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认为，最初防守潼关的只有来自长安的两千八百余人与依托关外的汝郑饥卒万余人。三天后，来自奉天的两千军队赶来赴援。不过此时，不仅潼关已为黄巢攻破，而且可能以河北博野军为主体的奉天军队也因还至渭桥时，“见所募新军衣裘温鲜，怒曰：‘此辈何功而然，我曹反冻馁！’遂掠之，更为贼乡导，以趣长安”[123]。

博野军是穆宗长庆元年（821）成立的神策河北军镇。它在成立之后的发展史料记载不多，但在唐末对抗南诏、宿卫京师，以及此后反击黄巢的战斗中，此军都表现出一定的实力。[124]博野军是一种具有防秋兵特性的神策军队，它来自河北，体制上可能属于神策军，但在史料中又往往与神策军并提。[125]又据史载，乾符中，博野军“宿卫京师，屯于奉天”[126]，实质上已经担负了禁军的职责。黄巢攻打长安时，它被令于潼关防御，但还未至潼关，就因黄巢已经入关而返城。《资治通鉴》所谓博野军因不满城中所募新军衣裘温鲜而主动引导黄巢进入长安的记载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册府元龟》也说，当黄巢军队以及溃归的潼关守军将至长安：

时百官欲散，（宰相卢）携在中书省止之曰：“此必博野军私自还也。”博野军有七千人，成六军之数，时以后发，故谓其自还。[127]

此条资料不仅暗合了《资治通鉴》关于博野军为巢军“乡导”的说法，而且也显示出时人仍将博野军与神策军区别对待的观念。并且它还告诉我们，当时在关中的博野军人数并不少。当僖宗逃至凤翔，凤翔节度使前宰相郑畋欲纠合邻道共讨黄巢时，《资治通鉴》又称：

时禁兵分镇关中兵尚数万，闻天子幸蜀，无所归，畋使人招之，皆往从畋，畋分财以结其心，军势大振。[128]

胡注曰：“禁兵分镇关中，即神策八镇兵也。”可见郑畋招纳的禁军主要不是指以“长安豪民”为主体的在城神策，而应该是屯驻着类似博野军性质的神策近畿诸镇军队。事实上，无处可去的博野军后来确受郑畋招抚留镇凤翔[129]，并在此后反击黄巢的战斗中发挥了作用。[130]

以上就是我们对唐末神策军性质的一个粗略印象了。《新唐书·兵志》曾在论及德宗初年的神策军时说：

是时，神策兵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盗且起，数出禁军征伐，神策之士多斗死者。

德宗初期的神策军因以关东藩镇军队为核心改编，因此尽管数量有限，但仍旧体现出相当高的战斗力。这一点仍旧一定程度地延续到了神策军镇大为扩张的贞元时代，也造就了宪宗朝初期神策军仍能在关中和关中以外的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特点。但也同样从贞元时代开始，边军为得禀赐厚赏，诡辞遥隶神策的情形大规模绵延开来了。而以卫军与近畿八镇为核心的神策军虽然仍在关中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与边军相比，它们仍是唐廷必须依靠的中坚力量。但其中，在城神策已因屠沽商贩的挂名窜籍而落至百无一堪的地步。[131]而在最后尚能发挥一定作用的神策军，其实主要是由博野军这样的藩镇军队构成的一部分近畿诸镇。[132]神策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退出了征讨叛藩、控扼异族，甚至守卫长安的舞台。而这，本是帝国培养它的初衷所在。

随着朱温在10世纪初对以河东南部地区为依托的京东地带的完全掌握，他在封杀岐、晋两方东出势力，奠定五代初年汴、晋、岐三足分立的北方格局的同时，也终于在天祐元年（904）彻底结束了帝国在关中的历史。不过我想，纵然这个曾经以“关中本位”为立国基旨的帝国，没能为后来的中国延续这份空间传统，但它却经由自身的教训，将它对空间的种种理解，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困惑，像其他一些重要的理念一样，作为一份宝贵的遗赠，一并留给未来的赵宋王朝。[133]

[1] 如[日]日野开三郎：《支那中世の军阀——唐代藩镇の成立と兴衰》，《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129～135页；[日]小畑龙雄：《神策军の建立》，《东洋史研究》18：2，1959；[日]小畑龙雄：《神策军の发展》，《田村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京都，1968年；[日]西川恭司：《神策军的两面性》，《东洋史苑》16，1980；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7～457页；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等。

