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玄、肃之争的乾元元年，肃宗李亨开始对全国的军政格局进行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着手规划即将开始的与安庆绪的相州之役。至此，朝叛较量再次成为帝国的主要矛盾，而帝国的军政焦点也再次汇聚于河南。次年春天，唐军相州之役失败，取代安庆绪的史思明重新控制了河北，并且一度军逼东京。此后，史思明返回幽州巩固根本，直到九月再次南下。而唐军方面也于两个月前重新更换了军事负责人，李光弼取代郭子仪出镇东京，随其一起任命的还有郑陈颍亳节度使李抱玉与淮西节度使王仲昇。南下后的史思明依循当年安禄山的路径，以西进长安为行军目的，并在南下伊始就占据了洛阳。不过也就在洛阳一带，史思明遭遇了来自李光弼、李抱玉的强烈反击，双方在这里对峙了一年多的时间。然而也正因为朝叛双方的主力此时一直在东京附近，所以自乾元二年九月到上元二年二月（759—761）这段时间里，王仲昇统领的淮西以及洛阳以东的河南中东部地区都没有受到叛军太大的冲击。[1]直到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被迫出兵邙山，唐军败绩，情势才发生改变。我们本节所要讨论的“刘展之乱”，正是发生在上元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760—761），也就是邙山之役前的一起江淮动乱。

虽然从表面上看，“刘展之乱”与此前的“永王之乱”性质截然不同（尽管它们在江淮持续的时间都不长），但其实在导致原因及发展轨迹上却也遵循着某种相似的政治逻辑。然而与已吸引了不少学者关注的“永王之乱”不同，学界对“刘展之乱”的研究则几乎还是空白。而事实上，“刘展之乱”对江淮的影响又要远甚于前者。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对刘展事件的讨论就显得必要而有意义了。至于为什么要在讨论江淮的“刘展之乱”前先对河南的情形有所交代，看完下文的论述，我们将会知道答案。

一、刘展其人及“江淮都统”的设立

有关刘展事迹，除了其“叛乱”的情况外，史料留下的资料很少。关于他乱前的仕宦经历，据刘展本人言：

展自陈留参军，数年至（宋州）刺史，可谓暴贵矣。[2]

推测刘展应该是在安史之乱中崭露头角的一名河南地方将领。他最早以陈留参军的身份参与勤王，后因作战有功，在乾元二年五月前，已任至试汝州刺史。乾元二年夏秋之际，正值唐廷遭遇相州之役失败，重新规划河南方面军事部署的时期，据《资治通鉴》载：

（五月）壬午，（唐廷）以滑、濮节度使许叔冀为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节度使；以试汝州刺史刘展为滑州刺史，充副使。[3]

许叔冀统辖的滑、汴一带是唐廷防范乘相州之役胜利而即将南下的史思明部众的前沿阵地，而濒临黄河的滑州又是这前沿中的桥头堡。因此作为滑州刺史的刘展其时还兼领“副使”之职，可见其地位并不低。不过刘展很快就被调往稍南的另一重镇宋州，因此我们在九月史思明南下的战事中并未看到刘展。

刘展的仕宦经历在安史之乱时期的河南颇具代表性。由于在叛乱爆发初期，唐朝在河南地区的两支主要军事力量——河南节度使张介然统辖的陈留唐军以及封常清招募的镇守东京的军队就都已经迅速瓦解，所以其时与叛军对抗的河南军队几乎都是河南当地的州县军队或义军。而率领这些军队的人物也基本上都是河南的地方将领，比如许叔冀、尚衡。其实我们熟知的抗贼名将张巡、许远也是如此，只不过后者在相州之役前就已经殉国了。而前几位河南将领则在乱中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并成为唐廷此后在河南与叛军对抗的主要力量。刘展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如此。

关于“刘展之乱”，史料称，其时身为宋州刺史的刘展“握兵河南、有异志”[4]，似乎刘展早有反意。但据对此事论述最详的《资治通鉴》记载，上元元年，时为宋州刺史的刘展与曾破永王璘军的李铣同为淮西节度副使，“铣贪暴不法，展刚强自用，故为其上者多恶之”[5]。节度使王仲昇先奏铣罪而诛之，又使监军使邢延恩入奏肃宗，请除刘展。之后肃宗听信邢延恩的建议，因刘展方握强兵，乃计除展江淮都统，代原都统李峘，拟俟其释兵赴镇，中道执之，密敕李峘及淮南节度使邓景山图之。

