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澍（河南大学）

一

对于我，回忆是逐渐风化、剥蚀，乃至化为尘土的。极力打捞挽留，也仍然一天淡似一天。先生已经远行，如不写下这些文字，我恐终有失忆的一刻，如一片落叶忘却了它曾依靠的大树，一粒陨石忘却了与它擦肩而过的星座。

二

2001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先生门下读书，同一届的还有高兄和李兄，其中我和老高的求学经历多少都有点儿曲折。我是1999年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当时的单位有个规定，硕士生入校工作满三年之后才能考博，但我不知道当时是出于什么念头，在工作第二年就报名并且很幸运地考上了。王老师的大名，当然我是知道的，但他的书，我读过的不多，而且我所工作的单位和他好像也没什么学术交集，印象里也不曾请他来参加过答辩或讲座。因此王老师与我，是完全陌生的两个人——我知道他，但不认识他；他不知道我，当然更不认识我。所以赴京考试，完全是抱着尝试的心理，并且是演习性质，目的是预备下一年正式来考。但既然来考，总还是心怀侥幸。我还记得到了北京，电话联系上王老师，说想去他家拜见，这是公然而拙劣的套瓷，结果他很客气地说，明天就面试了，不用专门跑一趟。我本来就脸皮薄，这下正好，如获赦免，但内心觉得考上的希望更渺茫了。笔试与面试的题目几乎都忘记，只记得面试是在一间大屋子里，考生二三十人，李怡是面试老师之一，梁鸿是记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他始终是笑眯眯的，话也并不多。似乎因为他的和气，我也不怎么紧张，加之毕竟当了两年教师，有点儿讲课经验，胡扯一通，便打道回府了。

麻烦在结果出来之后而来。考试回来，自己估摸着肯定没什么希望，所以过了很久才打电话给王老师，同时询问成绩。没想到他在电话里说考得不错，基本上被录取了，这真是意外之喜，但烦恼也随之而来：怎么说服单位放我这个“犯规”的职工去读书呢？工作不满三年不能去考博，这个规定是不是符合劳动法我不知道，但学校有规定，自然有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虽然此前和此后都不断地有“犯规者”出现，而且也都达成了妥协，但目前在我这里，它还是生效的，是不得不解决的。单位不同意，就不能去上学，这个机会也就浪费了，第二年再考，那就很难说了，我是毫无再战成功的自信的。所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求得单位领导和人事部门的谅解，法外开恩，允许我这个违反规定的人去念书。当时我如何与领导们“沟通”——这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哀求——如何到处央人说情，如何担惊受怕，今天已经记不清，但那种苦苦乞求的感觉至今挥之不去，是多少年都没办法遗忘的。

所幸当时的单位领导心地宽厚，最终还是放了我一马。于是当年九月，我便背着行李来到北京，成为王老师门下的一名学生。那一届的博士生运气着实不好，因为学校住宿紧张，便将我们安排在了北航附近的大运村，那离学校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勤快的，买辆自行车每天骑到学校去看书；懒散的，就窝在宿舍里做寓公。但因为远离校园，整体氛围上不像是来念博士，更像是放长假，除了上公修课，平时根本没人管，想做什么都可以。于是我和那位高师兄就在惊魂未定、迷茫莫名的心情中，开始了读博生活。

说起来，我们师兄弟二人和王老师的气质并不相合。王老师虽然也是起自草野，朴实如老农，但从来都是有内在的强健的自信和自尊的，性格中有一种引而不发的刚烈。我们两个，一则由于入学不易，受了些委屈，更多是由于性格懦弱，膝盖也是软的，脊背也是弯的，胆子也是小的，用今天的话来讲，一副很“衰”的模样。我猜想，在众多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考生中，王老师录取我们这两个毫不起眼、郁郁寡言的学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是命运要借他之手搭救我们一把。

果然，在入学之后的一次聊天中，他就宣布，“我只负责把你们录进来，录进来之后我就不管了”。他说这话时，仍是抽着烟笑眯眯的，但意思已经很明白，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老师可以拉你一把，但此后的路便要你自己走了。

