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新唐书》卷66《方镇表三·成德》元和十三年：“以德、棣二州隶横海节度。”

[51] 参见[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3～116页。

[52] 将领被杀或离镇的情形渡边孝先生没有提及，现可补充：《旧唐书》卷142《王武俊附王承元传》：“（王承元移镇义成，）牙将李寂等十数人固留承元，斩寂等，军中始定。”《旧唐书》卷143《李全略传》：“李全略者，本姓王，名日简。为镇州小将，事王武俊。元和中，节度使王承宗没，军情不安，自拔归朝，授代州刺史。”《新唐书》卷213《藩镇横海·李全略传》所载略有不同：“承宗时，虐用其军，故入朝，授代州刺史。”李全略后在王庭凑乱时被穆宗任命为横海军节度使。

[53] [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23页。

[54] 参见[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6～118页。

[55] 王赛时：《论唐朝藩镇军队的三级构成》，《人文杂志》，1986年第4期，第123～128页。

[56] 参见[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8～123页。

[57] 姜密：《唐代成德镇的割据特点》，《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105～106页。

[58] 《旧唐书》卷142《王廷（庭）凑传》。

[59] 有关前者事，可参见《全唐文补遗》第三辑李仍叔《唐故宗正少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公（济）墓铭并序》，第186～187页；《资治通鉴》卷241“元和十五年十月”条。《李济墓志》《旧唐书·穆宗纪》中记载的“晋国太夫人”李氏与《资治通鉴》所谓“凉国夫人”为同一人，都是武俊之妻，承宗、承元之祖母。有关后者事，可参见《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及两唐书的《王元逵传》《王景崇传》等。

[60] [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3页。

[61] 《全唐文》卷646《论河北三镇及淮西事宜状》《论镇州事宜状》。

[62] 《旧唐书》卷142《王武俊附王承元传》。

[63] 《旧唐书》卷180《李全忠附李匡威传》。

[64] 参见[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25～126页。

[65] 《新唐书》卷211《藩镇镇冀·王景崇传》。

[66] 《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五月”条。

[67] 《旧五代史》卷56《周德威传》。

[68] 《新五代史》卷39《王镕传》。

[69] 参见[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24～128页。

[70] 《唐语林校证》卷8《补遗》，第695页。

[71] 《读通鉴论》卷27《昭宣帝二》，第1006页。

[72] 《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罗绍威传》。

[73] [日]日野开三郎：《支那中世の军阀——唐代藩镇の成立と兴衰》，《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50～52页；[日]矢野主税：《藩镇亲卫军的组织和性质》，《长崎大学学艺学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报告》1，1951；[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85～648页；[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98～108页。

[74] 齐勇锋：《中晚唐五代兵制探索》，《文献》，1988年第3期，第172～173页；张国刚：《唐代藩镇的军事体制》，《唐代藩镇研究》，第83～84页；张国刚：《略论唐代藩镇军事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6～247页。

[75] [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05页。尽管有关牙军面貌的整体性概述，本身也是学者在对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的，因此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是，概观性的定义仍是有必要下的，以便给我们分析不同藩镇的牙军提供一个可资对比的参照。

[76] 张国刚：《唐代藩镇的军事体制》，《唐代藩镇研究》，第83页。

[77] 齐勇锋：《中晚唐五代兵制探索》，《文献》，1988年第3期，第173页；张国刚：《略论唐代藩镇军事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第246～247页。

[78] [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06页。

[79] [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04～105页；[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91～592页。

[80] [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07页。

[81] 《资治通鉴》卷222“广德元年六月”条。

[82] 魏博增领贝州的时间史料没有明载，不过从《旧唐书·田承嗣传》《新唐书·田承嗣传》《资治通鉴》等关于大历十年田承嗣盗据相卫一事的战争过程描述来看，贝州其时已为魏博属州。实际上我推测贝州可能在田承嗣被任命为魏博节帅之初就已经归属魏博了，《全唐文》卷444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中记载：“时代宗在宥天下，降衷于人，载览归款，特加诚顺。即日除户部尚书御史大夫莫州刺史，复以莫州地褊，不足安众，特迁魏州刺史贝博沧瀛等州防御使。”