[2] 在这方面，我们要感谢日野开三郎和张国刚两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相关论著中已经为我们详细整理了相当数量的有关神策军镇的资料。（见[日]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の跋扈と镇将》，《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367～415页；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23～126页）在笔者的博士论文完成后，读到了黄楼先生发表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七辑）上的《唐代京西北神策诸城镇研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11年，第346～380页）一文。此文是迄今考证唐代京西北神策诸城镇之分布最为翔实的论文，此外亦论及了“神策京西北诸城镇之缘起”、“京西北神策诸城镇之构造”、“神策外镇的意义及其衰落”等问题。其中相当部分的内容与本文的内容相关，读者可以一并参看。另外，有关神策军镇的资料也正随着唐代墓志的陆续刊布日趋丰富，比如在新近出版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胡戟、荣新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就有若干有关神策军镇的资料。

[3] 参见[日]小畑龙雄：《神策军の建立》，《东洋史研究》18：2，1959，第35～56页；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第94～95页；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第6～14页。

[4] 《新唐书》卷50《兵志》。

[5] 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第16页。

[6]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四年二月”条。

[7]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五年正月”条。《新唐书》卷207《宦者上·鱼朝恩传》作：“（元）载又议析凤翔之郿与京兆，以鄠、盩厔及凤翔之虢、宝鸡与抱玉，而以兴平、武功、凤翔之扶风、天兴与神策军，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为虞也。”“（元）载又议析凤翔之郿与京兆”之句误，当从《资治通鉴》的记载，具体原因参见下文的分析。又，《新唐书》卷50《兵志》作：“明年（即大历五年），复以兴平、武功、扶风、天兴隶之，朝廷不能遏。”唐长孺先生《唐书兵志笺正》卷3已辨《兵志》此条有误：“然则其地之隶神策，乃元载之谋，非出朝恩奏请。其意乃用以安朝恩而乘间诛之，安得云朝廷不能遏耶。”（第98页）

[8] 广德元年的吐蕃入侵虽由北道南下，但进入京畿地区后则折由西部诸县攻入长安。半月后吐蕃由长安西面的凤翔一线撤退，并对凤翔进行了围攻。永泰元年（765）吐谷浑、奴剌的进攻则是直接由西道的凤翔趣京畿。

[9]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二月”条。

[10] 参见齐勇锋：《中晚唐防秋制度探索》，《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第102页。

[11] 这里的一致并非一定是指它们同时屯驻在一个据点，更主要的是说明它们屯驻地点的雷同。

[12] 《唐代墓志汇编》贞元101杜黄裳《唐故兴元元从云麾将军右神威军将军知军事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顺政郡王食邑三千户实封五十户赠夔州都督李公墓志铭并序》：“后为淮西节度李忠臣补十将……属西戎犯边，征戍关右，选师命将，必俟全材，擢授淮西行营兵马使，拜右金吾卫大将军，兼太常卿，移屯普润。”（第1910页）

[13] 《旧唐书》卷144《邢君牙传》。

[14] 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第72页。

[15] 如《旧唐书》卷144《阳惠元传》所说：“阳惠元，平州人。以材力从军，隶平卢节度刘正臣。后与田神功、李忠臣等相继泛海至青、齐间，忠勇多权略，称为名将。又以兵隶神策，充神策京西兵马使，镇奉天。”阳惠元和邢君牙一样，可能也是在大历初期以防秋将领的身份转变为神策军将，并将其所率领的军队编入神策军中的。

[16] 齐勇锋《说神策军》一文将神策军成为禁军后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扩编时间定在代宗大历初年。（见《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第95页）我认为时间上可能再稍许提前一些较好，因为尚可孤、邢君牙、郝廷玉、侯仲庄等人的编入神策很可能是在大历以前的广德、永泰时期。

[17] 如邢君牙、郝廷玉、侯仲庄、阳惠元、尚可孤等都是如此。

[18] 如郝廷玉以行秦州刺史的身份驻扎普润，尚可孤则是率领禁军先后镇守扶风和武功。

[19] 《全唐文》卷46代宗《赐刘希暹自尽制》。

[20]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篇十一《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上：长安西通凉州两驿道》，第387页。

