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德、淄青、淮西这种“权在将领”而又重视骑兵的相仿军事结构，在我看来，都是因为此三镇是由原安禄山的河朔部众为基础组建的缘故。成德集中了乱后最为精锐与数量众多的安史余部，而淄青和淮西则是由来自营州的平卢军军人为主干建立的。换言之，它们在继承这些部众的同时，也一并继承了原安史集团的军事统治方式，即分权于将领，由将领统辖各自的部众。至于对骑兵的重视，一则也是继承了河北边地的传统。并且，骑兵这种军种是比较适合以将领分部统领的方式来实行管理的。如此来看的话，我们不妨把这三镇称为“安史旧部型藩镇”。
但是这类以将领层为权力主导的藩镇也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由于权力分散，容易导致分裂。并且，将领构成了对节帅最大的一个威胁。所以李绛说“若常得严明主帅能制诸将之死命者以临之，则粗能自固矣”，否则，可能会有“列将起代主帅”[137]之祸。成德的分裂、淄青的灭亡、淮西的困境其实都得因于此。而对唐廷来说，笼络、离间或打击这些藩镇的将领，则是其取得对这些藩镇战争主导权的一种可行手段。其实我推测，另外三个以原安禄山部众组建的两河藩镇——相卫、汴宋和滑亳可能也属于这种类型。只是因为它们在代宗大历年间就已经瓦解或转型，使得我们对它们的权力构造由于无法获得更多的史料信息而无从详知。并且由于淄青和淮西在元和时代因宪宗的打击，以及其后一系列“去平卢化”的措施，实际上已经宣告灭亡，所以位于河北中部这一相对安全的地缘位置，且实力颇强的成德镇就成了这类藩镇中唯一的幸存者。而从成德本身的发展来看，将领层的强大曾是其傲视两河藩镇的军事资本，但又在此后成为将其拖入分裂的危机根源。但最终，成德却在保持这一传统的前提下实现了两河藩镇中最为稳定和长久的统治。
接下来我要来谈谈魏博的意义。和成德一样，我认为魏博也代表了一类藩镇，这类与魏博相似的藩镇还有介于河东、河北间的泽潞，以及河南的宣武与武宁。这四个藩镇的共同特点都在于牙军势力的强大。并且，它们就是赵翼在谈到唐代“骄兵”问题时所列举的四个藩镇。[138]换言之，唐代“骄兵”问题以此四者最为突出。
在第一章中，我对宣武和武宁的“骄兵”问题已有过论述，并指出，军队地方化和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是“骄兵”产生的根源。不过关于地方军人集团何以会在宣武和武宁，而不在淄青、淮西这样的平卢系藩镇中产生，前文尚未作进一步的展开。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宣武和武宁都是平卢系藩镇解体后的新兴藩镇，也就是说，“权在将领”的传统在这些藩镇中其实并不突出。正因为如此，刘玄佐和王智兴可以比较自由地扩充和培养兵士层的力量，尤其是可以发展直属于节帅本人的最为亲信的那一批牙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魏博和泽潞。堀敏一先生在讨论牙军的产生模式时，就专门将泽潞的情况与魏博进行了比较。尽管在泽潞的初期军事发展中，并没有诞生像魏博那样明显的牙军集团，但显然，堀氏已经敏锐地注意到田承嗣与李抱真征募当地农民进行“团练”，随后将其纳入作为职业军人的“官健”的过程是极为相似的。[139]魏博大力发展包括牙军在内的军事力量，外在的一个动力就是其在两河藩镇中实力偏弱。至于泽潞，更是因为作为身处地瘠民贫的太行山区的新兴藩镇，建立之初就面临着经济及军事力量虚弱的问题。换言之，这类藩镇多半传统势力不强，所谓“传统势力不强”，既是指其军事力量相较之前那类藩镇略显单弱，也是指将领层没有在这类藩镇中发育得特别成熟。所以，这一方面使得这些藩镇的节帅在发展其军事力量时，可以直接以扩充兵士人数为目的，不需要经过中间将领层的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以上几个藩镇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军事力量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没有将领层的干扰，藩镇节帅可以直接发展直属于本人的军队，而不用受到将领的掣肘。由于这些兵士都从当地征募，由当地人构成本镇的主要兵源，因此他们的地著意识就特别强烈，也容易形成所谓地方军人集团。因此与上述的“安史旧部型藩镇”相比，我们或许可以称它们为“新兴的地域型藩镇”。
由于兵士由节帅征募、直接对节帅负责，所以这样一个地方军人集团就成了这些藩镇的权力中坚。节帅培植这些兵士的初衷原是为了获得直属于自己的亲信力量，因此给予其优厚的经济待遇以及父子相袭的特权，但是，这反倒成了这些地方军人从军入伍的根本目的。于是，为了维护与巩固本集团的特权利益，他们不乐频繁作战，而一旦节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立即会倒戈以向前者，这些藩镇内部的动乱多半都由此而来。这也就是旧史所谓“骄兵”。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藩镇中，越是主帅的亲信部众，比如负责宿卫的那部分牙军，越容易成为搅扰政局、变易主帅的根源，也最为跋扈。以下是长庆二年有关宣武牙军的一段记述：
李质者，汴之牙将……有诏以韩充镇汴。充未至，质权知军州事。使衙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损屈。充将至，质曰：“若韩公始至，顿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后当无继。不可留此弊以遗吾帅。”遂处分停日膳而后迎充。[140]
这里的“使衙牙兵二千人”在《新唐书·韩充传》中又被称为“军中敢士二千直阁下”，是负责勤卫的亲信牙兵。关于泽潞的情况，史料亦言：
又（泽潞旧帅）卢从史时，日具三百人膳以饷牙兵，（新帅郗）士美曰：“卒卫于牙，固职也，安得广费为私恩？”亦罢之。[141]
至于最为著名的武宁“骄兵”银刀军，史料称：
初，王智兴得徐州，召募凶豪之卒二千人，号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番宿衙城……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厌食饫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犹喧噪邀求，动谋逐帅。
其银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卫，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间，一夫号呼，众卒相和。
堀敏一先生认为，三百人可能是牙军值勤的标准人数。并且指出，武宁银刀都的这种情况，与贞元十二年（794）出任宣武军节度使的董晋在上任次日即罢去的“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须。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后者至。寒暑时至，则加劳赐酒肉”的宣武“腹心之士”[142]极为相似。[143]
