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为董江夏自陈表》同样已揭示出，本已存在的永王与肃宗间的紧张关系，随着永王此时的“不奉诏”，即违背《命三王制》的要求而擅意南下，已经开始遭到那些政治意识清楚的临近地方要员（“诸道节度”）的反对。而我们接下去所要讨论的这位地方要员，即便不在董氏所谓“诸道节度”范围内，也应该与他们有着相似的主张，这位地方要员就是江西采访使皇甫侁。
皇甫侁的辖区虽说只是永王此次“东巡”的中途，且其治所豫章郡（洪州）也不在“东巡”途经的长江沿岸，但永王的东来却已经给身为江西采访使的他带来了尴尬。一方面，皇甫侁是深知永王此番“东巡”必将激化与肃宗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导致帝国分裂的政治头脑清楚的士大夫；但另一方面，虽然玄宗的《命三王制》没有明确允许永王可由江陵继续南下，但却明确诏令了江西在当时是永王的都统区域，所以在名义上，皇甫侁仍是永王璘的属下，理当支持与配合璘的此次“东巡”。
皇甫侁最终选择了站在肃宗一边，并在《上永王谏移镇笺》中表达了他的态度，笺言：
某惶恐叩头，昔臧孙辰之词曰：“贤者急病而让夷。”然则当御侮之权，必居冲要；受分忧之任，不务怀安。伏见判官李翥称，有教，幕府移镇江宁，闻命瞿然，不识共故，何者？逆贼安禄山称兵犯顺，窃据二京，王师四临，久未扑灭。自河淮右转，关陇东驰，诏命所传，贡赋所集，必由之径，实在荆襄。朝廷以大王镇之，重矣。自麾旌至止，政令所覃，岭峤华夷，吴楚城邑，公私远迩，罔有不宁。贼庭震慑，莫敢南望。傥左右有司，谋虑未熟，轻举旄钺，僻处下流，既失居要害之津，且出封疆之外，专命之责，大王何以任之？或启寇仇之心，来争形胜之地，则行李坐隔，侵轶滋多，安危大端，不可不慎，既往之失，将且无追。上皇天帝巡狩成都，皇帝驻驿灵武，臣子之恋，大王兼之。咏《棠棣》之诗，讲晨昏之礼，其地逾远，胡宁以安？假使别奉丝纶，犹当执奏，一则逆胡间谍，矫诈须防；二则国步艰难，折冲宜近。就闲乐土，恐非良图。伏惟大王天纵仁明，苞含光大。某所以敢申谠议，轻犯威严，伏望广延正人，俯垂考核，刍荛之论，万一可收。不胜忧愤悃迫之至。谨奉笺，惶恐惶恐叩头。[83]
笺文没有出现以肃宗之令遏阻永王移镇的内容，因此很可能如我们上文说的，肃宗此前确实没有发布过要求永王返回蜀郡或肃宗行在的明确诏诰。此笺通篇只以玄宗之制（“朝廷以大王镇荆襄”）喻永王之逾制（“出封疆之外”且无“执奏”），以“秉钺”之职（居荆襄之要害“震慑贼庭”）讽“东巡”之失职（“失居要害之津”且为“就闲乐土”），但同样是一篇论述得有理有节的笺文。
为皇甫侁创作此笺的是他的幕僚崔祐甫。崔祐甫是未来的德宗朝第一位重要的宰相，两唐书均为其列有传记，但涉及崔氏在“永王之乱”中的表现，本传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所幸的是，在由邵说撰写的《有唐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常山县开国子赠太傅博陵崔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崔祐甫墓志》）中，却保留了崔氏在永王事件中与皇甫侁、永王璘两人关系的重要信息。[84]乱前担任寿安（河南府属县）尉的崔祐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举家南迁。墓志称：“属禄山构祸，东周陷没，公提契百口，间道南迁。”南迁的崔祐甫很快就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辟属，“寻江西连帅皇甫侁表为庐陵郡（吉州）司马，兼倅戎幕”。崔祐甫的才学不仅得到了皇甫侁的青睐，也很快获得了永王的垂青：
时永王总统荆楚，搜访俊杰，厚礼邀公。公以王心匪臧，坚卧不起。人闻其事，为之惴栗。公临大节，处之怡然。
和《苑咸墓志》一样，邵说的《崔祐甫墓志》同样使用了“人闻其事，为之惴栗”这样的词汇来暗示永王曾有过强制或胁迫士人入幕的行为。实际上正像上文说的，墓志或诗文作者驱遣诸如“强制”、“迫胁”、“惴栗”这样的词汇，无非是为了在“永王起事”失败后，为曾经加入永王集团的墓主或本人进行辩护，或以此来凸显拒绝永王辟属者的气节，故不能视为他们与永王原有关系的写照。
但是，这种带有强迫性意味的词句得以被许多卷入永王事件中的人物作为事后的追忆方式进行使用，或许也说明了，永王一行为了网罗隐在林薮的文武奇才，确实有过“胁迫”士人的行径。我们看到，一些在当时拒绝加入永王集团的士人，比如权皋、孔巢父、萧颖士，史料均记载了他们为了躲避前者的辟诏，曾采取“变名易服”[85]、“侧身潜遁”[86]的举措。其实，面对一位手握重兵的亲王的屡次修书致意，即使婉言谢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确实是要扛担随时赔上身家性命的危险的。不过对于当时处于半隐状态的这些士大夫而言，“遁逃”[87]尚是他们可以采取的一种避祸方式，但是对于皇甫侁这样身居要职的一线大员来说，他的选择却是很少的。《崔祐甫墓志》接下去的文字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王果拥兵，浮江东下，劫侁爱子，质于军中。公励元戎以断恩激卒，乘以扶义。凶徒挠败，系公之力。[88]
所以说，皇甫侁在当时的处境之所以尴尬，不仅在于他在永王和肃宗之间进行的选择有可能关系其人身安危等问题，而是在实质上已经关系到了其至亲的生命安危。不过在崔祐甫的劝说下，皇甫侁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肃宗，并委笔前者创作了《上永王谏移镇笺》一文，有理有节，但同时也相当委婉地表达了他反对永王“东巡”的态度。而笺中的谦恭语气，也许也正反映出皇甫侁在意爱子生命安全的焦虑心情吧。
总之，李白与皇甫侁这两位地位迥然不同的士大夫，他们在永王事件中选择的立场也不一样。但是，不管他们是选择加入永王的队伍，还是反对永王的行为，最终等待他们的结局却都是颇为相似的。
七、江淮：玄、肃二帝的摊牌
至德二载正月，永王一行顺江而下，来到了他们此次“东巡”真正的目的地江东。《旧唐书·永王璘传》这样记载永王进入江东的情形：
（至德元载）十二月，（璘）擅领舟师东下……璘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吴郡采访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报曰：“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乃使浑惟明取希言，季广琛趣广陵攻采访李成式。
《资治通鉴》的叙事较为精简：
（至德元载十二月）甲辰，永王璘擅引舟师东巡，沿江而下，军容甚盛，然犹未露割据之谋。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平牒璘，诘其擅引兵东下之意。璘怒，分兵遣其将浑惟明袭希言于吴郡，季广琛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于广陵。
