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之前已经提过的，外系藩镇的逐渐没落构成了唐代后期关中地缘政治的基本走势；而另一方面，唐廷则通过培植其嫡系的神策军，力图重新获得对关中的主导权。本节致力于讨论神策军在关中地缘政治框架中的地位及其意义。一直以来，神策军都是唐代后期军事制度与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关于它的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1]但是正如京西北藩镇的研究一样，我们对神策军发展（主要是其成为禁军后）的历史性回顾也是不够的，而这种不够最明显的方面，也体现在对神策军（尤其是城外神策）屯驻空间变迁的忽略。这种研究局限进一步制约了下述问题的展开，即如果我们确实认为唐代后期关中地缘政治的发展是呈现出神策军对关中藩镇实施“统御和控制”的话，那我们又如何将神策军的这种“控制”过程，与关中藩镇“被控制”的演变路径契合起来？此外我们不应忽视的是，尽管两者之间存在这样的矛盾，但它们毕竟还是统一在一个宏观的关中地缘环境下，都是唐廷保障关中安全，尤其是对抗异族危机的重要支柱。那么，它们又将如何在共同的目标下化解彼此的矛盾？这些问题，尽管从制度史的角度我们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答，但诚如上言，由于缺乏将这些问题放在特定时空界限内来理解的视域，我们对神策军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关中地缘政治走向的图景，仍是模糊和笼统的。然而，相较于京西北藩镇，我们对神策军的研究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为史书没有为我们留下有关其空间情态变化系统且确凿的资料。不过我认为，通过对零散史料的爬梳整理[2]，以及重点文献的深入释读，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一、神策军的早期布置
神策军由一支戍边军队转变为帝国最重要的禁军，肇成于代宗初年护驾有功的鱼朝恩之手。鱼氏凭借代宗幸陕，以及永泰元年仆固怀恩引蕃军入寇之机，将这支原以陇右边军与在陕兵为主干的神策军带入禁中，并且将其培养成位在北军之上的禁军之首。[3]
神策军在鱼朝恩时代的发展之所以受人瞩目，不仅是因为在禁中，其已经获得了“天子禁军，非它军比”[4]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获得禁中主导权的同时，神策军的防区也已经由京城向京畿甚至畿外展开，这成为神策军发展史上极具意义的事件。[5]关于它的这一发展情形，史料提供给了我们两条资料：
（大历四年）二月，壬寅，以京兆之好畤、凤翔之麟游、普润隶神策军，从鱼朝恩之请也。[6]
（大历五年正月）辛卯，（元）载为上（指代宗）谋，徙李抱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以（皇甫）温为凤翔节度使，外重其权，实内温以自助也。载又请割郿、虢、宝鸡、鄠、盩厔隶抱玉，兴平、武功、天兴、扶风隶神策军，朝恩喜于得地，殊不以载为虞，骄横如故。[7]
这是现今我们所能获得的有关神策军在大历初期发展最为系统的两条资料。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神策军驻地外，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可能还有其他的神策驻地，并且也不能否认神策军的驻地就始终一成不变。但以上这些神策军驻地既然出现在同一份名单里，这就说明它们可能处在一个彼此有关联的系统中，或者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此外，这两条关于神策军驻地的记载又都与当时的神策首领鱼朝恩有关，它们或是由“朝恩之请”，或是为“朝恩所喜”，这样看来，即便神策军在当时还有其他的屯防驻点，其价值似乎都无法与上述驻点相比。
既然我们承认了上述名单具有这样一种独立而完整的特点，那么，它究竟反映了什么秘密呢？我想，只有当我们在地图上标示出上述驻点的位置，它的秘密才得以呈现出来。（见图18）
图18 大历初期京西神策军镇屯驻地
（图中实线为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篇十一《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上：长安西通凉州两驿道》第354～358页考证及图八确定之路线，虚线为暂拟之路线。）
首先，这些神策驻地都集中在京兆府西部诸县及凤翔府。其次，两条史料提及的神策驻地实际上可以分为三组：大历四年的好畤、麟游、普润为一组；大历五年隶于朝恩的兴平、武功、扶风、天兴为一组；割属给李抱玉的鄠、盩厔、郿、虢、宝鸡为一组。而我们在地图上不难发现，每一组的据点基本上都位于一条东西向的直线上，而由这三组据点构成的三条直线则由北向南互相平行。
神策军在大历初年防区形态的这种有趣模式，如果结合我们第一节讨论代宗朝异族威胁的问题时是不难解释的。因为代宗初年以吐蕃为首的异族入侵不仅来势凶猛，而且位于长安西面的诸县，以及凤翔一镇都是它们必经的道路。[8]而我们在第二节的论述则指出，即使是当广德二年代宗任命李抱玉为南道通和吐蕃使后，凤翔的军队也还是兵源不一，且实力有限。那么，为保障“国之西门”的安全，进一步增强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就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我们看到，鱼朝恩试图扩展神策军的地盘，以及元载企图制约前者的努力，为什么都会选择在这一地区进行。这种反复较量的背后，其实正显示出在长安西面驻扎神策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史料记载，在广德元年十二月，亦即代宗由陕州返驾长安的当月：
筑城于鄠县及中渭桥，屯兵以备吐蕃，以骆奉仙为鄠县筑城使，遂将其兵。[9]
正如毗邻中渭桥的咸阳是紧邻长安西北的首县一样，鄠县则是长安西南的第一县。代宗在还驾之初就于鄠县匆忙筑城，个中的原因其实也是与西面局势紧张相一致的。
至于图中的三条平行线，则无疑代表着凤翔至京师的三条通路。因此，无论是大历四年鱼朝恩的请求，还是大历五年元载的改置，神策军据点的隶属模式都是经过系统规划的产物，而不是一个仅仅为满足朝宦较量的草率决定。
