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国华（天津师范大学）

200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前景和学术生长的精彩见解。当时，我的硕士研究生学习已进入最后一年，正在准备撰写毕业论文，因此几乎是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寻找这次研讨会的相关信息，并希望能够给自己的论文选题和写作带来更多的启发和灵感。终于我在次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看到了会议综述。与会的众多前辈学者的思考与论述，尤其是对于具体选题的分析，令人眼前一亮，使我受益良多。其中王富仁先生的思考和表述方式颇有些与众不同，他没有从具体的问题、思路和方法出发，而是强调研究者的生命承担意识。王富仁先生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承担起自己，在以后的文学发展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这是研究者对于学科使命的共同承担；此外还应该强调个人的、自由的、愉快的承担，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愿意承担、需要承担和能够承担的，从而将这种承担作为自己生命的存在形式，从中体味个人的存在价值。[1]由于阅读这篇综述时我正忙于毕业论文写作，关注的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存在哪些学术生长点、研究前景如何这类具体问题，对于王富仁先生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思考缺乏深入的体会，当时只是留下了一点儿陌生而新奇的印象。待2002年年初毕业论文初稿完成后，我才静下心来仔细阅读这段表述，连同先生的《时间·空间·人》《鲁迅和中国文化》等论文，予以整体性的观照和思考。必须承认，当时我集中阅读王富仁先生的著述，主要还是为了考博，有明显的功利心。但对于我这样自读研以来一直关注并恪守学术规范、偏重史料搜集和阐释这样的“技术至上主义者”而言，先生对于现代文学及其研究者生命承担的强调，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仿佛在我眼前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也促使我在注重现代文学研究之“器”，即形而下层面之外，也开始思考学术之“道”，即形而上的价值，以及研究者的生命参与及其在研究过程中与研究对象的生命互动。

同年5月，我有幸通过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入学资格考试，终于投入王富仁先生门下。而博士一年级开学不久，先生即奉调赴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任教，只在临行前与诸位新入门的弟子把酒论学，并赠送给每个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和新版《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两本书。前者包括先生的几篇长文，之前在备考期间曾一一拜读过，后者则是先生的博士论文的再版本，我在读本科期间选修王国绶先生的《鲁迅研究》课，即作为重要参考书认真阅读，对前言中“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的说法印象颇深。读博的第一个学期，由于王富仁先生不在北京，我自主选课，读书也全无计划，只是定期将散乱的阅读心得通过电话向先生汇报。由于生性内向敏感，每一次在电话里都紧张万分，难免支支吾吾，甚至不知所云，但先生每一次都耐心地听我讲完，然后给予及时而有效的指导，有时一聊就是大半个钟头，所谈较少涉及学术规范、技术细节或具体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更多的是高屋建瓴地从宏观层面拓展我的思路，这对我这样精细有余而大气不足的弟子而言，无疑是十分对症的。而且几乎每一次通电话，先生都会谈道：“你应该多想想选择一个题目或者读一本书，不要只限于知识的积累，还要想到这对于你生命的价值何在？”后来和同门交流，发现先生几乎对每一名弟子都有过类似的叮嘱。对于弟子的长处和不足，王富仁先生是了解的，也经常有的放矢地加以引导、甚至纠正。但通过学术研究发现自我、认识生命，则是先生对弟子共同的要求与期望。

博士一年级的寒假，我觉得必须对学位论文有一个大致的规划了，便于春节后不久回到学校，和王富仁先生约定了见面时间，终于在回北京第二天的午后，和先生在当时设在科技楼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商讨博士论文选题规划。先生问我是否已经有了选题的大致思路，我提出了关于“学者鲁迅”研究的几点设想，并向先生请教对于《中国小说史略》进行专书研究的价值与可能性。由于相关选题涉及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大大超越了我的知识结构，心下不免惶恐——一个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贸然越界到古代文学领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弄不好会使研究变得不伦不类。没想到我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先生的肯定。先生说，鲁迅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他的小说史和文学史研究，值得进行全面的总结，也到了进行全面总结的历史阶段。随即，先生向我详细介绍了他对于“学者鲁迅”研究的看法，并建议我将研究视角集中在《中国小说史略》的专书研究上。先生还特别强调，研究“学者鲁迅”不要简单地把学者与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身份分隔开来，或将学者与思想家、文学家简单并列，那样只会割裂鲁迅的世界，而应该把学者置于鲁迅的整体生命之中，这是选题成败的关键。先生还希望我通过这样一个题目，不仅看到鲁迅的学术眼光之所及，也要关注其所不及，这对于鲁迅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拓展都会有所助益。最后，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我，选择一个题目，就是在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选择了一种生命的承担对象与承担方式，其价值不在于完成了一篇论文或者得到博士学位，而在于今后将以怎样的方式面对学术、面对世界、面对生命。他之所以同意我的选题设想，是因为选择这样的题目，符合我的个性气质，有助于促使我将这一研究内化于生命之中，借此实现生命的价值。先生的看法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原来他对每一个弟子的志趣、能力与状态都有着相当准确的把握，也因此对每个人有着不同的学术预期。王富仁先生曾自嘲带博士采取“放羊”的办法，很少规定论文题目或必读书，而是任由学生自己选择（尽管有时也会向学生推荐题目、介绍新书，却把选择权全部交给学生，绝不强求），表面上看似乎如此：先生指导的博士论文不仅选题差别甚大，思路和方法往往也是大相径庭，不了解内情的人很难相信这些论文的作者出自同一位导师的门下。先生注重的是研究者通过论文发现自己、认识生命，希望能够激发每一名弟子的长处与潜能。他指导论文，不滞著于技术，而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灵魂对话与生命交汇，从而使每一篇论文、每一项研究都能够成为对于研究对象之生命的激活与延展和对于研究者之生命的历练与充实。这次关于选题的交流持续了大约三小时，我把它看作自己博士论文的第一次开题，尽管参与者只有我们师生两人。此后，我一直相信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的同时，研究对象也在选择它的作者。后来我在高校任教、指导各类论文时也一直在向我的学生灌输这一理念。