刘展与李铣都是曾于肃宗而言颇有功绩的将领，并早在淮西节度使王仲昇任使前就在河南一带领兵作战。不过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们为人处事颇有刚愎自用的特点，并与其时的上级王仲昇关系不佳。但是他们是否因此而心怀反状，倒是未必见得的。史称当邢延恩以肃宗制书授刘展时，刘展对此也颇有疑虑，其曾曰：

“展自陈留参军，数年至刺史，可谓暴贵矣。江、淮租赋所出，今之重任，展无勋劳，又非亲贤，一旦恩命宠擢如此，得非有谗人间之乎？”因泣下。[6]

直至邢延恩驰之扬州，解原都统李峘之印节授展，刘展才上表谢恩，并悉举宋州兵七千趣扬州赴任。可见刘展本人对无功而突授江淮都统一事也深感疑惧，唯恐是中央的政治骗局，故也执意要以印节为据，方敢起身赴任。而当刘展此后率军来到淮南时，也曾使人问于陈兵以待的淮南节度使邓景山：“吾奉诏书赴镇，此何兵也？”[7]因此所谓刘展心怀异志，看来是史家为回护肃宗等人而对刘展的诬枉。

刘展此时被授予的“江淮都统”是一个新鲜职务。该职始置于乾元元年，这年十二月，肃宗以户部尚书李峘“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8]，驻扬州。同样在当月，史又称，置浙江西道节度使，领苏、润等十州，置浙江东道节度使，领越、睦等八州。[9]这样看来，统辖与监督这些新近调整过的江淮诸节镇就应该是江淮都统的职责所在。“江淮都统”一职属于肃宗的独创[10]，不仅肃宗之前无此职务，在肃宗之后的百多年里，江淮地区也只设有管辖各自辖区的节度使或观察使。

按重新规划江淮诸节镇及设置江淮都统的乾元元年十二月正是唐军与安庆绪在相州激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肃宗此时对江淮地区进行军政设置调整的明确用意，比如它是否为了呼应北方的九节度围攻相州战役等。不过有两点是很清楚的，首先，肃宗现在开始重视并系统规划所谓“兵食所资，独江南两道耳”[11]的江淮军事布防了。其次，为了加强中央对江淮地区的控制，肃宗在江淮各节度之上又加置了江淮都统这层统治。或以为，江淮都统设置的目的即便不是为在军事或经济上支援北方，至少监督与防范在江淮地区再次出现永王式人物或“永王之乱”这样的变故，也必然是其的一项重要任务，尤其是当时朝廷大军正在北方与叛军鏖战之时。因为当年“永王之乱”发生时，北方的朝叛战争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江淮都统既然负有替中央监督与控制江淮诸镇的使命，那么担任此职的人物则必然不一般。史载当时担任此职的是户部尚书李峘。有关李峘的事迹，《旧唐书》本传称：

（天宝）十四载，入计京师。属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峘奔赴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剑南节度采访使。上皇在成都，健儿郭千仞夜谋乱，上皇御玄英楼招谕，不从，峘与六军兵马使陈玄礼等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时（峘弟）岘为凤翔太守，匡翊肃宗，兄弟俱效勋力。从上皇还京，为户部尚书，岘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国公。兄弟同制封公。

李峘是唐宗室，也是玄宗的护驾功臣，安史之乱中曾担任玄宗行在蜀郡的太守。不过李峘的另一个身份也很值得注意，他就是曾被玄宗任命辅佐永王璘，后来由永王处奔赴肃宗行在的前江陵长史李岘之兄。效节肃宗的李岘后来成为匡翊肃宗的凤翔太守。凤翔在肃宗由灵武回驾长安的途中一度是行在之地，而且紧邻京畿，因此不是肃宗亲信者是不会被授予凤翔太守一职的。在长安收复、玄肃二帝双双还京后，李氏兄弟也因为战乱初期效力二帝的特殊功绩，“同时为御史大夫，俱判台事，又合制封公”[12]。乾元元年十二月，李峘被肃宗任命为首任江淮都统。而次年三月，已为京兆尹的李岘又被肃宗升任为宰相。《资治通鉴》又称：“上于岘恩意尤厚，岘亦以经济为己任，军国大事多独决于岘。”[13]于是李氏兄弟一在外镇，一在朝廷，成为还京后的肃宗极为重用和信任的人物。