[21]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二年、三年”条。

[22]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183页。

[23]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六年八月”条。

[24]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九月”条。

[25] 《唐代墓志汇编》永贞007李伯良《张道昇墓志》，第1945页。

[26]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二月”条。

[27] 《韩昌黎文集校注》文外集下卷《顺宗实录》卷4，第712页。

[28] 据《旧唐书》卷11《代宗纪》载，韦元甫卒于大历六年八月。

[29] 《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80，第1894页。

[30]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183页。

[31] 《资治通鉴》卷223“永泰元年九月”条。

[32] 《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

[33] 有关李晟所率神策军的来源及屯驻地，《全唐文》卷538裴度《唐故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赠太师李公神道碑铭并序》、《旧唐书·李晟传》和《新唐书·李晟传》均未提及。李晟本人则可能是京城的神策将领，因为《旧唐书》卷133《李晟传》中称其由泾原朝京师后，“代宗留居宿卫，为右神策都将”。并且不见其像尚可孤、阳惠元等人一样，有出屯京畿或近畿诸县的记载。另据《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神策军条载：“兴元克复，晟出镇凤翔，始分神策为左右厢，令内官窦文场、王希迁分知两厢兵马。”按李晟出镇凤翔的时间据《旧唐书·德宗纪》《资治通鉴》等记载为兴元元年八月，令窦文场、王希迁分知两厢兵马时为当年十月。如果后者监知神策军的原因部分地是因为李晟出镇凤翔的话，那么很可能说明李晟原先统帅的神策军是屯驻在京城的。李晟此次出镇凤翔应该带领一部分神策军随行，而仍旧留驻京城的神策军则由窦、王二人监掌。

[34] 《陆贽集》卷11，第348～349页。

[35] 参见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第95～96页。

[36] （宋）王应麟辑：《玉海》卷51《艺文·典故》“咸平续修通典”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974页。

[37] 《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

[38] 《册府元龟》卷410《将帅部·壁垒》。

[39]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45页。

[40]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三《长安太原驿道》，第99页。

[41]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194～195页。

[42]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47～648页。

[43] 崇信城估计直到晚唐乾符初年一直为左神策军镇。据张思让《唐故左神策军崇信城镇遏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守右卫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扶风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马公墓志铭并序》载，墓主马国诚于乾符三年（876）终于崇信城镇遏都知兵马使任上。（收入赵力光等编著：《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886页）

[44] 《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

[45] 《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旧纪作元谅筑城时为丁未日，但无月份，《资治通鉴》卷233“贞元四年”条作“四月乙未”。按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贞元四年四月既有“乙未”也有“丁未”，所以筑城的确切时间无法确定。

[46] 《全唐文补遗》第三辑杜确《唐故华州潼关镇国军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临洮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华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康郡王赠司空李公（元谅）墓志铭并序》，第129页。

[47] 《旧唐书》卷144《李元谅传》。

[48] 参见《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49] 《新唐书》卷165《高郢传》称：“顺宗立……而郢以刑部尚书罢。明年（即元和元年），为华州刺史，政尚仁静。初，骆元光自华引军戍良原。元光卒，军入神策，而州仍岁饷其粮，民困输入，累刺史惮不敢白，郢奏罢之。”可见在高郢出为华州刺史的元和元年以前，良原的华州部众已经归为神策军了。

[50] 《太平寰宇记》卷150《陇右道一·仪州》载：“仪州，理华亭县。本西戎之界，秦、陇之地，凤翔之边镇，后魏普泰二年筑城置镇，以扼蕃戎之路。唐为神策军。”（第2908页）不过我们尚不能确定华亭县为神策军镇的时间。另，《旧唐书》卷11《代宗纪》：“（大历八年）六月，陇州华亭县置义宁军。”《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亦云：“华亭有义宁军，大历八年置。”《新唐书》卷7《德宗纪》：“（贞元十三年五月）庚戌，义宁军乱，杀其将常楚客。”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华亭必是一处重要的军事据点。同样，灵台也是贞元时代防御吐蕃的一处要塞，在王浰所作《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行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赠扬州大都督杨府君（志廉）墓志铭并序》中曾记载墓主杨志廉：“兴元初，迁内给事，进阶朝散大夫。豳泾古郡，迫近西戎。每夏麦方歧，秋稼垂颖，则蹂践我封略，凭凌我边人。诏公（指杨志廉）领千夫长，率精锐捍其冲要，是有灵台监军之任。公奋威武，设奇谋，居一周星，亭障无耸。贞元四年六月，加中散大夫。”（《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35～36页）