[83] 《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

[84] 关于田承嗣招募牙兵的人数，《旧唐书·田承嗣传》、《新唐书·田承嗣传》、《资治通鉴》卷222“广德元年六月”条均作“万人”，而《资治通鉴》卷265“天祐三年正月”条则作：“田承嗣镇魏博，选募六州骁勇之士五千人为牙军，厚其给赐以自卫，为腹心。”

[85] 这方面的代表首推堀敏一。不过现在看来，受当时日本学界讨论中国古代性质问题时一些既定理路和理论框架的影响，堀氏对魏博牙军产生模式的分析存有一定问题。从种族角度出发讨论魏博牙军产生模式的是陈寅恪，不过田承嗣发展牙军是否是受了安禄山当年依部落之制收养同罗等假子的影响也还很难说。（陈氏论述，参见《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03页）

[86] 参见[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08页。

[87] 《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

[88] 参见[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09、112页。

[89]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二月”条。

[90]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十二月”条。《旧唐书·田承嗣传》和《新唐书·田承嗣传》均作“贝、博、魏、卫、相、磁、洺等七州”，按磁州时属泽潞，田氏所管之另一州当为澶州，大历七年分魏州置。（见《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卷66《方镇表三·魏博》“大历七年”条、《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十二月”条胡注）

[91]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二月”条。

[92] [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98页。

[93] [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98页。

[94] [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99～601页。

[95] 《旧唐书》卷141《田承嗣附田绪传》《田季安传》《田怀谏传》。

[96] 田怀谏由母亲元氏召诸将拥立，而元氏本身就是与田氏联姻的泽潞大将元谊之女。嘉诚公主在田季安的继任中当是发挥重要作用的，不过关于田季安继任的具体细节，史未明言。至于田绪的即位则更具戏剧性，本身其因私心杀兄就已经惧众不附、企图逃离魏州了，没想到却正是得到魏博老将邢曹俊、孟希祐等的支持才得以坐上魏博节帅之位。另，《资治通鉴》卷230“兴元元年三月”条有关田绪杀兄即位的描述与两唐书的《田绪传》有所不同。

[97] 李宝臣正是因为李惟岳暗懦，才采取诛杀诸将的举措。而当王承宗诸子因全部在朝而发生帅位继承问题时，正是参谋崔燧等密与握兵者谋，以承宗祖母、凉国夫人李氏命告亲兵及诸将，令拜承宗弟承元。后承元立意接受朝旨离开成德，亦是花费了很大心力安抚并镇压诸将才得以成行。（参看[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5页）

[98] [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600页。

[99]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五月—十一月”、“大历十一年二月”条。

[100]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101] 《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田悦传》。

[102]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五月”条。

[103]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正月”条。

[104] 参见《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正月”条。

[105] 参见《全唐文》714李宗闵《辅国大将军行左神策军将军知军事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义阳郡王食实封二百户赠越州都督刑部尚书苻（符）公神道碑铭并序》。

[106] 《旧唐书》卷141《田弘正传》。

[107] 《元稹集》卷53《故中书令赠太尉沂国公墓志铭》，第576页。

[108] 《元稹集》卷52《沂国公魏博德政碑》，第563页。

[109] 《旧唐书·僖宗纪》、《新唐书·僖宗纪》、《资治通鉴》卷255“中和三年二月”条均作“韩简为部下所杀”，《旧唐书·韩简传》和《新唐书·韩简传》则作韩简“疽发背而卒”。

[110] [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602页。

[111] 据《资治通鉴》卷242载，长庆二年（822）正月，田布讨成德王庭凑：“会有诏分魏博军与李光颜，使救深州。庚子，布军大溃，多归（史）宪诚，布独与中军八千人还魏。”又据《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卢告《唐故魏博节度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楚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一百户赠太师庐江何公（弘敬）墓志》（以下简称《何弘敬墓志》）载，武宗令何弘敬征讨泽潞时，“公（指何弘敬）遣骑将领徒击其左，步将领徒击其右。公以衙兵八千御之”（第40页）。晚期的情况，可参见两唐书相关节帅的传记等记载。

[112] 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12页。

[113] 《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卢告《何弘敬墓志》，第39页。

[114] [日]森部丰：《略论唐代灵州和河北藩镇》，《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98年，第265页。