同样能够在上述背景中获得解释的，还有代宗初年关东防秋兵屯驻地点的问题。防秋体制和神策军的崛起一样，都确立于代宗初年。[10]在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此一时期防秋兵屯驻地点的资料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关东防秋兵的屯驻地与神策军都是一致的。[11]比如其时由李良率领的淮西防秋兵就驻扎在普润[12]，由邢君牙率领的兖郓防秋兵则在代宗出幸陕州前就已入镇好畤，此后因扈从转隶为神策军。[13]其实已有学者指出，“防秋兵有蜕变为神策军之情形”[14]。而这种情形最主要地就发生在代宗初年的这段时间里。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情形则是，这一时期关东的防秋军将构成了神策军将的重要来源之一。[15]防秋兵与神策军的这种转换特点，以及防秋兵与神策军屯驻地点的一致性，都说明了这些军队在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防秋”，并且，长安西部确是“防秋”的重镇所在。
总的来看，将代宗前期，即鱼朝恩主政神策军的时代，视为神策军成为禁军后第一次进行较大规模扩编时期的说法，大致是可以成立的。[16]除了之前引用的大历四年、五年的两份资料外，散见于其他史书中的材料也显示，代宗一朝吸纳进神策军的军将多为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地方高级将领[17]，因此他们很可能就是在代宗朝前期被编入神策军队伍的。而随着他们的编入神策，他们所率领的藩镇军队也成为此次扩编的主要对象。虽然我们不能肯定这一扩编过程是否都与鱼朝恩有直接关系，但史料显示，这些将领和军队的驻地基本上都不在京城内，而是分布在京西北地区。其中不少就是驻扎在上引史料所提到的普润、扶风、武功等西部诸县。[18]显然，唐廷吸纳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护卫宫苑的安全，而是要利用他们出镇长安以外的地区以控扼蕃兵的入侵。而当大历五年鱼朝恩被代宗诛杀后，这些神策将领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实际上，对于权宦鱼朝恩来说，奠定其势力根基的毕竟主要还是京城神策，而唐朝君臣最关心的其实也是后者。所以在朝恩死后，唯一受到制裁的神策将领就是“典司禁戎”[19]的朝恩心腹、神策军兵马都虞候刘希暹。外神策军在京城变故中受到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总之，在完成了入归禁中的身份转变后，代宗初年的神策军开始向京城以外的地区扩展势力。这种扩展系统地实施于京畿西部诸县与凤翔府，贯彻着帝国应对异族威胁、保障“国之西门”的宗旨。同时，凤翔一镇也因此呈现出了军政体系多元化的特点。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代宗初年吐蕃等的入侵，不光给南道带来了巨大压力，北道的压力也不小。那么北道方面是否也有如南道这样的神策军布防呢？其实并不如此。因为代宗初年北道方面的军事布防始终是由外系藩镇尤其是朔方军来承担的。京畿以外的邠州一带自不用说，在那里丝毫看不到神策军的影子。就是京畿内的北部诸县，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由朔方军来驻防。
京城西北第一要县首推奉天。肃代之际党项、吐蕃的入侵多由奉天南下，尤其是代宗广德、永泰年间吐蕃的数次大规模入寇，奉天都是其必经之路。奉天地位之重，不仅是因为其当西北大道之要，而且其北面是险隘的漠谷和梁山，对于屏蔽京师有极重要的军事价值。故而“唐代中叶，西北有事，常置重兵于此”[20]。而这个驻防奉天的重任，在大历初期就是由朔方军来承担的，这也延续了朔方军自广德、永泰以来吐蕃南下必由此军屯驻奉天的传统。如：
（大历二年）九月，吐蕃众数万围灵州，游骑至潘原（泾州属县）、宜禄（邠州属县）；郭子仪自河中帅甲士三万镇泾阳，京师戒严。甲子，子仪移镇奉天。
（大历三年）八月，壬戌，吐蕃十万众寇灵武。丁卯，吐蕃尚赞摩二万众寇邠州，京师戒严；邠宁节度使马璘击破之……九月，壬申，命郭子仪将兵五万屯奉天以备吐蕃。[21]
可见，只要北面一有风吹草动，位于河中的朔方军就得调往奉天屯防，而且屯防人数不在少数。“与奉天并为京师西北两道之路口”[22]的是泾阳。和奉天一样，泾阳的防守在代宗初年也由朔方军来执行。
因此我们看到，和南道的形势不同，北道方面在大历初期并没有神策军的痕迹。
大历四年，鉴于北道局势吃紧，朔方军主力由河中徙屯邠州。自朔方军徙屯邠州后，京畿北部的驻防似乎就不再由朔方军担任了。这当然是因为现在坐镇邠宁的朔方军已可将吐蕃的威胁化解于京畿以外，所以不用再以大军屯驻京畿的缘故。不过，京畿内的防守也并非就此可以撤除，只是担当防守的人选换了他者而已。比如：
（大历六年）八月，丁卯，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将兵二千屯奉天防秋。[23]
到了大历十年九月，又“命卢龙节度使朱泚出镇奉天行营”[24]。朱泚的出镇奉天比较特殊，其所带来的幽州兵自然是此次出镇奉天的主力，因为其部下、率精骑二万西赴阙廷的张道昇在来京后就被任命为“行营都知兵马使”[25]，这里的“行营”显然当指“奉天行营”。但《新唐书·朱泚传》也说：
进（朱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屯奉天，赐禁中兵以为宠。
这样看来，朱泚统领的奉天行营其实包括了幽州兵和禁军两套系统。
此后朱泚调镇凤翔，幽州兵随行。而到了建中二年，德宗发京西北军队讨伐关东藩镇时，史又称：
上御望春楼宴劳将士，神策将士独不饮，上使诘之，其将杨（阳）惠元对曰：“臣等发奉天，军帅张巨济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凯旋之日，相与为欢。苟未捷，勿饮酒。’故不敢奉诏。”[26]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变化，即作为拱卫长安的重镇，奉天在大历一朝，其驻防军队经历了由朔方军变为防秋兵，又由防秋兵逐渐变为禁军，最终在德宗初年，正式成为神策军屯防驻地的趋势。换言之，如果说南道在大历初期就已经系统地规划了神策军的屯驻体系的话，那么在北道，这个趋势在大历后期也开始显现出来了。
在一份有关和州（淮南属县）刺史张万福的资料中，我们也看到了相似的痕迹，虽然并不确定和显著：
代宗诏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带和州刺史镇咸阳，因留宿卫。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埇桥涡口……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27]
《旧唐书·张万福传》的记载则是：
久之，诏以本镇（指淮南）之兵千五百人防秋西京。万福诣扬州交所领兵，会（淮南节度使韦）元甫死，诸将皆愿得万福为帅，监军使米重耀亦请万福知节度事。万福曰：“某非幸人，勿以此相待。”遂去之。带利（和）州刺史镇咸阳，因留宿卫。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埇桥、涡口……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
