王室的外戚。或疑窦氏本出自玄宗母昭成太后一族，这或许也是玄宗以窦绍为永王傅的一个原因。

[41]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一月”条。

[42] 两唐书《肃宗纪》。

[43] 《旧唐书·玄宗纪》、《新唐书·玄宗纪》、《旧唐书·肃宗纪》、《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八月”条。

[44] 《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卷10《肃宗纪》，《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八月”条。

[45] 《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八月”条皆作己亥（十八日），《新唐书》卷5《玄宗纪》作庚子（十九日），现从十八日说。

[46] 《唐大诏令集》卷30贾至《明皇令肃宗即位诏》，第117页。

[48] 《唐大诏令集》卷36，第155页。

[49] 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86页注2。

[50] 参见林伟洲：《灵武自立前肃宗史料辨伪》，《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8年，第449～463页。（转引自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277页注1）

[51] 亦可参见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85页。

[52] 《册府元龟》卷759。

[53] 玄宗于八月中旬得知肃宗即位之事。而身处淮南的萧颖士至晚在十月也已知晓了肃宗的即位，在其时萧氏所作的《与崔中书圆书》中，就有“灵武、太原，虽称官军甚盛”之语。有关此书的讨论，详见下文。江淮一带得知肃宗即位的消息，主要归功于河北采访使颜真卿。据《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载：“颜真卿以蜡丸达表于灵武。以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并致赦书，亦以蜡丸达之。真卿颁下河北诸郡，又遣人颁于河南、江、淮。由是诸道始知上即位于灵武，徇国之心益坚矣。”此段论述本自殷亮《颜鲁公行状》的记载：“肃宗之在灵武也，公前后遣判官李铣及马步军张云子，以蜡为弹丸，以帛书表，实于弹丸之内，潜至灵武奏事。有诏以公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又于丸内奉敕书。及即位改年赦书至平原，散下诸郡宣奉焉。又令前监察御史郑昱奉赦书，宣布河南江淮，所在郡邑，风从不疑，而王命遂通，则公之力也。”（《全唐文》卷514）

[54] 可参见下文的相关论述。

[55] 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86页注2。

[56] 《全唐文》卷323。从书中“首冬渐寒”一语及所叙事迹来看，此书当作于至德元载十月。

[57] 有关玄宗《命三王制》及《銮驾到蜀大赦制》两文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可参看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中的相关讨论，第262页。其中还引用了《全唐文》卷322萧颖士《为李中丞贺赦表》一文为例。

[58] 正如学者的研究所揭示的，玄、肃二元格局的存在是以玄、肃两方都互相让步、妥协为前提的。就肃宗一方而言，尽管其业已即位并得到了玄宗的册命，但肃宗君臣对玄宗的法统地位仍旧得予以承认，对玄宗的权力也不敢稍有忽怠。（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267～275页）

[59] 《元次山集》卷6《为董江夏自陈表》，第85～86页。

[60]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一月”条胡注。

[61] 参见顾农：《关于高适“南出江汉”的一点推测》，《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28页。

[62]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一月”条。

[63] 李岘去世于代宗永泰二年（766）。在其去世后由李华所作的《故相国兵部尚书梁国公李岘传》中，对他与永王过从的这段经历也几乎没有描述，只言：“权臣所排，出守零陵。再迁御史中丞荆州等五道副元帅，征为宗正卿、凤翔太守。”传记这样的处理方式，应当是出于李岘亲人的意愿。这篇传记的作者为当时的名士李华，李华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几乎一直屏居江南，《新唐书》卷203《文艺下·李华传》称：“（华）晚事浮图法，不甚著书，惟天下士大夫家传、墓版及州县碑颂，时时赍金帛往请，乃强为应。”因此李岘传记很可能是李华受前者亲人委托创作的。这篇传记应该不是《旧唐书·李岘传》的史料来源，所以后者的简笔原因也许是官方史馆人员的行为。但不管如何，至少从李华的《李岘传》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李岘亲人刻意忽略李岘与永王过从这段经历的行为。