回到李峘与刘展的关系上来。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挑起刘展一事的似乎是淮西节度使王仲昇，但处理这一事件的却是江淮都统李峘。考虑到刘展手握强兵，而王仲昇其时的主要职责则是防备史思明，所以如果唐廷要求王仲昇来惩治刘展的话，很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在当时的河淮与江淮地区，除了王仲昇外，只有李峘是唐廷的亲信力量，其余如在河南东部的田神功、尚衡诸人，不是投降唐廷的河北军人，就是河南当地的义军首领，肃宗显然不能依靠他们来收拾刘展。这样看来，将惩灭刘展的重任寄予李峘身上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事了。

二、颜真卿的出镇与“刘展之乱”

上元元年十一月，刘展奉旨率兵南下，李峘与邓景山则发兵拒之，两者的军事冲突就此爆发。不过很快，江淮军队就发现他们根本不是“素有威名，御军严整”[14]的刘展的对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刘展不仅攻克了淮南的治所扬州，派兵横扫了淮南境内的濠、楚、舒、和、滁、庐诸州，迫使邓景山与邢延恩逃往更西的寿州，而且成功打破了李峘与浙西节度使侯令仪设置在长江南岸的防线，在歼灭李峘部众的同时，也顺利拿下了浙西的军政中心润州和昇州。到十二月的时候，连浙西的上游门户宣州都落入了刘展之手。李峘一行，连同宣歙节度使郑炅之等都只能再次逃往更南的洪州。

当时曾有士人把唐军在江淮地区一溃千里的惨败归结为李峘对颜真卿的弃用。据说唐廷本在乾元二年六月，任命此前在河北地区领导义军与叛军对抗的著名人物颜真卿为浙西节度使。据殷亮《颜鲁公行状》的记载：

（乾元）二年六月，拜（饶州刺史颜真卿为）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使兼宋亳都防御使。刘展反状已露，公虑其侵轶江南，乃选将训卒，缉器械为水陆战备。都统使李峘以公为太早计，因密奏之。肃宗诏追，未至京，拜刑部侍郎。及刘展举兵渡淮，峘败绩奔江西，淮南遂陷于展。议者皆多公而怨峘焉。[15]

我们知道，刘展引兵南下乃是上元元年十一月之事，而颜真卿担任浙西节度事在乾元二年六月至上元元年正月这半年。行状的撰文当然有褒颜贬刘的意味，但上述史料却也隐约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肃宗可能在乾元二年就有除掉刘展的计划。

现在的问题是，颜真卿本人知不知道肃宗的这一计划，或者更彻底地说，肃宗对颜氏的这一委任是否就是直接针对刘展的。行状中的“宋亳都防御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使职，因为从地缘上讲，浙西节度使是不可能兼领位于河南的宋亳都防御使的，所以兼领这一职务的用意只有一个，就是针对其时的“宋州刺史”刘展。

事实上，殷亮在这里所记录的颜真卿职务并不准确，颜氏在当时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兼领“宋亳都防御使”。在令狐峘所撰的《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中就只云“浙西节度使”[16]。更重要的是，在颜氏本人于接受浙西节度使任命时所作的谢表中也只称“以臣为昇州刺史充浙西节度使兼江宁军使”[17]，并未提到“宋亳都防御使”一职。

不过殷亮如此记述颜真卿的职务也并非全无根据的创作，揣度行状与墓志的语义，似乎颜真卿本人知道刘展“将反”的事实，也知道肃宗与李峘针对刘展的计划。在颜真卿受命之初所作的《谢浙西节度使表》中，他也提到：

臣以今日发赴本道，取都统节度观察使李峘处分讫，即赴昇州，即当缮修甲兵，抚循将士，观察要害，以备不虞。假陛下英武之威，遵陛下平明之理，一心戮力，上答天慈。[18]

以浙西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这里的“缮修甲兵，抚循将士，观察要害，以备不虞”恐怕不是为了唐廷即将开始的与史思明的战斗所做的准备。况且如果颜真卿此后的“饬偏师，利五刃，水陆战备，以时增修”[19]是为了应对叛军南下的威胁，那么都统使李峘恐怕不会认为颜氏此举“为太早计”[20]，有“过防骇众”[21]之嫌，并且密奏肃宗，将其调离浙西，而以杭州刺史侯令仪为昇州刺史，代替其充任浙江西道节度兼江宁军使。[22]当然，谢表所言也可能只是一种套话。不过我更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正像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颜真卿的诏拜昇州刺史以及其后的受诏入京均与预饬战备以图刘展有关。[23]