[51]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194～195页。

[52]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312苏澄《唐故金紫光禄大夫雅王傅崔君墓志铭并序》，第677页。

[53] 《旧唐书》卷151《高崇文传》。

[54] 《资治通鉴》卷234“贞元十年正月、二月”条。

[55] 《资治通鉴》卷237“元和元年四月”条。

[56] 《旧唐书》卷143《刘怦附刘澭传》。

[57] 《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58] 《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兴凤陇》“元和元年”条有一段颇为有趣的记载：“升陇右经略使为保义节度，寻罢保义，复旧名。是年，增领灵台、良原、崇信三镇。”所谓“升陇右经略使为保义节度”无疑指上述刘澭因功升任一事。而“寻罢保义，复旧名”恐怕不应当发生在元和元年，而应是元和二年十二月刘澭死后之事。至于“是年，增领灵台、良原、崇信三镇”倒可能是真的，因为这极可能是宪宗为奖赏刘澭的举措，并且也与刘澭此时由陇右经略使升任保义节度使的背景吻合。不过在次年底刘澭死后，这三镇恐怕就不一定继续由陇右经略使领属了，灵台与崇信的情况还不清楚，但良原镇很可能就像《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说的，在元和三年正月诏归右神策。

[59] 《新唐书》卷146《李栖筠附李吉甫传》。

[60] 《旧唐书》卷148《李吉甫传》。新书本传作“奏还泾原，畿民赖之”。普润属凤翔府，故不当作“还泾原”。

[61] 《册府元龟》卷553《词臣部·谬误》。

[62] 《册府元龟》卷993《外臣部·备御第六》。

[63]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195页。

[64] 《新唐书》卷7《德宗纪》。

[65] 有关长武城与浅水原的军事地理价值，可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02～203页。

[66]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184页。

[67] 《资治通鉴》卷236“贞元十七年五月”条。

[68] 此事详见《资治通鉴》卷236“贞元十七年五月、六月”条。

[69] 《旧唐书》卷155《朱忠亮传》。

[70] 参见《新唐书》卷170《朱忠亮传》。

[71] 《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72] 《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73] 参见《旧唐书》卷144《韩游瓌传》《杨朝晟传》。

[74] 参见《旧唐书》卷122《张献诚附张献甫传》、《旧唐书》卷144《韩游瓌传》《杨朝晟传》。

[75] 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卷3《关内道三·邠州》，第64页。

[76] 《旧唐书》卷134《浑瑊传》：“大历七年，吐蕃大寇边，瑊与泾原节度使马璘会兵，大破蕃贼于黄菩原。自是，每年常戍于长武城，临盛秋。”《旧唐书》卷121《李怀光传》：“先是，怀光频岁率师城长武以处军士，城据原首，临泾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为西边要防矣。”

[77] 长武城很可能在贞元初期就成为神策军据点，并且此后一直归神策军。《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贞元四年七月）陈许防御兵马使韩全义检校工部尚书，充长武城及诸军行营节度使。”旧纪言韩全义为“陈许防御兵马使”，而我们知道，在贞元年间出任首任陈许节度使的曲环就是神策军将领。曲环出镇陈许后，陈许的一部分士兵仍旧还归关中，并被归并或协同禁军一起屯防长武。所以《旧唐书》卷162《韩全义传》会说：“韩全义，出自行间，少从禁军，事窦文场。及文场为中尉，用全义为帐中偏将，典禁兵在长武城。”贞元十四年闰五月，长武城军乱，逐其使韩全义。唐廷以长武都虞候、原本投降曲环后从韩全义镇长武的原淮西降将高崇文为长武城使。高崇文的身份此时亦应为神策军将。其神道碑中称：“贞元初始授陈许节度都候，及领所部随韩全义镇长武城，神策淮南陈许浙右四军同戍。公总其侯奄之任，临下简肃，士众悦而归之……十四年遂为长武城大使……元年正月拜工部尚书右（左）神策行营节度，总护诸将，便道南征。”（《全唐文》卷531武元衡《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旧唐书·宪宗纪》、《新唐书·宪宗纪》均称高崇文为“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在长武城治军有声，后在元和元年平定西川刘辟的战事中立下大功。而继崇文后为长武城使的是其麾下的将领高霞寓。有关长武城的情况，可参见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23页。