三

王老师自己说，他带博士，是放羊的带法。这是真的。在我入学的第二年，他就到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去教书了，再过一年就正式离开北京师范大学，去汕头大学。我们这几只羊，就在北京师范大学茫然吃草，那个牧羊人，一年也见不到几次。我记得，头几次见面，王老师甚至连我的名字也记不住，总是将中间的那个“庆”字漏掉。但是我理解他，他两边都要跑，带着那么多学生，要处理那么多事情，他实在没办法像以前的师父那样手把手地教徒弟。不过，他也有自己的方法。他回到望京的家后，一定会召唤我们一众弟子去聊天。人很多，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深入的交谈，很多时候是他一个人在讲，我们大家在听，至于听懂没有，理解到哪一步，那就是自己的事了。这就是他上课的方法。他曾经说：“好的学生不用教，差的学生教也教不出来。”这话好像有点儿像甩手掌柜，有点儿放任自流的意思，但当我做了多年教师，也带了十几届研究生之后，才体会到这确实是甘苦自知的大实话——能不能成为出色的研究者，关键是看自己，而不是在老师。老师再如何努力，都是外因，决定事物根本性质的还是内因。因此，王老师对于学生，一方面是言无不尽、普降甘霖，期待懵懂者自己领悟；另一方面他也在观察、分析，发现学生的优点和缺点，在必要的时候点醒学生，或者猛击一掌，使学生认识自己、反省自己，并成为更好的自己，通过自我教育摆脱对老师的依赖，从而实现“好的学生不用教”。但能不能达到目的，是要看运气的。从这一点看，师生之间确实是需要一些缘分的。

必须承认，我对于理解王老师的思想是颇为迟钝的。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因为自己并没有什么积累，又不想继续炒硕士论文的冷饭，思来想去，还是沿着河大的老路子继续做思潮研究，而那时的“好题目”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自然主义等都已经被一一瓜分，只好挖空心思，找了一个“无政府主义与现代文学”的冷门，准备捣鼓一番，写个十几万字交差了事。去和老师谈选题的时候，我心里很是惴惴不安，因为自己根本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如果说有唯一的理由，那就是貌似没人写过（悲摧的是，这个看起来已经够冷僻的题目还是和人“撞车”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年包括我在内全国有三个人选了“无政府主义与现代文学”写博士论文），而这其实是根本不能成为理由的。因为没人写，也可能是因为根本不值得写。没想到，王老师当时就同意了这个选题，而且围绕这个问题谈了许多他的想法，但遗憾的是，那些想法我都没能理解、也没有记住，因为那时我对中国历史、政治和社会的理解，是远远不能和王老师相提并论的，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我那幼稚的思维水平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因此我没能理解他的观点，也是很正常的，我当时带回了我的唯一收获：王老师通过了我的选题，而且认为很有意义。

无知者无畏。尽管没能领会老师的指点，我还是按照自己那点儿肤浅的认识，凭着那样寒碜的能力，仓促上马了。今天来看，这个通过了答辩并且出版了的博士论文，问题之多，令我汗颜。2004年3月份，我写完了前面四章，觉得字数也够了，而且鲁迅这一章又很难写，当时看过一些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有一章甚至两章存目，好像也都通过了，便有坏样学坏样，将鲁迅这一章列为“存目”，把只有四章的论文打印稿寄给了王老师，然后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开始修整了。没想到快到5月份时，王老师一个电话过来，先说前面写得还可以，然后就要求一定要将鲁迅这一章写完，而且语气是不容分说的严厉！这对当时已经优哉游哉、准备答辩的我，无异于兜头一盆冰水，因为离提交论文的最后期限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收拾心情，重新坐在电脑前，进入论文写作状态。但是时间紧任务重，巨大的压力让我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种高度焦虑、濒临崩溃的状态，每天疯狂地阅读资料、敲打键盘，紧张到牙齿打战的地步。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暗无天日的日子，我终于勉强写出了最后一章。当然，可以想象出行文的匆忙和思虑的浮乱，以及着急就章的狼狈与不堪。但是，即便这样一个半成品，没有老师的当头棒喝，我也是拿不出来的。