推测可能的情况是，此前以和州刺史身份讨平南下平卢军许杲部众的张万福在诣扬州交兵及前帅去世之际拒绝了诸将和监军愿其为帅的请求[28]，于是乘代宗征召淮南兵防秋之机入镇咸阳，并因此留备宿卫。张万福事迹中的不少细节现在还无法确知。比如虽然我们推测淮南防秋兵最初应该是由万福率领镇守咸阳，但当他们经过三年的防秋生涯还镇后，万福是否还驻守咸阳，驻守多久？所谓“因留宿卫”是指万福后来调入了京城，还是只是表明他取得了禁军将领的身份？如果是后者的话，是否可指他以禁军将领的身份仍驻扎在咸阳？那么咸阳此时的屯驻部队是否也有禁军呢？咸阳濒临渭河，其东南、西南分别为中、西二渭桥，作为长安西北的门户，咸阳的地位由广德元年吐蕃入侵时，代宗立即任命哪怕当时没有什么兵权的郭子仪出镇当地已可看出。那么它像奉天一样，由防秋兵驻防逐渐转为由禁军驻防或许也不难想象。
在另一份《唐故元从定难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左金吾卫大将军兼试殿中监上柱国彭城县开国侯刘府君墓志铭并序》的墓志资料中，我们则看到，墓主刘昇朝虽然不是神策军的将领，但他是肃、代两朝的元从禁军，曾先后担任过“射生”和“宝应衙前将”等宫苑禁军职务。墓志称：
大历十四年，上（指德宗）分御苑之师，镇守畿甸，特授十将，镇云阳县。[29]
这份资料显示，德宗在即位之初，曾有将宫苑内的禁军派往畿内诸县屯驻的情形。德宗此举的原因墓志没有交代，但这一措施在削弱禁中守卫的同时，无疑增强了京畿属县的禁军力量。云阳县在泾阳县西北，其西北的甘泉山是长安北塞，当西北军道之要。[30]永泰元年九月，吐蕃、吐谷浑、党项等受仆固怀恩之诱入寇京师时，除了朔方将领浑瑊、白元光先于奉天驻兵外，代宗后又召郭子仪于河中，使屯泾阳，
（并）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盩厔，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坊州。[31]
可见其时的京畿布防中，云阳也是一重点地区。而奉天、云阳、泾阳、咸阳四县似乎就构成了大历时代京畿北部的一个重要军事防区。（参见图14）并且，自大历中晚期开始，它们也逐渐呈现出一种由禁军出守的趋势。
综上所述，代宗一朝在实现了长安卫军神策化的基础上，将神策军扩展到了京畿以及京畿以外的某些地区。其中，京畿西部以及凤翔府是神策军此次扩展的重点方向，而鱼朝恩任神策军统帅的大历前期应该是神策军在代宗朝扩编最为重要的时期。不过到了大历中晚期，京北，尤其是京畿北部的奉天等县也逐渐增加了包括神策军在内的禁军屯驻力度。因此到了这一时期，整个京畿地区就已基本上看不到外系藩镇的身影了。此外，神策军在大历时代的屯驻点与关东防秋兵、关中藩镇的屯驻点有不少重叠。并且，无论是京城神策，还是城外神策，其将领和军队多半是久经沙场的藩镇军将和部众。
总之，神策军在大历年间的发展除了有加强宫禁宿卫的目的，应对吐蕃威胁亦应是其主要宗旨之一。而代宗一朝神策军的这种发展，不仅奠定了德宗初年神策军的大致规模，也为其后神策军在“四镇之乱”与“奉天之难”中的大显身手奠定了基础。不过我们也不要过高估计了大历时代神策军扩编的成效，因为可能在大历末或建中初，泾原老帅段秀实因见禁兵寡少，不足以备非常，就曾上疏言：
臣闻天子曰万乘，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盖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强干弱枝之义，在于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虏，内有梗命之臣，窃观禁兵不精，其数全少，卒有患难，将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兽畏者，为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则犬彘马牛悉能为敌。伏愿少留圣虑，冀裨万一。[32]
而我们在此后的奉天一役中也看到，当李晟率领的神策军主力[33]、镇守奉天的阳惠元、屯驻武功的尚可孤，以及哥舒曜统领下的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中的禁军相继被德宗征调去关东后，关中甚至可能宫苑内剩下的禁军都已寥寥无几了。所以陆贽在建中四年八月，在德宗连“诸将家子弟”都征发后，向德宗上了著名的《论关中事宜状》，提及此时的情形为：“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34]而正是因为连“环卫”之众都已抽调，难怪此后的泾原兵轻而易举地就赶走了德宗。而这一不利情形想要得到彻底更革，只有等到德宗经历奉天一役后的贞元时代才能实现。而且，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德宗的贞元时代也将见证神策军的又一次大规模发展。[35]
二、多维度空间的奠立
在开始对德宗时代的讨论前，我们先来看一份宪宗初年的神策军资料，这是一份现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京城外神策军布防格局最为系统的资料。说它是宪宗初年的资料，直观的原因是它出现在《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二年”条的胡注中：
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朔方、灵、盐节度使，以右神策、盐州、定远兵隶焉，定远军本属灵州。灵、盐接境，相距三百里，定远军在黄河北岸，盖分戍盐州也。又按宋白《续通典》：左神策，京西北八镇，普润镇、崇信城、定平镇、□□□、归化城、定远城、永安城、郃阳县也；右神策五镇，奉天镇、麟游镇、良原镇、庆州镇、怀远城也。今曰右神策，岂怀远兵欤﹖盐州前上得专奏事朝廷，今复属朔方。以革旧弊，任边将也。
胡注所引《续通典》成书于北宋初，现已亡佚，是书所记起唐至德初迄周显德末[36]，因此关于是书此条资料所反映的神策军镇的确切年代，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军镇必定是德宗于兴元元年还驾长安后对神策军进行改革，即分左右神策厢后的结果。更可能的，则是贞元二年九月“神策左右厢宜改为左右神策军”[37]后的产物。当年也是德宗对神策军建置进行重要改革的一年。
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可以在上列神策军镇与其历史的比较中为确定这份名单的时间找寻一些线索。《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条云：
（元和）三年正月，诏普润镇兵马使隶左神策军，良原镇兵马使隶右神策军。
这和上述史料是吻合的。又史载：
郝玭为临泾（泾州属县）镇将，以临泾地居险要，当虏要冲……元和三年，（泾原节帅段）佐请筑临泾城，朝廷从之，仍以为行凉州，诏玭为刺史以戍之，自是西蕃入寇不过临泾。初，佐请城临泾，诏麟游、灵台、良原、崇信、归化等五镇并修整士马，掎角相应。[38]