论文选题确定后，我很快度过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开始进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阶段，每日沉浸于对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之中，一方面爬梳有关“学者鲁迅”和中国小说史的汗牛充栋的史料；另一方面则力图通过对于鲁迅与前辈学人之关系的详细考察，梳理“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的学术谱系。虽说这都是论文撰写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一旦深陷其中，不免迷茫，有时甚至陷入绝望。这时候，王富仁先生及时的引导、甚至是当头棒喝，每每“拯救”我于困境与绝望之中。在2003年春的一次长谈中，先生对于我面对史料和谱系的困惑与疑问做出了如下解答：首先，研究者不应该从史料中发现思想，没有思想找不到史料。其次，文化不能直接生成文化，一个作家不能直接生成一个作家，只能在一个作家成长过程中参与生成，在其知识结构中起到化合作用；作家对既往文化的阐释与言说是从其知识结构出发的，这是一个基本前提。最后，以鲁迅为代表的小说史研究，具有现代学术意义而非传统学问意义，鲁迅可能采取传统学术的言说方式和治学门径，但根本不同的是他从事的是现代学术研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学问。而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也时时告诫自己不要失去作为现代人的思想立场和言说方式，既保持与“学者鲁迅”这样的研究对象的契合度，又不忽视作为研究者的个体生命意识与价值承担。就这样，王富仁先生金针渡劫，引导我走出了论文写作的第一个瓶颈期，在完成史料工作后，我较为顺利地进入了初稿的撰写阶段。由鲁迅到王富仁，由王富仁到我，由鲁迅到我，使我在学术研究中能够时时感受到一束思想的火把在黑暗中的传递，一股生命的暖流在灵魂中的流淌。于我而言，正如王富仁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上之所言，这是“个人的、自由的、愉快的承担，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愿意承担、需要承担和能够承担的，从而将这种承担作为自己生命的存在形式，从中体味个人的存在价值”。这一理念，或曰信念，是王富仁先生留给我们这些及门弟子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也是我现在和将来从事研究的精神支点。尽管博士毕业十余年来，我于俗世中蹉跎，在研究领域少有建树，但先生的精神指引，一直在我思想与学术的“灯火阑珊处”闪耀着生命的微光。

王富仁先生曾经在和我的一次闲谈中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比喻成一艘在冰海上艰难行进的破冰船，努力打**前的坚冰，开拓出一条前进的道路，但不久身后的海面又被重新凝结的坚冰所堵塞。当时觉得先生的比喻既深刻，似乎又有些悲观。十几年过去了，先生已辞世，以他为代表的那一代召唤我走上学术道路、令我终生景仰的学人，在身体上也渐渐老去。在某些人看来，他们开启的一个时代即将终结。但在我心中，这个时代不会消失，也不会被遗忘，反而会永远保持着生命的鲜活。因为，它代表着人类对于思想之力量、生命之尊严的最高理想。于我而言，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像是在走一条泥泞漆黑的夜路，天空中闪烁着的点点繁星，就是鲁迅、胡适、沈从文、钱锺书等大师巨子，他们的存在召唤着夜行人心中的理想和希望。而王富仁先生这样的学者，则是在大地上燃烧着的粒粒微火，以生命之光照亮夜行人脚下的路，给予我们的既有光明的指引，也有生命的温度。

[1] 参见王嘉良、范越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