[64] 参见林伟洲：《安史之乱与肃代二朝新政权结构的开展》，第48页。

[65] 《资治通鉴》这两段记载的史料来源应该是两唐书的《第五琦传》。但有趣的是，旧传只载第五琦与玄宗事，不及肃宗。相反，新传却将第五琦谒见与被任命之事全系于肃宗名下。我推测，很可能是欧阳修既看到过第五琦谒见玄宗，也看到过其谒见肃宗的史料，但他却误认为两说如果并存就必然矛盾。由于第五琦在永王事件后明显受到肃宗的提拔和器重，所以关于第五琦向肃宗献策，并在此后为肃宗筹措江淮财赋的论述应该是可信的。因此，欧阳修就误认为旧传的记载是误将谒见肃宗之事错成了谒见玄宗，从而将谒见与被任命之事全部系于肃宗名下。其实，旧传的资料是相对原始可靠的。《资治通鉴》兼采两说，并将第五琦被任命为“江淮租庸使”一事系于玄宗所为，而“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的任命则系于肃宗名下，我认为司马光的这一编撰方式是可取并有识见的。

[66] 《李太白全集》卷29《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第1360页。

[67] 《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考异》。

[68] 《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二月”条。《唐国史补》卷上系李翰撰《张巡传》并“上之”的时间为“上元二年”（第19页），现从《资治通鉴》。

[69] 《全唐文》卷430《进张巡中丞传表》。

[70]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2，第73页。

[71] 《集古录跋尾》卷7，收入《欧阳修全集》，第1179页。

[72] 《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考异》。

[73] 《资治通鉴》就是将是书系于“至德元载七月”条《考异》中的。

[74] 《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考异》。

[76] 参见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84～85页。

[77] 《李太白全集》卷9，第478页。

[78] [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1116页。

[79] 《李太白全集》卷8，第429页。

[80] 《永王东巡歌》第九、第十首表达扫静胡尘、收复疆土的意愿更加明显：“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第433页）“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第433～434页）

[81] 《李太白全集》卷11，第555～556页。

[82] 参见《新唐书》卷202《文艺中·萧颖士传》。然其叙述时序颇有紊乱之处，可同时参看萧颖士自作的《与崔中书圆书》（《全唐文》卷323）及其死后其友人李华所作的《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全唐文》卷315）两文。

[83] 《全唐文》卷409崔祐甫《为皇甫中丞上永王谏移镇笺》。

[84] 墓志和行状、传记的区别在崔祐甫与永王事件的关系中就体现出来了。墓志深埋于地下，本不希冀有对外宣扬墓主生平的意义，故而反可以花笔墨去描写某些上层政治斗争的内容。而这在明显要提交给官方的行状或拟传之于后世的传记中就会处理得比较晦涩，甚至避而不谈。所以说，尽管墓志、行状、传记都是为了对传主等予以赞美，但因创作目的和受众的不同，它们各自宣传的侧重点还不一样，于是就导致了某些可以在墓志中表达的内容不一定能在行状等中反映出来，反之亦然。

[85] 《旧唐书》卷148《权皋传》。

[86] 《旧唐书》卷154《孔巢父传》。

[87] 《全唐文》卷315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

[88] 《唐代墓志汇编》收有此方墓志的录文，录文此句作：“公励元戎以断恩，激平察以扶义。”（建中004，第1823页）但此句在《全唐文补遗》第四辑中则录作：“公励元戎以断恩激卒，乘以扶义。”（第63页）此处句读、文字皆从《全唐文补遗》。

[89] （宋）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6页。

[90]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条胡注：“方镇位任等夷者，平牒。”

[91] （唐）高适著，孙钦善校注：《高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25页。注称：此表作于至德元载十二月。按高适于至德元载十二月九日才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所以此表更可能是作于至德二载正月。

[92]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条“丹阳”亦作“丹徒”，不过“丹徒”正是丹阳郡的治所，所以胡注此条亦以为：“丹徒县带润州丹阳郡。唐未尝以丹徒名郡。”《新唐书》卷6《肃宗纪》系“丹徒郡（丹阳郡）太守阎敬之及璘战于伊娄埭，死之”的时间为至德元载十月，误。

[93]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条并未记载啖廷瑶诏讨一事。而从《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永王璘传》的叙述语序来看，肃宗派遣宦者啖廷瑶等与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谋招喻永王璘之事，似发生在李希言平牒璘并导致璘攻击希言和成式事后。但若肃宗是在得知璘已攻击江淮的消息后才派遣啖廷瑶等来江淮与李成式合计诏讨的，恐怕未及发生此后啖氏等人在扬子、瓜步等长江沿线的布防工作，璘就已经派兵越过长江了。所以啖氏等应该是早于永王水师抵达江东前就已来到江淮了。