除了灵台，麟游、良原、崇信、归化四镇名字均出现在《续通典》中。虽然这条史料没有明言它们是否为神策军镇，但极可能是的。因为在元和二年韩逢所作的一篇《故内侍省内给事假延信故夫人渤海郡骆氏墓志铭并序》中就提到，骆氏之子假文政当时就担任“左神策军行营归化、崇（信）城等镇监军使”[39]。显然，归化、崇信其时都属于左神策麾下。如此来看的话，《续通典》的资料就极可能反映了元和三年后不久的情形。而《新唐书·地理志》叙述定平镇时也称：“（元和）四年隶左神策军。”但据《资治通鉴》正文的记载来看，元和二年定远军已归属灵盐节度使了，而《续通典》的资料中却还有定远城。不过我们不能否认定远城在此后又改隶神策军的可能。考虑到神策军镇并非一成不变的存在，所以我想暂时把《续通典》的这份名单时间定在元和初期。
此外，倘若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份名单时间的话，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将它放在一个与之相关的政治环境中来进行分析。而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它同时又可以为我们理解关中的地缘政治结构，尤其是神策军在这一结构中的位置提供很好的解说。
在开始我们的分析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续通典》这份资料的特点，尤其是它和大历初期神策军屯驻地的区别：首先，除了普润、奉天、麟游三者外，这份资料与大历初期的神策军镇几乎没有雷同；其次，除了奉天外，其余全为畿外军镇；再次，这些畿外军镇广布在凤翔、邠宁、泾原、灵州、同州，甚至河东诸镇中，而不是像大历初期那样，全集中在凤翔一镇。（见图19）以上是一个概观，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这每个军镇的特点。
图19 《续通典》所载左右神策军镇屯驻地
（说明：归化、永安二城地望不确定，系暂拟。）
（一）京东的郃阳
郃阳为同州属县。同州境内南有蒲津，北有龙门，故其地“当河中之冲途，为通太原之主线”[40]。由同州治所冯翊县东经朝邑，过蒲津可达河中；或北上郃阳、韩城，过龙门，循汾河至绛州。郃阳的位置虽既不临蒲津，也不控龙门，但它正处于濒临此二关的朝邑与韩城两县之间，因此可对两地都产生制约作用。《旧唐书·窦觎传》言：
兴元元年，讨李怀光于河中，诏（坊州刺史窦）觎以坊州兵七百人屯郃阳。贼平，以功兼御史中丞。迁同州刺史。
推测郃阳镇的设立应该就是讨平李怀光之初之事。其时潼关所在的华州有骆元光的军队，但蒲津和龙门所在的同州军事力量则不强。而怀光平后，河中依旧是朔方军故地，所以德宗为加强同州军力，直接安置神策军于此。
（二）泾陇间的崇信、良原、普润、麟游、归化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位于凤翔府的普润、麟游以及位于泾原的良原、崇信、归化五镇。其中，除崇信、归化为城堡外，其余三者均为县。史念海先生在论及关中西北的形势时曾经指出，汧水河谷经过的陇县、千阳地区，与泾水、马莲河交汇的长武、彬县地区是关中西北的两大门户。前者位于陇州，后者位于邠州，两者之间横峙着岍山。由西北方面向关中的进攻，就是要在这两个门户中任选其一，或同时并进。不过由于这两个地区之间距离并不远，并且其中也有道路联系，所以这些道路在军事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岍山以北联系这两个地区的道路，主要是由西向东的三条泾水支流：最北的是流经华亭、崇信的汭水；中间的是流经良原的黑水；最南的一条是流经百里城及灵台的古细川水。[41]而这三条河流其实都流经泾州境内。
在史先生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崇信和良原的名字。关于崇信，《太平寰宇记》卷30《关西道六·凤翔府》载：
崇信县……本唐神策军之地，后改为崇信军。皇朝建隆四年（963），以崇信暨赤城东、西两镇及永信镇等四处，于此合为崇信县。[42]
显然，宋代的崇信县就是由唐代的崇信城发展而来的。[43]
良原县，原属泾州，“兴元二年没吐蕃，贞元四年复置”[44]。其复置一事，史称为：
（贞元四年春，）以华州潼关节度使李元谅（即骆元光）兼陇右节度使、临洮军使……陇右李元谅筑良原城。[45]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李元谅是以“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临洮军等使”[46]的身份驻扎在属于泾州的良原县。这或许正可说明，良原具有控联凤翔与泾原两镇的意义。而史料在称述李元谅屯戍良原的功绩时也说：“泾、陇由是乂安，虏深惮之。”[47]贞元九年（793）十一月，李元谅卒于良原，部将阿史那叙统元谅之众，继戍其地。[48]史又称：“元光卒，军入神策。”[49]因此良原可能在贞元九年以后正式成为神策军镇，元和三年再次诏归右神策。
其实，除了崇信、良原外，上述华亭、百里、灵台也是大历及贞元初期吐蕃屡屡攻击的地区。不过大历时代在这些地区反击吐蕃的是李抱玉、马璘、郭子仪麾下的藩镇军队，我们尚未看到禁军的身影。因此，与其具有相似地位的崇信和良原归入神策军，意味着与大历时代凤翔一镇神策军全集中在临近京畿的凤翔府不同，神策军的势力现在已经向西延伸到了陇州，其防御积极性较大历时代明显增加。[50]
位于凤翔府的普润、麟游都是大历旧镇，它们能出现在两份名单中，显然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崇信和良原是岍山以北沟通凤翔、泾原两镇的重要据点，那么麟游则是岍山以南，沟通陇县千阳地区以东的凤翔府与长武彬县地区道路上的重镇。[51]据墓志记载，兴元年间左右，出镇凤翔的神策大将李晟曾以“奉天之难”中被冤杀的崔宁之侄崔时用为“神策散大将”、“麟游镇遏使”。[52]元和元年（806）春，宪宗亦以神策将领高崇文“兼统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诸镇兵以讨（西川刘）辟”[53]，其时麟游即在神策军镇名单中。
至于普润，也许是凤翔一镇中最重要的据点，《新唐书·地理志》言普润：
有陇右军，贞元十年（794）置，十一年（795）以县隶陇右经略使，元和元年更名保义军。
普润设军始末，史称：
（贞元十年，）瀛州刺史刘澭为兄（幽州节度使刘）济所逼，请西捍陇坻，遂将部兵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诣京师，号令严整，在道无一人敢取人鸡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理普润。[54]