宋人庄绰作《鸡肋编》，以“东巡”之初的李璘尚未流露割据江左之意而为李白的入幕作辩解，并认为江东采访使李希言的署名平牒，是故欲激怒李璘变乱的行为，实“亦可罪矣”[89]！李白的入幕之举前文已作分析，至于李希言的署名平牒[90]，按李希言统辖的江东本就不在《命三王制》明文规定的永王都统范围内，并且永王此次移镇的“江宁”又是希言的辖区，因此若后者不支持永王，其在牒文的措辞上确没有必要像江西的同僚皇甫侁那样对永王表现出诚惶诚恐的谦卑之情。
不过即便如此，李希言的“大署其名”、“平牒抗威”看来也确有过分之处，以至于李璘会忍不住发出“汉仪隳紊，一至于斯”的愤慨。李希言这一署名平牒的过分举措，恐怕不仅是因为个人极不赞成李璘“东巡”那么简单，他很可能是已经明确获知了肃宗反对李璘此行的态度，并依仗着肃宗的默许或授意才采取了上述这一过分的举措。另从上述史料看，李璘因李希言的平牒诘责，不仅已派兵欲取希言于吴郡（苏州），更有遣将趣广陵（扬州）、攻袭淮南采访使李成式的举动。因此反对永王东巡的江淮地方大员，除了李希言外，应该还有李成式。
给李希言等人捎去肃宗反对永王东巡信息的官员，很可能正是曾由永王处投奔肃宗，并为后者“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的高适。据《旧唐书·肃宗纪》载，至德元载十二月九日，肃宗以“谏议大夫高适为广陵长史、淮南节度兼采访使”，这一任命比史料记载的永王由江陵开始“东巡”的时间还要早半个月。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肃宗仅仅是从高适等处洞晓了江淮的利害，还是得知了永王已生觊觎江淮的野心或东巡的计划，但他对高适的这一任命，无疑已经体现出意欲主动掌控江淮、挑战玄宗《命三王制》战略部署的决心。
而当高适于次年正月二日抵达广陵后，永王又确已开始“东巡”之旅，于是高适的诏谕之职现在就真的变得很重要了。在高适此后向肃宗上呈的《谢上淮南节度使表》一文中，他写道：
臣适言：以今月二日至广陵，以某日上讫。流布圣泽，江淮益深，扇扬皇风，草木增色。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大明照临，纯孝抚御，汉主事亲之日，爰总六师，轩后垂衣之辰，再清四海。犹以京华尚阻，国步暂艰，运黄石之神谋，推赤心于人腹。
臣器非管乐，殊孔明之自比；识谢孙吴，异山涛之暗合。岂意圣私超等，荣宠荐臻！自周行寄重方面，以时危而注意，窃愧非才；因国难以捐躯，顾为定分。即当训练将卒，缉绥黎氓，外以平贼为心，内以安人为务。庶使殄灭凶丑，舞咏时邕，报明主知臣之恩，成微臣许国之节。不任戴荷攀恋之至，谨遣某官陈谢以闻云云。[91]
在萧颖士于三个月前写作的《与崔中书圆书》中，我们曾看到身为萧氏府主的淮南采访使李成式与萧颖士都曾对盛王琦的出镇抱以期待。而三个月后，出镇淮海的亲王无非由盛王琦变成了永王璘，但现在的李、萧二人却都成了坚决支持肃宗、反对永王移镇的人物。也许这就是高适在此中发挥的作用吧。至于江东采访使李希言的署名平牒，恐怕也同样是高适“流布圣泽，江淮益深”下的产物。
比较奇怪的是，作为肃宗代言人，并已于至德二载正月二日抵达广陵的高适却并没有出现在《旧唐书·永王璘传》和《新唐书·永王璘传》关于永王随后与李希言、李成式交战的记录中。在《永王璘传》中代表肃宗一方的叙述主角是中官啖廷瑶。比如《旧唐书·永王璘传》就载：
璘进至当涂（宣城郡属县），希言在丹阳，令元景曜、阎敬之等以兵拒之，身走吴郡，李成式使将李承庆拒之。先是，肃宗以璘不受命，先使中官啖廷瑶、段乔福招讨之。中官至广陵，成式括得马数百匹。时河北招讨判官、司虞郎中李铣在广陵，瑶等结铣为兄弟，求之将兵。铣麾下有骑一百八十人，遂率所领屯于杨（扬）子（广陵郡属县），成式使判官评事裴茂以广陵步卒三千同拒于瓜步洲伊娄埭。希言将元景曜及成式将李神（承）庆并以其众迎降于璘，璘又杀丹徒（丹阳）太守阎敬之以徇。江左大骇。[92]
其实我推测啖廷瑶很可能是与高适一同前来江淮的[93]，况且以敕使配节度的组合方式本就是当时人事任命的常态。至于高适没有出现在上述记载中，不是因为史料已提及啖廷瑶所以就忽略了高适，而是另有他故，我们稍后再论。
高适与啖廷瑶并非肃宗针对永王而派遣至南方的唯一一波人员。比如上文中多次提到的元结《为董江夏自陈表》中就写道：
臣某言：月日，敕使某官某乙至，赐臣制书，示臣云云。伏见诏旨，感深惊惧……今陛下以王室艰难，寄臣方面，亦已忘身许国，誓于皇天。伏惟陛下念臣恳至，谨因敕使某官奉表以闻。
这里的“敕使某官某乙”就是与啖廷瑶一样的中官。同时，他来江夏的目的与前者来广陵的目的也一样，就是要力保这些南方的地方要员此时都站在肃宗一边，这就是表中所谓“寄臣方面”的用意。只不过这位敕使的地位与职责不如啖氏为高为重罢了。
现在我们看到，在永王开始“东巡”的同时，肃宗也开始了争取南方的行动，尤其在争夺的焦点江淮，两者的矛盾正式公开化。不过总的来看，肃宗的行动更有成效，因为长江下游的三位要员——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江东采访使李希言、淮南采访使李成式现在都站在了他的一边。
接下去我们要来谈谈导致肃宗与永王产生矛盾的始作俑者玄宗的问题了。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关心这位身居蜀中的帝国旧君主的动向。玄宗对永王此次“东巡”的态度如何？如果他半年前令永王出镇江陵的举措是促使肃宗与永王二人萌生对峙情绪的根源，那么及时遏制或反对李璘的“东巡”，也许还是来得及挽回亨、璘兄弟感情，至少是能够稍许弥合他本人与肃宗父子紧张关系的一把锁钥。在永王失败后玄宗所颁布的《降永王璘为庶人诰》中，玄宗就说道：
永王璘谓能堪事，令镇江陵，庶其克保维城，有裨王室。而乃弃分符之任，专用钺之威，擅越淮海，公行暴乱。违君父之命，既自贻殃；走蛮貊之邦，欲何逃罪？[94]
玄宗没有否认他在《命三王制》中令诸王出镇的正当性，但也同样表明，他确实没有颁布过允许永王“东巡”的明确诏诰，所以永王此行，确实是出师无名的“擅行”之举。
实际上，这份诰令只是玄宗在听闻永王失败的消息后无奈作出的一个决定，由于他不可能也不便于否认《命三王制》中令永王出镇江陵的正当性[95]，所以只能对永王“擅越淮海”的行为进行谴责，并且，隐瞒他曾在背后默认甚至支持永王此行的决定。这一推测的证据就是保留在《旧唐书·肃宗纪》中的下述这段史料：
（至德二载）正月甲寅（五日），（玄宗）以襄阳太守李峘为蜀郡长史、剑南节度使，将作少监魏仲犀为襄阳、山南道节度使，永王傅刘汇为丹阳太守兼防御使。[96]
另据《肃宗纪》载，玄宗任命上述诸人的时间据永王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擅领舟师开始“东巡”的时间只有十天。换言之，玄宗很可能在刚刚获悉永王“东巡”的消息后就采取了上述措施。并且正通过这些任命，委婉地表达了他对永王此行的支持。
