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叛乱对帝国的影响不仅限于它的北方，虽然从表面上看，叛乱的部队几乎从未越过汉水与淮河，但江汉与江淮在叛乱初期其实也陷入了一场复杂的纷争中，这场纷争的结果便是在北方的朝叛对峙最为激烈的时候，在帝国的江淮地区也酿成了一场动乱。这场被旧史称为“永王之乱”（756—757）的动乱虽然早在二十多年前便已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并因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廓清了其中所关涉的玄、肃二帝矛盾的内涵。[1]不过以揭橥玄、肃矛盾为旨归的上述研究对于事件真正的发生地，以及这些地域中的政治势力的讨论则是极为有限的。既然“永王之乱”不同于其他的帝室纷争，终究是一场落实在地方上的事件，那么站在地方的立场来对其进行审视，看来也应该成为我们考察这一事件的一个必要视角。另一方面，“永王之乱”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尽管“叛乱”最后的爆发地在江淮，但它的发端地却在三川，酝酿之处则是江汉。换言之，“永王之乱”实际上是一个伴随着永王东行不断展开的过程。因此，如果永王事件确实反映了玄、肃二帝的矛盾，那么这一矛盾也必将随着永王的东行有所调整和发展。但这一点却恰恰是学者在讨论时所忽略的。而注意到永王事件的过程性同样提醒我们，在我们针对地方的讨论时，我们同样应该知道，地方上各色人物对永王行为的理解也将随着东行的进展有所变化。当然，与二十年前的学者相比，我们重新解读“永王之乱”的条件将比他们更为优越。因为就在这二十年中，一些卷入永王事件的人物的墓志资料相继发现并刊布了。不过当我们在利用这些新出土文献的时候，同样不应忽视对传世文献进行更为仔细的梳理。由于有关“永王之乱”的传世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干扰，这一梳理就要求我们对这些史料进行更为细致的辨析和系统的掌握。总之，本文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对现存有关永王事件资料的系统整理，并在以永王东行路线（见图31）为考察线索的论述框架下，去全景式地呈现一幅安史之乱初期帝国南部的政治图景。

一、普安：《命三王制》的内涵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军队攻克潼关，玄宗出奔蜀郡（成都府）。七月十五日，奔蜀途中的玄宗在普安郡（剑州）发布了一道重要的制文《幸普安郡制》。我们对“永王之乱”的讨论就将始于这篇制文。制文由时“从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诰”[2]的贾至起草，具体内容则参考了三天前赶到普安郡与玄宗会合的宪部侍郎房琯的意见。制文曰：

……太子亨，忠肃恭懿，说礼敦诗，好勇多谋，加之果断。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皆孝友谨恪，乐善好贤，顷在禁中，而习政事（“顷在禁中，而习政事”当从《唐大诏令集》及《册府元龟》改作“虽顷在禁中，未习政事”），察其图虑，可试艰难。夫宫相之才，师傅之任，必资雅善，允属忠贞，况四海多虞，二京未复，今当慎择，实惟其人。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大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此句当从《唐大诏令集》作“永王璘宜充山南东道、江南西路、岭南、黔中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郡太守李岘为副都大使，仍授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依前江陵郡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以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副都大使，兼御史中丞。丰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以陇西郡太守邓景山为之傅，兼武威郡都督府长史御史中丞充副都大使。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以下”当从《唐大诏令集》作“已上”）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其授京官九品以上并先授名闻，奏听进止。其武官折冲以下，并赏借绯紫，任量功便处分讫闻奏。其有文武奇才，隐在林薮，宜加辟命，量事奖擢。於戏！咨尔元子等，敬听朕命；谨恭祗敬，以见师傅；端庄简肃，以莅众官；慈恤惠爱，以养百姓；忠恕哀敬，以折庶狱；色不可犯，以临军政；犯而必恕，以纳忠规。往钦哉！无替朕命。各颁所管，咸令知悉。[3]

《幸普安郡制》又被后人拟作《命三王制》，顾名思义，它“标志着玄宗以皇子代替边镇将领典兵这一重大政策转变，这是玄宗部署平定安禄山反叛的重大决策”[4]。到达蜀中后的玄宗又于八月二日发布了一道《銮驾到蜀大赦制》，再一次重申了《命三王制》中的主张：

朕用巡巴蜀，训励师徒，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合其兵势，以定中原。[5]

《命三王制》“从对安禄山军长期作战的战略出发，将包括皇太子亨在内的诸王的权力做了又一次的划分。只是这一战略潜藏着分割唐王朝的危险性，故亦遭到高适等人的反对”[6]。高适的反对意见史书未载，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此后刘晏的反对意见：

禄山乱，（晏）避地襄阳。永王璘署晏右职，固辞。移书房琯，论封建与古异，“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7]

玄宗与房琯所合作拟定的这两道制文，就本质而言是为平叛之需而设计，其中固然潜藏着分割唐王朝的危险性，并且我们也知道，玄宗与太子间的嫌隙由来已久，尤其在马嵬驿之变后，太子以留讨叛军为名已然决定与玄宗分道扬镳，因此这于猜忌心颇重的玄宗而言，恐怕不是能够轻易释怀的事情。但《命三王制》是否在一开始就含有通过分封诸王压制太子的意图，目前也难以遽下定论。不过暂且不去深究玄宗制文的深意，但制文在实质上却已达到了遏制太子的效果。尤其当太子在七月十二日于灵武（灵州）宣布即位后，这一在玄宗尚不知太子已自擅帝位时所作的军政部署，就将成为新帝肃宗的心头之患。这就是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在此后向肃宗说的：

“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颍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弹劾，不敢不先闻奏。”[8]

房琯为玄宗制置天下的策略当然主要秉承玄宗的意愿，未必全为一己之利。不过《命三王制》中含有房琯本人的私心则也不能否认。因为被任命为太子与三王傅的刘秩、窦绍、刘汇、邓景山诸人就是房琯的“私党”。[9]虽然因为丰王等人并未赴任，邓景山诸人实际上亦未履行《命三王制》的制命，而且因受玄宗之命前往灵武册命肃宗的房琯后来受到肃宗倾意待之的礼遇，同样在肃宗行在的邓景山与刘秩此后也都获得了肃宗的信任，但是在房琯与玄宗合作推出《命三王制》之初，他应该确有利用亲信“以副戎权”的用意。至于玄宗接受房琯的这一安排，当然也不会是全然受后者的摆布。玄宗以上述诸人辅佐太子与诸王的根本目的，自然是要贯彻其本人的意愿，这就是《命三王制》中说的：“咨尔元子等，敬听朕命，谨恭祗敬，以见师傅。”