元和元年四月，因有功于宪宗顺利即位，“加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澭保义军节度使”[55]。刘澭率幽州兵屯驻普润，于防御吐蕃意义不小，史料有言：“其军蕃戎畏之，不敢为寇，常有复河湟之志，议者壮之。”[56]刘澭卒于元和二年十二月[57]，而我们看到，元和三年正月，宪宗就“诏普润镇兵马使隶左神策军”了。[58]如果这并非巧合的话，那么说明，普润在贞元十年到元和二年这段刘澭管辖的时间里可能还不属于神策军。约在元和六年或七年，宰相李吉甫因“刘澭旧军屯普润，数暴掠近县”[59]，“又请归普润军于泾原”[60]。于是在元和八年（813）十月戊戌，宪宗以“左神策军普润镇使苏光荣为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四镇北庭行军兼泾原等州观察使”[61]。“辛丑，以普润镇兵四千人割属泾原节度使。”[62]刘澭的事例再一次证明了普润地位的重要性。而史念海先生认为，普润的重要性乃是因为它位于连接细川水与凤翔府，亦即连接泾、岐二州的麻夫川旁。[63]
因此，如果我们将以上这些位于凤翔、泾原两镇内的神策军镇落实在地图上，我们不难发现，它们虽然都不位于泾水和汧水河谷，但全部位于连接这两个河谷所在的道路上，对于凤翔和泾原两镇都能实施保障或控制。（参见图20）而地望不可考的归化城可能也与它们有相似的地理特点，或至少说，与它们临近，因为在元和三年诏佐城临泾的麟游、灵台、良原、崇信四镇名单后面，我们就看到了归化的名字。而以其罗列顺序来看，归化城很可能是这五镇中最西面的一个。事实上，我们确实在贞元十四年的史料中看到了归化堡的名字：
六月丙申，归化堡军乱，逐其将张国诚，泾原节度使刘昌败之。[64]
图20 陇县千阳地区和长武彬县地区形势图
（参考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197页“长武彬县地区和陇县汧阳地区形势图”绘。）
而我们相信，它就是《续通典》中的归化城，而且正如我们所料，其地望就在泾原，只是贞元十四年的时候，它可能还不是神策军镇。
既然在贞元四年前良原镇没于吐蕃，四年至九年良原尚未隶属神策，而十年至元和二年普润又不归神策，那么良原和普润都出现在《续通典》中的这份名单，至早不就应该是元和三年以后的事了吗？这是不是离我们先前的推断很接近？不过我想，在下结论前，我们还是继续尚未结束的考察，先来看看位于邠宁的定平镇和庆州镇。
（三）邠宁的定平和庆州
定平县，《新唐书·地理志》宁州条载：
武德二年（619）析定安（宁州属县）置，后隶邠州。元和三年复来属，四年隶左神策军。有高摭城。
定平县地处邠、宁二州交界处，位于史念海先生所说的关中北大门长武彬县地区，重要的长武城与浅水原正处于离定平西面不远的宜禄县境。[65]而定平城南正当马莲河与泾水交汇处，因此为一军道要冲。[66]（见图21）关于定平与神策军的关系，史称：
初，浑瑊遣兵马使李朝寀将兵戍定平。瑊薨，朝寀请以其众隶神策军；诏许之。[67]
定平所在的邠宁镇原是朔方军驻地，李怀光事件后，邠宁的朔方军实力大减，而时为河中统帅的浑瑊所率领的亦为朔方旧部，因此在吐蕃攻势颇盛的贞元时代，浑瑊遣兵马使李朝寀将河中兵戍守定平，以增强当地抗击吐蕃的力量。又由于两者本就同为朔方军，所以驻扎在一地并不会产生太大的矛盾。浑瑊卒于贞元十五年十二月，因此定平由朔方归于神策应当就在此时。贞元十七年（801），当邠宁节帅杨朝晟卒于宁州后，唐廷曾有意任命李朝寀为新任邠宁节度使，并让这两支军队合并。不过此事后因宁州军不愿意而没有成功，唐廷最终接受了宁军推任的本军将领高固为新任邠宁统帅。[68]而在定平这边，李朝寀死后，唐廷任命本镇都虞候、奉天定难功臣朱仕明为镇使。[69]元和三年三月，因泾州兵乱[70]，宪宗以朱士明为“四镇、北庭、泾原等州节度使”[71]，赐名忠亮。朱忠亮此行，当以定平兵自随。那么此后定平镇很可能就重归邠宁了。在元和二年十二月的时候，宪宗曾以神策将领、此前平蜀的功臣高崇文代高固为邠宁节度，并“充京西诸军都统”[72]。四年九月崇文卒，定平镇很可能就在这时，像新志说的那样，又重新划归神策军了。
和凤翔镇一样，邠宁在贞元时代的屯防体系也是向外扩展，而非仅集中在临近京畿的邠州一带。我们看到，“奉天之难”后的三任邠宁节帅——韩游瓌、张献甫、杨朝晟，他们为防备吐蕃的入侵，或是离开治所邠州，防秋于宁州等地[73]，或是在更北的庆州大力开展城防修筑工作。[74]宁州境内的彭原、丰义，尤其是庆州境内的马岭、方渠、合道、木波、怀安、洛源诸县、城，多当吐蕃入侵要道，因此庆州划归神策军也是很具军事意义的事件。（见图21）它的具体划归时间，史书阙载，不过极有可能是在杨朝晟时代后，因为在张、杨等人筑城时，史料没有提到神策军。
如果我们拿大历时代邠宁的驻军形态与《续通典》的资料相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大历时代，作为关中北大门的邠宁镇是没有神策军屯驻的，其时屯驻此地或与吐蕃作战的，基本上都是朔方军。比如重要的长武城就是在大历初年由郭子仪重筑以备吐蕃[75]，而相继驻防长武的就是朔方军的两位重要将领——浑瑊和李怀光。[76]但到了贞元时代，长武城[77]以及附近的定平镇都开始成为神策军的驻地，而邠宁的朔方军反倒成了协助防守的次要角色。[78]同时我也推测，《续通典》中的佚名者，很可能就是“长武城”。
图21 邠宁庆地区军镇分布图
此外，《续通典》这份资料中长武地区的军镇，以及庆州划归神策军，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味。定平镇介于邠、宁二州之间，而庆州则位于宁州以北，邠、宁二州无疑属于邠宁节度使管辖，而定平、庆州则属于神策军管辖，这样一来，双方的辖区就形成了一种犬牙交错的格局。而这种形态所反映出的，除了要加强应对吐蕃的军事力量外，恐怕也有以神策军来监临邠宁的意图。
（四）灵州的定远、怀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位于灵州的定远、怀远两城。定远城早在唐前期就是一重要的军事据点。景龙年间，张仁愿始置定远城，管兵七千人，马三千匹。先天中，郭元振复筑此城，置兵五千五百人。定远城位于黄河外，是沟通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的中枢。怀远县在定远城南、黄河西岸，地沃有盐池之饶，西北有长城外护，亦当灵州至定远大道所经。[79]地处灵州的定远、怀远两城无疑原本都属朔方军所管，比如李光弼麾下的大将白元光就在安史之乱后担任“灵武留后，定远城使”[80]。两城由灵州的朔方军转隶神策军可能在贞元八年（792），史称：
四月，吐蕃寇灵州，掠人畜，攻陷水口城，进围州城，塞水口及支渠以营田。诏河东、振武分兵为援，又分神策六军之卒三千余人戍于定远、怀远二城，上（指德宗）御神武楼劳遣之。[81]
直到元和二年，定远才重归灵州：
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朔方、灵、盐节度使，以右神策、盐州、定远兵隶焉，定远军本属灵州。灵、盐接境，相距三百里，定远军在黄河北岸，盖分戍盐州也。又按宋白《续通典》……右神策五镇，奉天镇、麟游镇、良原镇、庆州镇、怀远城也。今曰右神策，岂怀远兵欤﹖盐州前上得专奏事朝廷，今复属朔方。以革旧弊，任边将也。
至于此处的“右神策”是否如胡三省所言指“怀远镇”，恐怕还难以确定，但似乎亦无更好的解释。定远城元和二年重隶灵州的事实可能会与我们上述的推断，即将《续通典》的名单时间定在元和三四年不相契合。不过我们亦无法排除定远城在此后重隶神策名下的可能。[82]
（五）河东的永安城