[115] 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13页。

[116] 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13页。

[117] 《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卢告《何弘敬墓志》，第42页。

[118] 时守左谏议大夫的卢告在受弘敬之子全皞之请而为前者撰写的墓志中，在叙及弘敬为全皞娶徐迺文之女时，曾有过以下这番评论：“自古名人义士，罕闻其比。况公辅大臣，藩方重德，未有为爱子娶妻不问贤愚好丑，不谋于其母氏也。”（第42页）卢告此番言语是向懿宗上奏时所说，此后又被其写入何弘敬墓志中。尽管此番叙述本意是为了懿美何弘敬，但无意中可能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何弘敬的此项决定没有与作为其姻亲的粟特人商议，而这本是何弘敬应该做的。不过我们还无法确定，何弘敬的这一措施是否是出于抑制粟特集团的考虑，而这种抑制又是否对此后何全皞的被牙军逐杀负有一定责任。

[119] 《资治通鉴》卷252“咸通十一年八月”条。

[120] [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602～603页。

[121] 《旧唐书》卷181《罗弘信传》。

[122] 仇鹿鸣：《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32～34页。罗弘信家族的事例或可说明，在魏博，将领与士卒阶层的垂直流动是比较剧烈的，而正可与成德的平行流动情形相对照。

[123] 参见[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603～604页。

[124] 《旧唐书》卷181《乐彦祯传》。

[125] 仇鹿鸣：《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32页。

[126] 参见仇鹿鸣：《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34页。

[127] 《资治通鉴》卷265“天祐三年正月”条。

[128] 《资治通鉴》卷265“天祐三年七月”条。

[129] （唐）蒋偕编：《李相国论事集》卷5《论魏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0] 《旧唐书》卷124《李正己附李师道传》。又同卷《李正己传》言：“（正己）后自青州徙居郓州，使子纳及腹心之将分理其地。”《李师古传》言：“及纳卒，师古继之。（王）武俊以其年弱初立，旧将多死，心颇易之。”

[131]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淄青大将刘悟的倒戈，与三年后魏博大将史宪诚的自代田布，就可发现其中的不同。有关刘悟倒戈之事，《资治通鉴》卷241“元和十四年二月”条的记载最为详尽，其中说道刘悟率军返回郓州城、攻击牙城时，“牙中兵不过数百”。但我们看到，当田布手下的军队溃归史宪诚时，魏博中军八千人却依然跟随着前者返回魏州。并且从田布与这些牙将的对话中来看，只要前者遵行“河朔旧事”，牙军依旧会拥戴前者。而且似乎这些牙将并未把此时尚在魏州之外的史宪诚军队特别放在心上。而有关史宪诚的传记，也都是将其取代田布成为魏博新帅的过程描述为“诸军即拥而归魏，共立为帅”（《旧唐书》卷181《史宪诚传》），甚至为“众乃逼还府，擅总军务”（《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史宪诚传》）。这与刘悟的主动倒戈李师道也有很大不同。

[132] 《资治通鉴》卷214“元和十五年十一月”条。《新唐书》卷213《藩镇淄青·李师道传》曾载，李师道本因淮西被平，欲纳三州，并遣子入侍。“宿既还，师道中悔，召诸将议，皆曰：‘蔡数州，战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将崔承度独进曰：‘公初不示诸将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朝廷以一浆十饼诱之去矣。’”而在当年宪宗欲讨伐成德王承元之兄承宗时，其实承宗也曾对属下将领张遵说：“天子不察，宰臣不言，诸将偷安，土地割裂。”张遵的回答则是：“某亦恐诸将人人异图。”[《全唐文补遗》第四辑豆卢署《（上残阙）邕州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邕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赠左散骑常侍张公（遵）墓志故夫人南阳郡君河南豆卢氏墓志同叙》，第129页]

[133] 《新唐书》卷214《藩镇彰义·吴元济传》。

[134] 《旧唐书》卷145《吴元济传》。

[135] 《旧唐书》卷124《李正己传》。

[136] 《旧唐书》卷145《吴少阳附吴元济传》。

[137] 《资治通鉴》卷238“元和七年八月”条。

[138] 《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0《方镇骄兵》，第431～432页。

[139] 参见[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88～590页。

[140] 《旧唐书》卷156《韩弘附李质传》。《资治通鉴》卷242“长庆二年八月”条所谓“牙兵三千人”，人数略有差异。

[141] 《新唐书》卷143《郗士美传》。

[142]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8《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汴宋亳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赠太傅董公行状》（以下简称《董晋行状》），第582页。