玄宗的任命涉及长江上、中、下游三个关键地区。对李峘的任命与永王此次东巡无直接关系，有关的是魏仲犀与刘汇两人。魏仲犀的前任山南节度使本就为永王璘，史称当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禄山军队攻陷东京、进逼潼关时，玄宗本已有过“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以江陵长史源洧副之；颍王璬为剑南节度使，以蜀郡长史崔圆副之”[97]的设想，只是当时二王并未出阁，所以真正处置山南东道事宜的还是原襄阳太守、本道采访使源洧。[98]考虑到襄阳在当时的重要地位，玄宗在任命源洧的同时，还一并任命了宪部郎中徐浩为襄阳太守、本州防御使。[99]源洧很快就去世了，而不久前刚被源洧接替的原江陵长史庾光先也很快离开了江陵来到襄阳。徐浩和庾光先两人此后的动向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两人此后都离开了襄阳，并且一同赶赴肃宗的行在，又都得到了肃宗的重用。尤其是徐浩，其在到达肃宗行在伊始即被拜为中书舍人，此后肃宗的诏令也多出徐浩之手。[100]现存的储光羲《奉别长史庾公太守徐公应召》一诗就是诗人为送别一同离开江汉的庾、徐两人所创作的。[101]尽管我们还不知道庾、徐二人究竟是在永王到达襄阳前还是后离开襄阳的，但至少我们看到了，当永王开始由江陵“东巡”时，此前被玄宗任命的数位江汉大员——源洧、徐浩、庾光先、李岘，都已因各种原因弃永王而去，而且大都投向肃宗[102]，所以现在留在江汉一带的只有被永王安排继续驻守江陵的永王傅窦绍了。[103]这兴许就是玄宗在此时令魏仲犀出镇襄阳的一个原因。当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南阳的抗贼形势此时依然不容乐观。因此作为南阳的后方，如果襄阳这样一个军事重镇缺少了太守级的人物坐镇，看来终究是说不过去的。而此次被玄宗委派出任襄阳太守、山南节度使的魏仲犀虽说曾是杨国忠的亲信，但这并没有妨碍玄宗对这位随其奔蜀的大臣的信任，在玄宗于奔蜀途中颁布的《册汉中王瑀文》中，授命担任汉中王李瑀“傅相”的正是魏仲犀。汉中是山南西道的治所，因此此时玄宗令山南东、西二道合一，并委派汉中的二把手魏仲犀赶赴襄阳任职，显然是一项相当合理的举措。
至于曾为江陵郡都督府长史的刘汇，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永王的旧部下。[104]在《命三王制》中，刘汇被玄宗任命为盛王傅。但盛王并未出镇，而此时，随着永王的“东巡”江淮，刘汇又被玄宗授以“丹阳（润州）太守兼防御使”一职。显然，这是直接配合永王“东巡”的一项人事安排。
至此，帝国南部的玄、肃阵营壁垒分明，位于长江上、中游的剑南与江汉由玄宗的信臣占据要津，而前者未争取到的下游三位大员则全部站在肃宗一边。
现在一个颇为困惑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上述这条证明玄宗在背后支持永王“东巡”的证据会出现在《旧唐书·肃宗纪》中。正如学者的研究早已指出的，涉及“永王之乱”的许多官方资料在此后都被肃宗方面动过手脚。这在《旧唐书·玄宗纪》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自至德元载八月玄宗册命肃宗，到次年十月玄宗出蜀，玄宗在蜀中一年左右的活动在旧纪中完全脱落了。所以可能以《肃宗实录》为依据的旧书《肃宗纪》却能保存这条资料[105]，着实令人诧异。实际上，这并非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据玄宗八月十六日所颁的《令肃宗即位诏》，玄宗在他的让位诏文中已经明确讲到了：“朕且以诰旨随事处置，仍令所司奏报皇帝。”换言之，玄宗在进行上述人事安排的同时，已经将这一安排告知了肃宗。所以在有关肃宗的档案中，这条史料会被备案，并且被此后不明玄、肃之争隐幽的史官编入《肃宗实录》中。如此看来，玄宗的这一举措即便有支持永王、对抗肃宗的意图，那也是公开而非隐瞒的。就在这条史料后，《旧唐书·肃宗纪》又接着记载道：“（正月）辛酉（十二日），于江宁县置金陵郡，仍置军，分人以镇之。”[106]作为丹阳属县的江宁古称金陵，正是永王此次移镇的目的地。[107]尽管我们还无法确定这一措施究竟是同样报备肃宗的玄宗所为，还是确实是肃宗的措置，但无疑的是，这项措施也是针对永王此次移镇而采取的。
现在，随着玄、肃双方的摊牌，永王与江淮地方军队的冲突也正式爆发。就肃宗方面而言，江淮向来不是帝国蓄养重兵的地区，且其时更存在着“将卒不相统摄，兵士未尝训练”[108]的大问题。虽说肃宗的敕使啖廷瑶与李希言、李成式两位采访使在以诏谕的方式遏制永王不成后，也已采取了一些针对永王的军事部署，但面对其时“军容甚盛”的永王军队，寡兵少卒的啖氏等人也确实没有什么有效的策略可与之抗衡。所以当永王招降了二李的两位将领元景曜、李承庆，并成功击溃了丹阳太守阎敬之的防守后，江淮果然就为之“大震”[109]了。正因为如此，在听闻永王起兵的消息后，肃宗就不得不急遣另一批人奔赴江淮。并且也终于决定，他将要以强硬的手段来遏制永王、对抗玄宗了。
八、安陆：三节度会盟的意义
肃宗的这一紧急举措就是《资治通鉴》所说的：
（至德元载）十二月，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高）适为之；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瑱为之；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璘。[110]
现在我们终于又看到了高适，同时我推测，《资治通鉴》的以上论述（尤其是时间）很可能正衍自《旧唐书·肃宗纪》中“（至德元载）十二月戊子……（以）谏议大夫高适为广陵长史、淮南节度兼采访使”的这段有关高适任命的记载。但是，《资治通鉴》这一因袭《肃宗纪》的编撰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肃宗在十二月所任命的可能只有高适与韦陟两位节度使，而真正赴任江淮的也只有高适一位。换言之，肃宗对三位节度使的任命完全不在同一时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高适。《旧唐书·高适传》载：
（至德）二年，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上奇其对，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当为淮西）节度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师将渡而永王败，乃招季广琛于历阳。