以上我们考察了《命三王制》的两位授意者玄宗与房琯的意愿是如何落实在这份制书中的。不过，仅仅是任命诸王与属意的王傅，玄宗还无法实现《命三王制》中的战略意图。因为诸王毕竟只具有皇亲的身份，王傅也仅是颇具资望的一些文儒[10]，玄宗对他们的任命只有得到那些出镇地的军政大员的支持与配合，或者说，直接控制住那些实权派的地方大员，他的计划才能获得成功。而这批玄宗必须笼络或掌握的地方大员，就是制文中提到的裴冕、李岘、李成式和邓景山。换言之，当我们在讨论关涉“永王之乱”以及反映玄、肃矛盾最重要的这篇制文——《命三王制》的内涵时，仅仅留意代表玄宗的三王和体现房琯意愿的王傅还是不够的，因为地方大员或许才是玄宗以及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一个群体。

二、汉中：东行的起点

《命三王制》发布的地点普安郡是剑阁以南的第一个郡治，玄宗选择在此地正式发布他的制文，除了是因为房琯于三天前来到普安与玄宗会合外，还因为此时的玄宗已经进入了剑阁。对于后者而言，进入剑阁至少意味着他的人身安全要比之前有保障得多，这也使得现在的玄宗有可能来重振一下他“至尊”的权威。当然，这份制文对于稳定当时人心惶惶的时局也有重要意义。史称：“先是四方闻潼关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舆所在。”[11]

《资治通鉴》记载制文发布后“时琦、珙皆不出阁，惟璘赴镇。置山南东道节度，领襄阳等九郡”[12]云云。冈野诚先生早已考证出，尽管《命三王制》发布于普安郡，但永王璘的赴镇却绝不是《命三王制》发布以后的事情。实际上，早在半个月前的汉中郡（梁州），璘就已经受玄宗之命东行了。但在两唐书的《玄宗纪》中，玄宗奔蜀途中途经汉中郡的这段记载却脱落了。冈野氏认为，这是因为玄宗在六月底于汉中郡发布命永王出镇的诏令时，肃宗尚未称帝。换言之，玄宗是当时唯一的皇帝。那么受玄宗之命东行的永王，其行动当然也具有合法性。所以对于后来在玄、肃较量中胜利的肃宗来说，为了证明他此后镇压“永王之乱”具有合理性，他就得证明在他于七月十二日即位前，玄宗诏令永王出镇的文书并不存在，于是便将玄宗到达汉中郡之事从记录中抹去了。[13]

所幸，冈野先生已通过《旧唐书·玄宗诸子传》等史料考证出，玄宗不仅肯定到过汉中郡，而且就是在汉中郡“下诏以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并且璘也正是从汉中郡启程，出镇江陵的。[14]实际上，玄宗在到达汉中之前，也就是在任命永王璘之前，已经先后任命过盛王琦和丰王珙为“广陵郡大都督”和“武威郡都督”，只是此二王并未赴任，仍旧留在玄宗身边[15]，所以对于此时决意从汉中赴任的永王璘来说，玄宗势必得为东行的璘配置一些人手，以及进行一些相应的部署。这些部署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玄宗册封汉中王瑀。册文曰：

维天宝十五载岁次景（丙）申，七月戊子朔日，皇帝若曰：“咨尔汉中王瑀暨御史中丞魏仲犀，王室多难，凶逆未诛，是用建尔子侄，以为藩屏；命尔忠良，以摄傅相。安危系是举，可不慎欤？夫王侯之体，则以任能从谏为本，亲贤仗信，则以好问乐善为心，安仁容众为节，然后能建其功业，夹辅王室。是以汉之宗王，多委政守相，故能享祚长久，令闻不已。朕闻汝瑀能宽大俭约，乐善好贤，敦悦诗书，动必由正，而久于高简，未习政途。又闻仲犀才干振举，忧勤庶绩，必能固尔磐石，匡补阙漏。军旅之事，必委其专；讼狱之烦，必与其决；简贤任能，必使其举；惩恶劝善，必任其断。惟协惟睦，其政乃成；同德合义，何往不济？於戏！瑀其镇抚黎人，庄肃守位；仲犀其悉心戮力，赞我维城。则瑀有任贤之名，犀有忠勤之绩。匡复社稷，戡定寇难，在此行也。勖哉！其无替朕命。[16]

这份作于六月底或七月初的《册汉中王瑀文》已开半个月后《命三王制》的先声，因为以宗子为“藩屏”、以忠良为“傅相”的任命模式与《命三王制》完全一致，只是汉中的实际控制权现在已由玄宗任命的李瑀掌握，所以不存在类似于《命三王制》中需要争取地方军政大员这样的问题。

现在我们要来谈谈被玄宗册封为汉中王的李瑀是何人了。李瑀是玄宗长兄、也就是被玄宗追谥为让皇帝的宁王李宪第六子。李宪卒于开元末，共有十子[17]，前六子均享有封王的荣誉。其中，除长子琎、次子嗣庄、五子珣三人卒于安史之乱前，三子琳、四子璹、六子瑀三人都经历了安史之乱。史称：“琳，封嗣宁王，历秘书员外监。从玄宗幸蜀郡，至德二载（737）卒。”而“瑀早有才望，伟仪表。初为陇西郡公。天宝十五载，从玄宗幸蜀，至汉中，因封汉中王，仍加银青光禄大夫、汉中郡太守”[18]。据史料描述，玄宗对他的这位长兄，以及长兄诸子颇另眼相待，因此潼关失守后，除了玄宗本人的十三子随其一起出逃外，琳、瑀诸人亦随其奔蜀。瑀在当时应该是颇为玄宗信赖的人物，史称玄宗幸蜀时，子延王玢不忍其男女三十六人弃于道路，“数日不及行在所，玄宗怒之；赖汉中王瑀抗疏救之，听归于灵武”[19]。其实从这条史料中我们亦可看出玄宗对诸子的猜忌防范。延王玢仅因“徐进”[20]就遭到玄宗的怒斥，并被赶往灵武。那么对于早前就与玄宗分途，而此时业已即位灵武的太子李亨，玄宗又将抱以怎样的态度呢？玄宗对延王玢的怒责，恐怕不是因为后者的“追车驾不及”[21]，而正是深恐延王玢步太子自擅帝位、公开与玄宗对立的后尘吧。[22]