当然，为了控制牙军，主帅有时又不得不培植更为亲信的私兵与之对抗，比如魏博乐氏父子豢养“子将”。或者说在一般牙军之外，再发展亲卫牙军。其实上举诸例中的牙军，尤其是韩愈所说的董晋上任后罢除的宣武“腹心之士”就属于后者。[144]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所谓藩镇亲卫军重层化的现象。[145]
而与之前的“安史旧部型藩镇”相比，这类藩镇还有一个不同于前者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多半是以步兵为主干的藩镇。这一方面当然与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146]，但另一方面也可说它们没有太多骑兵的传统。事实上，步兵是一种远较骑兵更易培养的军种，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藩镇在成立之初就能够迅速崛起的另一个原因。当然，即就牙军守卫牙城或使牙的职责而言，步兵也比骑兵更适合此职，因此在步兵型的藩镇中，牙军更为突出。
但很明显，这类藩镇也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兵士对节帅的威胁。这倒不是他们想要挑战节帅的位置，而是他们要求节帅必须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对唐廷来说，控制这类藩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指望节帅能对这些骄卒实施镇压外，似乎并无太好的办法。当然，由于这几个藩镇与唐廷的关系很不相同，所以其牙军集团的具体面貌，以及最终瓦解的方式也有差异。与唐廷关系最密切的泽潞，其军事构造因合并昭义、招纳刘悟的郓州兵等前后发生过较大的变化[147]，而且其本身也在武宗会昌年间被唐廷分裂。至于宣武牙军和武宁银刀军则都在此后遭到过强悍主帅的打压。而处于半割据状态的魏博牙军，则是其中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长、实力最强，也是最为跋扈的。尽管魏博牙军的成立曾是魏博迅速崛起，并且帮助节帅逐渐摆脱将领掣肘与威胁的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但田承嗣看似成功的重构魏博军事构造，却也为魏博此后愈益频繁和剧烈的内部动乱埋下了伏笔。
不过就历史角度来说，魏博的这种权力构造相对成德而言，也许更具时代的意义，因为我们已在其中隐约看到了未来北宋军队中央化的某些特征。宋人尹源在其《叙兵》一文中说道：
若唐之失，失于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强，故有骄将，罕闻有骄兵。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148]
尹源的论说纵然未必完全正确，因为“骄兵”在唐代其实已经存在，但他的说法或许正提醒我们，在宋代已成为一种普遍情形的“骄兵”，在唐代，其实还只是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一种军事现象。
三、幽州：外部的挑战
位于河北北部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统辖着河北最为广阔的地域。初设时的幽州领有幽、蓟、营、平、妫、檀、莫七州，大历四年（769）割幽州之范阳等县增置涿州[149]，十年又趁田承嗣之乱增领瀛州。（见图27）和成德、魏博不同，幽州自大历时代奠定其九州的规模后，至唐末动乱以前基本无甚大的变动，其辖境是河朔三镇中最稳定的。但是与其辖境的稳定相反，幽州内部的变乱则频繁得令人吃惊。在150年的时间里，幽州总共发生了约二十起变乱，导致约三十人相继成为其节帅。[150]这成为幽州与成德、魏博最大的不同所在。
已有学者指出，幽州的变乱在时间分布上并不平衡。自广德元年李怀仙被唐廷任命为首任幽州节度使，到长庆元年（821）刘总入朝，前期的58年里，幽州的变乱相对还较少；频繁的变乱主要发生在后期的92年时间里。[151]不过，尽管幽州前期的变乱并不多，但这有限的几次变乱却已奠定了幽州未来变乱的基本面貌。或者说，未来的幽州变乱无非是复制着前期的那些变乱而已。如此来看，若幽州变乱的根源也与成德、魏博一样，是来自它自身的权力构造与支配体制的话，那么，这种权力构造与支配体制就始终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从这一点上来说，幽州或许和成德颇为相似，尽管两者的稳定程度大相径庭。但另一方面，幽州却也独享着某种特质，这是成德，甚至其他两河藩镇都不具备的。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就将对幽州权力构造的基调以及它的这种独特个性进行探讨。
（一）蕃族与羁縻州时代的结束
幽州作为安史叛乱的根据地，其境内羁縻州的蕃族部落曾经是叛军的主干和中坚。上元二年幽州城内的杀胡事件，导致大量幽州胡人被杀。尽管学者指出，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对大多数胡人的生存不会造成直接影响。并且从房山石经中，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不少胡人将领，甚至是一些高级将领的题名。而蓟门乱后的新任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本身也是柳城胡人。[152]不过在僖宗时代前，幽州一直没有像魏博和成德那样，出现过可以长期影响当镇局势的蕃族家族或集团。在此时期中先后担任幽州节帅的二十余位将领中，除了初代节帅李怀仙（763—768在位）外，只有文宗年间的幽州节度使史元忠（834—841在位）可能亦为胡人。因此，蕃族势力在幽州上层所具有的影响力看来并不像成德、魏博那样突出。
蕃族对安史乱前与乱后幽州政权截然不同的影响，除了上元二年这起突发性的事件外，也与战争时期大量蕃族部落的人口耗散有关。此种形势最终也导致了幽州境内安置蕃族部落的羁縻州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几乎全部瓦解，这就是《旧唐书·地理志》说的：“至德之后，（其民）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羁縻州都随着安史之乱的结束而瓦解，比如燕州就在安史乱后又长存了约二十年。燕州，《旧唐书·地理志》载：
隋辽西郡，寄治于营州。武德元年，改为燕州总管府，领辽西、泸河、怀远三县。其年，废泸河县。六年，自营州南迁，寄治于幽州城内。贞观元年，废都督府，仍省怀远县。开元二十五年，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天宝元年，改为归德郡。乾元元年，复为燕州。旧领县一，无实土户。所领户出粟皆（末）靺鞨别种，户五百。天宝，户二千四十五，口一万一千六百三。
早在隋代就为安置靺鞨部落而设立的燕州[153]，当然不一定在开元天宝年间仍以靺鞨为其主要人口。在安史叛乱中，燕州也出过有活跃表现的著名将领，比如少籍平卢军、后来成为淮西节度使的李希烈。[154]燕州废置于建中二年，史称：“（四月）己亥，省燕州、顺化州。”[155]不过此举并非唐廷决意。《新唐书·地理志》将燕州被废一事系于幽州幽都县条下：