旧传的叙述很容易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似乎被肃宗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的高适，在由西北的肃宗行在出发抵达江汉一带的安陆郡（安州）后，还未来得及率师渡过长江，永王就失败了。但上文所引高适的《谢上淮南节度使表》已经清楚表明了，高适在至德二载正月初就已来到长江下游的广陵，而其时永王的水师应当还未抵达丹阳、广陵一带。因此，真实的情形可能是：在十二月上旬被肃宗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的高适于次年正月二日抵达广陵任职，和高适一同前来的可能还有中官啖廷瑶。然而尚未开始“训练将卒，缉绥黎氓”的高适一行，很快就遭遇了永王真刀真枪的挑战。于是啖廷瑶负责继续留在广陵一带应付永王的军队，而高适则受命前往安陆筹措救兵。只是救兵未至，永王在江淮的“叛乱”就失败了。所以高适事实上没有真正卷入“永王之乱”中，他的工作更多的是处理乱后的江淮事宜，比如诏谕永王的大将季广琛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有关永王事件记载最详细的《旧唐书·永王璘传》和《新唐书·永王璘传》中，没有出现高适的原因。
韦陟的情况与高适大体相似，据《旧唐书·韦陟传》载：
（会）潼关失守，肃宗即位于灵武，起为吴郡太守，兼江南东道采访使。未到郡，肃宗使中官贾游严手诏追之。未至凤翔，会江东永王擅起兵，令陟招谕，除御史大夫，兼江东节度使。陟以季广琛从永王下江，非其本意，惧罪出奔，未有所适，乃有表请拜广琛为丹阳太守、兼御史中丞、缘江防御使，以安反侧。因与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等同至安州。陟谓适、瑱曰：“今中原未复，江淮动摇，人心安危，实在兹日。若不齐盟质信，以示四方，令知三帅协心，万里同力，则难以集事矣。”陟推瑱为地主，乃为载书，登坛誓众曰：“淮西节度使、兼御史大夫瑱，江东节度使、御史大夫陟，淮南节度使、御史大夫适等，衔国威命，各镇方隅，纠合三垂，翦除凶慝，好恶同之，无有异志。有渝此盟，坠命亡族。皇天后士，祖宗神明，实鉴斯言。”陟等辞旨慷慨，血泪俱下，三军感激，莫不陨泣。其后江表树碑以纪忠烈。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韦陟表请拜永王大将季广琛为丹阳太守一事，传记作者将其系于韦陟与高适、来瑱同盟于安陆事前，这一叙述时序有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有错误。因为《韦陟传》后文又提到了韦陟在“永王之乱”后赶往历阳诏慰季广琛之事，因此传记作者有可能是将诏喻季广琛一事拆成了两事来进行编排。关于季广琛的问题，我们下文再作讨论。据旧传的描述，肃宗对韦陟先后有过两次任命。最初任命的是江东采访使，并且这一任命很可能发生在永王“东巡”前。赴任途中的韦陟此后因故被肃宗诏回[111]，但在后者得知永王起兵的消息后，韦陟又再次被任命为江东节度使，遂不得不中途折返，再次赶往江东。韦陟此后的经历与高适基本相似。正如《高适传》的描写一样，《韦陟传》也只是提到了此后的安陆结盟和韦陟在乱后诏慰季广琛之事（只是它的叙述比《高适传》详尽）。也就是说，中途折返奔赴江东的韦陟和高适一样，实际上也没有赶上与永王军队的正式交锋。
从上述两人的事迹来看，推测高适的行动方向是由淮南西行讨搬救兵，而即将重回西北行在的韦陟则是再次由西北出发赶往江东。而他们会合的地点则是位于江汉的安陆郡，并将在此相会另外一位节度使——淮西节度使来瑱。
与高适、韦陟完全不同，《旧唐书·来瑱传》和《新唐书·来瑱传》没有任何涉及“永王之乱”的记录。来瑱在《旧唐书》中与鲁炅合传，这两位都是出身西北军团的重要人物。来瑱是名著西陲的来曜之子，天宝年间已任至伊西、北庭行军司马这一剧职。鲁炅则是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的别奏，是被后者视为“后生可畏”的帅才。安禄山叛乱后，玄宗选任将帅，两人均被荐往河南西部一带抵御叛军。鲁炅被授予南阳太守之衔，在安禄山叛乱时期，鲁炅几乎一直在南阳抗敌，是唐廷守卫南阳、保障江汉的功臣。至于来瑱被授予的颍川太守一职，史料的记载还略存分歧。本传称来瑱在被任命为颍川太守后，很快就因抗敌守城的突出表现而博得“来嚼铁”的称号。不过另据《旧唐书·薛愿传》《资治通鉴》等记载，似乎安禄山叛乱后一直担任颍川太守的却是鲁炅奏用的薛愿，其与长史庞坚坚守颍川约一年，直到至德元载（756）底安禄山大将阿史那承庆攻陷颍川郡、两人被执杀为止。[112]我推测，始终坚守颍川城的应该还是薛愿。况且《旧唐书·来瑱传》和《新唐书·来瑱传》曾言，来瑱曾因作战有功，被授予过“河南淮南游奕逐要招讨等使”一职。既然是“游奕逐要招讨”的身份，自然重在协防策应，不须似鲁炅、薛愿那样始终坚守一城。不过无论如何，来瑱一直在紧邻南阳的河南西部一带活动则是无疑的，而且本传此后又述及了他与襄阳太守魏仲犀一同援救鲁炅之事。
既然来瑱一直是在朝叛对峙激烈的河南西部与叛军作战的将领，他又如何会牵涉进“永王之乱”，并被肃宗授予淮西节度使一职的呢？我们知道，高适与韦陟虽是肃宗信任的官员，此时更肩负着讨平“永王之乱”的职责，但高适是“气质自高”[113]的诗人，韦陟则是“文华当代”[114]的名士，虽说两人此时都是“秉钺”而行，但实际上却是手头无兵无卒的文人。因此在江淮的地方军队不堪为用的情况下，肃宗与高、韦二人只有在江淮以外寻求军事支援，而来瑱就是他们寻求的对象。
高适、韦陟与来瑱会盟的地点是淮河以南的安陆郡。如果说安禄山的军队在至德元载十二月，也就是差不多永王开始“东巡”的时候，已经攻克了河南西部的颍川郡，那么此前在这一地区作战的来瑱就很有可能因此而退守至淮河以南。况且来瑱所任正是“河南淮南游奕逐要招讨等使”一职，比起鲁炅这样的守城将领，来瑱的军队确是可以具有一定的机动性，并且淮河以南也是其可活动的范围。此外，我在上文曾提过，安史之乱爆发后，安陆郡太守本是苑咸。但永王东来后，苑咸已经离开安陆南下江陵。换言之，安陆其时已无太守驻留。这其实也为此后来瑱的到来，以及其与高、韦二人在安陆的会盟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我在第一章中还说过，在唐朝设立淮西节度使后，后者的治所曾一度设在安陆，直到代宗大历年间，淮西的治所才正式移至河南的蔡州。其实安陆之于淮西的这一政治意义，就是从来瑱与高、韦的这次会盟初现端倪的。虽说其时在河南一带的唐军实力也不强，包括在与叛军交锋过程中才逐渐培养起来的来瑱军队也是如此，但较之江淮军队，终究还是要胜出数筹。况且来瑱本是具有极强军事能力的将领，因此由其率兵平定“永王之乱”，看来是一件合适、合理的事情。
实际上，高适、韦陟拉拢河南的将领来瑱，就类似于此时正在江淮的啖廷瑶结交河北的将领李铣。李铣原是河北诏讨使颜真卿的判官，至德元载十月河北失陷后，李铣随颜真卿渡河南逃。此后颜真卿经南方北上谒见肃宗，李铣则被留在江淮，率残兵屯驻广陵。《旧唐书·永王璘传》称李铣麾下仅“有骑一百八十人”[115]，但对于啖廷瑶而言，曾在河北有过与叛军对峙经历的李铣及其军队，已经是其时不可多得的统兵人才与千钧一发之际的救命稻草了。
来瑱的实力与能力当然远在李铣之上。既然其与身为肃宗信臣的高适、韦陟不同，是当时肃宗急欲拉拢的实力将领，因此在三节度的安陆会盟中，即便是“门第豪华”[116]的韦陟也要力推来瑱担任“地主”。而旧书《高适传》中所称的，肃宗诏高适与淮西节度使来瑱率“本部兵”平乱中的“本部兵”，经过上文的分析就可知道，其实只是来瑱的淮西部众，而没有高适的淮南军队。