玄宗在任命永王东行的同时又册封李瑀为汉中王的动机，需要置于玄宗、永王、李瑀三人的动向中方能解释。玄宗在任命李瑀后，就将进入剑阁。剑阁以内虽说是暂时安全和富足的地区，但毕竟是较为闭塞了。而对于当时的士民来说，玄宗的入蜀本是失人心之举，固然对当时的玄宗而言，安全仍是其第一考虑的要素，但玄宗毕竟不是轻易放弃帝国统治权，也不是坐待安禄山叛军攻陷帝国江山的那类君王。[23]掌握了汉中，即掌握了两川的门户，使得玄宗仍保有北出，至少是控制帝国南部的一把锁钥。我们知道，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的北部运路已经全部瘫痪，南部武关道的重镇南阳（邓州）此时也正处于激烈的朝叛争夺下，所以通畅的东西运路只剩下上津道一条。[24]而汉中正是上津道的终点。故经由汉中，位于蜀中的玄宗可以随时沟通江淮、江汉的信息并获得物资支持；并且通过汉中的李瑀，以及此时正奔赴江汉的李璘，玄宗可以逐步将他的政治意图贯彻到南方，并在南方部署起抵御叛军的措施。汉中在物资转输方面的意义对于在西北即位的肃宗来说也心知肚明。当同年十月，身为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录事参军的第五琦在彭原（宁州）面见肃宗时，就“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川，令汉中王瑀陆运至扶风（凤翔府）以助军；上从之”[25]。

总之，即将入蜀的玄宗为东行的璘安排了汉中王瑀这样一个稳定的后方，从而完成了他对长江上游的部署。而在探讨了普安郡和汉中郡的问题后，我们对永王事件的分析，也将至此转入长江中游的江汉一带。

三、江陵：永王集团的形成

永王一行于七月到达襄阳（襄州），九月抵达江陵（荆州）。位于长江岸边的江陵在当时不仅是一个相对安全，同时也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处所，因为江淮租赋就“山积于江陵”[26]。史称到达江陵后的永王立刻展开其招兵买马的工作：“（璘）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27]李璘在江陵的募士、补署，秉承着玄宗《命三王制》中“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以及“其有文武奇才，隐在林薮，宜加辟命，量事奖擢”的旨意，是完全合理的举措。正是凭借在江陵的工作，李璘在为帝国南部培养了一支颇具规模的军队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以其为核心的江陵政治集团。

据《新唐书·永王璘传》载：

新传所载的五位李璘谋主中，薛镠等四人的情况史料留存的资料并不丰富，但幸运的是，关于韦子春，《宋高僧传》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有关他涉及“永王之乱”的重要资料。更幸运的是，这份资料还可与近年出土的另一份牵涉永王事件的重要人物的墓志资料相呼应，这份墓志资料就是《唐故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安陆郡太守苑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苑咸墓志》）。

《苑咸墓志》记载苑咸与永王的关系为：

属羯胡构患，两京陷覆，玄宗避狄。分命永王都统江汉，安陆地亦隶焉。永王全师下江，强制于吏。公因至扬州，将赴阙廷，会有疾，竟不果行，呜呼哀哉！[29]

研究该墓志的学者认为，苑咸当时任职太守的安陆郡（安州）正属永王统辖的范围，故而永王下江时，苑咸被迫离开安陆而随至扬州。此后苑咸试图从扬州再赴朝廷（指肃宗朝廷），但因疾未行，遂于至德三载（758）正月卒于扬州。可知在安史之乱发生时的宗室事件中，苑咸是避开永王而追随肃宗的，由此可见苑咸具有较强的政治洞察力。[30]实际上，这一解释并不正确，以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一些牵涉永王集团的士人文集的记述，在永王失败后，士人以“强制于吏”等词汇为自己辩护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著名诗人、此后入幕璘军的李白，其在乱后所写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就记道：

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31]

而由墓主至亲好友撰写的墓志，当然也会为卷入永王事件中的墓主作辩白之词，因此在由苑咸之孙苑论所作的墓志中出现“强制于吏”的说法，不能作为苑咸就是被迫跟随永王的证据。至于永王是否采用胁迫士人的方式令其屈从，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将在下文进行讨论。在这里我只想指出，苑咸的入幕璘军，很可能不仅不是被迫，而且还是相当主动的。

据《唐越州焦山大历寺神邕传》记载，江南僧人神邕曾于天宝年间游学长安，安史之乱爆发后，神邕东归江湖，传称：

方欲大阐禅律，倏遇禄山兵乱，东归江湖，经历襄阳，御史中丞庾光先出镇荆南，邀留数月。时给事中窦绍、中书舍人苑咸，钻仰弥高，俱受心要。著作郎韦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刚气而赡学，与之酬抗。子春折角，满座惊服。苑舍人叹曰：“阇梨可谓尘外摩尼，论中师子！”时人以为能言矣。旋居故乡法华寺。[32]

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苑咸是崇奉佛教且佛学造诣精深的士人[33]，上引《神邕传》的记载亦可印证此说。上述记载显示，神邕在江陵停留的数月间，曾与窦绍、苑咸、韦子春诸人接洽讲学。而窦绍、苑咸、韦子春三人又都是籍名永王集团的人物。并且，窦绍正是玄宗在《命三王制》中任命的永王傅，而韦子春则是永王的“谋主”。如此来看的话，与他们过从甚密的苑咸，他此后跟随永王南下江淮，是否如其墓志所说的是被“强制于吏”的，就很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神邕来到江陵的时间约略早于永王。传中说他是受出镇荆南（指江陵）的御史中丞庾光先之邀才逗留江陵。庾光先是安史之乱爆发后，不受禄山伪官，潜伏奔窜的北方官员。[34]他可能正是在逃离安禄山的控制区后被唐廷任命为江陵长史的。所以他出任是职的时间不会太早，估计在天宝十四载（755）底左右。[35]我们知道，在玄宗于天宝十五载七月中旬颁布的《命三王制》中，其为永王配署的副都大使、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是长沙郡（潭州）太守李岘。我在上文说过，玄宗以永王出镇江陵，必要辅之以江陵的地方大员为其保障。不过和《命三王制》中配署给盛王琦的广陵郡大都督府长史、本就担任是职的李成式不同，玄宗为永王配署的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李岘此前却并不在江陵任职。玄宗之所以选择以长沙郡太守李岘辅佐永王，一则是基于李岘作为唐宗室，以及曾在京兆尹等任上“皆著声绩”[36]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则是，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的时候，玄宗任命接替庾光先的江陵长史源洧不巧在任命伊始便去世了[37]，所以此时正处在逃难途中的玄宗也只能另择一临近江陵的南方要员补任此职。