[94] 《唐大诏令集》卷39《降永王璘庶人诏》，第180页。《唐大诏令集》题作“诏”，现据《全唐文》卷38改“诏”为“诰”。

[95] 因为这份制书不仅早已成为安禄山叛乱时期众人行事的依据，而且一旦对永王出镇江陵之事也作出否定，那就意味着在永王的“罪过”中，负首要责任的就是玄宗本人。玄宗当然不会这样自曝其“罪”，而且这样岂不是又给了已在玄、肃之争中取得关键性胜利的肃宗进一步打压他的口实。

[96] 参看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86页。

[97] 《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

[98] 《旧唐书》卷98《源乾曜附源洧传》。

[99] 《旧唐书》卷98《源乾曜附源洧传》作“兵部郎中”，现据《旧唐书》卷137《徐浩传》改为“宪部”。

[100] 参见《全唐文》卷445张式《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彭王傅上柱国会稽郡开国公赠太子少师东海徐公神道碑铭》、《旧唐书·徐浩传》、《新唐书·徐浩传》。宋人陈思《宝刻丛编》卷8录《唐太子太傅庾光先碑》称：“唐徐浩撰，史惟则书，永泰二年。”（不过据崔行宣《唐左金吾判官前华州司户参军李公故夫人新野庾氏墓志铭并序》载，庾光先死后赠官为“太子太师”[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5，第908页。核实图版，确为“太子太师”，见吴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四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又《旧唐书》卷118《庾准传》载：“父光先，天宝中，文部侍郎。准以门入仕，昵于宰相王缙，缙骤引至职方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据庾光先“太子太傅（或太子太师）”之衔，及其子庾准得以门荫入仕来看，庾光先在安史乱后的身份当不低。有趣的是，《庾光先碑》正是由徐浩所撰，这不知是否因两人同在襄阳的这段交往经历所致。

[101] 《全唐诗》卷138，第1400页。

[102] 而和李岘的情况一样，《徐浩神道碑》及《旧唐书·徐浩传》、《新唐书·徐浩传》对他在江汉的这段经历描述得也都相当简略。

[103] 参见下文的分析。

[104] 这里便牵涉到玄宗何以要以永王璘而非其他亲王出任江陵大都督的原因。虽说玄宗时代的亲王遥领节度大使或大都督只有名誉而无实权，但因为这层关系，遥领地的官员与其亲王终有一种胜于他人的亲昵感。这就是肃宗在与玄宗分道之初，尚不知何去何从时，其子建宁王倓向其建议投往朔方时说的一个理由：“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倓略识其姓名。”（《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条）而永王璘与肃宗一样，其实也早在开元十五年就已经遥领荆州大都督了。实际上，盛王琦也是在此时被授予遥领扬州大都督的。（见《旧唐书·玄宗诸子传》、《全唐文》卷22玄宗《授庆王潭等诸州都督制》）但与盛王不同的是，当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禄山军队攻陷东京、进逼潼关时，玄宗已经有过“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以江陵长史源洧副之；颍王璬为剑南节度使，以蜀郡长史崔圆副之”的设想，只是当时二王并未出阁。（《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所以当潼关被克、玄宗幸蜀时，他颁布《命三王制》令永王出镇也并非逃亡途中的突发奇想，而是之前在玄宗心里已经有一个令诸王出镇的构画了。

[105] 有关《旧唐书·肃宗纪》的史料来源，可参见[英]崔瑞德：《唐代官修史籍考》，第220页。

[106] 《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江南道》：“至德二载正月十六日，置江宁郡。”时间略有不同。《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记置江宁郡的时间为“至德二年二月”，略误。据《唐会要》、《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润州》等记载（第594页），至德二载于江宁县所置当为江宁郡，而非金陵郡。

[108] 此是三个月前萧颖士在写给宰相崔圆的书信中所描述的江淮军事情形，书中还说：“江淮三十余郡，仅征兵二万，已谓之劳人。”（《全唐文》卷323《与崔中书圆书》）虽说萧颖士此论并非针对永王而发，但也确实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江淮的军事面貌。