[78] 《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贞元三年）十月，吐蕃数千骑复至长武城，韩全义率众御之。韩游瓌之将请以众助之，游瓌不许……四年五月，吐蕃三万余骑犯塞，分入泾、邠、宁、庆、麟等州……陈许行营将韩全义自长武城率众抗之，无功而还。游瓌素无军政，且疾不能兴，闭城自守，莫敢御也。”

[79]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211～212页。

[80] 《新唐书》卷136《李光弼附白元光传》。

[81] 《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

[82] 当范希朝于元和四年调任河东后，此后的灵盐节度使职衔中均兼有定远城名。不过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定远城驻军的实际归属情况。因为当贞元八年神策军驻戍定远、怀远二城后，贞元十年任职灵州的新节度李栾的职衔中亦有定远之名。（参见《唐方镇年表》卷1《朔方》）

[83] 《陆贽集》卷19，第619～622页。

[84] 可参见《陆贽集》卷19《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85] 《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二年八月”条。从两唐书的《吐蕃传》《张献甫传》等记载看，张献甫当时应是与神策将领李升昙、苏清沔等一起率领禁军驻扎咸阳的。

[86] 参见《旧唐书·浑瑊传》、《新唐书·浑瑊传》、《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三年十一月”条。

[87] [日]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の跋扈と镇将》，《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375页。

[89] 日野教授在确定这些镇将是否为禁军的过程中，还是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如果没有史料指示它们是禁军的话，日野教授只是以普通县镇加以对待。（参见《唐代藩镇の跋扈と镇将》，《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375～376页）相对而言，张国刚先生的态度要更宽泛一些，对于一些史料没有明言是否为神策军镇的畿内县镇，也会将其作为神策军镇来处理。（参见《唐代的神策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25～126页）我的意见也更倾向于后者。这里再补充几条两位先生没有涉及的资料：1.《大唐故节度押衙充监军衙马步都知兵马使并知衙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侍御史上柱国颍川郡陈府君（审）墓志铭并序》中提到，生于兴元元年的墓主陈审，其父陈后的结衔为“左神策军醴泉镇军判官”（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八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419页）。陈后担任醴泉镇军判官的时间不会早于贞元初，或者，他可能就是在贞元时代担任此职的。而我们看到，醴泉镇军就是籍名于神策旗下的一处畿内军镇。2.《唐故左神策军华原镇马步都虞候儒林郎司农丞上柱国王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了去世于长庆二年的墓主王遂在元和年间的军职转迁情况。（《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807页）墓志称其一生“竭节于镇”，其去世时的职任即是志名所揭示的左神策军华原镇马步都虞候。因此推测华原镇几乎在元和时代一直就是神策军旗下的畿内军镇。3.张模《唐故朝议大夫内侍省内附局丞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武府君（自和）墓志铭并序》中提及武自和在文宗大和年间曾出任“左神策军美原镇监军使”（《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53页）。可见美原镇也是一处畿内神策军镇。4.陈上美《唐故忠武军监军使正议大夫内给事赐紫金鱼袋赠内侍仇公（文义）夫人王氏墓志铭并序》中提及去世于大中二年的墓主，其长子时任“左神策军云阳镇监军”（《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61页）。云阳镇同样是畿内的神策军镇。5.王柷《唐故左神策军前任南山镇遏都兵马使兼押衙云麾将军行左卫翊壹府左郎将兼监察御史上柱国上党郡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包府君（筠）墓志铭并序》记载了身为左神策将领的墓主在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出任“南山镇遏使”（《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265页）。南山镇遏使应当也是一处京畿内的神策军镇。以上所列都是明确记载为神策军镇（且都为左神策军镇）的畿内军镇，从时间上来看，都在贞元时代以后。