幽都，望。本蓟县地。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领县三：辽西、泸河、怀远……是年，省泸河。六年，自营州迁于幽州城中，以首领世袭刺史。贞观元年，省怀远。开元二十五年，徙治幽州北桃谷山……建中二年为朱滔所灭，因废为县。
《旧唐书·地理志》幽都县条亦称：
幽都 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建中二年，取罗城内废燕州廨署，置幽都县，在府北一里。
废置燕州与新建幽都县应该是前后连续的一起事件。从燕州“为朱滔所灭”一句来推测，这个位于幽州北桃谷山的羁縻州在安史之乱后可能仍旧居聚着一定数量的蕃族人口，并且拥有一定的军事基础，因此已成为幽州城内节度使朱滔的心腹之患。朱滔攻灭燕州后，将其剩余人口徙至罗城内的废燕州廨署，新置幽都县以管辖这些原燕州居民，并将这一举措上报到唐廷，得到了后者的追认。和燕州一起废省的还有顺化州。关于顺化州，只有新书《地理志》载：“顺化州县一：怀远。”如果顺化州是由原燕州的怀远县置，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何以顺化州会与燕州一起省废，而且在某些史料中就只记载“省燕州”[156]而不及顺化州的原因了。
燕州与顺化州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唯一被史书明确记录废置于安史之乱后的幽州所属羁縻州。因此，它们很可能是幽州节度使领有的最后两个羁縻州了。而在它们被朱滔攻灭后，幽州境内就再无羁縻州这种曾经对叛军而言极为重要的军政建置了。不过从朱滔灭燕州一事来看，我们也能隐约感觉到，哪怕只有一两个羁縻州，对于城内的节度使而言，也可能是一种不容低估的威胁。这种治所州城与城外的对峙，很难想象会发生在成德或魏博，这正是幽州的一个特色。不过随着最后两个羁縻州的废省，这种威胁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与此相类的一组矛盾，却将在此后仍旧深刻影响着幽州政局。
（二）牙将的困境
谈完了幽州城外的羁縻州，我们来谈谈幽州城内的情况。首任幽州节度使李怀仙任使六年，于大历三年（768）为麾下兵马使朱希彩及朱泚、朱滔所杀。这是两河藩镇中首次发生节帅为牙将所害之事。据说李怀仙被杀后：
恒州节度使张忠志（即李宝臣）以怀仙世旧，无辜覆族，遣将率众讨之；为希彩所败。[157]
唐廷也在此次事件后，首次试图由中央方面派遣大臣担任两河藩镇的节帅，不过并没有成功，最后仍不得不以朱希彩为幽州节度使。大历七年（772）朱希彩因残虐将卒，麾下孔目官李瑗因人之怒伺隙斩之。史称：
（仓促之际，）众未知所从；经略副使朱泚营于城北，其弟滔将牙内兵，潜使百余人于众中大言曰：“节度使非朱副使不可。”众皆从之。泚遂权知留后，遣使言状。冬十月，辛未，以泚为检校左常侍、幽州、卢龙节度使。[158]
朱泚被任命为节度伊始即遣朱滔入朝谒见并率众防秋，后又于大历九年（774）亲自将兵入朝御边，因而甚得代宗奖赏。不过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朱氏兄弟首开河朔藩镇款服先河，与其说是他们诚心对唐廷表示忠顺，倒还不如说是由于朱氏兄弟出身寒微，在安史旧部云集的河朔藩镇中为邻镇将帅不齿所致。[159]这一点在此后排挤其兄朱泚而担任幽州节度使的朱滔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与朱泚一样，朱滔也是因与朱希彩同姓而为后者器重，并被授予主掌希彩“腹心亲兵”[160]的重任。当大历十年盗据相卫的田承嗣成功挑起李宝臣与朱滔的矛盾时，史料曾载：
宝臣谓滔使者曰：“闻朱公仪貌如神，愿得画像观之。”滔与之。宝臣置于射堂，与诸将共观之，曰：“真神人也！”[161]
可见，本自幽州而来的李宝臣与手下将领其实并不认识朱滔。虽然朱滔的画像被宝臣及诸将誉为“神人”，但这种夸赞或许别含他意在内，未必是真心而作。[162]倒是“四镇之乱”时与朱滔决裂的成德新帅王武俊对前者的评价更为直白，其就公然称朱滔为“田舍汉”[163]，显见对朱氏出身的鄙夷。在中唐时代，燕赵“宿怨”是天下皆知的事实。[164]而这种在朱滔时期，甚至可能早在李怀仙被杀后就已结下的幽州与成德的世仇，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身为安史宿将、蕃族酋豪的李宝臣、王武俊诸人对没有家世资历的“暴发户”朱滔的不满。其实，朱滔所能感受到的这种来自同辈将领的压力不仅来自邻镇，本镇内部也是如此，这也可能就是他在取代朱泚担任幽州节度使后，为“威振军中”而“杀有功者李瑗等二十余人”[165]的原因所在。
在幽州后期历史中，像朱希彩以及朱氏兄弟这样，以牙将身份逐杀旧帅，或因牙职而被推戴为节帅，其后亦被手下牙将逐杀的变乱不在少数。比如李载义（826—831在位）、杨志诚（831—834在位）、史元忠（834—841在位）、陈行泰（841在位）、张绛（841在位），这十五年中的变乱莫不如此。在这些牙将中，有些人的资历并不特别突出，比如在一个月内相继被推举及逐杀的陈行泰、张绛都是所谓幽州“游客”[166]。因此在这种环境下，能否得到唐廷的支持，就成为其稳固自身在幽州地位的关键。实际上，陈行泰、张绛正是因为没有获得唐廷的支持而迅速下台的。而其前任李载义的弑帅继位，则明显是得到了代表唐廷的敕使和监军的首肯及支持。[167]
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位于河北北部的幽州在互相结好的两河藩镇中显得较为孤立。其北有异族，南有长期不和的成德。[168]而幽州的权力结构则可能和成德颇为相似，即它也是一个由将领占据权力层中枢的地方。[169]这其中，幽州城内的牙将当然是最容易影响当镇政局的。不过，幽州的牙将看来远不具备他们的成德同仁那样骄傲的家世和资历。而且从一开始，幽州就出现了特为两河藩镇所厌恶的“部将忽领一方之权”[170]的事例，这使得它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得到邻镇的好感。而且，这种频繁逐杀节帅的状况在此后也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我想，这正是相较于魏博和成德，幽州的节帅对唐廷更为依赖，并且虽然幽州节帅更替频繁，但总体而言仍对唐廷较为恭顺的原因所在。所以，虽然李载义与杨志诚都是因逐杀旧帅而登上节帅之位者，但当他们自己也被驱逐后，都选择了投奔唐廷。[171]在所有这些荣登幽州节度使宝座的牙将中，大中四年（850）继任节帅的张允伸可能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因为他在镇23年，并且，也同样是一位对唐廷颇为忠顺，尤其是咸通十年（869）庞勋之乱时，积极参与助军勤王的藩帅。[172]
尽管牙将出身的幽州节帅常常会陷入权位不稳的困境，但牙将及其所在的城内牙军仍是影响幽州政局的一股重要势力。不过我们也不要看到那么多的幽州变乱都与牙将有关，就认定牙军是幽州一镇最有力的势力集团。因为和成德与魏博都不同，幽州最令人敬畏的力量其实并非来自幽州城内，而是来自它的属州和外镇。
（三）属州与外镇的压力
继朱滔之后担任幽州节度使的是朱滔姑子刘怦。他在“四镇之乱”时被在外征战的朱滔委任为幽州留后。朱滔战败回幽州后于贞元元年（785）去世，刘怦因为众所服而在朱滔死后很自然地被推戴为节度使。三个月后刘怦去世，其子刘济继位（785—810在位）。由此到长庆元年（821）刘济之子刘总入朝，刘氏父子总共坐享幽州帅位36年，这36年可以说是幽州政局最为稳定的时期。
