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育新（三峡大学）

该告别了。

从五月到九月，我见证了恩师的离世、学人的追忆、同行的评述，然而我总不想写些文学，就一直拖着。似乎客观上我也很忙，博士后出站、父亲住院、小孩儿出生、伯母和舅父相继离世……步入中年所肩受的繁杂与赘重，让我无法与恩师倾心相谈。实际上我也是有意识地把自己埋在一桩桩事务中，“享受”担子的沉重和麻木，时间似乎流逝，似乎虚空。恩师在世之时，我也很少给恩师打电话问候，一直在有意识地躲避着什么，今恩师已去，我依然在躲避……

躲避虚无袭来的创痛。

现在写作的时点也许是崩溃的时点。

一

我最早知道先生的名字，大概是在1993年。我在山西长治的地摊上偶然买到了《文化与文艺》，正文的具体内容我是看不懂的，倒是先生最后纪念薛绥之先生的文章打动了我。先生感恩薛师“拯救了一个堕落的灵魂”，唤醒了自己“人”的意识、尊严、温暖，遗憾薛师临终时自己没有机会亲致问唁，这种给人绵长悠远之痛觉的文字，与先生在学术论文中的自信雄辩风格不同，在当时却感染着一个17岁少年的心。

历经辗转，而立之年，我终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从思想上开始慢慢地了解先生。虽然当时先生已到汕头大学入职，但先生之名屡被提及。记得课堂上刘勇老师高度评价先生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邹红老师拿先生研究《日出》的论文作为范本进行教学，钱振刚老师提到先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李怡老师经常提到20世纪80年代阅读先生博士论文时被思想照亮的“眩晕”，黄开发老师在论述周作人的思想时屡屡提及先生对于思想家的定义，杨联芬老师论及自身学术转向时先生直率而恳切的建议，我的硕士生导师沈庆利先生更是经常教育我们多读先生的书，深刻理解先生“以鲁迅的视角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路，而同学之间也常常谈及先生的学术与为人。

硕士三年，我见先生数次，主要在答辩场合，如周佩瑶师姐、张莉师姐、姜彩燕师姐、刘殿祥师兄的博士论文答辩会。我在会上听到钱理群先生充满**地论述学衡派作为新文化内部反对派的意义，听到杨联芬老师与张师姐就女性文学展开的深入细致的探讨，听到刘勇老师对姜师姐论文精当的点评，听到王得后老师对刘师兄论文的诚恳建议等。作为主人的先生是很少讲话的，他更多的是在写材料、聊天。先生面前是一定要有一次性水杯的（一般是刘殿祥师兄亲自准备），不是用来喝茶，而是当烟灰缸用，烟雾袅袅中，答辩就有了神仙会的意思了。每次结束的标志，就是先生夹着烟，微笑着点一下蔡秋彦师姐，“报饭”。有时先生也会被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堵”在走廊上，探讨人生之意义，先生耐心地听、细细地讲，毫无敷衍塞责之意，偶尔回头向等着他的众同人、弟子歉意一笑。

三年期间我聆听过先生的一次讲演。那次先生明显喝酒了，酒后的先生显示出他峻急和严厉的一面。谈到《孔乙己》时，先生张着手说，咸亨酒店里面有三个世界：柜台外面是一个乡下人的世界，劳作是他们的命运；酒店里面是上等人的世界，权势是他们的特征；柜台后面是商人的世界，经济是他们的烦忧。孔乙己在哪里？先生问着我们，在哪里？孔乙己站在柜台旁边，他与这个世界全不相关，他拥有的知识就是“茴字有四种写法”，这种自娱的知识同样与这三界毫不相关，孔乙己和他的文化，已经沦为这个世界的“多余者”，带着他可爱的面庞。然而孔乙己也有着启蒙的焦虑，他热切地向“我”传授茴字的写法，他去丁举人家偷书，被打之后他仍然激辩“窃书不是偷书”，因为文化与知识本应该是共享的，孔乙己是个失败的可笑的启蒙者。这种文化远离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就抛弃了这种文化。

