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作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地，但安禄山对河北的控制力并不全面和稳固。名为安氏统内的燕南，不仅在叛乱初期始终反覆于朝叛两方之间，还戏剧性地成了帝国版图内地方勤王势力最活跃的区域。安禄山对其统内控制效力的不同，缘于叛乱前就早已形成的河北军政结构。即自武后、玄宗时代起，河北逐渐形成了以边州军镇为第一道防线，燕南团结营为第二道防线，幽、营境内云集着蕃部聚居的羁縻州的军事格局。继承这一格局的安禄山，很自然地将这一军事构造运用到他的叛乱军团中。即他以羁縻州的蕃将与蕃族部落为核心，以边州的士兵为主干发动叛乱，而并不被其特别重视的燕南团结兵，则成了勤王一方可资利用的力量。

当叛乱初期受安禄山委派与朔方军争夺河北的史思明，最终在至德元载（756）底扫清了燕南的勤王势力后，作为叛军核心的蕃部与旧将问题开始成为叛军集团的主要矛盾。京陕西败和洛阳失守后的安庆绪无力阻止部落的离散和旧将的归降，其集团也在相州之役后被史思明吞并。与诸将等夷的史思明则通过称帝建制、制礼作乐等手段来实现其树立权威与统一叛军的目的。这些手段与其罢免蕃将并离析部众、培植亲信与分藩河北等措施相配合，可能得到过支持他的汉人集团的鼓励与推动。但是，随着史思明此后的被杀，以及因之而起的蓟门内乱，叛军的新领袖史朝义无法再对他的河北将领实施掌控了。

安史之乱的结束拉开了河朔藩镇时代的大幕。尽管著名的河朔三镇有着相似的长期半割据状态，但它们的性格特质却并不像传统史家认为的那样完全相似。继承着叛军集团因子最多的成德镇，奠定了将领层为其权力中枢的性格，并将这一性格一直保持到当镇的终结。虽然这种性格造就了成德初期大起大落的命运，但也保障了成德此后帅位继承与当镇局势的长期稳定。同时，将帅之间的宗主模式也被施用于成德与唐廷的关系中，使得成德成为河朔三镇中对唐廷最为恭顺和感情最深的藩镇。和成德正相反，基础薄弱的魏博从建镇伊始便着手发展包括著名的魏博牙军在内的军事力量。不过，魏博牙军的崛起，并愈益成为魏博跋扈与动乱的根源，还是魏博中后期的事情。而前期的魏博与成德一样，也是一个由将领占据当镇主导地位的藩镇。将领与牙军主导地位的转换，其实是随着魏博历史的发展逐渐演进的。结束了羁縻州时代的幽州是安史乱后内部动乱最频繁的河朔藩镇。虽然和成德一样，幽州同样由将领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但这一将领集团逐渐从会府的牙将转变成属州或外镇的军将，并到中晚期形成山后宿将势力最强的局面。将领集团的空间转变与幽州外部矛盾的转移有关，而幽州兵农合一与军政不分的体制则与其传统的历史、地理因素有密切关系。并且，同样随着幽州外部矛盾的转移，这一体制最明显的展现空间依旧是晚唐的山后地区。总之，长庆以后，随着此前统治三镇的三大家族的退出，原本军政构造颇为相似的河朔三镇加快了分道扬镳的步伐。并在最后，在两个强势崛起的外部政权——宣武和河东的打击下，纷纷宣告灭亡。

本章以河北集团内部矛盾的演变为线索展开论述，这部分也是因为河北是王朝版图内中央控制力最弱的地区。不过在本章的最后，我们仍旧考察了一下唐朝与这个所谓“化外之地”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可以用“河朔旧事”为关键词来表达。以承认河朔三镇帅位私相授受为核心的河朔旧事传统，不仅是唐朝无力经营河朔的一种体现，更是唐朝无意经营河朔的一种象征。而这种无意经营，是士人经过考量河北之于帝国现实意义后心态转变的产物。而基于传统上的情感考量，士人对待河朔三镇彼此间的态度也不同。幽云在五代时期割离中原，正有王朝与地方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长期隔膜与偏差的原因在内。而当未来的赵宋王朝接手中原时，它发现，随着原先的边州地区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化外之地，它也将随时心惊胆战地应对强大的外敌——契丹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