据《新唐书·地理志》载，乾元二年的时候，唐廷曾于江东设立润州丹阳、昇州江宁、苏州长洲、杭州余杭以及宣州采石五军，并于江西治所洪州设立南昌军。[24]正如当年的“永王之乱”一样，郡军的设立绝非空穴来风的产物。尤其是同一时间同一地区设立多支军队，背后必然是有原因的。在颜真卿的谢表中，我们首次看到了“江宁军使”一职，而在新书《地理志》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些江南军队的创立。同时我们不应忘记，颜氏本人就是曾于河北与叛军有过对峙经验，并且始终支持肃宗的中正大臣。那么我们推测颜真卿此次出镇浙西即为了水路战备以图刘展也许并非无理。而这可能也正是一个月前刚被任命为滑州刺史的刘展，此时被从沿河前线调离至宋州的原因。

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我们就将发现，“刘展之乱”起因于其与淮西节度使王仲昇矛盾的史料记载就有问题。因为在肃宗为豫饬战备刘展而调遣其担任宋州刺史，以及任命颜真卿为浙西节度使的乾元二年五六月间，肃宗还没有任命王仲昇为淮西节度使，对王的任命是三个月后的事情。而我们从颜真卿调任一事的记载看，李峘在刘展事件中的表现是否也像《资治通鉴》所载的那样，只是在肃宗决定铲除刘展后被动地执行肃宗的决意，看来也需要重新审视。在关于如何处理刘展的问题上，李峘似乎能主动对肃宗产生影响，而并非只是一味被动地接受前者安排。我们认为，如果李峘不是肃宗特别信赖的人物，他要对后者产生这样的影响是不容易的。所以正如后来刘展对邢延恩说的，江淮都统乃一“重任”之职，若此人既无勋劳，又非亲贤，“以江、淮为忧”[25]的肃宗何以会授于其该职呢？

至于在刘展事件中淮西节度使王仲昇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及对肃宗的影响，我想终究还是有的。王的资料史料留存不多，他可能原为朔方军的将领，并在任职淮西之前就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战功。安史之乱对于王仲昇这样的将领来说，固然是为他们提供了展现自身能力的绝佳舞台，但这一舞台能否长久地属于他们，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与同样在安史之乱中崭露峥嵘的宦官集团处理好关系。和其时许多勤王将领与宦官，尤其是监军关系不协正相反，王仲昇后半生的仕途发展之所以颇为顺利，甚至绝处逢生，与他和权宦的融洽相处有着很大的关系。[26]其在刘展一事中与监军使邢延恩携手向肃宗禀奏了刘展的“不臣”之状，也是体现此种关系的一则例证。

通常而言，我们对肃宗时代的宦官，尤其是外军系统宦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担任九节度观军容使的鱼朝恩一人身上。实际上，其时活跃在外军系统的宦官远不止鱼朝恩一人。“永王之乱”中在江淮担任敕使的啖廷瑶就是一位。啖氏在“永王之乱”结束、长安收复伊始即被肃宗派往蜀中奉迎玄宗[27]，是肃宗处理与玄宗关系的一位得力助手。啖氏最终在肃、代之交的宫廷政变中，因站在张后一方而招致张后对手，亦即肃宗朝权势最盛的宦官李辅国的清洗贬流黔中。[28]不过其能卷入这场张后与太子李豫（即代宗）的宫廷斗争，本身就说明凭借着在“永王之乱”等事件中的上佳表现，啖氏早已进入了肃宗朝内廷的权力核心之中。“刘展之乱”中的邢延恩同样是一位活跃于外军系统的宦官。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李辅国是肃宗朝初期内廷地位最高的宦官，那么邢延恩就是与之地位相对的外军中使。在肃宗抵达灵武之初，替前者诏追河北的朔方、河东兵马的中使就是邢延恩。[29]而在肃宗即位后首战叛军的战役——陈涛斜之战中，出任监军的也是邢延恩。[30]实际上，邢延恩最初的地位甚至还在鱼朝恩之上。因为鱼氏也在这次由房琯担任统帅的战役中担任监军，不过他担任的却是房琯裨将——李光进统辖的北军方面的监军。[31]我们并不清楚是否正是由于陈涛斜战役的失败，肃宗在相州之役时，已经任命鱼朝恩而不是资望更高一些的邢延恩出任九节度的观军容使。不过邢氏得以在此后继续担任淮西节度使王仲昇的监军使，并能在刘展一事中对肃宗禀呈方略、施以影响，可见其仍是地位不容小觑的肃宗信臣。其实从邢延恩在此事中的表现，我们还能察觉到一种微妙的关系。邢延恩在此时所担任的“监军使”当指“淮西监军使”无疑。但我们从刘展一事中来看，他与江淮都统李峘的关系也很密切。也就是说，同样身为肃宗亲信，并且站在同一立场上的王、邢、李三人，他们不仅相互交流和分享着有关刘展的消息，并且共同构画和贯彻着肃宗对待刘展的政策。