我听得头皮一阵发麻，并感到强烈的孤独和茫然。这是一个无爱的互相隔绝的世界，人与人、群与群之间，除了专制与服从、压榨与劳苦，就是欣欣然的围观，于哄笑中点燃虚无。先生不是对《孔乙己》做学究的考察，而是做批判式的抒情，这孤独，这悲观，不仅仅是鲁迅的，更是先生的。文学的意义可能就是试图照明并突破这种隔膜吧。

研三那年，我决定报考先生的博士生，后被幸运录取，从此成为先生的弟子。

二

读博期间，我对先生的为人为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感到把握先生思想的巨大难度。我认为最好懂同时也最感染人的是先生的散文创作，先生悼念李何林先生、王瑶先生、单演义先生、杨占升先生的文章是了解先生性情的最佳入门；另外，先生的《呓语集》《说说我自己——王富仁学术随笔自选集》《蝉声与牛声》诸多自剖之词，清醒深入。先生的序跋颇有鲁迅先生“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的自由大气，跳脱了嘉勉后学的传统格套，或纵深掘进，或横向拓展，或超拔氤氲，在未必拘牵学术形式的阐述中传达着远超学术的深刻意蕴，若深入探究所序跋著作与先生序跋之间的学术“互文”，将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题目。先生对于作品文本的分析与批评，其绵密细腻、抉隐发微，一直为学界所叹赏，先生去世后老友赵园先生在追思会上更慨叹未尽其才。

然而在先生的著作中，用力最勤、体量最大的可能是思想型的论著，这部分也许多少有些争议。新时期以来学术资源的日益繁荣，学术研究的日益规范精细，义理、考据、辞章的日益讲究，先生论述范式与当下的某种扞格，论著中的些微“硬伤”，或许影响着先生思想的精义（但有时我想，这何尝不是进入先生真正思想的通道呢？）。先生晚年大力提倡的“新国学”，溢出了我的认知能力范围，无法置评。

先生进行学术指导的方式，是王门弟子皆知的“烟熏火燎”。一间小小的茶室，七八个人围坐，先生手夹香烟，纵横捭阖，中间几声或长或短的咳嗽，起着众弟子向先生轮番提问的起承转合功能，室内祥云翻滚，火机明灭，烟蒂横陈，师姐们轮流外出换气，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吃饭一般在北京师范大学东门附近的“九头鸟”饭庄，饭菜是极尽丰盛的（记得有一次先生一定要每人来一碗价值不菲的鱼翅羹），大家吃着，喝着，笑着，闹着，不知不觉间，先生的烟又点起来了，又一轮的“烟熏火燎”开始了，直到餐馆打烊，我们才出来，送先生到出租车上后，我们各自回家。

这样的时光并没持续多久，先生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抽烟的咳嗽声也越来越长，我和罗曼莉的开题，先生因病缺席，谢保杰师兄的博士论文答辩先生也因病缺席了，若非病重，先生断不至此。先生的病，成为我们心头的隐忧，我更愧疚的是，未曾到汕头大学拜谒问候，汕头大学的同门，在照料先生健康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使我感激且羞愧。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我与先生多次通过电话进行交流，先生细细给予点拨，然我冥顽，未能深刻领会，同时又极端相信自己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想法，论文写得极其粗糙，现在想来真是愧对先生。

好消息来了！李金龙师兄告诉我们，入春以后王老师的身体好多了，不咳嗽了，血压也稳定了，王老师决定来北京参加于慈江、孙佰玲和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我们普大喜奔，口口相传，一时间众多弟子从各方集聚京城看望先生。答辩那天上午，已经有几位师兄、师姐直接到现代文学教研室见先生，姜彩燕师姐甚至忙开了会务，具体答辩过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甚至觉得先生来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论文答辩的意义。那天晚上，还是在“九头鸟”饭庄，我们给先生简单隆重地举办了生日宴会，在此我也见到了众多慕名已久的师兄、师姐。大家叽叽喳喳、欢欣雀跃，记不清喝了多少酒，拍了多少照片，只是一直记得先生在笑着，似乎先生还戴着生日蛋糕附赠的“皇冠”，然而先生不抽烟了……

三

博士毕业后我到湖北三峡大学入职，开始了职业研究的生涯。我与先生的学术交流便没有博士期间那样密切了，一方面先生身体情况不太稳定，不敢烦扰先生；另一方面我个人也忙于日常事务，不像博士期间那样清闲专一。不过随着专业浸**越深，我越来越喜欢先生的论著，越来越能感受到先生的“好”，这当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周边同事、朋友莫不如此。

