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唐代前期一样，西北的异族势力一直是威胁关中安全的主要力量。在安史叛乱期间以及叛乱结束后，因为河西、陇右的丧失，帝国的心脏地带现在直接暴露在强大的异族，尤其是吐蕃的面前。于是，一个为防御异族入侵的空间体系逐渐在关中被建构起来。这个空间体系的基础就是定型于德宗中期的京西北八镇。

构成京西北藩镇政治实体的，最初是来自安史乱前东、西两大军事集团中的几支重要力量。它们是帮助帝国挺过安史危机，于关中重新找到安身立命之基的朔方军；远自西部而来的四镇北庭军；以及出自安史巢穴的幽州军。在叛乱结束而异族威胁愈演愈烈的时代，关中的这几支新旧军团又构成了帝国抵御异族的主力。不过，在帝国抑制关中藩镇的政治心态下，这几支其实早因频繁征战而实力大损的军团，最终也在导致“奉天之难”的全线抗争失败后被“割裂诛锄，所余无几”了。而苦心构筑的京西北空间格局，也无法弥补边镇此后战斗力下滑的事实，因为帝国实质上并无意在加强边镇实力方面花费多大心思。而丧失了主动性的关中藩镇，也就此成为整个帝国后期最没有活力的地区。

这种因畏惧关中外系军团而有意制约边镇的心态，同样体现在帝国培植其嫡系军队尤其是神策军的努力中。到德、宪时代，神策军已由集中屯驻于京畿西部向更宽广的关中空间扩展，并已发展出卫军、关内诸镇、遥隶等多种形式，不仅人数大为增加，由其抵御吐蕃和制约边镇的多维度空间结构也已奠定。唐代末年，神策军的防御收缩至近畿，但其人数恐怕还保持在一个足以控制关中大局的水平上。基于吐蕃与边镇都不再构成对关中的大威胁，唐廷无疑可以采取这样一种略带保守的屯防策略。只不过颠覆了外重内轻理念的帝国，面对河湟失地的收复，只能算是捡了个其实对自己并无多大意义的额外便宜。而神策军本身，也就在其大为发展的贞元时代，开始出现了边军为得禀赐厚赏而诡辞遥隶神策，以及三辅豪强为求取特权而托名神策的情形。因此当黄巢的大军最终挺进长安时，充斥着市井屠沽甚至纳课户的京师神策，仅仅在听闻了科集出征的命令后，就被震慑得土崩瓦解了。

对关中政治地理的讨论，同样不应该忘记京东的问题。那些看似实力弱小的京东藩镇，其实却是安史之乱时期帝国最为重要的战略地点。它们的重要性，取决于它们，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地缘实体的地理环境，也显示在它们与特定政治势力——宦官与禁军的关系之中。而京东藩镇在乱时与乱后功能与地位的转变，除了展现出其性格可塑性强的一面外，也标志着帝国实现了由动乱年代向和平时期的转型。

本章关于关中政治地理结构的阐述主要围绕着关中藩镇性格的转变，尤其是京西北边镇的式微，与神策军的起落两条线索展开。如果说前者的式微伴随着后者的崛起，并寓意着帝国解决关中危机、重构关中安全体系取得暂时性胜利的话，那么后者悄无声息地堕落所带来的结果，则恐怕正如罗伯特·萨默斯（Robert M.Somers）说的，关中，这个“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权力和权威的无可争辩的所在地，它此后再也不能恢复其中心地位了”[1]。

[1] [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7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