[90] 在一份由王叔简所作的《大唐故吴府君墓志铭》中，我们看到贞元初年德宗增强禁中神策军力量的一项举措。墓主吴卓是郭子仪婿吴仲孺的次子。李希烈叛乱时，吴仲孺因家财巨万，以国家召募有急，惧不自安，乃上表请以子弟率奴客从军。后德宗遂令节度、观察、团练等使并尝为是官者，皆令家出子弟甲马从军，并从仲孺例，亦与其男官。（参见《旧唐书》卷135《白志贞传》、《新唐书》卷50《兵志》）这支“诸将家子弟”后来就由神策将领刘德信统率赴援襄城。墓志记载了其时被署为“行营节度副使”的吴卓率领“家僮”赴襄城作战的经历。泾师之变后，吴卓随刘德信急返长安，后因此军为李晟合并，吴卓遂成为李晟的部将。乱后李晟出镇凤翔，吴卓亦随之“摧锋岐下”。贞元三年李晟入朝，墓志载：“逮西平（即李晟）入觐。公隶属神策，宿卫中禁，垂二十年。”直到元和初年调镇云州。（《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元和055，第839页）我们并不清楚德宗对吴卓的此次任命是否意味着将原属吴卓的军队（或者主要就是“诸将家子弟”）也一并纳入禁中。但如果考虑到吴卓的特殊身份以及“诸将家子弟”的特殊性质，德宗若有此举当也不难想象，因为他们更值得德宗信赖。

[91] 《旧唐书》卷151《范希朝传》作：“乃命（希朝）为左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镇奉天。”与新传略有不同。据《旧唐书》卷14《顺宗纪》“（永贞元年）五月己巳，以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及《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神策军条“（贞元）二十一年三月，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兼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驻于奉天”的记载，新传的表述更为确切。至于任命范希朝的时间，《资治通鉴》卷236“永贞元年”条作“五月辛未”，与旧纪、会要均略有不同。

[92] 能证明这一推断的，还有《册府元龟》卷135《帝王部·愍征役》中的这条资料：“（贞元）十五年四月诏，应在城诸州军及畿内诸县镇兼京西步驿并奉天行营杂职掌所由兼长行官健共五万八千二百七十二人，宜令所司每人赐粟一石。”

[93] 《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神策军条载：“元和二年正月，京兆尹李鄘奏：‘三原、高陵、泾阳、兴平等四县兵，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计九百七十五人。远近无虞，畿内烽燧请停。’从之。”日野开三郎教授据此条认为三原、高陵、泾阳、兴平四县均为神策军镇。但此四县的名字均未出现在《续通典》的名单中。（参见《唐代藩镇の跋扈と镇将》，《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375～376页）

[94] 参见《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第17页。

[95] 《全唐文》卷645。

[96] 《资治通鉴》卷239“元和七年”条。

[97] 《全唐文》卷66。《册府元龟》卷81《帝王部·庆赐第三》同，唯“都赐物”作“一万八千八百余匹”，当从《全唐文》所载为是。

[98] 李锦绣女士认为此条记载中的十八万余将士是神策军畿内及在外军镇人数。（见《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68页注②）其所据《唐大诏令集》卷2《穆宗即位赦》此条记载作：“京西京北及振武天德八道节度及都防御使下神策一十二镇将士等，共一十八万六千七百余人，都赐物一百八万一千八百余匹。”（第12页）与《册府元龟》及《全唐文》的文本有所不同，我采用的是后两者的文本。并且我认为，这里的十八万余将士可能是指京西北八镇边军及神策一十二镇将士人数。至于这神策一十二镇，可能不包括畿内神策。

[99] 《资治通鉴》卷241。

[100] 参见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21～122页。

[101] 《资治通鉴》卷254。

[102] 《资治通鉴》卷254。

[103] 《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二年五月”条。

[104] 长武，见下文。良原，《新唐书》卷186《周宝传》：“会昌时，选方镇才校入宿卫，与高骈皆隶右神策军，历良原镇使。”又，《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二年四月”条：“畿内有八镇兵，隶左右军。郃阳镇近华州，韩建求之；良原镇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军，何可得也！’”奉天，见上引《资治通鉴》卷254“中和二年三月”条及下文。