[109]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条。

[110]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条。

[111] 肃宗诏回韦陟的原因本传没有交代。如果韦陟最初被肃宗任命的是“江东采访使”，那么就是接替原采访使李希言。而如果肃宗已经知晓了李希言决意拥护他的态度，那么确实就没有必要再另遣韦陟赴任了。不过这一说法仅仅是一种推测，并且，我们也许没有必要过于凿实韦陟是否先被任命为“采访使”，后又被改任为“节度使”；或者，采访使的任命是否在“灵武”，而“节度使”的任命已在“凤翔”，等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肃宗对韦陟的第二次任命应该是发生在听闻永王起兵消息之后，也就是说，这一任命，以及韦陟的二度赴任都是很仓促的事情。

[112] 有关其时颍川太守的任命情况，可参见《唐刺史考全编》卷59《河南道·许州》，第838～839页。

[113] 《旧唐书》卷111《高适传》。

[114] 《旧唐书》卷92《韦安石附韦陟传》。

[115] 不过与《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永王璘传》的记载不同，《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永王璘传》和《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二月”条则均载李铣有兵“千余”。

[116] 《旧唐书》卷92《韦安石附韦陟传》。

[117] 李璘在击斩丹阳太守阎敬之后，已经成功进驻丹阳治所丹徒县，有关此问题可参见《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二月”条《考异》。

[118] 《旧唐书·永王璘传》和《新唐书·永王璘传》前称李璘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后又称季广琛背离永王，一人便携带了步卒“六千”趋广陵。不过我们也不用过于凿实这些士卒的人数和其间的矛盾，总的来看，季广琛离开永王时带走了永王军队的大部应该是事实。

[119] 《李太白全集》卷24，此诗又名《南奔书怀》。萧士赟云是伪作，此从王琦之说，当为太白之作。第1141、1144页。

[120] 《全唐文》卷352。季广琛，史文多作“李广琛”，两者实为一人。

[121] 《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元年十二月”条。

[122] 《唐会要》卷76《贡举中·制科举》。

[123] 《旧唐书》卷108《崔圆传》。

[124]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卷6《器奇》，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2～63页。原文作“李广琛”，《太平广记》卷231《器玩三》“宋青春”条引此条改作“季广琛”，第1770页。

[125] （唐）戴孚撰，方诗铭辑校：《广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2页。此条辑自《太平广记》卷303《神十三》“季广琛”条，第2402页。

[126]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35～236页。

[127] 《全唐文》卷367贾至《授李广璨江南防御使制》。“李广璨”当为季广琛之误。

[128]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二月”条。

[129] 《李太白全集》卷29《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第1360页。

[130] （宋）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5《志气门》引蔡宽夫诗话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1] 《李太白全集》卷24《南奔书怀》，第1141页。

[132] 《旧唐书》卷92《韦安石附韦陟传》。《新唐书》卷122《韦安石附韦陟传》作：“陟表广琛为历阳太守。”历阳当为“丹阳”之误。

[133] 《全唐文》卷367贾至《授李广璨（季广琛）江南防御使制》。制文中的“建康”就是指永王此次移镇的“江宁”或通指江宁所在的丹阳郡，而“长洲”则是指代其时的江东采访使治所吴郡。据《新唐书》卷149《刘晏传》载，避地襄阳的刘晏在拒绝永王的辟属后，被肃宗“诏拜（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晏至吴郡而璘反，乃与采访使李希言谋拒之。希言假晏守余杭（杭州），会战不利，走依晏。晏为陈可守计，因发义兵坚壁。会王败，欲转略州县，闻晏有备，遂自晋陵西走。终不言功”。由于永王在江东起事之初就斩杀了丹阳太守阎敬之，而吴郡太守、江东采访使李希言此时也因“战不利”走依余杭的刘晏，所以这篇制文就是希望季广琛能起到暂时安抚其时正无太守处置的丹阳、吴郡两郡事宜的作用。

[134] 《旧唐书》卷92《韦安石附韦陟传》。

[135] 此处之“历阳”恐怕并非“丹阳”之误，因为一则，除《旧唐书·韦陟传》外，《旧唐书·高适传》也有高适招季广琛于历阳之语。二则，按其时许登所作《润州上元县福兴寺碑》称“肃宗皇帝龙飞朔方，大赦天下，改元为至德，每寺度人，以蕃王室。时润州刺史（丹阳太守）兼御史大夫江南东道节度处置使京兆韦公陟，俾属城大德，咸举所知”（《全唐文》卷441）云云，当时担任丹阳太守的应为韦陟。