就这样跌跌撞撞、有惊无险地毕业了。在临别的聚会上，王老师说，“你是可以搞一点儿学问的，但最大的毛病就是懒。”这是他的观察所得，而且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懒，造成了我的论文的永久遗憾，我带着这永久的遗憾毕业了。因为羞愧，王老师的话永远烙在了我的记忆中。后来，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王老师的话狠狠地给了我一脚，使我振作起精神，渡过了难关。如今，这个踢我屁股的人已经不在，而我懒散依然。人生的幸运，在于有“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的严师，而人生的悲哀，则在于明知道自己的毛病而不能改。造化弄人，其此之谓乎？

四

回到单位之后，我从学生又变回到教师，开始了正式工作，和王老师的联系就很少了。有时候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到后来电话也不是那么频繁。刚毕业的时候，还寄过开封的土特产和其他一些点心，后来觉得这些土特产实在是“土”，有点儿寒碜，而且并不见得好吃，就没有再寄过这些东西。由于自己很少走动，加上诸事缠身，以至于从2004年毕业，我竟然有十一年没有再见过王老师。

再见到他，就是在听说他生病住进301医院之后，那时我已经跑到北京，很想去看他，但这种场合我又不知该怎么说话，所以只好约了同事也是师姐的孙晓娅一起去，此后又去了几次，留下了两则日记，分别是2016年夏初第一次去探望，以及2017年3月最后一次去探视的情形，抄录于下：

7月25日，也就是知道王老师得病之后，过了十几天，我才联系了孙晓娅一同前去看望他，因为中间经过检查，他曾回汕头一次。我不知道合适的探视时间，所以拖了几天。王老师已被确诊是肺癌，但去年并没有发现，因为肺炎住院的时候，也没有检查出来，也许是新长出来的。他住在301医院内科大楼15层呼吸科三病区11床。我们是下午3点集合的，买了一束花，牛奶、酸奶、蜂王浆、水果若干。王老师住的是多人病房，有5张病床，他住在靠里的一张。我们去的时候，他坐在小椅子上，就着床头柜在看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王老师精神状态很好，只是头发有些稀疏，他清楚自己的病情，但并不恐惧，很坦然、达观，似乎早就想清楚了生死问题。他吃饭也很好。我们安慰的话，都宣告作废，原封带回。交谈一个多小时，担心他有些累，我们便告辞。遗憾的是我没有带录音笔。

希望老师能坚持多一些，再多一些时候。

今天是2017年3月25日，我到301医院看望王老师。这应该是我第四次去医院看老师，前三次分别是和孙晓娅、张莉、孔育新一起去的。这次是和宫立一起去的。宫立上午去望京看师母，然后坐地铁到301会合。我在门口水果店买了两个西瓜、4枚大杧果。老师仍住内科大楼，进门时正在输液，头发很少，几乎光头，有一女看护在，似乎是雇来的保姆。老师说话声音不如以前有力，精神也不如前次旺盛，但说话的欲望仍很强。据说他胃口不太好，现在已经是第五次化疗，前四次恢复都快，这一次恢复很慢，不想吃东西。我们坐了十几分钟，一个学生来看，说是汕头大学的硕士，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现在中山大学工作，但我对这个学生不熟悉。我们又坐了十分钟，恐他太累，告辞。晚饭我和宫立在饺子馆吃的。

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去看他，可以明显感觉到老师的精神在逐渐衰弱，虽然在重病中，他很少谈自己的病情，反而总是和访客谈及他正在写作的文章，谈及他对知识分子、毛泽东、中国革命等问题的思考，谈及他多年未见的某位老学生。（因为身患重疾，高俊林师兄无法前来看望王老师。当我把他的惦念和问候转达给王老师的时候，老师的神情忽然激动起来：“高俊林的命运实在是太不幸了！他如果没得病，就会是你们当中的陈平原！”如今老师已远去，我特将这句话抄录于此，以慰正在与病魔抗争的高师兄。）他谈话的愿望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我的心情总是矛盾的：既无比珍惜他说的每一句话，珍惜听他教诲的每一秒钟，又担心他因谈话过久而过于疲劳，会加重了病情。最后总是理性占据上风，在他谈兴正浓的时候，我不得不硬着心肠打断他，和他告辞，而且怕他多心，从来也不敢录音和合影，现在想起，这个遗憾是今生都无法弥补的。