[143] 参见[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92～597页。

[144] 韩愈在《董晋行状》中说：“初，（刘）元（玄）佐遇军士厚，（刘）士宁惧，复加厚焉；至（李）万荣，如士宁志；及韩（惟清）张（彦林）乱，又加厚以怀之；至于（邓）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骄不能御，则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须。”（第582页）

[145] 参见[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06～107页。

[146] 这一点在泽潞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泽潞所处的正是适合运用步兵的太行山脉的山区地带。《资治通鉴》卷223“永泰元年正月”条载，李抱真发展泽潞步兵后，“由是天下称泽潞步兵为诸道最”。参见[日]日野开三郎：《唐河阳三城镇遏使考》，《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282页。

[147] 在泽潞与昭义合并后，其军种分布呈现出太行山地带的泽潞区以步兵为主，而骑兵则多屯驻于河北平原的邢洺区的差异。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见杜立晖：《新出墓志所见唐昭义军的几个问题》，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21页。

[148] 《宋史》卷442《文苑四·尹源传》。

[149] 参见《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

[150] 参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4《幽州》，第552～575页。

[151] 冯金忠：《幽州镇与唐代后期政治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第65页。

[152] 参见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15页。

[153] 《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

[154] 《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

[155] 《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156] 《新唐书》卷66《方镇表三·幽州》建中二年条。

[157] 《旧唐书》卷143《李怀仙附朱希彩传》。

[158]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七年七月、十月”条。

[159] 参见冯金忠：《幽州镇与唐代后期政治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第68页。

[160] 《旧唐书》卷143《朱滔传》。

[161]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十月”条。

[162] 因为史料接着就说：“滔军于瓦桥，宝臣选精骑二千，通夜驰三百里袭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十月”条）

[163] 《旧唐书》卷142《王武俊传》。

[164] 参见《樊川文集》卷6《燕将录》，第99页。

[165] 《新唐书》卷212《藩镇卢龙·朱滔传》。

[166] 《旧唐书》卷180《张仲武传》。

[167] 参见冯金忠：《幽州镇与唐代后期政治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第65～66页。该文误此事发生的时间宝历二年（826）为大和二年（828）。

[168] 参见冯金忠：《幽州镇与唐代后期政治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第66～67页。

[169] [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36页注（88）。

[170] 《李相国论事集》卷5《论魏博》。

[171] 参见两唐书的《李载义传》《杨志诚传》。

[172] 参见《旧唐书·张允伸传》《新唐书·张允伸传》。

[173] 《旧唐书》卷143《刘怦附刘澭传》。刘澭归朝的直接原因，《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所载与两唐书、《资治通鉴》有所不同：“澭，济之弟。济继怦镇幽州，澭任瀛州刺史，与济有隙，济欲害之，母氏潜报澭，澭乃誓拔所部归阙。”（第64页）

[174] 《新唐书》卷7《德宗纪》。

[175] 《旧唐书》卷143《刘怦附刘源传》。

[176] 参见冯金忠：《幽州镇与唐代后期政治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第69页。

[177] 有关雄武军地望的考证，见宿白：《宣化考古三题——宣化古建筑·宣化城沿革·下八里辽墓群》，《文献》，1998年第1期；张建设：《唐代雄武军考》，《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8～211页；李鸿宾：《唐幽州雄武军（城）位置再考》，《唐研究》第十六卷，2010年，第249～260页。

[178] 《旧唐书》卷143《刘怦传》。

[179] 《旧唐书》卷180《张仲武传》。

[180] 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7《论幽州事宜状》，第322页。

[181] 《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7《论幽州事宜状》，第322页。

[182] 《资治通鉴》卷246“会昌元年十月”条。李德裕《论幽州事宜状》只言：“张绛初处置陈行泰之时，已曾唤仲武，欲让与留务。只是衙门内一二百人未肯。仲武行至昌平县，去幽州九十里，却令归镇。”（第322页）未言“今计仲武才发雄武，军中已逐绛矣”云云。

[183] 《旧唐书》卷180《张公素传》。《册府元龟》卷987《外臣部·征讨第六》曾载张公素为张仲武从弟，其于会昌三年协助后者大破回鹘。张公素为张仲武从弟一事不见于其他史料，今不取。

[184] 这在张仲武的事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参见《旧唐书·张仲武传》、《新唐书·张仲武传》、《资治通鉴》卷246“会昌元年闰九月、十月”条。