《续通典》名单中的神策军镇并非全集中在关中，比如永安城就极可能是一处位于河东的军镇，《旧唐书·党项羌传》云：
（贞元）十五年二月，六州党项自石州奔过河西。党项有六府部落，曰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窣等。居庆州者号为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为平夏部落。永泰、大历已后，居石州，依水草。至是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思昧扰其部落，求取驼马无厌，中使又赞成其事，党项不堪其弊，遂率部落奔过河。
如此看来，永安城当位于河东的石州，设镇的初意可能是为了镇抚当地的党项部落。
关中以外的神策军镇或许还不止永安城一处，《太平寰宇记》卷46《河东道七·解州》“闻喜县”条就载：
元和三年，河中节度使杜黄裳奏移神策军于县宇，官吏权止桐乡佛寺；至十年，刺史李宪奏复置县于桐乡故城，即今理也。
不过我们在《续通典》名单中并未看到这一位于绛州闻喜县处的神策军镇。而如果它在元和三年尚存的话，那我们关于《续通典》名单为元和初期的推测就有可能并不正确。
总之，以上的一系列分析也许会令《续通典》名单的时间推测问题显得更加棘手。不过暂时搁置这一问题，我们来看上文的这些分析，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续通典》名单中的军镇大多数是贞元时代，尤其是贞元中后期陆续归入神策军名下的。而我相信，这种变化趋势正是德宗针对其时严峻的吐蕃威胁而采取的防御措施的一种真实写照。
不难发现，和大历初期的名单不同，贞元时代的畿外神策除了凤翔外，已经扩展到泾原、邠宁、灵州等其他京西北地区。事实上，在稍东的鄜坊丹延和盐夏地区，贞元时代也有神策军镇的设立，只是它们没有出现在《续通典》的这份名单中。比如《太平寰宇记》卷37《关西道十三·保安军》条就载：
保安军，本延州之古栲栳城，唐咸亨中曾驻泊禁军于此。至贞元十四年建为神策军，寻改为永康镇，属延州，扼截蕃贼。至皇朝太平兴国二年（977）升为保安军。
而我们在第一节中也已提到，当贞元中盐州筑城后，这里就有神策军屯驻，并在贞元十九年底直隶中央，其刺史由原戍盐州的左神策兵马使李兴幹担任。直到上引史料的元和二年四月盐州才重归灵州。至于夏州，早在贞元初期，初设的夏绥银一镇就有神策军士驻防，并在此后，又一度成为“神策行营”。
贞元时代神策军镇的这种广布于京西北地区的格局，当然首先与其时吐蕃入侵频繁且其进攻路线多样有关。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京西北藩镇在经历了“奉天之难”后实力均大为下降，以至于单纯依靠它们已经难以有效应对吐蕃威胁。陆贽在贞元九年的《论缘边守备事宜状》中说：
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犹虑权分势散，或使兼而领之。中兴已来，未遑外讨，侨隶四镇于安定，权附陇右于扶风。所当西北两蕃，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关东戍卒，至则属焉。虽委任未尽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顷逆泚诱泾原之众，叛怀光污朔方之军，割裂诛锄，所余无几。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唯以客礼相侍。是乃从容拯溺，揖逊救焚，冀无阽危，固亦难矣。[83]
“奉天之难”使原本实力已不可与安史之乱前相提并论的关中大军团彻底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节镇”与“镇军”交错，双方实力均有限，且互不统属又互相掣肘的新型关中地缘模式。从陆贽的状文来看，当时的关中“镇军”不下四十个，而我们上文分析的神策军镇恐怕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这一部分已经足以让我们体察到它们与关中藩镇间犬牙交错的空间情态。贞元时期形成的这种关中空间情态，当然有基于利用神策军出屯要地来弥补边军实力不济的缘由。从这方面看，它的效用与大历初期的神策军是一致的。但是，大历时期神策军的发展并没有以刻意削弱边军为代价。而贞元时代，当神策军的数量、待遇、地位均在不断上升时，边军则完全向着另一个方向在发展。[84]并且，可能已经出现了以神策监临藩镇的情况。我想，在京东的郃阳设立神策军，或许就有防控河中朔方军的意图。
总之，如果不考虑作用相对有限的关东防秋兵，仅对比神策军与边军的话，那么贞元时代出现的以神策军为主导，并逐渐临驾边军，并使边军遥隶其名下的政治结构确实是大历时代所未见的。不过和大历时代一样，神策军和边军依旧都要面对吐蕃等异族的挑战，而且，正如上文的分析所看到的，那些在应对吐蕃威胁时发挥不错效用的神策军，如良原、普润、定平等，它们往往是由此前具有战斗力的重要藩镇军队转变而来的，这一点和神策军的早期发展也很相似。当然，在对比大历、贞元两个时代的神策军发展情形时，我想我们必须考虑到畿内和畿外两个不同的层次。但有趣的是，《续通典》资料中仅有奉天一镇在畿内。不过这反倒提醒我们，畿内的问题也许也是神策军在贞元时代值得注意的一个焦点。
（六）畿内的奉天
我们知道，德宗在“四镇之乱”时因大力征调神策军东讨，以至于宫卫不备而被泾原兵赶出长安。贞元二年秋天，当关东的叛乱刚刚平息，西边的吐蕃又重启侵扰攻势：
（八月）丙戌，吐蕃尚结赞大举寇泾、陇、邠、宁，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骚然，州县各城守，诏浑（瑊）将万人，骆元光将八千人屯咸阳以备之……（九月）吐蕃游骑及好畤。乙巳，京城戒严，复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屯咸阳。[85]
到贞元三年，吐蕃平凉劫盟后复寇京畿，其时德宗又使浑瑊等出镇奉天等地，直到年底吐蕃罢军，浑瑊等才各还本镇。[86]
德宗初年环卫不备的教训，以及吐蕃背盟后京畿驻防依旧得部分仰赖外系藩镇的经历，应当促使德宗在大力发展畿外神策的同时，对京畿内的禁军建设也有所措意。据《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神策军条载：
（贞元）六年八月，铸蓝田渭桥等镇遏使印，凡二十三颗。
日野开三郎教授曾据此条认为蓝田县当有神策军镇。[87]如此的话，那与蓝田共授镇遏使印的其他二十二个地区应当也有神策军镇。遗憾的是，除了渭桥外，我们无法确知其他二十一个地点的名称。不过，贞元时代京兆府共有二十三县的事实也许暗示我们，二十三位神策镇遏使可能就是驻扎在京兆府诸县中的。当然，此处的“渭桥”并非京兆府县。不过无论是东、中、西渭桥中的何者，渭桥特殊的转输及军事地位，都可以使它获得驻扎神策军的资格。[88]此外，作为附郭的万年、长安二县也可能并不在此二十三者之中。不过在这里，我仍想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二十三镇遏使即便不与京兆府二十三县一一对应，但也应该全在京兆府内。并且，这些京畿内的“镇遏使”应当全指神策军。[89]