三、“刘展之乱”与肃宗江淮政策的失败

回到“刘展叛乱”的过程中来。在淮南节度使邓景山失利，江淮都统李峘、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宣歙节度使郑炅之相继弃城逃跑后，江淮地区唯一继续坚持对刘展作战的只有江淮都统副使李藏用一人。史载：

李峘之去润州也，副使李藏用谓峘曰：“处人尊位，食人重禄，临难而逃之，非忠也；以数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险固，不发一矢而弃之，非勇也。失忠与勇，何以事军！藏用请收余兵，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后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东至苏州募壮士，得二千人，立栅以拒刘展。[32]

李藏用后因“外援不至，众寡悬绝，遂移师就险，退保杭州”[33]。所以到了上元元年十二月的时候，不仅是沿江流域的润、昇、宣三州，包括太湖流域的常、苏、湖三州都已为刘展占领。由于此时浙西、宣歙两节度的溃逃，且刘展之将傅子昂已屯兵南陵（宣州属县），“将下江州，徇江西”[34]，上元二年正月，中央特命时为温州刺史的前永王大将季广琛为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使。[35]但宣州此时也已为刘展之将所占，故宣州实际上能否成为治所很成问题。我猜想这极有可能是中央为了防止刘展继续西进而设置的，目的是希望季广琛能尽快率兵收复宣州，以免沿江及太湖流域的战事进一步向江西等地蔓延。

季广琛是否及时赶赴宣州与刘展军队作战，由于史料缺乏已不得而知。[36]不过即便赴任，季氏在“刘展之乱”中的意义也不大。重要的是，唐廷此时已敕令驻守河南东部任城县（兖州属县）的平卢都知兵马使田神功率精兵南下讨伐刘展。上元二年正月，已于淮南击溃刘展的平卢军渡江追讨刘展，并于该月将刘展擒获[37]，而刘展在杭州的余部则为李藏用所击破。“刘展之乱”始告平息。

“刘展之乱”是继“永王之乱”后江淮地区所遭受的又一场大的战事，而其影响实又远甚于前者。因为江淮十余州不仅直接沦为官军与刘展军队交战的战场，更遭受了南下平叛的河北平卢军的大肆掠杀，史称：

初，上（指肃宗）命平庐（卢）[都知]兵马使田神功将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邓景山既败，与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报。景山遣人趣之，且许以淮南金帛子女为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众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讨展……神功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38]

所以史官言：“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39]

“刘展之乱”打破了肃宗在“永王之乱”后对江淮所进行的军事部署。面对素有威名、御军严整的刘展之军，“江、淮人望风畏之”[40]正是江淮军队当时的真实写照。浙西等地新置的诸军在乱中也丝毫未见有任何有效的抵抗，反而在乱时出现了“昇州军士万五千人谋应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41]的哗变情形。而江淮都统副使李藏用用以抵抗刘展的官兵，史载仅有散卒七百而已，其余则为临时召募的士兵[42]，战斗力自然不强。因此也可以说，“刘展之乱”的发生，其实也是宣告了肃宗江淮政策的彻底失败。

四、“李藏用之反”与肃宗江淮政策的实质

在平息“刘展之乱”后，肃宗开始对江淮地区的人员安排与军事政策进行新的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废除江淮都统一职，并以汾州刺史崔圆为淮南节度使。但江淮都统停置后，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安置都统副使李藏用及其军队。当时的杭州刺史李某曾委笔于独孤及向中央上书，称：