现在我们看到，为了平定“永王之乱”，肃宗已经不惜抽调在前线与叛军作战的军队南下，这无疑将削弱唐廷本已相当薄弱的河南抗贼力量，增加其时仍在南阳一带抵御叛军的鲁炅等人的压力。所幸，来瑱这位最后才被肃宗任命为节度使的河南将领，只是配合着高适、韦陟在安陆上演了一出“辞旨慷慨，血泪俱下”的盟誓。因为未等其真正率师南下，“永王起事”就失败了。于是很自然的，在这位将继续投身于与叛军作战的将领传记中，确实没有必要提及任何与“永王之乱”相关的事迹。
这一戏剧性的转折同样提醒我们，与其在“永王之乱”中去关注本将被肃宗用来镇压永王的来瑱，以及“其后江表树碑以纪忠烈”的安陆会盟一事，不如去关注那位真正导致“永王起事”失败的人物，以及另一场更为重要的盟誓。巧合的是，这位在“永王之乱”失败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不仅与来瑱有相似的出身，而且也与高适、韦陟二人有同样紧密的关系。这位人物就是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涉及的——身为永王集团主将的季广琛。
九、丹阳：季广琛与“永王之乱”
有关永王成功进驻丹阳郡城后的情形[117]，以及季广琛在“永王之乱”中的表现，《旧唐书·永王璘传》和《新唐书·永王璘传》记载略同，唯新传关于季广琛事迹论述更详，其曰：
时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在广陵，有兵千余，（啖）廷瑶邀铣屯扬子，（李）成式又遣裴茙（茂）以广陵卒三千戍伊娄埭，张旗帜，大阅士。璘与（子）偒登陴望之，有惧色。（季）广琛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邪？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絓叛逆，如后世何？”众许诺，遂割臂盟。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白沙镇，时属广陵），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璘使骑追蹑之，广琛曰：“我德王，故不忍决战，逃命归国耳。若逼我，且决死。”追者止，乃免。
是夜，铣阵江北，夜然（燃）束苇，人执二炬，景（影）乱水中，觇者以倍告，璘军亦举火应之。璘疑王师已济，携儿女及麾下遁去。迟明觉其绐，复入城，具舟楫，使偒驱众趋晋陵（常州）。谍者告曰：“王走矣！”成式以兵进，先锋至新丰（新丰陵，地在晋陵界），璘使偒、（高）仙琦逆击之。铣合势，张左右翼，射偒中肩，军遂败。仙琦与璘奔鄱阳（饶州），司马闭城拒，璘怒，焚城门入之，收库兵，掠余干（鄱阳郡属县），将南走岭外。皇甫侁兵追及之，战大庾岭，璘中矢被执，侁杀之。偒为乱兵所害，仙琦逃去。
季广琛的“逃命归国”带走了永王军队最主要的有生力量[118]，也直接影响了另外一些将领的叛离永王，所以无论在实力还是信心上都给永王造成了很大打击。在李白所作的《自丹阳南奔道中作》中，诗人就对当时的情形有如下的描绘：
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自来白沙上，鼓噪丹阳岸。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119]
这里的“主将”指的正是季广琛。而诗歌也形象地反映了因前者的“动谗疑”而导致的其时永王军队“离叛”时的情形。
季广琛究竟是何人，为什么他会有左右永王军队走势的力量？季广琛在两唐书中无传，考天宝元年（742）底樊衡为河西节度使王倕所作的《河西破蕃贼露布》中“十将中马军副使折冲李（季）广琛等部之”，“又使中马军副使李（季）广琛领勃律马骑一千攻其旁”[120]等语，季广琛曾是河西节度使麾下的将领，并参与过露布所言的这次“王倕奏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121]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可堪关注的唐朝将领不止季广琛一人，其实未来的河西、陇右集团统帅哥舒翰也在这次战役中有突出表现，并且也正是从这次战役中开始在河西集团中崭露锋芒的。初事节度使王倕的哥舒翰在露布中的职务为“大斗军讨击副使”，地位与其时的季广琛可能在伯仲间。不过当时地位相侔的这两个人，他们的家世背景与仕途出身却大相径庭。哥舒翰本就为世居安西的蕃部酋豪，只因三年前因父丧客居京师，为长安尉不礼，遂发愤折节，仗剑河西。季广琛则是在开元二十三年（735）“智谋将帅科”的制举中与张重光、崔圆一同及第的士人[122]，所以他被唐廷任命为河西方面的将领应该是制举及第后的事情。但不管怎样，哥舒翰与季广琛因开元天宝年间唐廷的汲于边事而最终去往西部建立功业的行为却是一样的。
在与季广琛同年及第的崔圆的传记中，有一条颇堪注意的记录，其曰：
开元中，（唐廷）诏搜访遗逸，圆以钤谋射策甲科，授执戟。自负文艺，获武职，颇不得意。[123]
其实季广琛与崔圆的情况颇为相似。这种相似不是说广琛也因所得为武职而“颇不得意”（从其后的事迹看，季广琛是一位相当乐意，同时在武职位上有相当突出表现的将领），而是说，他与崔圆一样，也是一位以文艺“自负”的士人。在现今所存为数不多的季广琛资料，尤其是笔记小说的记载中，大都会对其极喜作诗的性格有浓墨重彩的描写。如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就载有一则故事：
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果暴戾，为众所忌。及西戎岁犯边，青春每阵常运剑大呼，执馘而旋，未尝中锋镝，西戎惮之，一军始赖焉。后吐蕃大北，获生口数千。军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尔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尝见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我为神助将军也。”青春乃知剑之有灵。青春死后，剑为瓜州刺史李（季）广琛所得，或风雨后，迸光出室，环烛方丈。哥舒镇西知之，求易以他宝，广琛不与，因赠诗：“刻舟寻化去，弹铗未酬恩。”[124]
唐人戴孚《广异记》中收录的一则故事更直接与季广琛相关：
河西有女郎神。季广琛少时，曾游河西，憩于旅舍。昼寝，梦见云车，从者数十人，从空而下，称是女郎姊妹二人来诣。广琛初甚忻悦，及觉开目，窃见仿佛犹在。琛疑是妖，于腰下取剑刃之，神乃骂曰：“久好相就，能忍恶心！”遂去。广琛说向主人，主人曰：“此是女郎神也。”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将谢前日之过，神终不悦也。于是琛乃题诗于其壁上，墨不成字。后夕，又梦女郎神来，尤怒曰：“终身遣君不得封邑也。”[125]
总之，季广琛允文允武的性格及其与河西的密切关系看来是当时士人熟知的事情。而曾任瓜州刺史的季氏可以断然拒绝哥舒翰的索剑之求，可见其在河西军团中绝非泛泛之辈。