现在的问题是，据墓志描述，苑咸在安禄山叛乱时应该正在安陆郡太守任上，那么他怎么又会在江陵与窦、韦诸人有过从呢？安陆郡地处淮河以南，并以桐柏山的平靖、礼山、百雁三关与北面的义阳郡（申州）分界。虽说安史叛军在乱初就已迅速推进到濒临汉东淮上的河南西部，但安陆在当时毕竟还不是处于战争一线的危险地区，因此作为一方太守，如果仅仅因为一己之身家性命就丢弃一郡士民，南逃至当时士人流寓播迁的集中地荆襄，恐怕是难以说得过去的。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苑咸是受永王之邀而南下江陵的。身为昔日权相李林甫的书记，中书舍人苑咸是公认的文诰高手。[38]李林甫死后，苑咸因受杨国忠排挤外放，天宝末年调至安陆任职。对于其时广揽人才的永王来说，这样一位深具书记之才的士人也许早就在其属意之中。[39]而苑咸熟稔并擅作诏诰的专长也决定了此后“东巡”江淮的永王必将携其一同南下。南下的苑咸也许并未携带家属随行，因为据苑咸墓志，其夫人邵氏就在其死后十年于江陵去世。[40]

苑咸的情况应该不是一个个案。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在《神邕传》中与苑咸并提的窦绍、韦子春诸人，他们是否与苑咸一样，是早在永王来到荆楚前就已经在这一地区的士人，或是之前即随永王行动者；但可肯定的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无论是像苑咸一样早先就在此地任职的官僚，还是像上文提到的刘晏一样，因避乱才寓居襄阳的士人，富足而安全的荆楚已经成为一个士人聚集的区域。并且随着永王的东来，这些士人成为当时急于罗致人才的永王全力争取的对象。甚至连僧人神邕都很可能与永王有所接触，并且此后就是随着永王南下的舟师返回江南的，只不过《神邕传》的叙述避讳了他与永王的这段过从而已。于是在江陵，一个以永王璘为核心、云集着一批荆楚士人的政治集团就此形成了。

四、江汉：玄、肃二帝的暗战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荆楚士人都愿意加入永王璘的这个政治集团的，比如前文说的刘晏。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来谈一下作为江陵第一大员的李岘在当时的表现。在玄宗于七月十五日颁布《命三王制》后，长沙太守李岘接受了前者的任命，赴职江陵。然而据《资治通鉴》“江陵长史李岘辞疾赴行在”[41]一句来看，改任江陵长史的李岘很快就离开了永王，并且径直奔赴肃宗的“行在”。是什么原因使促李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由接受玄宗的任命而变为投奔肃宗？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里需要讨论的。

我们知道，在玄宗于七月十五日发布《命三王制》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肃宗已于七月十二日在灵武即位并尊其为上皇天帝的事情。[42]直到八月十二日灵武使至蜀郡，玄宗方知肃宗即位。[43]十六日，玄宗发布让位诏文，并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44]十八日，遣宰臣韦见素、房琯、崔涣等奉传位册文前往灵武册立肃宗。[45]

诏文与册文均由曾为玄宗撰写《命三王制》的中书舍人贾至起草，诏文曰：

……况我元子，其睿哲聪明，恪慎克孝，才备文武，量吞海岳，付之神器，不曰宜然。今宗社未安，国家多难，其英勇雄毅，总戎专征，代朕忧勤，斯为克荷。宜即皇帝位，仍令所司择日，宰相持节，往宣朕命。其诸礼仪，皆准故事，有如神祇简册、申令须及者，朕称诰焉。衣冠表疏、礼数须及者，朕称太上皇焉。且天下兵权，制在中夏，朕处巴蜀，应卒则难，其四海军郡，先奏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皇帝处分讫，仍量事奏报。寇难未定，朕实同忧，诰制所行，须相知悉。皇帝未至长安已来，其有与此便近，去皇帝路远，奏报难通之处，朕且以诰旨随事处置，仍令所司奏报皇帝。待克复上京已后，朕将凝神静虑，偃息大庭。踪姑射之人，绍鼎湖之事……[46]

任士英先生已对诏文与册文，尤其是这篇重要的《明皇令肃宗即位诏》的政治意义进行了分析，指出，诏文与册文的颁布固然昭示了玄宗承认肃宗即位的事实，但通过《令肃宗即位诏》，玄宗仍为保留其权力提供了法律依据（比如仍保有发诰权和处置权），使得肃宗为求获得合法正统之认可，于接受册命时，不得不接受诏书中对此所作的安排，使权力的交接过程留下空隙，从而形成了玄宗（太上皇）与肃宗（皇帝）各掌大权，共同进行平叛战争的二元政治格局。双方都以平叛为目标，互有妥协、让步，从而得以共存。[47]

到八月二十一日时，也就是玄宗册命肃宗后的三天，玄宗又发布了一道诰令，这道诰令就将与我们所讨论的李岘有关。这道名为《停颍王等节度诰》的诰令在《唐大诏令集》中同样被系于贾至名下。诰曰：

凿门命将，授钺专征。仗以方面之威，执夫赏罚之柄。邦家重任，固实在兹。颍王、永王、丰王等，朕之诸子，早承训诲。琢磨《诗》《书》之教，佩服仁义之方。乐善无厌，好学不倦。顷之委任，咸缉方隅。今者皇帝即位，亲统师旅，兵权大略，宜有统承，庶若纲在纲，惟精惟一。颍王以下节度使并停。其诸道先有节度等副使，便令知事，仍并取皇帝处分。李岘未到江陵，永王且莫离使，待交付兵马了，永王、丰王并赴皇帝行在。[48]

其实，此诰的真伪问题贾二强与林伟洲两位学者都提出过疑问，疑点之一就是担任肃宗册礼使判官的贾至在八月十八日的时候正随宰相韦见素等人前往灵武，所以他不可能在三天后替玄宗撰写此诰。[49]我接受此诰为伪作的看法，即它可能确由贾至撰写，但却是其受肃宗之命模拟玄宗的口吻创作的，而且创作的时间也不可能是八月二十一日，至早也要在九月二十五日贾至一行抵达肃宗当时的行在顺化郡（庆州）以后。[50]

肃宗为什么要委笔贾至伪作此诰？如果像上述学者的分析所揭示的，若抵达肃宗行在的韦见素一行人在册命肃宗的同时亦向后者传达了玄宗《令肃宗即位诏》的旨意，即实际上，玄宗并不甘于肃宗为其安排的太上皇的位置，仍旧保留着发诰的权力，即对军国大事的处理仍旧留有一手[51]，那么肃宗委笔贾至撰写《停颍王等节度诰》，并系其时为玄宗临轩册命肃宗一事的后三天，也许正可看作肃宗对玄宗仍旧不肯放弃发诰权力的一种回应。而诰中所言“其诸道先有节度等副使，便令知事，仍并取皇帝处分”云云，正敷衍自诏文中的“其四海军郡，先奏取皇帝进止”，故肃宗此举也算是有据可依，并非全然妄为。