不过在此期间也并非没有变乱。贞元八年（792）刘济之弟刘澭率部归朝就是一起：
澭，济之异母弟也……怦为卢龙军节度使，病将卒，澭在父侧，即以父命召兄济自漠（莫）州至，竟得授节度使。济常感澭奉己。澭为瀛州刺史，亦许以澭代己任；其后济乃以其子为副大使。澭既怒济，遂请以所部西捍陇塞，拔其所部兵一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直趋京师……德宗宠遇，特授秦州刺史，以普润县为理所。[173]
实际上当刘澭表通朝廷时，刘济曾派兵对刘澭实施过打压，并击破过后者的部众，这就是史料说的：“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济及其弟瀛州刺史澭战于瀛州，澭败奔于京师。”[174]贞元十六年（800）的另一起变乱也发生在刘氏兄弟之间：
源，贞元十六年八月，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左武卫将军。初，为涿州刺史，不受兄教令，济奏之，贬漠（莫）州参军，复不受诏。济帅师至涿州，源出兵拒之，未合而自溃。济擒源至幽州，上言请令入觐，故授官以征之。[175]
在刘氏时代，以刘氏子弟或姻亲出任属州刺史的情况比较多见，其初衷当然是为了巩固节帅一族的地位。不过正如上引两例所显示的，其也可能反过来成为一种分裂的力量。但我们在澭、源两事中看到，尽管他们均与会府的刘济存在矛盾，但想要挑战会府的势力还是极为不易的。实际上，澭、源二人最终都败在刘济手下，而在失败后，都不得不转向唐廷寻求支持。
刘济时期的这两起变乱并未对幽州造成太大影响，更没有威胁到节帅的位置。但它已显现出了一种可能存在的属州对会府的挑战倾向。而也因为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迫使作为节度使的刘济不得不对唐廷表现出更为恭顺的态度，以便在兄弟阋墙与邻镇不足恃的压力下寻求外在的支援。[176]
如果说这种属州对会府的挑战在幽州前期还只是显露出一种倾向，并且实际上还无力真正撼动会府地位的话，那到幽州历史的后期则逐渐变成了现实。会昌元年（841）十月，节帅更迭频繁的幽州迎来了一年里的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节度使张仲武（841—849在位）。和幽州之前的节度使多为城内的牙将不同，张仲武来自妫州的雄武军。雄武军是幽州边境的一处重要军镇[177]，与张仲武一样，早前的幽州节度使刘怦也是以“雄武军使”[178]起家的。张仲武本人是军中旧将张光朝之子，史称其“年五十余，兼晓儒书，老于戎事”[179]。尽管张仲武统辖的雄武士卒人数很少，据说“只有兵士八百人在，此外更有土团子弟五百人”[180]，但其颇“得幽州人心”[181]看来却是实情。所以其派往长安的军吏吴仲舒就对宰相李德裕言：
向者张绛初杀（陈）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务让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幽州属县），绛复却之。今计仲武才发雄武，军中已逐绛矣。[182]
其后受命于中央的张仲武以雄武兵入城，果克幽州。
和张仲武情形颇为相似的是咸通十三年（872）即位为幽州节度使的平州刺史张公素：
（公素）为幽州军校。事张允伸，累迁至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简会权主留后事，公素领本郡兵赴焉。三军素畏公素威望，简会知力不能制，即时出奔，遂立为帅。朝廷寻授旌节。[183]
总的看来，随着长庆元年刘氏家族对当镇统治的结束，由镇内高级军将主导政局的情形在幽州更加突出。不过除了牙将以外，外镇及属州将领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从张仲武与张公素的事迹来看，他们统辖的军队可能人数并不多，但因其“宿将”的地位却在幽州城内享有颇高的威望。当然，能否得到唐廷的认可也是他们成功的关键。[184]
继张公素后出任幽州节度使的是李茂勋（875—876在位），他的任使过程颇堪注意：
卢龙节度使张公素，性暴戾，不为军士所附。大将李茂勋，本回鹘阿布思之族，回鹘败，降于张仲武；仲武使戍边，屡有功，赐姓名。纳降军使陈贡言者，幽之宿将，为军士所信服，茂勋潜杀贡言，声云贡言举兵向蓟；公素出战而败，奔京师。茂勋入城，众乃知非贡言也，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茂勋为留后。[185]
李茂勋的回鹘身份显示了在张仲武时代后，溃亡并内迁幽州边境的回鹘余部对幽州政局的影响。但在李茂勋一事中，引人注意的倒还不是李茂勋回鹘阿布思族的这重身份，而是他假借的另一个身份，即他是以“幽之宿将，为军士所信服”的纳降军使陈贡言的名义进攻幽州的。尽管我们对李茂勋攻克幽州的军队性质还不是很清楚，比如他是利用了自己的部众还是包括陈贡言的纳降军士，在他自己的部众中有无回鹘的部众等，但有一点很明显，李茂勋应该深知，如果他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起兵（尽管他自己的地位也不低），他的胜算并不大。唯有依照幽州的惯例，即通过深得军心的宿将身份他才能获得幽州的统治权。李茂勋采取这样的策略，也许正是考虑到他的回鹘出身，或者因长期戍边而无法取信于幽州城内众人的原因。[186]不过，既然他是以颇得人心的陈贡言的名义起兵，而其驱逐的对象张公素此时又已“不为军士所附”，那么他与后者的军事较量，以及攻克幽州的过程也许并不见得会特别激烈和困难。我的意思是，李氏攻克幽州的军队可能并不太多，而且如果其中确有回鹘军士，人数也可能是有限的。
被李氏假借名号的陈贡言此前担任的是纳降军使。纳降军是幽州极北边的一处军镇，《新唐书·地理志》称幽州“有纳降军，本纳降守捉城，故丁零川也。西南有安塞军”。安塞军之地望据《资治通鉴》胡注载“在蔚州之东，妫州之西”[187]。可见，无论是安塞军，还是纳降军，都已经在与河东交接处的山后一带了。既然由深得军心的幽州宿将陈贡言出任军使，纳降军在幽州军事体系中的地位必然不同一般。史称张公素、李茂勋的前任张允伸，其祖父张岩就曾担任过纳降军使。[188]而在张允伸出任节度的时代，他的三位兄弟允千、允辛、允举又先后被任命为檀州刺史、安塞军使、纳降军使。[189]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张允伸的曾祖张祖秀也曾担任过作为边州的檀州刺史。[190]可见，以“马步都知兵马使”[191]这样高级别的幽州牙将身份被推举为节度使的张允伸，其不但也出生在一个“世为军校”[192]的幽州宿将家族，而且祖上也曾在幽州边地有相当丰富的任职经历。和张允伸的情况相似，史料对此前任期较长的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的亲属出任属州刺史的情况也有所记载。据说张仲武的两位兄弟在其任帅时也分别出任蓟州刺史静塞军营田团练等使，和涿州刺史永泰军营田团练等使。[193]总体而言，由将领占据权力中枢的幽州镇和成德一样，以亲属担任属州刺史或外镇军使的情况也比较多。松井秀一先生曾经对幽州一镇节帅亲属出任属州刺史或外镇军使的情况有过整理和讨论。[194]从松井先生整理的史料来看，在张仲武时代前，幽州节帅的子弟或姻亲担任的往往是幽州南部的涿州、莫州、瀛州的刺史，典型的如上述刘济的兄弟刘澭和刘源的情况。但张仲武时代后，节帅子弟出任的却常是幽州北面一些重镇的统帅，并且，逐渐有向燕山以北发展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本身又和得以挑战幽州节帅之位的属州或外镇将领来源地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这种趋势在晚唐著名的幽州节帅刘仁恭（895—907在位）的身上也体现得很明显。史称景福二年（893）四月：