按常理而言，这位出身河西的重臣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应当如许多西部集团的将领一样，投身到抵御东北叛军的大潮中，但季广琛却恰恰走了一条与他的西北同僚们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段正史没有任何交代的原委，终因一篇墓志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其覆可发的契机。这篇墓志就是由王端为安史之乱爆发前一年去世的海内名士，也是王端本人的好友陆据所作的《大唐故尚书司勋员外郎河南陆府君（据）墓志铭并序》。[126]墓志对陆据的任官经历有比较清楚的交代。这位于开元十五年（727）进士及第的官员，他的仕途发展主要在天宝时代，曾先后在河南采访使、后任范阳节度使的裴宽，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山南采访使薛江童，东畿采访使宋浑，剑南支度使季广琛，河东采访使韦陟手下担任判官等职。天宝十三载（754），陆据本已被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奏充为节度判官，只是因疾未行，并于当年底去世。陆据先后入幕的这些节度、采访使几乎每位都是天宝时代的重要人物。从其任官履历来推测，陆据被时任剑南支度使的季广琛奏授为大理主簿、仍充判官使的时间应该在天宝中后期。
不过我们不要以为季广琛在其时出任剑南支度使就是唐廷重用他的表现。对一位在天宝初年已在河西军团取得相当地位的将领而言，在边境的大军团中谋得更高的职位才是天宝时代将领仕途发展的良径。实际上在“永王之乱”后肃宗给季广琛的敕书中就明确写道：
前蜀郡长史李广璨（季广琛），闲邪存诚，贞固干事，或因旁累，往从迁谪。[127]
所以说，以剑南支度使身份奏授陆据官职的季广琛，其实正是因贬谪之故才从河西辗转至剑南的。而从肃宗敕书中“蜀郡长史”的官衔我们可知，乱前因贬谪才至剑南的季广琛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依旧在蜀中任职，玄宗并没有想到要重新调其出蜀参与平叛。直到半年后因潼关失守，玄宗出奔蜀郡，季广琛才在蛰伏了几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回到了其熟悉的军事职务上。
玄宗于仓促间出逃长安，随行的军队只有龙武等少数禁军，马嵬驿之变后，又不得不分拨一部分禁军给太子，所以随玄宗入蜀，当然也包括由汉中随永王出镇的人马其实相当有限。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当玄宗到达蜀郡见到季广琛这位原河西军团的高级将领时，他会有怎样的反应。显然，季广琛正是其时出镇江陵的永王最需要的那类人才。所以我推测，玄宗很可能在到达蜀中后不久，就立刻派遣季广琛赶赴永王处。而深具军事才干和声望的季广琛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此后永王军队的“主将”。
接下去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季广琛为什么会在永王成功抵达丹阳，并已在江淮一带造成一定声势的情况下突然离他而去？《新唐书·永王璘传》的记载似乎显示，季广琛随永王“东巡”的意图本是“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但在到达丹阳后他发觉永王此行的真正目的并非如此，于是这位久输疆场的将领决定离开前者。季广琛以永王“东巡”为收复河南并直捣长安的想法与我们之前提到的李白的心思很是吻合。换言之，这一记载也许同样可以证实我们上文的论述，即永王的“东巡”确实就是以收复河南为名义进行的。
但是，新传的这一叙述，或者说，我们对新传叙述的这一理解是不是有过于简单之嫌呢？因为《资治通鉴》关于季广琛离开永王的记载就与新传有所不同：
季广琛召诸将谓曰：“吾属从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谋已隳，不如及兵锋未交，早图去就。不然，死于锋镝，永为逆臣矣。”诸将皆然之。于是广琛以麾下奔广陵，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璘忧惧，不知所出。[128]
其实与这里的“天命未集，人谋已隳”相似，新书《永王璘传》中本也有“广琛知事不集”一语。所以我的怀疑就是，季广琛也许并不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位实心肠到会全然以为永王“东巡”只是为了“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而丝毫没有其他政治企图，或者说他果真就是一位没有意识到永王“东巡”会造成与肃宗间紧张矛盾的政治意识迟钝的将领。
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不过既然我们已经提到了季广琛与李白的心思可能相似，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李白的心理矛盾。在李白涉及永王“东巡”的诗歌中，“秉钺”是他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中李白说永王“东巡”是“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永王东巡歌》第一首中的“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一句与其意相当。即使在永王败前的《自丹阳南奔道中作》中，李白依旧认为永王的行动是“天人秉旄钺，虎竹光藩翰”。“旄钺”在这些诗句中均指玄宗于《命三王制》中所授予永王的四道节度之衔。换言之，正如我们前文说的，也许对于李白而言，他很自然地认为只要有玄宗的这一授命，那么无论永王是出镇江陵还是移镇江宁都是合法的。
但是我们来看看玄宗本人是如何来解释“秉钺”的，在《降永王璘为庶人诰》中，玄宗说：
永王璘谓能堪事，令镇江陵，庶其克保维城，有裨王室。而乃弃分符之任，专用钺之威，擅越淮海，公行暴乱。违君父之命，既自贻殃；走蛮貊之邦，欲何逃罪？
显然，玄宗对“用钺”的解读与李白完全不同，对于此时的玄宗来说，“秉钺”只能是坐镇江陵而不能施用于“东巡”。那么，对玄宗授命权的这种误读，或者说因这种误读而导致李白没有太多在意可能由此导致的永王与肃宗间的矛盾，是不是就是李白自认为永王“东巡”之举合法，或者说我们说他缺乏政治洞察力的原因所在呢？
实际上，情况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李白于“永王之乱”后不久为鄂州刺史韦良宰所作的德政碑中，李白为赞誉良宰在永王“东巡”时不为前者所诱的气节就写道：
曩者永王以天人授钺，东巡无名。利剑承喉以胁从，壮心坚守而不动。[129]