诰中虽然强调了暂停颍王等人的节度职衔，将“处分”的权力由玄宗任命的诸王转移到新帝肃宗手中，但是对辅佐诸王的地方大员（“诸道先有节度等副使”）却仍旧令其“知事”，这样的措辞当然完全符合此时正偏处西北的肃宗尚没有能力去全面更革南方的政治格局，所以仍旧需要获得这些“先有”封疆大吏配合的实情。而这亟须争取的首要对象，就是本由玄宗任命的永王副使李岘。因此，假设此诰是肃宗于九十月间要求贾至撰写并颁布的，那么得知此诰的李岘由于永王此后未能与其交割兵马而辞疾离去，也许是说得过去的。

不过，当肃宗要求将此诰的时间系于八月二十一日时，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八月中旬的时候，永王一行还未到达江陵。更重要的是，据《新唐书·肃宗纪》载，十月的时候，肃宗“遣永王璘朝上皇帝于蜀郡”。而这与《停颍王等节度诰》中所要求的“永王、丰王并赴皇帝行在”的说法显然是不吻合的。是由于消息传达得不够及时，或者肃宗疏忽大意，所以没有意识到永王在八月中旬还未抵达江陵，还是他的决定如此反复，仅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忽而以玄宗的口吻要求永王赶往皇帝的行在，忽而又以自己的诏令要求永王朝觐蜀郡的玄宗？

当然，上述的情况都有可能存在，只是，这些可能性都不大。我的意思是，如果《停颍王等节度诰》确是肃宗借贾至之手的伪作，那么伪作的时间也要晚到“永王之乱”一事结束后。而李岘辞疾赴行在的原因，据《册府元龟·总录部·忠第二》的记载则为：

《册府元龟》的这段史料正是上述《资治通鉴》所引“江陵长史李岘辞疾赴行在”的资料所本，从其叙述语序来看，李岘的辞疾离任更像是由于肃宗诏令永王归蜀，而永王不从，所以李岘为不欲预其祸才离开前者的。“唯”字在这里的使用既突出了李岘“忠贞”的胆气与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但似乎也隐含着这样一个信息，即除了李岘这样的少数外，还是有很多江陵士人选择跟随甚至支持永王的。

李岘诚然是一个极有政治洞察力的士人，但是如果肃宗真颁布过所谓《令永王璘归觐于蜀诏》，或以玄宗的名义发布过《停颍王等节度诰》，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很多荆楚士人选择支持永王，会像我们在上文中说的那样，在江陵形成一个以永王璘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呢？需要指出的是，当永王一行于九月抵达江陵后，肃宗即位灵武的消息已为大多数南方士人所知晓[53]，并且，此举也得到了士大夫们的拥护。[54]那么，难道是他们对这些诏诰视而不见？实际上，在下文的论述中我们将看到，那些卷入“永王之乱”中的荆楚士人，无论是乱中还是乱后不久，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永王者，几乎没有人提到过《令永王璘归觐于蜀诏》或《停颍王等节度诰》。尤其是后者，如贾二强先生所指出的，甚至在李璘兵败后玄宗所下的《降永王璘庶人诏（诰）》中都只字未提此诰，如果是诰真颁布过，玄宗这样做是有悖情理的。[55]所以更可能的情况是，肃宗在永王事件平息之前从没有以玄宗的名义颁布过《停颍王等节度诰》。至于肃宗令永王归蜀的诏令，我认为可能颁布过。但一则，它的颁布也应该是有前提或语气委婉的；二则，也许在由永王都统的荆楚一带，肃宗诏令的影响力确实有限。

我们看到，上引《册府元龟》关于李岘因永王不从肃宗令其归蜀的命令而离开永王的叙述，与我们本目开头引用的新书《永王璘传》的下述表达很相似：

它们都显示了肃宗诏追永王璘是在后者心生“窥江左之意”的前提下才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措施。当然，正史的这种叙述难免有为肃宗辩护之嫌。但是，无论肃宗是否确有诏追李璘的行动，也不管这种诏追究竟是发生在李璘南下江左前还是后，两唐书等选择将肃宗诏璘一事与璘对江淮的觊觎联系起来，本身就说明，至少玄宗任命永王璘为江陵大都督的《命三王制》是有权威性的。因此哪怕是史家编撰肃宗诏追李璘的时序，也需要在李璘违背《命三王制》，亦即不安于江陵的任命，徒生希冀江淮野心的前提下才能被提出。

事实上，在永王璘尚未“东巡”江淮前，甚至在“东巡”江淮之初，在南方具有效力且影响力最深的依旧或者说只有玄宗的《命三王制》一文。在其时担任淮南采访使掌书记的萧颖士作于至德元载（756）十月的《上崔中书圆书》中，萧颖士就说道：

先奉七月十五日敕，盛王当牧淮海。累遣迎候，尚仍在蜀。今副大使李中丞，华胄茂德，平时良守，清静临人，贪暴敛迹。虽古龚、黄、召、杜之化，无以先之。然与今时经略，颇不甚称……若朝廷不时遣贤王，即就镇求选博通宏略之士，以辅佐之。[56]

无论对于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还是其幕僚萧颖士来说，《命三王制》中要求诸王出守重镇的战略部署既具有效力，也明智正当。所以迎候盛王琦的出镇在萧颖士看来，既是尊奉玄宗意旨的当然举措，也是应对叛乱压力的迫切要求。所以《旧唐书·玄宗纪》说，在玄宗颁布《命三王制》后，“初，京师陷贼，车驾仓皇出幸，人未知所向，众心震骇，及闻是诏，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于兴复”，一点都不是阿谀玄宗的夸饰之词。[57]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明智者看出这篇制文可能存在使帝国陷入分裂的危险性，比如高适、刘晏就都是具有这种政治眼光的人物。但是，看出归看出，既然制文已经颁布，永王已经出镇江陵，尤其是众人得知玄宗的这一决定，甚至还都可能在得知肃宗即位的消息前，那么，此后的行事处事就都还不得不以这份制文为依据，甚至肃宗本人在当时也不得不照顾到这篇制文的效力以及面对永王业已出镇的事实。[58]下面的这段文字是元结为被永王任命为江夏（鄂州）太守的董某在永王南下江淮之初向肃宗呈上的《自陈表》中的一部分：

臣某言：月日，敕使某官某乙至，赐臣制书，示臣云云。伏见诏旨，感深惊惧。臣岂草木，不知天心？顷者潼关失守，皇舆不安，四方之人，无所系命。及永王承制，出镇荆南，妇人童子，忻奉王教。意其然者，人未离心。臣谓此时可奋臣节。王初见臣，谓臣可任，遂授臣江夏郡太守……臣本受王之命，为王奉诏。王所授臣之官，为臣许国。忠正之分，臣实未亏。苍黄之中，死几无所，不图今日得达圣听。[59]