今都统使停，本职已罢。孤军无主，莫知适从，将士嗷嗷，未有所隶。天听高邈，无人为言，遂使殊勋见委，忠节未录，口不言赏，赏亦不及。伏恐非圣朝旌有德、表有功之意。今逆寇虽殄，人心犹携，山洞海岛，往往结聚。睦州草窃，为蠹犹深，惟惮藏用之兵，是以未敢进逼。若此军一散，必群盗交侵，则臣此州，危亡是惧。伏望早降恩旨，以答其勤，锡之勋策，委之戎政，俾总统所领，以镇遏江表，实江东万姓禺禺之望。[43]

观杭州刺史李氏所上此表之意，一则深慨李藏用“殊勋见委，忠节未录，口不言赏，赏亦不及”的处境，二则也是指出当时“刘展之乱”虽被平定，但两浙一带的农民起义颇有燎原的迹象，尤其是临近杭州的睦州“为蠹犹深”。[44]李氏显然是希望李藏用之军留驻杭州，因为仅凭杭州刺史的兵力无法对抗农民起义，甚至将陷入“若此军一散，必群盗交侵，则臣此州，危亡是惧”的境地。或许是接受了杭州刺史的请求，史载上元二年七月，肃宗以李藏用为浙西节度副使。[45]

但实际上李藏用此后并未就任该职，而是被北调进驻淮河沿岸的楚州（属淮南），担任楚州刺史，着实令人奇怪。《刘展乱纪》记载此事称：

初，刘展既平，诸将争功，畴赏未及李藏用，崔圆乃署藏用为楚州刺史，领二城而居盱眙。[46]

《考异》以为：“按实录，藏用已除浙西节度副使。盖恩命未到耳。”[47]其时正在金陵一带的李白曾为李藏用移兵淮南作《饯李副使藏用移军广陵序》一文，其文曰：

夫功未足以盖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挟此者，持之安归。所以彭越醢于前，韩信诛于后。况权位不及于此者，虚生危疑，而潜包祸心，小拒王命。是以谋臣将啖以节钺，诱而烹之，亦由借鸿涛于奔鲸，鲙生人于哮虎。呼吸江海，横流百川。左萦右拂，十有余郡。国计未及，谁当其锋。我副使李公，勇冠三军，众无一旅。横倚天之剑，挥驻日之戈。吟啸四顾，熊罴雨集。蒙轮扛鼎之士，杖干将而星罗。上可以决天云，下可以绝地维。翕振虎旅，赫张王师。退如山立，进若电逝。转战百胜，僵尸盈川。水膏于沧溟，陆血于原野。一扫瓦解，洗清全吴。可谓万里长城，横断楚塞。不然，五岭之北，尽饵于修蛇，势盘地蹙，不可图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遐。社稷虽定于刘章，封侯未施于李广。使慷慨之士，长吁青云。且移军广陵，恭揖后命。组练照雪，楼船乘风。箫鼓沸而三山动，旌旗扬而九天转。良牧出祖，烈将登筵。歌酣易水之风，气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云帆中流。席阑赋诗，以壮三军之士。白也笔已老矣，序何能为。[48]

文中既称颂了李藏用平定浙西的功绩，同时也无不流露出对李氏“功大用小”的不平。从“移军广陵，恭揖后命”几字来看，此文所作之时李藏用还未被任命为楚州刺史，只是暂时从浙西移镇扬州。其后则为淮南节度使崔圆署为楚州刺史。[49]

然而诗人未曾料想到，李藏用远调楚州后的命运，正如他所讨平的刘展一样，最终也成了彭越、韩信诸人命运的翻版。据《资治通鉴》记载，李藏用调任楚州刺史后，

会支度租庸使以刘展之乱，诸州用仓库物无准，奏请征验。时仓猝募兵，物多散亡，征之不足，诸将往往卖产以偿之。藏用恐其及己，尝与人言，颇有悔恨。其牙将高干挟故怨，使人诣广陵告藏用反，先以兵袭之，藏用走，干追斩之。崔圆遂簿责藏用将吏以验之，将吏畏，皆附成其状。[50]

李藏用之死，固然直接源于其与牙将高干之间的故怨，但中央体恤不当也是重要原因。李藏用虽为平叛功臣，但既未得到名副其实的褒奖与任命，又担忧遭遇卖产偿物的境遇，可谓名利双失，其“颇有悔恨”自可想见。其死后更被诬以造反的名目，实可说与韩信诸人命运相埒。而节度使崔圆不能明其冤，反而责成其状，可见大乱之后刑赏多谬。