幽州将刘仁恭将兵戍蔚州，过期未代，士卒思归。会李匡筹（893—894在位）立，戍卒奉仁恭为帅，还攻幽州，至居庸关，为府兵所败。仁恭奔河东，李克用厚待之。[195]
次年在刘仁恭的鼓动下，李克用引兵攻克幽州，遂表仁恭为帅。我们看到，与幽州李匡筹对峙的刘仁恭，其部众也来自北边的蔚州（属河东），很可能就是蔚、妫交接处的安塞军。[196]而当李克用平定幽州、返回太原前，他曾在私下里对刘仁恭说过这样一番话：“高先锋兄弟，势倾州府，为燕患者，必此族也，宜善筹之。”[197]这里所谓“高先锋兄弟”，指的是世戍妫州广边军的高思继昆仲三人[198]：
妫州人高思继兄弟，有武干，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为都将，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惮之。久之，河东兵戍幽州者暴横，思继兄弟以法裁之，所诛杀甚多。克用怒，以让仁恭，仁恭诉称高氏兄弟所为，克用俱杀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复引其诸子置帐下，厚抚之。[199]
高思继兄弟至晚在李匡威出任幽州节帅的时代（886—893在位）就已经是戍守北边的重要将领了。据说当李克用起兵讨伐李匡筹时，正是由于担心于孔领关拥兵三千的高氏兄弟为其后患，所以克用以替李匡威报仇之名，拉拢颇重义气的高氏兄弟。史载当李匡筹听闻思继兄弟反叛时，“乃弃城走”[200]。因此无论是幽州方面，还是河东方面，广边军的力量都是他们无法小视的。而与此前由刘仁恭戍守的安塞军一样，广边军也同样来自山后地区。
我们知道，幽州节度使统辖着河北北部地理环境多样的广阔区域，除了像成德、魏博一样，幽州需要在南部与易定、成德、沧景等河朔藩镇接壤的地区布置兵力外，北部的边境地区更是其兵力配署的重中之地。幽州的这种军事布局情态并不是安史之乱后才出现的，而是在乱前就已形成的一种格局。正因为出于军事需要的目的，不得不在属州和外镇配置相当兵力，所以幽州军政体制的分权化倾向从一开始就比较突出。[20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得以对会府幽州造成军事压力的区域也始终都一样。比如说在安史乱前与安史乱中，河北北部能够与幽州相提并论或挑战前者地位的主要是营、平二州的军事力量。而在安史之乱后，最初威胁幽州的外部力量是南部的涿、莫、瀛诸州，会昌以后则开始演变成北部诸州，尤其是位于妫州的雄武军、纳降军、安塞军、广边军等山后势力。正如松井秀一先生所指出的，幽州的地方势力，尤其是北部的边境势力在幽州后半期逐渐显现出不可小觑的力量。[202]
要解释幽州地方势力演变的这种态势，需要我们将视野放宽到幽州外部，即从幽州外部的政治环境着手来寻找其内部变化的线索。总的来看，安史之乱后幽州的外部挑战首先主要来自南部的河朔藩镇，尤其是成德，这使得幽州必须在与成德等比邻的瀛、莫等州加强军事力量，而由节帅亲属出任刺史，并引发他们与会府对峙的也在这一地区。但是，燕、赵宿怨的问题并不是终幽州一百五十年始终存在的。燕、赵结怨主要是在朱氏兄弟，以及朱滔姑子刘怦祖孙三代，与成德方面的李宝臣父子，以及宝臣姻亲王武俊家族之间。换言之，幽州与成德的矛盾在长庆以前比较突出。而长庆以后，随着刘氏与王氏家族相继退出当镇统治层，燕、赵矛盾就已经不那么严重了。相反，自安史之乱以来相对沉寂的边境局势却在会昌以后随着回鹘、沙陀、契丹、奚等的南迁与活跃又重新成为幽州与外部世界的主要矛盾。这就是为什么越到唐代晚期，节帅亲属的任职，以及强大的地方势力越来越出现在幽州北部地区的原因。也正是为什么回鹘出身的李茂勋，得到代北沙陀首领李克用支持的刘仁恭，得以在唐代晚期登上幽州节帅位置的背景。
我在上文中已经指出，在幽州频繁的节帅更替事件中，城内的牙将是影响当镇局势的一股重要力量。不过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牙将的势力似乎在9世纪前半期是比较强的，其时幽州节帅大多是从城内的牙将中产生。换言之，彼时的幽州变乱大多还只是局限于会府内部。但张仲武以雄武军使身份进驻幽州一事可能是一个转向标，因为在此之后，属州刺史或外镇将领率兵进攻幽州城并成为幽州节帅的事例开始增多。而且，与刘氏时代会府轻易就能制约属州的情况不同，越到晚期，城内的幽州节度使制约这些属州和外镇的信心及能力却都在下降。同样相关的一个趋势就是，幽州的“宿将”越来越多地被安排在边境地区，而城内的牙将中反倒出现了一些所谓“游客”。其实，这倒并不是节帅排挤实力军将的一个表现，而是日益严峻的边境形势确实需要这些有能力的“宿将”去应付。也因此，与“宿将”的配置一致，幽州的军队部署、粮饷储备，现在也开始逐渐集中于北部边境，尤其是妫、檀等山后地区。[203]这就是武宗会昌年间，张仲武的军吏吴仲舒对宰相李德裕说的：
幽州军粮并贮在妫州及向北七镇。若万一入未得，却于居庸关守险，绝其粮道，幽州自存立不得。[204]
学者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山后地区在唐末已经成为奚、契丹、吐谷浑、室韦等众多蕃部聚居的重要地带。这是新一轮东北蕃族内迁幽州的结果，也正由于这新一轮的蕃族内迁，山后地区被塑造成为唐末幽州举足轻重的军事重地。[205]当然，这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两股蕃族势力就是沙陀与契丹，尤其是前者，它是晚唐幽州政治形势发展的主要推手。来自河东的沙陀政权与幽州较量的重点就在山后一带，此地的雄武、安塞、纳降、广边诸军一直是双方攻守相争的要地。
最后我们要回头再来谈一下幽州前期最后一位节度使刘总（810—821在位）的问题。刘总和其父刘济一样，都是对唐廷较为恭顺的河朔节帅，在元和时代宪宗成功制约两河藩镇的背景下，刘总决意于穆宗即位初的长庆元年归朝。史料记载，刘总临行前曾对当镇进行过以下这番安排：
初，刘总奏分所属为三道：以幽、涿、营为一道，请除张弘靖为节度使；平、蓟、妫、檀为一道，请除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莫为一道，请除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弘靖先在河东，以宽简得众，总与之邻境，闻其风望，以燕人桀骜日久，故举弘靖自代以安辑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风俗，而尽诚于国。士玫，则总妻族之亲也。总又尽择麾下宿将有功伉健难制者都知兵马使朱克融（朱滔之孙）等送之京师，乞加奖拔，使燕人有慕羡朝廷禄位之志。又献征马万五千匹，然后削发委去。[206]