3月份去看过之后，我内心隐隐有不好的预感，但总想着应该还能支撑一段时间，所以打算五一假期之后再去探望他。没想到5月2日的傍晚，我被微信上的消息打晕了。

2日晚，我从微信上忽然看到王老师去世的消息，但消息还不确切，于是赶忙打电话给孙晓娅，她接电话后让我到南门坐车，她也正要去医院。我赶紧穿衣穿鞋，背上包，跑下楼。我坐车到了中日友好医院，殡仪馆在北门，找了半天才找到。刘勇、钱振纲、李怡夫妇、沈庆利、李炜东等人已在，肇磊不时哭泣，眼睛通红。我哭了一会儿，深感虚无，如同孤儿一般。晓娅合十，口念佛经。随后退出，刘勇和李怡商量后事。随后老师的二儿子到了，据他说早上他上班去的时候，老师似乎好了一些，没想到……刘勇忙着联系八宝山，他和李怡是办事的主力。我只能颓然站着，不知道能做什么。肇磊兄弟给老师换好了衣服，身旁放着帽子，殡仪馆工作人员和我一起将老师抬起，送入冰柜之中，号码16。

老师的躯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我最后一次离他这么近。

五

王老师已经走了五个月了。平日里我依旧碌碌，波澜不惊；但深夜独坐，块然静思，依然可以感觉到他留下的巨大空白。这空白使我延宕至今，方有勇气面对老师在我思想和精神上投下的影子。

老师和我单独相处的时间很少，深入的交往也并不多。我对他的理解，更多地是来自对他著述的阅读。对于老师，我最深的感受有两点：一是独立，二是诚实。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但却是我的真实体会，我愿意在这里再说一说。

王老师是非常强调独立的人。他经常说：“要找到你自己。”我的理解是，这既是要求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更是要求让自己彻底成长起来，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世界的独立个体，而且更进一步，独立地做出选择，独立地承担后果。他既是谦虚朴实、尊重他人的，又是坚持自性、绝不盲从的。他以研究鲁迅成名，但绝不仰视鲁迅，而且认为自己在人格上与鲁迅是平等的：“鲁迅伟大，但他死了；我很平凡，但我活着。他能做的事，当然我是绝对做不了的，但我现在能做的事，尽管平凡，尽管不伟大，他也无法替我做。我承认他的伟大，但我也有我的自尊和自信。我不想成为他，也不能成为他。他做了他的事，我现在做我的事。在这一点上，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1]

我以为，这是真正得到鲁迅精神精髓的。他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是由他的强大主体性所掌控的，他尊重学术界的权威观点，但绝不效仿或者迎合别人，等到他成了学术大家，也从来不以权威自居，不强求别人来附和自己、认同自己的观点。他的学生里，有些人的选题他并不完全认可，但只要言之成理，最后总能得到他的同意。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也允许别人坚持自己的想法。他的独立不是压制性的，而是召唤性和激发性的。他从来不希望别人模仿他、复制他，而是希望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成为不能被取代不能被消灭的“那一个”。

这种对独立的敏感、珍视和坚持，是与王老师的成长背景有关的。他们这一代经历了“**”、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时代刻印的痕迹很深，受总体性理论的影响，有强大的自我与主体精神，有着雄辩和斗争性的一面。当然，作为“**”的对立面和反思者，“**”的唯我正确、唯我深刻的强势学风也被一部分新启蒙思想家继承下来。但20世纪80年代学风的另一面，则是对学术民主和自由的初步的认识和建立，无论声音大小，多元对话的局面至少是初步形成了，不再只有一个能思考的“我”，而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独立思考的“我”。谁也不可能真正钳制对立面的声音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王老师形成了他对个人主体性的认识。他以独立性为基础进行学术研究，从来不考虑是否“前沿”“入流”“创新”，是否会在学术市场受欢迎。他在鲁迅研究中提出鲁迅小说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冲破了陈涌模式的桎梏，虽备受批判责难，但绝不妥协；20世纪90年代转向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以自己的阅读感受为基础重新解读古典名篇，并不畏越界玩票之讥；2000年之后，相继提出“左翼文学研究”和“新国学”研究，也都是他的自身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是他自己独立思考所提出的主张。