李藏用死后，其将孙待封的一番话颇令人深思。孙待封原为刘展之将，刘展败后降于李藏用。当节度使崔圆簿责藏用将吏以验其反时，

独孙待封坚言不反，圆命引出斩之。或曰：“子何不从众以求生！”待封曰：“吾始从刘大夫，奉诏书来赴镇，人谓吾反；李公起兵减刘大夫，今又以李公为反。如此，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遂斩之。[51]

孙氏此语，充分表明了当时的将领对中央反复无常态度的困惑与不满，“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一语正是对刘展被逼反与李藏用被诬反两事最恰当的注解。

不过我们不要以为孙待封所感受到的这种看似反复无常的态度，是唐廷缺乏是非判断或者缺乏施政主导原则的一种体现，恰恰相反，其背后所隐藏的主导理念其实既明确又实际。那就是依靠着地方将领平息叛乱、重振唐室的肃宗政府，其实并不信任甚至充满怀疑和猜忌地时刻提防着这些手握兵权的地方将领。在必要的时候，唐廷甚至会不惜削弱本方的军事力量而对后者进行打压。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刘展与李藏用“叛乱”的直接导火线都是军将之间的矛盾，但归根到底，恐怕还在于肃宗担忧地方军将坐大，因此极力遏制他们的这种心态。

遗憾的是，在刘展一事中，无论是“叛乱”的主角刘展，还是另外两位当事人李藏用、孙待封，他们对于肃宗这种试图遏制地方军事力量发展的心理却并不完全了解，对于自身所处的尴尬处境更无法清晰地认识，因此当具体的状况发生时，常常流露出困惑和不解，其悲剧命运便也由此产生。而如果连这些直接卷入事件中的各级将领都无法理解当时中央政策实质的话，也就无怪乎当刘展率兵南下，江淮都统李峘、淮南节度使邓景山移檄州县，言展反，刘展亦移檄言峘反时，会出现“州县莫知所从”[52]的局面了。

就在“刘展之乱”平息的次月，在洛阳一带与叛军交战的唐军主力遭遇邙山之败，战事终于由河南西部向四周扩散开来了。次年春天，叛军战至申州城下，淮西节度使王仲昇兵败被俘。因此唐廷对于能在邙山之败前平息“刘展之乱”或许还应该感到庆幸。不过正如当时一些地方官员已经指出的，承肃宗后期战乱的破坏，江淮一带的农民起义已经有了燎原的趋势。于是，军事布防的瘫痪与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俨然已成为又一道摆在政府面前的棘手难题。而更严峻的问题还在于，唐军与安史乱军间的战斗此时仍在继续。南北战局的双重压力，必将迫使政府为此寻求新的对策。然而，此时的肃宗李亨已近弥留之际，于是如何来应付江淮地区的这种困局，就只有留待此后的代宗李豫来解决了。

[1] 据《资治通鉴》卷221载，到上元元年十一月的时候：“史思明遣其将田承嗣将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将兵三千人徇陈，许敬江将二千人徇兖郓，薛鄂将五千人徇曹州。”不过李光弼已在此时收复了河南西部的重镇怀州，所以尽管叛军出击的范围有所扩大，但对河南整体战局的影响并不大。

[2]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3] 《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五月”条。

[4] 《旧唐书》卷112《李峘传》。

[5]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6]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7]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8] 《唐会要》卷78《诸使中·都统》、《旧唐书·李峘传》、《新唐书·李峘传》及《新唐书》卷6《肃宗纪》记载略同。而《旧唐书》卷10《肃宗纪》则称乾元元年十二月“以户部尚书李峘充淮南、浙西观察使、处置节度使”。二年正月则又称“以御史中丞崔寓都统浙江、淮南节度处置使”。《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十二月”条载：“以户部尚书李峘为之（指浙东节度使），兼淮南节度使。”均有讹误。

[9] 《旧唐书》卷10《肃宗纪》、《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十二月”条、《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江东》《浙东》所载略有不同或错漏，现参校录之。不过据《新唐书》卷192《忠义中·张巡传》“肃宗诏中书侍郎张镐代进明节度河南，率浙东李希言、浙西司空袭礼、淮南高适、青州邓景山四节度掎角救睢阳”及《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月”条“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进，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使共救之”，两浙节度使也可能在至德二载就已设置了。