董太守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忠正之分，臣实未亏”，依据就是奉了“承制”出镇的永王的诏令。而永王所承的这份制书无疑就是《命三王制》。《自陈表》中没有提及《令永王璘归觐于蜀诏》，也没有提及《停颍王等节度诰》，这不是董某为了自保不敢提及，以《自陈表》中坚定的语气来看，董某在肃宗派遣敕使来江夏之前，应该确实没有见到过类似的诏诰，所以才会在《自陈表》“忠正之分，臣实未亏”后发出“不图今日得达圣听”的感叹之语。董某的心态以及没有提及肃宗诏诰之举不是个别，下文中我们还会看到另一些事例。

回到江陵长史李岘辞疾赴行在的原因上来。我认为，李岘并非因为未能实现《停颍王等节度诰》中与永王交割兵马的任务而辞疾离去，因为这份可能由肃宗假手贾至伪作的诰文，创作的时间应该晚到永王起事失败后，所以才更易产生我们之前提及的那些略有矛盾的问题。李岘也许是因为永王未能听从肃宗诏追其归蜀的命令而离开后者的，不过即便如此，肃宗的这份诏令措辞也应当比较委婉，或者影响力确实有限，以至于仍有很多荆楚士人愿意加入永王的集团。至于胡三省所说的，李岘是因为“璘将称兵，岘不欲预其祸”[60]而奔赴肃宗行在，当然也完全有可能。但不管李岘“辞疾赴行在”的具体原因为何，有一点无疑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江陵任上的李岘已经预感到了肃宗与永王间的紧张矛盾，而造成这种紧张关系的根源就在于，现在的南方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永王璘为核心的军政集团，而这个集团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即位不久的帝国新君主肃宗的地位。

另一个需要提醒的问题是，尽管永王确实在江陵网罗了一批荆楚士人，造就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军政集团，但托故离永王而去的重要人物实际上也不会只有李岘一人，另有一位此时离永王而去的官员也很值得我们注意。虽然他并非原在江陵任职的官员，但他离开永王的意义却也不在李岘之下，这位官员就是高适。

高适在“永王之乱”结束后写作的《谢上彭州刺史表》一文是一篇涉及自身履历的自叙性文字。其中的“南出江汉”一语，在诸家先后所撰的高适年谱及《高适集》注本中大多未详其事。近来已有学者推测，高适表中所谓“南出江汉”正是指其被玄宗安排在永王手下任职，并随后者前往江陵一事。

按高适在安史乱前正担任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的掌书记，并深为后者器重。叛乱爆发后，他随哥舒翰镇守潼关，及翰兵败，高适奔赴行在，谒见玄宗。据《旧唐书·高适传》载，高适为人虽负气敢言，比如他在谒见玄宗后，就为玄宗力陈潼关败亡之势，以为府主哥舒翰开脱。但史称逃亡途中的玄宗也并未因高适的这种负气敢言就对其产生反感，反而还授予他“谏议大夫”的言官之职。关于高适在永王事件初期的表现，旧传只简略地记载为：

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

高适因论谏有素而为肃宗赏识当然完全有可能，但正如顾农先生的研究所指出的，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肃宗不可能从玄宗（尽管他后来已经承认儿子接班，但仍然是上皇）那里直接调走高适，他既没有这样的胆量，事实上也根本做不到。至于高适私自离开玄宗而奔赴肃宗行在的可能性也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事实最有可能是：在高适表达过反对诸王分镇的意见后，玄宗干脆就把他派到永王手下任职，以省得在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既无法理解自己意图又太敢于直谏的谏官，于是就有了高适的这段“南出江汉”的经历。“南出江汉”的高适自然能够比较清楚地洞悉永王集团的内部情形，所以在离开永王奔赴肃宗行在后能向后者汇报永王的种种作为，并提出“江东利害”的分析与“永王必败”的预测。[61]

这一推测同样能得到正史关于李岘事迹记载的印证。有趣的是，李岘这位卷入永王事件中的江陵要员在两唐书中，唯有新传简短地提到了一句他在永王事件中的表现：

永王为江陵大都督，假岘为长史。至德初，肃宗召之。

反倒是《资治通鉴》关于李岘的记载更耐人寻味一些：

璘领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江陵长史李岘辞疾赴行在，上召高适与之谋。适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之状。[62]

史料在这里特别提到了肃宗召高适与李岘同谋，这不仅因为他们两人同样反对永王，支持肃宗；也因为他们两人都来自江汉，都在永王的府中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职务，并且都对永王集团的内部情形有所了解。只不过两人离开永王的时间不一定一样罢了。至于两唐书《李岘传》中有关李岘的这段经历之所以会被记载得如此简略，原因当和《高适传》一样，应该是后人刻意抹去了两人与永王过从的这段经历所致。[63]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与永王东行相关的正反人物事迹，其与永王关系的记载几乎皆有缺漏。[64]以至于到了两唐书的编撰时，彼时的编撰者也只能因袭这种简笔处理的文本了。

如果我们承认正史的这种编撰模式，即当史料记载一位士人曾先后在玄、肃两个行在任职，但是对他们如何由玄宗行在到达肃宗行在的过程却语焉不详，那我们就应当注意了，因为这很可能表明，他们不是从蜀郡的玄宗处直接赶赴肃宗行在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中间的环节。而这一中间环节即便不是位于江陵的永王处，也很可能就是在江汉一带，比如说，第五琦的经历就是如此。

第五琦是在潼关失陷前与颜真卿共同区处河北南部抗贼事宜的北海太守贺兰进明的属下，据《资治通鉴》“至德元载八月”条载，玄宗幸蜀后，

北海太守贺兰进明遣录事参军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于上皇，以为：“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职，可使军无乏用。”上皇悦，即以琦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两个月后的至德元载十月，《资治通鉴》又载：

第五琦见上于彭原，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川，令汉中王瑀陆运至扶风以助军；上从之。寻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盐法，用以饶。[65]

我推测，受玄宗任命赶往江淮的第五琦应该就是于半途辗转去往肃宗的行在彭原郡的。第五琦的府主贺兰进明此时也正赶赴肃宗行在，所以第五琦这次改变行程，有可能是受前者的影响。至于行程改变的路线，最有可能的就是取道江汉北上。

如果说玄宗任命永王璘出镇江陵，是其试图从军政层面控制南方的一项举措，那么他此时任命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就是旨在从财政层面上掌控南方。不过遗憾的是，第五琦已改变行程转道肃宗行在，这不仅使玄宗的计划流产，也让肃宗再一次看到了争夺江淮财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总之，江陵的日子是东行途中的永王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他不仅为帝国南部培养了一支颇有实力的军队，也为自己培植了一个以荆楚士人为主干的集团。然而，与永王的表面风光相对照的，却是玄宗与肃宗两人在暗中的较量。并且，这种较量同样也已对永王的僚佐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在永王“东巡”前，这些暗中的较量终究不至于造成双方的彻底决裂。一切的变化，都将始于年底的永王“东巡”。于是，在结束了上文有关“东巡”前奏的讨论后，我们的论述也将正式切入“东巡”的主题。