这一假设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续通典》的名单中，除了奉天外，其余全为畿外神策。《续通典》的名单无疑反映了贞元时代以后的神策军镇情况，但如果其时唐廷无法保证畿内的安全，或者说，它没有在畿内构筑足够而系统的禁军力量的话，我相信，它不会先行考虑畿外的问题。当然，畿内和畿外神策军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唐廷可以将外系藩镇收编成畿外神策，但很难说这样的藩镇军队会转变成卫军驻扎宫苑或者畿内。[90]
现在我们来谈谈奉天的问题。奉天虽然地处京畿，但它是京畿内极为特殊的一个据点。这不仅是因为它重要的军事地位，同时还与它特殊的政治身份有关。《新唐书·范希朝传》称：
王叔文用事，谓其（指范希朝）易制，用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屯奉天，以韩泰为副，因欲使泰代之。会不能得神策军而罢。[91]
奉天的重要政治地位就在于，它还是京西神策诸城镇行营节度使的屯驻地。或者说，它的作用更多的是与京西诸神策军镇相似或互为表里，而不类其他畿内军镇。[92]
综上所述，我认为反映贞元时代以后的《续通典》记载是一份不包括畿内神策的神策军镇名单，但这并不意味着畿内没有神策军镇。[93]恰恰相反，正如经历“奉天之难”后的德宗在贞元时代对神策军的军制结构进行重要调整一样[94]，他对神策军的空间结构也进行了系统的规划。而这种规划可能首先就是从京畿地区展开，并在以畿内为保障的基础上逐渐向畿外扩展。畿外神策的扩展贯彻着唐廷应对异族威胁与控临边军的双重意图。与大历时代相比，贞元时代的神策军镇已经推进到关中各地，甚至还涉及关中以外的地区，显示出一种积极而普遍的发展态势。
不过我们也不要以为随着边军的弱化，日趋壮大的神策军正在以一种不受制约的状态发展。如果回头再看一下《续通典》的这份资料，必须要指出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位于同一藩镇下的神策据点是不会完全隶属于两军神策中的单独一个的。无论是地处凤翔的普润和麟游，泾原的崇信、归化和良原，还是邠宁的定平、庆州，以及灵州的定远和怀远，它们全都分隶左、右二神策。而我相信，这种安排所蕴含的制约左、右二神策的用意，必是唐廷刻意为之的结果。
最后，我们还是不得不回到关于《续通典》这份名单年代的问题上来。我想，我们之所以会把这份名单确定在宪宗元和初期是基于以下几个考虑：首先，这份名单中的不少军镇是在贞元中后期归入神策军名下的；其次，名单所体现出来的空间布局延续了德宗时代积极防御吐蕃的态势。吐蕃的侵扰势头虽从贞元末起渐趋疲弱，元和一朝唐蕃双方基本无甚大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战斗还时有发生。而以元和初期宪宗防备吐蕃的一些措施，及其本人“图复河湟”的心意来说，继承德宗时代的神策军布防结构，应该是符合宪宗本人及元和朝政治性格的。此外，元和时代边军继续弱化的趋势，也要求这种多维度空间的结构必须存在。事实上，由于宪宗和德宗一样，并不热心发展关中藩镇的军事力量，所以他几乎是完全继承了贞元时代边军与神策军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元和七年李绛在《延英论兵制》中向宪宗陈述的：
今边上空虚，兵非实数……今京西、京北，并有神策军镇兵。本置此者，祗防蕃寇侵轶，俾其御难战斗也，不使其鲜衣美食，坐费衣粮尔。今寇贼为患，来如飘风，去如骤雨，两京节度使本兵既少，须与镇兵合势，掎角驱逐。镇军须倍道急趋，同力翦扑，而牵属左右神策，须申状取处分。夫兵不内御，须应机合变，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和当年陆贽的意见相似，李绛也要求“今须便据所在境兵马及衣粮器械，割属当道节度，使法令画一，丰约齐同”[95]。不过，正如发展边军的要求因次年李绛的罢相无疾而终，李绛意欲神策还隶边军的努力也因“神策军骄恣日久，不乐隶节度使，竟为宦者所沮而止”[96]。
我想，德、宪二朝政策的这种相似性和延续性，恐怕是促使我们将宋白《续通典》名单的时间确定在元和初期的最重要原因。此外，这些军镇的名字在史书中出现的频率也以贞元、元和两个时代为多，这或许也可作为一个补充的因素。如果我们再谨慎一点的话，那就将这份名单的时间放宽到元和一朝。因为在元和十五年（820）穆宗的《登极德音》中，我们就看到其中有：
京西京北及振武天德八道节度都防御使，下及神策一十二镇将士等，共一十八万六千七百余人，都赐物一百八万一千八百余匹。[97]
这里的“神策一十二镇”正是从《续通典》的一十三镇发展而来，并且，它同样不包括畿内神策。[98]
三、走向终结的神策军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份有关神策军镇的系统资料，这份资料同样出现在《资治通鉴》胡注中：
（穆宗元和十五年十月）癸未，泾州奏吐蕃进营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军中尉梁守谦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营都监，将兵四千人，并发八镇全军救之；左、右神策军分屯近畿，凡八镇，长武、兴平、好畤、普闰（润）、郃阳、良原、定平、奉天也。宋白所记与此稍异。赐将士装钱二万缗。[99]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资治通鉴》原文的“八镇”当指京西北八镇，而非胡注所言的神策八镇。在当年正月穆宗的《登极德音》中，神策尚有一十二镇，因此到十月吐蕃入寇泾州时，不当锐减为八镇。[100]
正如胡注所言，这份名单与宋白《续通典》的名单“稍异”。不过与《续通典》的名单一样，这份名单应该也是有所凭据而可靠的。因为《新唐书·百官志》49上“左右神策军”条就有“掌卫兵及内外八镇兵”一说。与《续通典》的资料相比，胡注此条的神策军镇不仅数量锐减，而且其屯驻据点全面内缩，并且八镇中有三镇来自畿内。（见图22）这种情态，用胡三省的话概括，就是“近畿”八镇，而用《百官志》的话来说，就是“内外”八镇。
图22 唐末的神策军近畿八镇
至于这份名单所反映的时代，虽然我们同样无法确知，但它应该是反映了《续通典》时代后的情况。我甚而推测，这可能是一份反映帝国灭亡前夕的神策军镇空间布局资料。因为在僖、昭二朝的史料中，我们多次看到神策“八镇”的提及。比如广明元年（880）十一月，黄巢军队将及长安时，
（僖宗以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101]
（中和二年三月，）以右神策将军齐克俭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兼博野、奉天节度使。[102]