刘总的措施概括起来就是两点，一是令麾下宿将与之一同入朝，另一个则是分割所理之地。（见图30）其实，这两项措施本不啻为切中幽州要害的军政规划。因为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占据幽州统治层核心位置的就是当镇的将校集团，而分割理所对于本就具有分权倾向的幽州来说也更能起到削弱的作用。[207]
图30 长庆元年刘总拟分的幽州三镇
但是，穆宗在此后并没有完全采纳刘总的主张，而刘总本人也在归朝的途中去世，史称：
是时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务，（宰臣）崔植、杜元颖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苟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领之，自余皆统于弘靖。朱克融等久羁旅京师，至假丐衣食，日诣中书求官，植、元颖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辈归本军驱使，克融辈皆愤怨。[208]
朱克融等将领的复归幽州，以及只划割军事实力偏弱的瀛、莫二州为一镇，对于此后朱克融被叛乱军士推为节帅（821—826在位），以及瀛、莫重新被幽州吞并应该都有重要影响。而穆宗君臣的这重失误，也使得唐廷可能错失了一次得以有效掌控河北北部的机会。于是在此之后，就像上文所分析的，牙将以及外镇将校一如既往，并且更为突出地在纷乱的幽州政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四）兵农合一的幽州
前文中我已指出，属州及外镇势力的强大是幽州不同于其他两河藩镇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不过，这可能还不是幽州最具个性的表现。当我们想要挖掘幽州身上存在的那种不为成德、魏博等藩镇所具有的特质，那么从阶层结构的角度出发，也许是更能抓住问题本质的。这就是松井先生所指出的，幽州是一个兵农合一的世界。
幽州兵农合一的倾向并不是安史之乱后才产生的一个问题，早在乱前，治所幽州就已呈现出一种“家家自有军人”，“又百姓至于妇人小童，皆闲习弓矢”[209]的状况。在乱后，兵农不分以及土团化的倾向在幽州也很显著。尤其是边防重镇如雄武军、渝关等地，在防御当地的军队中，“自为田园”[210]的“土团”或“土兵”就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从地域上来看，南部瀛、莫诸州兵农合一的特质可能还不是特别明显，并且或许是受贞元年间刘澭率领部兵归降唐朝的影响，此后瀛、莫驻军由治所方面派遣的戍兵所占比重可能较大。[211]而北部诸州，除了由幽州派遣的具有驻军年限的戍兵外[212]，本地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边防的重任，并且逐渐发展出了具有强大实力的土著边豪集团。[213]
与兵农不分倾向相吻合的便是幽州的军政合一体制。如松井先生说的，由军将兼摄州县等地方官职也是幽州政治体制的一大特色。[214]比如幽州的属州刺史大多就同时带有军使之衔。军将兼摄州县官，必然使其权限由军事领域延伸到行政等领域。当刘澭率领兵民来到京西的凤翔时，宪宗就曾对宰臣杜黄裳说：“澭生长幽燕，只知卢龙节制，不识朝廷宪章。向者幽系幕吏，杖杀县令，皆河朔规矩。”[215]这就是在卢龙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军官的特质。而刺史带有军使之衔，也使其必须具备“治民”与“理兵”的双重能力。我们看到，幽州后期著名的节帅张仲武和张允伸，史料在记叙他们绥宁边塞的同时，都高度赞扬了他们抚民劝农的事迹，并且指出，他们的这种举措在幽州深得军民之心，并被誉为美谈。[216]
松井先生认为，幽州施行这种特殊的兵农及军政合一的体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所处的不利的地理环境。幽州虽然统辖着辽阔的地域，但其人口，尤其是边境地区的人口相当有限。在这方面，它无法与南部的成德、魏博相提并论。因此，兵农分离的政策在幽州无法施行，而土团、土兵的军事政策则有很广阔的施行空间。[217]辽阔的地域外加突出的边境军事压力，使得从军与务农成为幽州民众生活的两大主题，由此也导致了军将兼摄地方官局面的出现，并且强化了幽州的分权倾向。[218]地广人稀的地理环境，以及流通经济的不甚发达，一方面促使幽州努力发展盐屯、营、屯田等强制型经济，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幽州节帅克勤克俭、积极劝农以及与士卒同甘共苦的特质。[219]
不过，尽管幽州没能像其他两河藩镇那样施行比较普遍的职业兵制度，但这并不妨碍它军事实力的强大。塞马之利本是幽州傲视其他藩镇的一大特色，长期的全民性防御体制也使得幽州的军事能力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并且，幽州也经常能得到一些边境蕃族的武力支持。于是，无论对唐廷、邻镇，还是塞外的异族而言，幽州仍旧是令人生畏的力量。
对于晚唐的幽州而言，其军事力量发展最快、地方分权倾向最明显、兵农不分与军政合一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幽州的山后地区。当然，这一地区也同样酝酿着幽州与外界最为激烈的矛盾。在这里，我们有两份关于唐末雄武军的墓志资料。一份是至晚在广明年间遥摄檀州刺史、知雄武军事的耿宗倚墓志。[220]墓志记其父耿君用的结衔为“幽州节度押衙、知雄武军营田等事”。墓主本人的任职经历则是：
起家卢龙镇将虞候，旋转充副将军头等……转监城大将，又迁随使兵马使，又转随使押衙并管器仗官将，奏授御史中丞……又迁节度押衙，充檀州、涿州团练使……又依前节度押衙遥摄檀州刺史、知雄武军事。
在耿宗倚出任檀州、涿州团练使之前的一连串职衔记录中，我们并不易确认宗倚本人当时究竟在何地任职，也不易辨析他所任这些职官的具体所指。但是我们看到，和其父耿君用一样，耿宗倚最后的结衔也是“知雄武军事”。如果耿氏父子两人最终都是在“知雄武军事”的职位上去世的话，那么很可能说明耿宗倚之前的一连串职衔只是为其最终接替父职而累积的资历。如果这一推断正确的话，那么幽州节度使承认他们这种父子相继的事实，很可能是因为耿氏家族已经在当地拥有了一定的势力。当然，这种父子相继的情况也可能只是基于节帅对父子两人军事才能的信任，因为耿宗倚的长子耿方远在前者去世时只担任了“卢龙节度驱使官”这个级别并不高的官职（而且可能是文职）。不过无论如何，这种父子两代连续影响雄武军的情况仍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这种不彻底的回避制度暗伏着地方分权的倾向。
和幽州的很多刺史一样，耿宗倚在身任“知雄武军事”的军使时，还担任着刺史一职。按雄武军本是位于妫州的一处军镇，但此时耿宗倚“遥摄”的却是妫州东面的檀州刺史。其实，妫、檀二州毗邻，且都位于山后。并且，知雄武军事的耿宗倚此时遥摄檀州刺史一职可能有其特殊原因。墓志说耿宗倚之所以会被节度使任命为檀州刺史、知雄武军事乃是因为：
倾以北隔多事，云朔兴戈。虏族鸟集，侵掠疆场。廉使忧其伤陷，乃选良材。遂命我公，而为御遏。况久驰英锐，早列盛名。渠帅闻之伏膺，藩垣赖之无虑。