[105] 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的：“唐皇室和宦官存在着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特殊关系。皇室必须依靠军队支持，而迫在肘腋的最亲近的禁军却掌握在宦官手中。宦官是以唐朝皇帝的名义掌握政权的，它代表的是皇权，凭仗兵权宦官可以发动宫廷政变，操纵皇位继承，但却不能脱离皇室。皇帝曾经不止一次地设法摆脱宦官的控制，然而都失败了，因为皇帝不实际掌握兵权。最后，宦官掌握的神策军已十分衰弱，但还必须借助于方镇兵才能铲除宦官，而宦官既除，与之相互依赖的唐皇朝也丧失了哪怕十分衰弱的一点军事力量，终至于灭亡。”（《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57页）

[106] 有关神策军人数的推定，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768页。从《新唐书》卷50《兵志》及《资治通鉴》卷235“贞元十四年八月”条来看，神策军总人数在贞元末年应该已达到十五万。元和末年神策军的人数，史料没有提供明确记载，但估计不会低于十五万。有关武宗朝，学者皆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称总共约有二十万左右。

[107] 《陆贽集》卷19，第622页。

[108] 参见《资治通鉴》卷235“贞元十四年八月”条。

[109] 参见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第49～50页。

[110]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唐故特进检校工部尚书使持节都督延州诸军事行延州刺史充本州防御左神策行营先锋安塞军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府君（良仅）志铭并序》，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36～37页。

[111] 可参见《全唐文》卷646李绛《论延州事宜状》、《新唐书》卷155《浑瑞附浑镐传》。

[112] 《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贞元十年三月）辛丑，以延州刺史李如暹所部蕃落赐名曰安塞军，以如暹为军使。”

[113] 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全编》卷10《关内道·延州》由于没有使用到这份李良仅墓志，所以贞元至大和时期延州刺史的考证存在错误（第251～252页）。

[114] 同样是延州安塞军，《全唐文补遗》第八辑《故延州安塞军防御使检校左仆射南阳白公府君（敬立）墓志并序》载，去世于景福二年（893）的墓主白敬立结衔中有“使持节都督延州诸军事、守延州刺史、充本州防御左神策军行营先锋兵马安塞军等使”（第233页）。

[115] 何永成先生将边上行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因欲加强控制与边防有密切关系之凤翔节度与夏绥银节度，往往令其节度使带神策行营之名”。这种情况其实只存在于德宗一朝。并且，凤翔与夏绥银的军队虽然原本都属于经过战争磨炼的神策军，不过随着屯驻时间的变长，可能就逐渐转变成了边军。因为据齐勇锋先生引《旧唐书·李鄘传》的资料看，当凤翔在元和二年因新帅李鄘之请，诏去“神策行营”之号时，似乎并未见护军中尉与当镇将士有什么反应。（见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第99页）另一类则是上文所说的遥隶神策了。（参见《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第49～50页）

[116] 参见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第99页。

[117] 参见《册府元龟》卷336《宰辅部·识暗》。

[118] 神策军在宪宗元和元年（806）征蜀的战役中是主力。在元和十二年淮西平后韩愈、段文昌两人所作的《平淮西碑》中，也都提到了“郃阳”。（见《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第478页；《全唐文》卷617）不过此役征军芜杂，神策军已不是主力。而此前讨伐成德的战事，神策军确是居中为主力的，但并没有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所以宋人尹源在《叙兵》一文中会说：“（唐）讨淮西、青、冀、沧德、泽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军，不过为声援而已。”[（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42《文苑四·尹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19] 晚唐神策军的作用可能更多地只是防御关中的党项。[如《旧唐书》卷182《高骈传》就说：“会党项羌叛，令（骈）率禁兵万人戍长武城。时诸将御羌无功，唯骈伺隙用兵，出无不捷。懿宗深嘉之。”]至于在更为严峻的南诏一边，尽管帝国也有动用禁军戍防南边的举措，（如《资治通鉴》卷250“咸通五年正月”条：“丙午，西川奏，南诏寇巂州，刺史喻士珍破之，获千余人。诏发右神策兵五千及诸道兵戍之。”）但从当时的记载看，更多的可能还是动用关东防冬兵来实施其军事反击。（比如《资治通鉴》卷252“乾符二年正月”条称，唐廷以高骈为西川节度使制置南诏事，其麾下所统即有“本管及天平、昭义、义成等军共六万人”。）并且当时赴镇西川的高骈也向中央提出：“伏以西川新军旧军差到已众，况蛮蜑小丑，必可枝梧。今以道路崎岖，馆驿穷困。更有军顿，立见流移……其左右神策长武镇、鄜州、河东所抽甲马兵士，人数不少，况备办军食，费损尤多。又缘三道藩镇，尽扼羌戎，边鄙未宁，望不差发。如已在道路，并请降敕勒回。”（《全唐文》卷802高骈《请勒回长武鄜州河东兵士赴剑南奏》）不过此后唐廷只是敕止河东兵而已，而其时高骈“捍蛮已退，长武兵士竟至蜀而还，议者惜其劳费而虚邀出入之赏也”（《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另，蒋伸作于大中十年（856）的《唐故天平军节度郓曹濮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朝请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使持节郓州军事兼郓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兵部尚书孙府君（景商）墓志铭并序》中亦有“郓自七八年亟发戍边士”的说法（《全唐文补遗》第六辑，第173页），可见天平军是唐末提供防冬兵源的重要藩镇之一。关东防冬兵的作用及影响在帝国晚期有很大的提升，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来自武宁的桂州防冬兵庞勋的叛乱。而在随后唐廷大举征讨庞勋的战役中，我们也没有看到有派出神策军的迹象。至于到了王仙芝、黄巢起义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在起义之初，僖宗以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时，看到“给禁兵三千、甲骑五百”（《资治通鉴》卷252“乾符二年十二月”条）的举措，但这支军队在战役中究竟有何表现，史料没有提及。