虽然这篇德政碑与玄宗的诰令一样，都是“永王起事”失败后的产物。但我仍旧好奇，此时明白知晓“秉钺”不等于可以“东巡”的李白，难道他在随永王“东巡”时就真的一点都没意识到：玄宗的“授钺”并不等于给了永王可由江陵“东巡”的通行证；“东巡”虽然在名义上打着收复河南的旗号，但实质上却是“无名”之举；以及“东巡”很可能加深肃宗与永王间本已存在的矛盾，甚至有导致帝国分裂的危险？换言之，李白果真如我们前文所说的那样，只是因为满怀着与叛军作战的一腔豪情和政治洞察力的缺乏就加入了永王的军队，他真的是全然的天真而没有一点私心吗？
我想，也许宋人蔡宽夫对李白加入永王集团心态的解释是较为中肯的，其曰：
然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借之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130]
对于一位曾经有过供奉翰林的美好往事，此后却因不为权幸所容而不得不暂隐江湖的志气宏放的士人来说，对建功立业的深切渴望以及希冀获得帝王的认可，压倒了李白其他的一些政治判断。他也许对永王“东巡”的合法性，及随永王“东巡”的危害有过一些察觉，但这些察觉也终究在一种“欲借之以立奇功”的心态下变得微不足道了，以至于他依然愿意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来参与永王的这次行动。
至于季广琛，虽然正史没有为我们留下他的传记，但从上述唐人的笔记中，我们或已察觉出他其实是一位与李白性格很相似的士人。而另一个与李白的相似之处则在于，曾经在战场上有过辉煌战绩的季广琛，此时也只是一名闲处蜀中的没落将领。所以我想，对于李白与季广琛而言，跟随永王出战叛军不仅是他们建功立业的一个契机，也是他们重获地位与尊严的一次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季广琛在决意离开永王时会向诸将说“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便是“大功可成”的原因所在。
总之，我并不认为李白和季广琛加入永王军队是全然被动的一种选择，我相信，这其中应该有一些他们个人的“私心”在作祟的。这种“私心”，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们称为政治抱负。然而我们也知道，具有政治抱负的人不一定就是具有政治眼光的人。至于如果有人认为，季广琛在背弃永王后还要以一番“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云云的言论为自己辩解是一种伪善的表现；而李白即便是在自丹阳南奔道中的仓促环境下创作的诗歌，最后还不忘强调“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131]是一种做作的举动的话，那在我看来，这只可能是对季广琛与李白这种只有私心而无野心，本质上还是颇为单纯的士人的一种误解。
在分析了季广琛加入与离开永王集团的可能心态后，我们现在要来谈谈究竟是什么诱因促使季广琛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最有可能的便是高适、韦陟这两位节度使在一方面试图游说淮西节度使来瑱率兵平定“永王之乱”的同时，另一方面还在积极寻求招谕永王将校的可能。例如《旧唐书·高适传》就言，高适曾作“《未过淮先与将校书》，使绝永王，各求自白”。所以高适、韦陟的书信也许就是促使广琛产生犹豫的根源，使他为了避免落到“名絓叛逆，如后世何”的下场，决定即便永王此时形势尚可也必将离他而去。
在季广琛离开永王后不久，永王的起事果然就失败了。史书对于季广琛随后的命运这样记载，江东节度使韦陟“以季广琛从永王下江，非其本意，惧罪出奔，未有所适，乃有表请拜广琛为丹阳太守、兼御史中丞、缘江防御使，以安反侧”[132]。如果身为蜀郡长史的季广琛曾是由于玄宗的任命才随永王下江的，那么韦陟当然可以以“非其本意”的理由来向肃宗建言尽快诏谕这位永王主将。肃宗听从了韦陟的这一建议，并很快授予季广琛江南防御使一职。这篇任命季广琛的敕文现在保存了下来，它的起草者同样是贾至：
敕：前蜀郡长史李广璨（季广琛），闲邪存诚，贞固干事，或因旁累，往从迁谪。凶逆未翦，江介多虞，式遏寇戎，是仗才杰。建康巨镇，长洲右苑，使臣之选，咸曰其难。勖乃谋猷，佐斯旄钺。可守（丹）阳太守。[133]
此后的情况可能略有变化，在韦陟成功平定“永王之乱”后，肃宗征召其返回行在。史称：
陟以广琛虽承恩命，犹且迟回，恐后变生，祸贻于陟，欲往招慰，然后赴征，乃发使上表，恳言其急。陟驰至历阳，见广琛，且宣恩旨，劳徕行赏，陟自以私马数匹赐之，安其疑惧。[134]
季广琛在被肃宗任命为丹阳太守后也许并未赴任，而是仍旧游移在与丹阳毗邻的历阳（和州）一带。[135]不过我们知道，在乾元元年（758）五月前，季广琛已调任荆州长史，并于其时被招往河南行营会计讨伐安庆绪事，后得列为九节度之一的郑蔡（豫）节度使。次年（759）唐军相州之役失败，季广琛被贬为宣州刺史，其后又调往温州。[136]我在第一章中曾说过，季广琛是在相州兵溃的九节度中唯一一位真正受到贬惩的节度使。据说他遭贬的直接原因是在九节度谋议不同的相州之役中，唐军最后采纳的是他与郭子仪提出的引安阳河水浸城的方案，但该方案没有给唐军带来胜利，所以季广琛也就成了唐军失利的主要责任人。不过既然其提议能被采纳，或许也可说明广琛在其时的九节度中还是颇有发言权的。因此广琛所率领的军队未必是九节度中实力最强的，甚至可能是最弱的，但其资望在当时的九位节度中却可能数一数二。
不过无论如何，对于一位在相州之役中还曾担任节度使的高级将领来说，在唐军与叛军对峙正处于胶着的时刻，却被贬谪到濒海的温州任职，这几乎宣告了他在军界的生涯不会再有太好的发展前途了。但季广琛实在是一位比较幸运的将领，因为不久后的江淮动乱又为这位将领的再度被起用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契机。上元二年（761）正月，因“刘展之乱”爆发，肃宗以“温州刺史季广琛为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使”[137]。季广琛在此职上的任期大约持续到代宗永泰元年（765）。[138]只是关于这四五年间的经历，正史的记载几乎为零。我们唯能从一些地志中考证出季广琛其时的活动。《舆地纪胜》卷19《江南东路·宁国府》“碑记”条载：
东峰亭记序。在泾县（宣州属县）西二里。唐永泰中，季广琛将兵讨石埭（宣州属县）寇，告捷赋诗，刘太真为之序，今刻石存焉。[139]
这是永泰年间，季广琛与河南副元帅行军司马袁傪及其判官陆渭等人，因征讨当地方清起义获得成功，遂于东峰亭游宴赋诗时的情形。[140]从地志的叙述来看，季广琛喜作诗歌的性格倒一点没因其经历的波折而有所改变。大历九年（774）十月，代宗“以前宣州刺史季广琛为右散骑常侍”[141]。这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有关季广琛生平的最后一条史料，因此他可能就是于大历末年去世的，而浙西节度使也可能正是广琛担任的最后一个地方要职。