耿宗倚于广明二年（881）八月去世，而就在上一年，幽州曾与被唐廷宣布讨伐的李克用战于雄武军，并大破后者之师。广明元年（880）的战役导致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丧失苦心经营的代北，被迫暂时逃往鞑靼[221]，这就是墓志此段“北隔多事，云朔兴戈。虏族鸟集，侵掠疆场”的背景。因此知雄武军事的耿宗倚同时遥摄檀州刺史，可能正是出于一种军事上协防配合的考虑。而尽管传世文献没有关于耿宗倚的记述，但广明元年担任檀州刺史、知雄武军事的耿宗倚必然在当年与李克用的作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雄武军及檀州在晚唐幽州边防体系中的价值。
据耿宗倚墓志中所谓“夫人王氏，以中和四年（884）九月八日终于家，以其年十月廿二日，祔葬于公坟，礼也”的记载来看，墓志所作的时间可能是耿氏去世后的三年。而我们有关雄武军的另一份墓志，其创作时间与墓主卒年也在这相同的时期。与耿宗倚夫人王氏不同，《大唐陇西李公夫人墓志铭并序》的墓主王氏，其丈夫以及她本人的祖辈都没有仕宦的经历。[222]墓志中唯一记载具有官衔的是她的一个担任“幽州卢龙节度驱使官”的儿子，这一点倒与前一位王氏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墓志在叙述王氏的籍贯时，称其是“幽州雄武军人”。记载王氏于中和三年（883）去世时亦说“仓卒于雄武军之私第”。关于王氏在光启年间的下葬地点也称“葬于雄武军东北五里之原也”。墓志的作者王冠在撰此志时署乡贡进士。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唐代末年，一种以军镇代替州县作为籍贯、生活场所表述的语汇已经很自然地被用于雄武军当地一些下级官吏家庭的墓志创作中。普通士人或民众的这种文化心态也许正反映了幽州边地军政合一的体制状况。当然，这种文化心态的产生也许并不晚到唐代末年，而培植这种文化心态的体制，其形成的时间应该更早。其实，雄武军还不是一个最明显的展现幽州军政特色的地区。上文提及的世戍妫州广边军，部卒多为山北豪强，深为会府刘仁恭及邻镇李克用疑忌的高思继兄弟的情况可能更能反映这一特色。
总体而言，虽然和成德的军事构造颇为相似，但幽州的军将层由于蓟门内乱等原因，总体的资历和背景不及拥有众多安史旧将的成德，加之朱希彩首开部将取代节帅的先河，使得幽州的节帅继任从一开始就具有不稳定性。而这一情况随着长庆元年幽州结束刘氏家族的统治变得更加突出。到唐代中后期，威胁节帅位置的将领已由治所的牙将逐渐变成了属州或外镇的将领。由于军将对节帅的威胁始终是幽州没能妥善解决的一个问题，因此，无论是节帅还是实力军将，为了获得稳定的地位或自身的保障，他们对唐廷的态度大多较为恭顺。另一方面，与诸如魏博这样典型的兵农分离的藩镇不同，幽州的阶层结构具有明显的兵农合一特色，但这并不妨碍其军事实力的强大。幽州这种独特的军政构造与阶层结构，除了安史之乱留给它的影响外，更与其所处的边地环境及经济状况有直接关系。到了唐代末年，在新一波东北蕃族内迁形势的推动下，具有典型兵农合一特色的山后诸军、州逐渐成为幽州军事力量最强大也是矛盾最突出的地区。而首先与幽州发生矛盾的，就是其西面由沙陀部落建立的河东政权。实际上，正是在后者的打击下，幽州这个曾经深刻影响过唐帝国命运的老牌藩镇，结束了它在乱后变乱不断的150年历史。而与幽州一同走向终结的，还有始终作为其变乱根源的诸将势力。[223]
[1] 如宋人王谠就言：“至代宗广德元年，以田承嗣为魏博节度，李怀仙为卢龙节度，李宝臣为成德节度，是谓河北三镇。”（《唐语林校证》卷8《补遗》，第695页）
[2] 参见下文涉及义武、横海的相关论述。
[3] 最明显的就是有关河北“胡化”问题的争论，相关讨论可参见[日]森部丰：《唐前半期河北地域における非汉族の分布と安史军渊源の一形态》，《唐代史研究》第5号，2002年，第22～23页。
[4] 参看[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96～97页。
[5] [日]堀敏一：《魏博天雄军の历史》，原载《历史教育》6：6，1958，后收入《中国古代史の视点——私の中国史学（一）》，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
[6] [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0，1959，中译文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7] [日]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
[8] [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有关魏博镇，此前中日两国学者都已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讨论，除了上述堀敏一的研究外，国内方面则有韩国磐：《关于魏博镇影响唐末五代政权递嬗的社会经济分析》，《隋唐五代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李树桐：《论唐代的魏博镇》，《中国史新论——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方积六：《唐及五代的魏博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毛汉光：《魏博二百年史论》，《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9] 与日本学者多擅长从藩镇权力构造的角度来研究河朔藩镇的取径不同，国内学者则多继承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思路，主要从种族文化的角度来考察河朔藩镇。不过，这两种研究取径也并非全然独立、不可交叉衔接。
[10] 关于唐代藩镇类型的传统划分模式，可参见本书绪论部分的讨论。
[11] 《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成德更二姓，传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廷（庭）凑反，传六世，有州四。”恒州，元和十五年（820）避穆宗名更名为镇州，见《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
[12] 参见两唐书的《李宝臣传》《王士真传》，参看[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3页。
[13] 参见《唐方镇年表》卷4《成德》，第576～598页；姜密：《唐代成德镇的割据特点》，《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104～105页。
[14]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凤翔陇州节度使李公墓志铭》，第462页。
[15] 《新唐书》卷66《方镇表三·成德》大历十年：“成德节度增领沧州。”
[16] 《新唐书》卷211《藩镇镇冀·李宝臣传》。
[17] 《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
[18] 参见[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09～111页。