[136] 《旧唐书》卷10《肃宗纪》。

[137] 《旧唐书》卷10《肃宗纪》。

[138] 参见《唐刺史考全编》卷156《江南西道·宣州》，第2223页。

[139] （宋）王象之著，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39页。

[140] 袁傪以判官陆渭将前军西讨方清等义军事，可参见宁可：《唐代宗初年的江南农民起义》，《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第54页。而《全唐诗》卷252亦存有王纬等人所作四首《喜陆侍御破石埭草寇东峰亭赋诗》。所以季广琛应该是会陆渭于石埭同破方清军队，并于成功后宴赏于泾县东峰亭，作诗刻石以纪其功。

[141]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142] 参见方诗铭：《广异记》辑校说明，第1、7～8页。

[143] 《全唐文》卷367。

[144] 其实从丹阳、江陵、襄阳、豫章这些郡名上也可知这些制书作于至德二载年底前，因为《唐会要》卷68《刺史上》载：“至德元（二）载十二月十五日，又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唐刺史考全编》卷189《山南东道·襄州》将其中牵涉窦绍、韩洪的两篇制文系于至德元载（第2582页），似提早了一年。

[145] 参见《唐方镇年表》卷4《山南西道》，第650页。

[146] 参见《唐方镇年表》卷6《剑南西川》，第964页。

[147] 参见《唐方镇年表》卷5《荆南》，第680页。

[148] 有趣的是，李白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首诗歌，就写于当时担任宣州刺史、浙西节度使的季广琛府中（《李太白全集》卷35《李太白年谱》，第1612页）。一改之前在《自丹阳南奔道中作》中的“主将动谗疑”，在《宣城送刘副使入秦》中，李白用“秉钺有季公，凌然负英姿”来形容季广琛（《李太白全集》卷18，第862页）。在这里，李白依旧使用了他习惯使用的“秉钺”二字。

[149] 相关史料颇多，这里暂举一例，洪迈《容斋五笔》卷3《萧颖士风节》中曾对比李白与萧颖士在永王事件中的表现：“李太白，天下士也，特以堕永王乱中，为终身累。颖士，永王召而不见，则过之焉。”（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57页）

[150] 《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永王璘传》。

[151] 这就是肃宗随后以原江东采访使李希言的副手元载取代皇甫侁暂时出任豫章太守的外在原因。（有关元载事，参见《旧唐书》卷118《元载传》）不过肃宗弃用皇甫侁也不完全是皇甫侁擅杀其爱弟的原因，更可能地则是要对玄宗有个交代。

[152] 《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二月”条。《旧唐书·永王璘传》和《新唐书·永王璘传》对这一事件的叙述与《资治通鉴》有所不同。《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永王璘传》的记载最为简略，只曰：“（璘）将南投岭外，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下防御兵所擒，因中矢而薨。”《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永王璘传》的记述就已有所不同了，但还是和《资治通鉴》略有区别：“皇甫侁兵追及之，战大庾岭，璘中矢被执，侁杀之。”

[153] 不过也有学者怀疑皇甫侁的“擅杀”永王璘与被弃用一事，均与肃宗的操作有关，矛头则是针对玄宗的。（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279页）

[154] 《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永王璘传》。《新唐书》卷5《玄宗纪》称：“（至德元载）十二月甲辰，永王璘反，废为庶人。”时间有误，当是事后史料被篡改所致。

[155] 《全唐文》卷49代宗《即位赦文》。

[156] 关于此事，永王败后被关押在浔阳（江州）狱中的李白曾作《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浔）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诗。（《李太白全集》卷11，第561～563页）

[157] 因为李白此后又有《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诗、《为宋中丞祭九江文》（《李太白全集》卷22，第1043页；卷29，第1393～1394页），看来宋若思此后依然在南方一带活动。

[158] 《李太白全集》卷26《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第1208～1217页。

[159] 其实高适在淮南节度使任上还曾写过“《与贺兰进明书》，令疾救梁、宋，以亲诸军；《与许叔冀书》，（令）绸缪继好，使释他憾，同援梁、宋”（《旧唐书》卷111《高适传》）。所以他是见证过河南诸侯不救援睢阳的种种事迹的。

[160] 《高适集校注》，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