[10] 《唐会要》卷78《诸使中·都统》：“都统之号始于此。”

[11] 《全唐文》卷323萧颖士《与崔中书圆书》。

[12] 《新唐书》卷131《宗室宰相·李岘传》。

[13] 《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三月”条。

[14]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15] 《全唐文》卷514殷亮《颜鲁公行状》。

[16] 《全唐文》卷394。

[17] 《全唐文》卷336《谢浙西节度使表》。江宁军为时驻浙西治所昇州的军队，昇州即“永王之乱”时所设的江宁郡。

[18] 《全唐文》卷336。

[19] 《全唐文》卷394令狐峘《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

[20] 《全唐文》卷514殷亮《颜鲁公行状》。

[21] 《全唐文》卷394令狐峘《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

[22] 《旧唐书》卷10《肃宗纪》。

[23] 朱关田：《颜真卿年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

[24] 《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江东》“乾元元年”条载：“置浙江西道节度兼江宁军使……副使兼余杭军使”，时间可能略误。

[25]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26] 王仲昇两唐书无传，但有关他的一小段事迹却是附于《新唐书》卷207《宦者上·程元振传》中的。

[27] 《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

[28] 《旧唐书》卷52《后妃下·肃宗张皇后传》、卷11《代宗纪》。

[29] 《旧唐书》卷200上《史思明传》，原作“邢廷恩”，当为“邢延恩”之误。

[30] 《旧唐书·房琯传》《新唐书·房琯传》。

[31] 参见《新唐书》卷136《李光弼附李光进传》、卷207《宦者上·鱼朝恩传》。

[32]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二月”条。

[33] 《全唐文》卷385独孤及《为杭州李使君论李藏用守杭州有功表》。

[34]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二月”条。

[35] 《旧唐书》卷10《肃宗纪》：“（正月）辛卯，温州刺史季广琛为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使。”《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江东》作上元二年：“浙江西道观察使徙治宣州。”此处之“观察使”或为“节度使”之误。

[36] 在可能是李白平生创作的最后一首诗歌《宣城送刘副使入秦》中有“统兵捍吴越，豺虎不敢窥”句。王琦以为此即指季广琛针对刘展的军事行动（《李太白全集》卷18、卷35年谱）。现从此说。

[37] 李廷先在《唐代扬州史考》中已指出：“两《唐书·田神功传》皆言神功生擒刘展送京师，而《资治通鉴》卷二二八（二二三）据《刘展乱纪》以为系被神功军所杀。考《文苑英华》卷五五六、独孤及《毗陵集》卷五皆收有《为江淮都统贺田神功平刘展表》，中云：‘神功等一战而陷阵，再战而逐北，三战而擒其渠魁，系颈以索。’可见刘展确系被擒，司马温公失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现从此说。

[38]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二月”条。

[39]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正月”条。

[40]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41]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此处之“昇州军士”或以为即指设于昇州的江宁军士。

[42] 关于李藏用当时招募的士兵数量，《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二月”条称李藏用东至苏州募壮士，得二千人。独孤及《为杭州李使君论李藏用守杭州有功表》中则有“旬月之内，致死士三千”之语，而这三千士兵，恐怕是李藏用在退守杭州时所招募的。

[43] 《全唐文》卷385独孤及《为杭州李使君论李藏用守杭州有功表》。

[44] 《权德舆诗文集》卷20《唐故大中大夫守国子祭酒颍川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赠户部尚书韩公行状》亦载：“乾元中，江淮凶饥，相扇啸聚，而新安郡（睦州）负山洞之阻，为害特甚。”（第312页）

[45]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七月”条。

[46]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十月”条《考异》。

[47]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十月”条《考异》。

[48] 《李太白全集》卷27《饯李副使藏用移军广陵序》，第1282～1288页；卷35《李太白年谱》，第1611页。

[49]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条称：“冬，十月，江淮都统崔圆署李藏用为楚州刺史。”按当时“江淮都统”已废，崔圆所任当为淮南节度使。据《唐会要》卷78《诸使中·都统》的记载，任江淮都统者仅李峘一人。另据《通典》卷32《职官十四·州郡上》“都督”条注：“上元末，省都统”（第896页），《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亦云：“都统。乾元中置，或总三道，或总五道。至上元末省。”当皆指“江淮都统”被废一事。

[50]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十月”条。

[51]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十月”条。

[52] 《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