五、河南：东巡的“目的地”

至德元载十二月，永王璘率舟师由江陵东下，开始了旧史所谓“东巡”之旅。有关李璘“东巡”的原因，旧史或以为李璘是一个缺乏政治头脑的人物，或以为其确实存有割据江东的私心，抑或“东巡”之举是受了身边士人的怂恿。也许我们还可以为李璘的“东巡”再加上另外两种推测，他也许是受了肃宗令其归觐于蜀及其他一些遏制措施（见下文）的刺激而产生反感，也许，“东巡”背后正得到了玄宗的暗示或默许（见下文）。总之，上述的种种都可能成为促成永王璘“东巡”的直接原因。不过以目前保存的有限史料来看，要证成上述任何一种假设都是颇为困难的。

其实，我们不用过于纠结李璘究竟出于何种原因才进行“东巡”，我们所关心的是，李璘将以怎样的名义来开始他的这趟“东巡”。上文说过，尽管此时众人都已经知晓肃宗即位灵武的事实，但李璘所秉持的玄宗《命三王制》仍是一份在当时广为南方士人所承认，甚至肃宗本人也不得不有所忌讳的诏令。但是，偏偏是在这份被众人接受的《命三王制》中，并不存在允许永王璘可由江陵继续南下的内容。换言之，璘的出镇江陵以及在江陵扩充实力都是有据可依的，因为《命三王制》诏令璘出任的就是都统山南东道等四路的江陵郡大都督。但是，离开江陵的“东巡”却是“无名”[66]的，如何将这“无名”变为“有名”，才是现在的李璘最需考虑和亟待解决的。

在开始这个问题的讨论前，我们要先来看一下下面这段史料：

又（张）巡答（令狐）潮书：“主上缘哥舒被饂，幸于西蜀，孝义皇帝收河、陇之马，取太原之甲，蕃、汉云集，不减四十万众，前月二十七日已到土门。蜀、汉之兵，吴、楚骁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王部统已到申、息之南门。窃料胡虏游魂，终不腊矣。”[67]

这段史料出于司马光《通鉴考异》引李翰《张中丞传》中。这里有必要先对李翰的《张中丞传》，以及上述传引《张巡答令狐潮书》的创作背景作一下简单的介绍。《张中丞传》是张巡死后，其友人卫县尉李翰于至德二载底，亦即肃宗收复两京后创作并上呈肃宗的一篇文字。[68]关于撰写《张中丞传》的原因，李翰解释为，当时“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窃痛之。今特详其本末，以辨巡过，以塞众口”[69]。《张中丞传》现已不存，据阅读过此传的唐人韩愈和宋人欧阳修的描述，“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70]，“翰之所书，诚为太繁，然广记备言，所以备史官之采也”[71]等来看，李翰的这篇《张中丞传》保存了颇为详备的有关张巡事迹的资料，无怪乎连《张巡答令狐潮书》这样的书信都有保留，所以宋代欧阳修撰写《新唐书》、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都引用过李翰的这部传记。

李翰何以能获得《张巡答令狐潮书》这样交通于战争一线将领间的书信，我们已经无从考知了。而且正如引用过此传的司马光后来说的，传中部分内容“其日月前后差舛，不可考。盖李翰亦得于传闻，不能精审”[72]。司马光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认为上引的这份《张巡答令狐潮书》应该还是张巡本人所作。以李翰当时撰写《张巡传》的背景及上呈肃宗之事来看，这份书信绝不会是李翰的伪作。而即便这封书信的内容确有“得于传闻”之处，它也应该是真实地反映了像张巡这样处于战争一线的将士，他们在当时所能获知的有关唐廷动向的情报。

按张巡守卫雍丘（陈留郡属县）、抵抗叛军将领令狐潮的攻势，始于天宝十五载二三月间，直到当年十二月才放弃雍丘，南撤至宁陵（睢阳郡属县）继续抗敌。从上引《张巡答令狐潮书》的内容来看，雍丘城中的张巡已经知晓玄宗幸蜀、肃宗即位、永王一行东出汉中三桩大事，所以是书必作于七月中旬至十二月间。[73]

书信中的内容未必完全可靠，比如司马光已指出：“其曰：‘前月二十七日，兵到土门’，盖围城中传闻之误也。”[74]这当然完全有可能。而从张巡作书的心态来讲，除了要表明守城的决心外，还要尽可能起到警戒与威慑令狐潮的目的。所以信中所言不仅完全可以，而且势必要夸大唐军的实力。此外，即便张巡洞晓或预感到永王一行可能造成玄、肃二帝间的紧张关系，他也不可能在答令狐潮的这封信中表露出来。

从张巡写给令狐潮的这封信来看，他所传达给后者的，或者说，张巡本人所得到的，是这样一个有关唐廷战略部署的信息。即在北方，孝义皇帝肃宗李亨将以河陇兵马经太原、出土门，直捣安禄山的巢穴河北。而在南方，永王、申王等人则将以“蜀、汉之兵，吴、楚骁勇，循江而下”。至于永王“循江而下”的目的，张巡信中虽然没有明言，但从“永王、申王部统已到申、息之南门。窃料胡虏游魂，终不腊矣”云云，读信者应该不难推知，永王此次东行的目的，至少其在表面上所打出的东行口号，应该就是由南方北上收复河南，以达到与北方的肃宗南北夹攻叛军的效果。信中所言的“申、息”指濒临河南西部的义阳郡（申州），除了其北边淮河外，义阳郡的另一个重要地理标识就是南部的桐柏山。越过桐柏山，便是地处江汉一带的安陆郡了。因此信中所谓“永王、申王部统已到申、息之南门”，即使不是指永王已由江陵出发“东巡”，至少也应该指永王正在江陵。总之，“申、息之南门”指长江中游一带当无疑问。所以《张巡答令狐潮书》创作的时间，很自然地，也就应该在至德元载九月至十二月间。

现在我要来谈谈《张巡答令狐潮书》为什么会引起我们的关注了。我们知道，玄宗在南逃伊始发布的《命三王制》确定了以皇子分守重镇的战略格局，同时，制文也可能含有压制太子的用意。但是，《命三王制》实际上并未对皇子分守重镇的具体目的作明确交代。即使在后来的《銮驾到蜀大赦制》中，玄宗也只是笼统地将其这一举措的目的定义为“合其兵势，以定中原”。实际上，对于刚刚到达蜀中的玄宗来说，能否期待他的这些此时拥兵甚少甚至前途未卜的皇子（无论是太子[76]，还是永王）立刻实现所谓“合其兵势，以定中原”的目的，玄宗心中还不一定有底。所以对玄宗来说，更现实的目标，恐怕还是期望永王能够先顺利到达江陵，只有安全到达江陵，并控制住荆襄一带，才谈得上去考虑接下去的事情。因此《命三王制》中要求永王此行的首要任务——出镇江陵（即令永王充任江陵大都督），这个目标是表述得相当明确的。不过，也只有这个目标才是明确的。同样，对于从汉中与玄宗分手的永王来说，即便他在离开汉中之初就打有收复河南的旗号，这一旗号也未必能打得响亮。这不仅是因为初离汉中的永王一行人员寥寥，而且即便从稍后玄宗颁布的《命三王制》来看，河南尚是未出阁的盛王琦的统内，与此时诏令统辖江汉一带的永王还不存在关系。