[185] 《资治通鉴》卷252“乾符二年六月”条。

[186] 其实作为张仲武时代就已戍边有名的大将，到张公素时，李茂勋在幽州一镇也已待了约三十年的时间，完全够得上“宿将”了。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他的回鹘身份以及长期戍边的境遇反倒是阻碍其获得幽州统治权的重要障碍。因为其前任的幽州节度使多半是来自治所幽州的军人。

[187] 《资治通鉴》卷261“乾宁四年九月”条胡注。辽、金时代的顺圣县应当就是唐安塞军故地。见《辽史》卷41《地理志五》[（元）脱脱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金史》卷24《地理志上》[（元）脱脱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88] 《旧唐书》卷180《张允伸传》。

[189] 《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

[190] 《旧唐书》卷180《张允伸传》。

[191] 《旧唐书》卷180《张允伸传》。

[192] 《新唐书》卷212《藩镇卢龙·张允伸传》。

[193] 《全唐文》卷788李俭《银青光禄大夫太子中允赠工部尚书清河张公神道碑铭》。

[194] [日]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20页。

[195] 《资治通鉴》卷259“景福二年四月”条。

[196] 《旧五代史》卷26《武皇纪下》：“初，李匡俦（筹）夺据兄位，燕人多不义之，安塞军戍将刘仁恭挈族归于武皇，武皇遇之甚厚。”

[197] 《旧五代史》卷123《高行周传》。

[198] 《旧五代史》卷123《高行周传》称：“高行周，字尚质，幽州人也。生于妫州怀戎军之雕窠里。曾祖顺厉，世戍怀戎。父思继，昆仲三人，俱雄豪有武干，声驰朔塞。”但据《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记载，妫州有怀柔军，在妫、蔚二州之境。另有怀戎一县，但无怀戎军。《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三年三月”条胡注：“妫州怀戎县北有广边军，故白云城也。宋白曰：广边军在妫州北一百三里。高行周兄弟本贯广边军雕窠村。”《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亦载：“（妫州）北有广边军，故白云城也。”故高氏的本贯当为广边军而非怀戎军。

[199] 《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二年二月”条。

[200] 《新五代史》卷48《高行周传》。

[201] 参见[日]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11页。

[202] [日]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10页。

[203] 《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二年二月”条胡注：“妫、檀诸州皆在幽州山北，亦谓之山后。”《资治通鉴》卷266“开平元年四月”条胡注：“卢龙以妫、檀、新、武四州为山后。”

[205] 参见任爱君：《唐末五代的“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206] 《资治通鉴》卷241“长庆元年六月”条。

[207] 只就后一项措施来看，南面的瀛、莫二州被划为一镇；中心的幽、涿二州则与在地域上并不相连的营州划为一镇；而地理环境存在一定差异的平、蓟、妫、檀四州则又被划为一镇。换言之，刘总的分理方式其实暗含着制约三镇各自统治效力的意味。

[208] 《资治通鉴》卷241“长庆元年六月”条。

[209] 《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三月”条《考异》引《蓟门纪乱》。

[210] 《资治通鉴》卷269“贞明三年二月”条。

[211] 对于长庆元年幽州兵乱并导致瀛、莫将士的变乱，《资治通鉴》卷242“长庆元年八月”条称：“瀛莫将士家属多在幽州。”因此其时的瀛、莫驻军主要应该是由幽州派遣来的戍兵。这一情况可能和贞元年间瀛州刺史刘澭率部归朝时的情形不太一样，或者，可能也正是基于刘澭率部归朝后瀛州的军事空缺，或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刘澭的事件，瀛州的驻军才改为由幽州委派。

[212] 比如刘仁恭戍守蔚州安塞军的士兵很可能原先就是来自幽州的。

[213] 以上所论，可参看[日]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13～19页。

[214] 亦可参看[日]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11～13、19～22页。

[215] 《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第64页。

[216] 参见[日]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24～25页。

[217] [日]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23页。

[218] 参见[日]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13页。

[219] 参见[日]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22～29页。

[220] 《全唐文补遗》第四辑卢希逸《唐故幽州节度押衙遥摄檀州刺史知雄武军营田等事兼御史中丞耿公（宗倚）墓志铭并序》，第264页。

[221] 参见《资治通鉴》卷253“广明元年六月、七月”条。

[222] 《唐代墓志汇编》光启002王冠《大唐陇西李公夫人墓志铭并序》，第2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