到昭宗即位后，史料亦有“畿内有八镇兵，隶左右军”[103]之说。并且，在为数不多的有关唐末神策军镇的零散资料中，我们就发现有胡注名单中所提及的长武、郃阳、良原、奉天四镇的名字。[104]我相信，神策军的这种空间结构的变化，正是关中地缘构造在德、宪时代后发生重要转变的一个标志。这个重要转变就是，关中的强力藩镇与异族势力现在已经不再构成对帝国心脏的威胁。而当昔日的这些威胁性力量终于得因唐廷的努力或自身的衰颓告别关中的历史舞台时，它也意味着，神策军制约边镇与打击外族的功用现在也可以得到舒缓了。
不过，这并不表示神策军在晚唐的政治功用也随着前两者的没落而一并湮灭无闻。我们都知道，身任两军中尉的宦官因掌握神策军之兵柄，对帝国后期君主的废立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宦官把持神策军的控制权成为人们对晚唐神策军最为诟病也是最记忆深刻的地方。然而，晚唐神策军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出在这里，因为宫廷政局无论多么跌宕不稳，却终究无碍，甚至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唐祚的延续。[105]而神策军性质的改变，才是这支原本被期望培养成帝国倚靠的军事力量最终走向湮灭的根本原因。
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神策军的数量自德宗贞元以后便呈现出逐渐膨胀的趋势，德宗末年达到十五万，宪宗时代当不低于这个数字，而到武宗时可能已达到二十万左右。[106]不过这其中，畿外、畿内、在城神策人数之间的比例如何，我们无法得到明确答案。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就是三者的数量在贞元时代后都应该有明显的增加。畿外神策的扩展从上文对《续通典》军镇的分析中已可看出，它们也成为畿外神策数量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这里，我则要指出畿外神策数量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遥隶”神策的大规模发展。
所谓遥隶神策，指本非禁旅的边上诸军为获取禀赐厚于边军的神策军待遇，往往诡辞请托，要求遥隶神策军，其实是“不离旧所，唯改虚名”[107]而已。边军遥隶神策的情形出现在贞元时代，并在此后继续发展。新书《兵志》和《资治通鉴》都认为，贞元中后期神策军总人数能飙涨至十五万，主要就是拜遥隶所赐。[108]边军因遥隶神策而内统于宦官，无疑增强了唐廷对边军的控制，故为唐廷所乐见。但其所导致的政府财匮、边地力分、号令不一而难求有效打击吐蕃的弊病，也已由学者指出。[109]不过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这种遥隶神策能否真正听命于唐室，或者说，唐廷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就真能控制它们吗？
在这里，我们有一份由文宗时代鄜坊观察支使卢谏卿为鄜坊属州、延州刺史李良仅所作的墓志铭。[110]墓主先人是西蕃酋豪，有可能是沙陀。[111]代宗时，墓主之父李如暹率蕃部千余帐归顺唐朝，并在贞元年间被授予延州刺史、兼安塞军等使。[112]在李如暹于元和二年临终前，其奏授其子李良仅充“左神策军行营先锋兵马使、延州安塞军蕃落等副使”。元和六年（811），李良仅被正式任命为延州刺史，并继承了其父的一切军政权力。李良仅担任延州刺史长达十八年，于大和二年（828）薨于本州。[113]墓志署其长子李拱职为“左神策安塞军押衙、兼衙前副兵马使”，嫡长子李据职为“左神策安塞军押衙、兼押诸蕃府部落兵马使”。显然，李氏作为延州当地一支重要军政势力的情形将依旧延续下去。从墓志的记载看，延州至晚在元和初期就已经遥隶左神策了。但其控制权实际上一直掌握在李氏家族手里。很难想象唐廷能对延州的蕃部军队实施随心所欲的调动。所以说，唐廷给予延州左神策行营的名号，或许正是因其洞晓鄜坊观察使实际上无法控制蕃部集聚的延州，因此反不如将延州由鄜坊直隶神策，至少可以通过“神策行营”的名号来笼络和制约以李氏为首的延州蕃部。至于说延州由此就成为唐廷的嫡系军队，则显然是无稽之谈。
其实，这种自德、宪时代发展而来的边军遥隶神策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唐末。[114]而无疑，它的存在肯定为神策军人数的膨胀注入了不少水分。并且，这种本质上为边兵的神策军除了消耗帝国的财税外，也无法提供给帝国，尤其是当帝国陷入危机时真正嫡系军队所应有的那种有效帮助。其实正如有些学者所怀疑的，如果将神策军分为两大类的话，那么京城驻军和近畿诸镇作为神策军的主体部分始终由宦官统领，但包括遥隶在内的边上神策行营[115]实际上是以关中藩镇军队构成的神策外围组织，它的统辖权是否一直由宦官掌控看来是不稳定的。[116]这也正是为什么《新唐书·百官志》中只说左右神策军是“掌卫兵及内外八镇兵”而没有涉及遥隶等情况的原因。
和遥隶的情况不同，唐末史料中的神策近畿八镇，以及在城神策无疑都受唐廷的直接控制。至于它们的数量，毫无疑问当远高于当时各边镇的平均人数。若以黄巢攻入长安时的情形来看，这两部分神策军的总和可能不下七万[117]，所以依旧是关中地区的军事中坚。我们当然可以说，凭借拥有这样一支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嫡系军队，唐廷可以坐稳它在关中的位置，甚至可以依靠神策军对帝国的其他地区造成影响。我们已经在德宗初年的战争中看到过神策军至为重要的表现，而其时的神策军人数总共也只有两三万左右。到了神策军规模大增的宪宗时代，无论征蜀、征淮西，还是讨伐成德，我们也都可以看到神策军的身影，只是它们在这些战争中的作用依次递减了而已。[118]而到了帝国晚期，神策军的作用可能更多地只限于关中的空间范畴。[119]不过得益于关中政治情势在宪宗以后的好转，神策军在控遏边镇和防范异族方面不用像过去那样奔忙似乎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而，这种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好光景，终于在广明元年底黄巢军队进攻长安时，以神策军的一溃千里而彻底粉碎了。神策军的崩溃来得很突然，但并非没有预兆。连向来被史家指责为年少无知的僖宗，在听说观军容使田令孜欲请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把守潼关时，都曾相当清醒地表示：“侍卫将士，不习征战，恐未足用。”[120]关于这种“侍卫将士，不习征战”的原委，《册府元龟》给出了很好的解释：
初，田令孜之起神策军也，众号七万，皆长安豪民以货赂求隶六军，不能负矛戟甲铠之重，乃祈于官执事者，厚以直（值）佣两市之负贩者，以备其行，其实不过三万人，但饰其旌旄钲鼓而已，及守潼关，贼已他道而入，一时狼狈回至辇下。[121]
《资治通鉴》的记载则更为形象生动：
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禀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