对于王老师这一代人而言，独立思想是最重要的，不是思想为学术服务，而是学术为思想服务。比起独立的自我来，学术其实算不了什么。王老师曾说：“研究一个作家，读完作品，任何人的研究成果都不看，自己先写，写到一半，再参考别人的研究，重复的地方就略去或少谈。”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因为这和今天学术规范“先阅读前人研究成果、了解研究现状”的要求是完全不符的，是很不“学院派”的。但我通过自己的实践，发现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避免了别人的研究思路对自己的干扰，尽量保留了自己对作品的原初感受，而后者恰恰是最珍贵的。王老师的文章注释之少，是出了名的。他喜欢讲自己的话，不喜欢借别人之口来发言。他的早期博士论文里的注释就很少，除了引用了一些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外，就是《呐喊》《彷徨》的原文；晚年之后，他则更少引用，经常出现数万言长文而无一注的情况。这在今天以繁注为博学、凭脚注显功力的学界看来，简直是逆潮流而动。

独立是有风险的。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便有可能与众人对立，与时流相悖，成为学院之敌、精英之敌、大众之敌、国民之敌。独立意味着寂寞，意味着不被承认，甚至意味着被孤立。

在学术界，诚实尤其是难得的品质。王老师能独立，就在于他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他没有盲目信从后现代主义理论，没有将新文化运动、启蒙主义、新文学、现代性视为话语建构而统统解构之，而是以巨变中的中国社会为基础，维护、阐发新文化、新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维护、阐发“现代性”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意义。[2]无论处境如何变化，无论身在北京还是汕头，王老师都一直在独立思考，并坦诚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主张也许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赞同和回应，也许还备受误解和争议，但珍贵的是，它是王老师自己思考的结果，而不是言不由衷、见风投机的结果。他的诚实并不是顽固不化、抱残守缺，而是以自己的甘于边缘、甘于寂寞保存了一个思想者的尊严，在越来越以立场区分敌我、彼此视若雠仇的思想界，保留了一种“不站队”“不搞圈子”的可能。因为忠实于自己，王老师逐渐显得特立独行与不合时宜，但由诚实而去伪饰，去伪饰而能朴素，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一个独立、微弱甚至有些孤独的声音，恰恰是当代中国思想生机尚存的证明。

六

行文至此，王老师远去的悲伤逐渐淡去，我转而体会到一种生命的辽阔感。我意识到，我对老师的很多理解，其实是源自老师去世这件事。老师在世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一直会在那里，他一直就在那里。那么他的著述，读多读少，迟一点读早一点读，都不那么重要。但是，先生去世之后，他的那些文字似乎一瞬间被激活了，阅读它们变得非常迫切和重要。因为我意识到，再也不能听到他那延绵不绝、往复跌宕的谈话了，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他和交流了。我只能也必须以一个主体的资格，通过阅读他的著述，与他进行平等独立的对话。老师以他的告别人间再一次教育了我。然而我又有一种奇怪而僭越的感觉，老师的肉身虽然消失，化为文字，散入书本，但似乎从这时起，老师才不是那个为大家所有的老师，而是真正属于我的老师。

初秋夜雨，我从架上抽出一本《说说我自己——王富仁学术随笔自选集》。恍惚中王老师就坐在面前，抽一口烟，笑眯眯地问道：“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两个孤独的灵魂，谈话才刚刚开始。

2017年10月8日于北洼路寓所

[1]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24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2] 参见王富仁：《“现代性”辨正》，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