[120] 《资治通鉴》卷254“广明元年十一月”条。

[121] 《册府元龟》卷336《宰辅部·识暗》。

[122] 《资治通鉴》卷254“广明元年十一月”条。

[123] 《资治通鉴》卷254“广明元年十二月”条载：“壬午旦，贼夹攻潼关，关上兵皆溃，（王）师会自杀，（张）承范变服，帅余众脱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继至，承范曰：‘汝来晚矣！’博野、凤翔军还至渭桥，见所募新军衣裘温鲜，怒曰：‘此辈何功而然，我曹反冻馁！’遂掠之，更为贼乡导，以趣长安。”《新唐书》卷225下《逆臣下·黄巢传》的记载有所不同：“始，博野、凤翔军过渭桥，见募军服鲜燠，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为贼乡导，前贼归，焚西市。”本文采用《资治通鉴》的说法。另，此处之博野军很可能就是“奉天援兵”，因为博野军的驻地就在奉天。至于“凤翔”，推测可能是衍文，因为《旧唐书》卷200下《黄巢传》并没有提到“凤翔军”。至于致误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此后博野军被归入了凤翔镇。（详细分析均见下文）

[124] 有关博野军的论述，可参见黄寿成：《唐代河北地区神策行营城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

[125] 比如《旧唐书》卷200下《黄巢传》就称：“（时）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新唐书》卷225下《逆臣下·黄巢传》亦称此后：“帝（指僖宗）诏陈许、延州、凤翔、博野军合东西神策二万人屯京师。”

[126]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132《李茂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新五代史》卷40《李茂贞传》作“为博野军卒，戍凤翔”[（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误。

[127] 《册府元龟》卷336《宰辅部·识暗》。《旧唐书》卷200下《黄巢传》亦曰：“官军大溃，博野都径还京师，燔掠西市。”

[128] 《资治通鉴》卷254“广明元年十二月”条。

[129] 《旧唐书》卷178《郑畋传》称：“畋会兵时，（李）茂贞为博野军小校在奉天，畋尽召其军至岐下。”

[130] 《旧唐书》卷132《李茂贞传》：“黄巢犯阙，博野军留于凤翔，时郑畋理兵于岐下，畋遣（宋）文通（即李茂贞）以本军败尚让之众于龙尾坡。”

[131] 有关此问题的讨论，可参见薛平拴：《试论开元天宝以后的长安商人与禁军》，《唐都学刊》，1992年第3期。

[132] 有关中晚唐神策军性质与作用等问题的讨论，可参看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47～456页。

[133]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边上的神策行营“这种收编地方军为中央军的办法为解决为患已久的藩镇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这是北宋全国军队禁军化的滥觞。但它所带来的指挥不灵便、作战力低下等问题也由此开始长久地困扰着封建中央王朝”。（黄利平：《唐京西北藩镇述略》，《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91页）而实际上，宋朝面临的异族威胁又远远大于唐朝，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