在戴孚《广异记》的那则颇带预言意味的志怪故事中，河西女郎神曾对季广琛下过“终身遣君不得封邑”的诅咒。从广琛此后的经历来看，这一诅咒最后确是应验了。我们看到，与广琛同列为九节度的其他一些西北集团将领，如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鲁炅，甚至不在九节度之列的来瑱，以及当时还未完全崭露头角的李抱玉和辛云京，他们经由安史之乱，几乎都成为新兴的地方雄藩的初代统帅，正是这批人在安史乱后与来自河北的叛军旧将共同分享着帝国北部的统治权，并在获得封爵与食邑的同时，成为名副其实的唐廷“勋臣”。而上述诸人，也无一例外都在两唐书中留有传记，然而季广琛却一点都没有。对于一位出身边境大军团且经历过安史之乱的高级将领来说，最后只落到在江淮一带担任节帅，实在算不上什么好的归宿。
《广异记》的撰述者戴孚是与季广琛同时代的晚辈，巧合的是，他于大历时期也正在江淮一带。实际上，《广异记》中收录的故事，大多数就是戴孚在这一时期的南方听说的，而是书编撰的时间也不会晚于贞元。[142]这样看来，女郎神的故事无疑就出于与季广琛同时代的士人之口。这些士人借女郎神的预言，委婉地表达了对季广琛没能取得像上述诸位西部将领那样地位的一种惋惜。因为在他们看来，以季氏的资望，他原本应该是享有这种荣誉的。至于导致这一结局的原因，那当然不可能是因为广琛对神灵的冒犯，也许卷入“永王之乱”的这段经历，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季广琛未来的仕途吧。
十、睢阳：谢幕之地
至德二载二月，欲南奔岭外的永王璘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执杀，“永王之乱”结束。考虑到永王败时，正值朝叛双方争夺长安最为激烈的时候，所以肃宗暂时只能对南方采取一些临时性的安抚措施。这其中除了最重要的即稳定江东季氏的这支军事力量外，肃宗还对江西、江陵、襄阳这几个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地区有过一些安排，这些安排很可能是与对季广琛的任命同时，或者稍后一些进行的。在现今所存系于贾至名下的文章中，有一组关于“防御使”的制文，其中除了我们上文说的《授季广琛江南防御使制》外，还有《授韩洪山南东道防御使等制》《授窦绍山南东道防御使等制》《授鲁炅襄阳郡防御使制》《授元载豫章防御使制》。[143]推测这些制文的写作时间应该都在至德二载十月前。它们所反映的正是肃宗在因凭借收复两京的功业而彻底压倒玄宗势力之前，为在“永王之乱”后暂时稳定南方情势所采取的一些措施。[144]
这里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山南东道的几位防御使，因为和江西不同，山南东道本是永王控制的范围。三篇制文中《授窦绍山南东道防御使等制》一文的时间可能最早，制文任命永王傅窦绍为江陵防御使，侍御史崔伯阳为襄阳防御使。此制可能暗示了在永王“东巡”时，窦绍并未随其南下，而是被委任继续坐镇江陵。至于肃宗在永王败后仍旧以窦绍出任江陵防御使的目的，主要应该是出于稳定江陵局势的考虑。《授韩洪山南东道防御使等制》可能是第二篇制文，在这篇制文中，肃宗任命襄阳太守韩洪为山南东道防御使。我们尚不知道此处的韩洪与之前提到的襄阳防御使崔伯阳在职务更替上有无关联。但从这篇敕书中已出现不同于上一篇制文的“今寇虐未清，邦家多事。用武之地，宜征奇杰”等语来看，委任韩洪的目的应该直接与叛军对江汉的进攻有关。也正因为如此，此时的山南东道防御使已经不再由位于江陵的官员，而是由更靠近前线的襄阳太守担任。但不管如何，在这两篇制文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曾经被玄宗任命为襄阳太守、山南道节度使的魏仲犀的身影了。《授鲁炅襄阳郡防御使制》无疑是三篇制文中的最后一篇。至德二载五月，一直在南阳抗贼的鲁炅因力竭不支，不得不放弃南阳，这篇制文就是鲁炅南奔襄阳后的创作。不过从制文中“虏不得进，江汉赖宁”等语来看，制文写作的时候叛军对江汉的威胁已经基本解除了，所以其具体的写作时间应该就在两京收复前后，而襄阳方面的负责人也至此正式变为鲁炅。
上述这些具有临时性的“防御使”任命实施的时间很短。到乾元元年玄、肃二帝回宫，肃宗正式授册即位后，南方的人事安排和政治格局也开始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乾元年间（758—759），除了襄阳方面的负责人为因作战有功继续留任的鲁炅外，长江上中游几个重镇的统帅全部改换了新人。汉中方面，乾元元年新任的山南西道防御观察使为李栖筠。[145]次年六月，裴冕被任命为成都尹、剑南节度副大使、本道观察使。[146]估计在同时，杜鸿渐被任命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荆南节度使。[147]虽然这几位的任期都不长，但他们的出镇都具有转向标的意义，因为原为安西节度使行军司马的李栖筠、河西节度使行军司马的裴冕、朔方留后的杜鸿渐，这三位正是曾在灵武拥戴并促成肃宗即位的关键人物。所以由他们出镇上述几个大镇，正式宣告了玄宗势力在这些地区被彻底清除，取而代之的则是肃宗对长江上中游的控制。至于长江下游的情况，则将是我们下一节所要讨论的话题。
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那些卷入“永王之乱”中的人物的命运了。作为永王军队的主将，季广琛是促成永王失败的关键人物，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获得留名青史的机会，好在他最后还是有幸得到了浙西节度使的职务。看来“秉钺”没有给永王带来成功，却还是给季广琛的人生带来了稍许的宽慰。[148]比起季广琛，身为永王幕僚的李白的时运就没有这么好了。入幕璘府的这段经历不但令这位天才诗人的声誉不断遭到后世的非议[149]，也让他在当时彻底丧失了梦寐以求的政治前途。皇甫侁在“永王之乱”中的选择与李白截然不同，但他同样没有逃脱政治前途丧失的命运。史称皇甫侁因“擅杀”[150]李璘而被肃宗弃用。[151]而在向来以严谨著称的《资治通鉴》中，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更被颇有深意地描述为：“（璘）欲南奔岭表，江西采访使皇甫侁遣兵追讨，擒之，潜杀之于传舍。”[152]如果永王璘曾以皇甫侁之子为人质迫使前者就范，而在此举不成后又诛杀了侁之子的话，那么皇甫侁此举也许就变得可以理解了。[153]这样说来，卷入永王事件的皇甫侁不仅丧失了他的政治前途，甚至可能一并丧失了爱子的性命。当然，我们对皇甫侁丧失爱子的结局仅仅是一种推测，但毫无疑问，对于玄宗来说，他却是真的丧失了一位爱子的性命。史称：“璘未败时，上皇下诰：‘降为庶人，徙置房陵。’及死，侁送妻子至蜀，上皇伤悼久之。”[154]而更重要的是，经由永王一事，玄宗也彻底丧失了另一位儿子对他的信任。回到长安后的玄宗在经历被肃宗夺权、软禁、撤除亲信的种种对待后，最终于元年（762）建巳月与肃宗先后晏驾。一个月后，新即位的代宗发布昭雪永王的赦文[155]，算是为这场帝室内部的悲剧画上了一个勉勉强强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