那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永王一行的目的从出镇江陵变为收复河南了呢？我认为，正是在到达江陵后，尤其是当永王决意由江陵“东巡”江淮时，他开始具体落实玄宗“合其兵势，以定中原”的含糊旨意，即大肆宣传此行的目的是为收复河南了。因为若如实依照玄宗的《命三王制》，永王可以在江汉一带大力发展势力，但不能进一步南下，于是，只有打出“收复河南”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李璘那“于理”虽颇有欠缺的“东巡”之举才能“于情”上变得正当。

实际上，我们对永王一行目的的上述解说，对于理解张巡的这封《答令狐潮书》而言，也许是有过度诠释之嫌了。因为我并不认为对于位于河南前线的张巡来说，他能够像刘晏一样，从永王一行中嗅出玄、肃较量的味道；也不认为他有可能去辨别永王是否有资格或者有意愿去收复河南，甚至将永王一行与收复河南联系起来，本就是张巡一厢情愿的理解。永王的出镇江陵甚至“东巡”也许只是一件鼓舞人心和值得期待的事情。但是，对于处在战争第一线的将领而言，仅仅是这种期待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将让他们看到守卫河南的希望并坚定抗敌的决心。这就是张巡在给令狐潮的答复最后所说的：“窃料胡虏游魂，终不腊矣。”

然而对于永王“东巡”即将途经的江西的士人来说，他们就不会像张巡这样来理解永王一行的目的了。他们或已对此次“东巡”带来的后果洞若观火，或许，那是比张巡更天真地去相信了所谓“收复河南”。

“东巡”的永王于十二月左右进入江西境内。有关永王东巡途经江西的情况，因著名诗人李白加入永王军队而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李白与永王的“谋主”韦子春此前熟识，并曾作《赠韦秘书子春》诗。[77]不过以李白的文名，即便没有这层关系，其被永王赏识而辟为从事也在情理之中。

历来的研究多从李白缺乏政治远见的角度来理解其参与永王“东巡”一事。后来冈野诚先生指出，既然永王是依玄宗之命采取行动的，因而对想为唐朝做贡献的士大夫而言，永王军是正统军，故自有积极加入其中的价值。[78]不过即便玄宗实质上认可或鼓励永王继续南下，但正如我在上文指出的，在玄宗诏令永王出镇的明文《命三王制》中，其实并没有涉及永王在到达江陵后可以继续南下的内容。因此吸引李白加入永王军队的，除了他可能被告知（或者自认为）永王此行得到玄宗的认可外，也许还有另外一些更直接的原因。

在李白随永王“东巡”时所创作的《永王东巡歌》第五首中，李白写道：

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79]

显然，李白知道肃宗即位的事实，但对他而言，二帝并存的格局并不妨碍永王此次的“东巡”，因为永王的“东巡”是以救援河南为目的的。而且诗中的语句也清楚表明，包括李白在内的诸多士人此时都已经听闻了这一消息，即由于十月河北的全面沦陷，到十二月的时候河南的唐朝军队也开始节节败退。无论是西部的颍川郡（许州），还是中部的鲁（兖州）、东平（郓州）、济阴（曹州）诸郡已经全部陷入贼手。不仅是于雍丘抗贼的张巡已经退至宁陵，就是时任河南节度使的虢王巨也可能已从彭城（徐州）退守临淮（泗州）。所以永王的此次“东巡”，显然肩负着重要的军事责任。

虽然我们还不清楚李白是在何种场合下创作十首《永王东巡歌》的，但是能肯定，上述李白认为永王“东巡”乃是出于收复河南、扫静胡尘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感受。[80]实际上，期待着能在河南有所作为的气氛很大程度上弥漫在整个永王集团中。同样由李白创作于永王“东巡”途中的《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就是表达这种气氛的一件作品：

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81]

“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一句与《东巡歌》第一首中的“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相似，乃强调永王此行有“节钺”的“名器”在手，为其行动的合法依据。而“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一句则与《东巡歌》中多次提及的收复疆土、扫静胡虏的主题类似，都是表达“东巡”乃出于与叛军作战的这一目的。只是和《东巡歌》不同，《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有着明确的创作情境，那就是李白是在水军宴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赠歌给诸多永王府中的同僚（“四座公”）的。换言之，期待着此行能在与叛军的对抗中有所建树，不仅是李白个人的心声，也是他能够公开宣扬并与府中同僚共同分享的一种豪情。

同样的想法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元结《为董江夏自陈表》中也能看到，甚至更为明显：

顷者潼关失守，皇舆不安，四方之人，无所系命。及永王承制，出镇荆南，妇人童子，忻奉王教。意其然者，人未离心。臣谓此时可奋臣节。王初见臣，谓臣可任，遂授臣江夏郡太守。近日王以寇盗侵逼，总兵东下，旁牒郡县，皆言巡抚。今诸道节度以为王不奉诏，兵临郡县，疑王之议，闻于朝廷。臣则王所授官，有兵防御。邻郡并邑，疑臣顺王，旬日之间，置身无地。臣本受王之命，为王奉诏。王所授臣之官，为臣许国。忠正之分，臣实未亏。苍黄之中，死几无所，不图今日得达圣聪。

《自陈表》显示，永王的“东下”正是以抵御“寇盗侵逼”为名进行的，而所谓“旁牒郡县，皆言巡抚”也正是“东巡”一名的由来。

因此对于李白这位著名诗人牵涉“永王之乱”的行为，我并不认为李白是一个具有政治洞察力的士人，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婉拒永王之邀的士大夫不在个别，而且即便一些在永王“东巡”前还支持玄宗令诸王出镇主张的士人，此时也开始反对永王的移镇，比如萧颖士即是如此。[82]但是，李白的缺乏政治远见也并不表示他的选择就是毫无根据的行为。因为永王的“东巡”既可能如我们下文将要谈到的，有玄宗在背后的默许，而且还相当高调地打着出征河南、“以定中原”的标语。并且，这种政治宣传也确实在永王集团中产生过很强的共鸣。所以加入永王的军队对于李白来说，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光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