在一次完成舒芜的论文后，我突然有种向先生请教的强烈冲动。我个人认为舒芜的各种“转向”背后，一直有着不变的思想逻辑，这逻辑来自其青少年时期梁启超先生的学术观点的影响，墨子、柏格森、戴震等人的思想经由启超先生的阐释路径进入舒芜的思想脉络，形成了舒芜独特的“主观论”。我被这种思想折磨着，有欣喜更有困惑，我给先生去电，很详细地阐述了我的观点。先生冷静地听完，并没有给予太多的评价，而是谈起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行，有如麒麟与马脚，若只从文本分析，被焕彩的麒麟皮所吸引、所悦服，而没有注意到行为本身的马脚，甚至觉得马脚裹上麒麟皮，获得了一种所谓的理论的一贯性，也成为麒麟了，只能说这种研究是失败的。舒芜现象非常复杂，既有具体政治、社会情境的因素，又有个体欲求的因素，所谓的思想逻辑或学术逻辑，实际上遮蔽了而不是显明了复杂的历史现实，这是要警惕的。这是我与先生在学术问题上真正的近距离交流，我并没有单纯否定我对舒芜的研究论点，而是用先生的视角来反思舒芜先生思想与行动之间的罅隙甚至歧异，深化舒芜现象的复杂性。先生对我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提醒，先生关于知识与美德、思想和存在的复杂关系的阐述，更是我今后学术研究的宝贵财富。

2016年8月，谢保杰师兄突然来电，婉言先生病了，希望我方便时来京，听后我吃了一惊。先生身体不太好我知道，但差到这种程度却是我想不到的，当时我正在新房装修，一时走不开，我想先生在北京应该会待一段时间，似可不急。接师兄电话后10天，我来到北京，给谢师兄发短信，相约探望先生，谢师兄告知先生已离京返回汕头大学。我给先生打了电话，先生却宽慰起我来，说人总有那么一天，我强忍着，跟先生说毕业后各方面均好，项目、论文、专著均有所进展，先生很高兴，这种高兴是我以前很少见的。九月底借北京开会之机，我和孟庆澍师兄一起来到了301医院，这次终于见到了先生。

先生老了！跃入眼帘的是刺目的光头（大概是化疗的副作用），消瘦的、疲惫的、长着老人斑的脸，同样消瘦的、同样疲惫的、同样长着老人斑的四肢，病服似乎也不太整洁，被病痛折磨、销蚀的、羸弱的，甚至有一点儿不太体面的身体就这样呈现在我眼前，这是我尊敬、想念、担忧的先生！闭目养神的先生看见我们进来，连忙叫肇磊兄拿凳子，我们挨着床沿，拉着先生的手。谈话毫无疑义地直奔学术，先生评论山东人与河南人，山东文学与河南文学，谈及人性之丑恶处，先生越来越激烈，我们静静地听着，静静地，一如以往。孟师兄担心先生身体，中间几次试图结束谈话，但最后还是静静地聆听，直到肇磊兄进来谈论治疗事宜，我们才赶紧与先生话别。走出病室，我知道先生热切的眼神在后面，但我没有回头，我不能回头。

四

先生的病情变化成了我们微信群聊的主要话题，但后来先生的健康有所好转，好消息不断传来，我才开始慢慢释然，并觉得先生像以往那样，与死神相遇后总能安然回返讲台。2017年春节前后，从群里看到师友探望先生，谈笑宴宴，心里很宽慰，然而不久之后看到肇磊兄说先生有点儿感冒，于是又开始担心起来。本来三四月份想去探视，后又因故作罢。

5月2日晚上，我在看本科生毕业论文，**手机微信不断，实在不堪其扰，拿过一看，傻了，先生走了！先生走了！走了！

一夜无眠。

现在想想，先生往生，让我明晰自己身上的乡愿气质，所谓的老实、好人缘，只是思想的倦怠、生命意志的灰白、是非面前的胆怯，总而言之，难见真的人。所谓学术研究，何尝不是我自我掩饰、自我炫耀的麒麟皮？

现在的我仍然是一个乡愿，但我知道那一天将会到来，我在苦熬中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