[19] 就荣新江先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一文所收集的魏博、成德、幽州三镇的粟特将领资料来看，幽州基本上没有有关胡人将领的资料。在魏博、成德两镇中，魏博的胡将信息并未显示他们曾在安史之乱中有何表现，实际上，这些资料中的将领多半是9世纪后，也就是宪宗时代以后活跃于魏博军中的。但与魏博的情况正相反，有关成德的胡将资料不仅集中在宪宗时代以前，而且部分将领的墓志明确记载了他们曾是安史之乱时的叛军将领。（《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12～115页）
[20] 参见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一文中有关李献诚的考订，第318页；及董坤玉：《有关〈唐归义王李府君夫人清河张氏墓志〉的几点考证——李献诚其人及生卒事迹考》，《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1期，第29页。
[21] 参见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一文中有关谷从政的考订，第319页。
[22]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于损《唐故奉天定难功臣骠骑大将军行右领军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归义郡王赠代州都督杨公（万荣）墓志铭并序》，第126～127页。
[23] 《新唐书》卷148《张孝忠传》作“封符阳郡王”，略有不同。
[24] 有关张孝忠及其与李宝臣关系的研究，可参见张正田：《唐代成德军节度使之变动——安史乱后初期（781—789）河北中部军政形势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2004年，第130～132页；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第313～317页。
[25] 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第307页。
[26]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六月、十月”条。
[27] [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1页。
[28] 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15页。
[29] 据《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五月”条载，朱滔的幕僚马寔此后就曾对朱滔言：“武俊善野战，不可当其锋。”事实上，“四镇之乱”期间，李怀光统帅的朔方、神策军，以及此后援助朱滔的回纥军队都曾先后败于王武俊的骑兵。
[30] 参见[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08～109页。
[31] 参见《旧唐书·李宝臣传》、《新唐书·李宝臣传》、《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十月”条。
[32] 有关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排斥胡人的情绪，以及在河朔藩帅招纳安史旧部的举措下粟特人纷纷向河朔三镇转移，寻求新的生存之地的论述，参见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02～104、111～115页。
[33] 《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称河北羁縻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
[34] 《旧唐书·李宝臣传》《新唐书·李宝臣传》。
[35] 《旧唐书·张孝忠传》《新唐书·张孝忠传》。
[36] 《新唐书》卷198《儒学上·谷那律附谷从政传》。
[37] 参见[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2～113页。
[38] 有关“四镇之乱”时期成德政治走向的讨论，可参见张正田：《唐代成德军节度使之变动——安史乱后初期（781—789）河北中部军政形势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2004年，第132～155页。
[39]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条。
[40] 卫常宁在《李宝臣纪功碑》碑阴题记中的排位顺序是武将中的第12位，王武俊则在第30位。[（清）沈涛：《常山贞石志》卷10《李宝臣碑》，《历代碑志丛书》第1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16～617页]
[41]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十一月”条。
[42] 在《李宝臣纪功碑》碑阴题记武职军将的排行中，赵闻诺处在第4位，可见地位甚高。（沈涛：《常山贞石志》卷10《李宝臣碑》，第616页）
[43] 《全唐文补遗》第四辑《唐故成德军大将试太常卿张公（怀实）墓志铭并序》，第466页。
[44]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条。
[45] 参见[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3页。
[46] 《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五月”条：“上（指德宗）即以（程）华为沧州刺史、横海军副大使、知节度事，赐名日华，令日华岁供义武租钱十二万缗。”卷232“贞元二年四月”条：“以横海军使程日华为节度使。”据《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载，贞元三年（787）由沧州分置景州，隶横海节度使。《新唐书》卷66《方镇表三·横海》贞元三年：“置横海军节度使，领沧、景二州，治沧州。”其实贞元三年并不是始置横海军节度使的时间。
[47] 《新唐书》卷66《方镇表三·成德》贞元元年：“成德军节度增领德、棣二州。”
[48] 参见[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2～113页。
[49] 可参见[日]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8～119页所绘的李宝臣、李惟岳时代成德联姻关系图。关于李宝臣的联姻集团，我们还可以补充以下一条资料。《旧唐书》卷124《令狐彰附子建传》：“（令狐）建妻李氏，恒帅宝臣女也。”可见李宝臣与滑亳镇也有联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