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保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和大多数20世纪90年代读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一样，我知道王富仁老师的大名也是来自《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这一本大书，虽然当时没有仔细读过，相关介绍也让自己觉得这是一本厚重的书，而且也知道王富仁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当我焦头烂额地准备研究生考试时，在脑海里曾经闪过一丝念头，去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老师在那儿。2000年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在相关老师的课堂讨论中，知晓王富仁老师的研究及其意义，就去图书馆借王老师的书读。我记得当时所借的第一本王老师的书就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后来有一段时间还曾琢磨过“思想革命”这个词，只是鲁迅作品读的不多，也没琢磨出什么门道来。
我真正见到王富仁老师应该是在2001年秋冬之际。钱理群老师在鲁迅作品的讨论课上，他说他要请五位顶尖级的鲁迅研究专家来给大家座谈，其中之一就有王老师。有一天晚上，在北大五院的现代文学教研室，王老师来了，中等身材，人很精神，见面笑盈盈地，掏出烟，放在桌子上让大家抽。王老师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健谈的、随和的，也许那天话题本身有点儿沉重，他谈的时候不再是刚来时那样笑语盈盈。那天的王老师从头至尾都是激越的，有点儿嘶哑的嗓音蕴蓄着充沛的情感，说到激动时，似乎要拍案而起。现在还记得他一边讲一边还不断地转过脸去，给钱老师打气：“老钱，你别怕，我支持你。”回头再看坐在身边纹丝不动的钱老师，眉头紧锁、若有所思。一晃很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如发生在昨天。
再次见到王富仁老师是在2007年春天，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录取的面试会上。王老师早早地从汕头赶来等着面试大家。只见他笑眯眯地坐在桌子对面，还有其他老师。不知什么原因，我有点儿紧张，我可能想起了当年王老师在北大的一次激越的座谈，以致我在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我的回答只能草草收场，直到现在我都能记得当时的狼狈样。面试结束后，我告诉王老师，我还要回单位上课，要先走一步。这时，王老师站起身，从人群中挤出来，要送我。王老师送我到门口，我感到过意不去，劝他回去，可是他执意送我到楼梯口。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学生来说，王老师相送让我受宠若惊，先前的紧张也消失得不见踪影。
我读博士那几年，王老师已在汕头，他每年来北京几次，大家见上几面。每次听说王老师来了，我就会放下手边的事情，立即背着包出门。我的家人经常跟我开玩笑，说肯定是王老师回来了，不然不会那么迅速。虽然我有论文的苦恼，也有毕业的压力，但是大家见面都挺高兴，王老师见了我们也高兴。他总是说大家都好就好，大家不要有什么压力，不焦虑、不想跳楼就好。同门各自汇报论文，然后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跟王老师聊天是一种享受，在烟雾缭绕中，大家围坐在一起，有如沐春风之感。王老师的智慧之语迭出，当然这些语言如果没有经过人生的历练、思想的历练，也不是一般人能讲出来的，这对于我们则很受用。聊到高兴时，王老师是能开玩笑的，大家讲段子，王老师也跟着讲段子，讲到高兴时他甚至笑得咳嗽起来。天色将晚，王老师会安排饭店，请大家吃饭，别人买单他是不高兴的，都是他自己买单，而且还让大家吃好。有一次吃饭，他把服务员叫来，说把你们饭店最贵的菜每人上一份。那几年，同门一起，在师大周围的茶馆酒肆里，像小鱼跟着大鱼一样，“从夫子游”，对于我个人来说，所收获的不只是学业的进步，更多地是精神境界的提升，现在想来都是快乐时光，在我看来那时的王老师也是快乐的。
当他知道我想以1949年以后的文艺运动作为博士论文时，他是持保留态度的。他没有像其他同门那样明确表态，总是说让我再想想。其实他是想让我做文学作品，让我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大量阅读来获得自己的感受，然后得出自己的判断，形成论文。后来看我坚持要做，他也没有反对，现在想来我是辜负了他的期待。虽然自己学了很多年文学，其实对文学的理解很平面。和王老师接触，他对文学不同流俗的理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老师去世后，我在微信上看到他的一张肖像素描，上面有他的题词：“一个能够产生伟大文学家的时代，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王老师不止一次说过类似的话，来表达他对这个时代的不满与焦虑。他也曾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文学。这样的说法看起来很寻常，有的人还不一定认同，但是对于我，确实是高远之语，非同凡响之音。他曾说林语堂养养花、喝喝咖啡那不是文学，那怎么能是文学呢，契诃夫的小说《苦恼》里的马车夫因为儿子死去了在大雪天找不到人倾诉，最后对自己的一匹小马倾诉那才是文学；死去了儿子的祥林嫂找不到人倾诉，而只絮絮叨叨说“我真傻”那才是文学。
谈到1949年以后的文学，他说《创业史》可以做博士论文，其他的就别考虑了，北京大学的严家炎先生就可以做博士论文，他读《创业史》，不是从别人的概念出发，而是从自己直观的感受和体验出发，才得出是梁三老汉而不是梁生宝才是作品最成功的艺术形象。王老师特别强调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要加强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力的培养。在写论文时，不要纠缠于概念，要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从自己对作品的感受出发，要相信自己对作品的直观感受，有时候甚至不要轻信作家本人说的话，就是作家本人对自己作品的判断也有盲点。他经常举杜勃罗留波夫的例子，他说杜勃罗留波夫在《奥勃洛摩夫性格》中对《奥勃洛莫夫》的思想价值与意义的揭示，就连作者冈察洛夫都没有意识到，原因就在这里。王老师还说我们往往把大量的理性的语言当作情感的语言，如“热爱大自然”表面上说的是感情，但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却是理性的，它所表达的只是我们应该热爱大自然的理性的判断，但这样一种理性的判断并不会真正地从情感上建立起与大自然的联系的。与王老师聊天，他对文学、对语言的理解你不得不击节赞叹。
王老师对我的批评只有一次。在我的博士论文里，我认为同样是处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鲁迅的小说《药》的写作没有《故乡》来得自然。这当然不是什么新意，已经有人做过类似的分析。王老师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他的批评是严厉的。他认为我的判断不准确，不准确是因为对鲁迅作品没有深刻的理解与感受，没有经过深刻理解与感受得出的结论看起来耸人耳目，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是可以用三两句话驳倒的。王老师的批评不容置疑，我只能乖乖认怂，在他的心目中，鲁迅的作品都是好的。跟王老师读书，其他事情都可以通融，但关于鲁迅，一点儿都不能含糊。
2013年秋天，我因公务去汕头大学出差，于是打电话给王老师，王老师告诉我门牌号码。在越来越暗的夜幕中，我翻过高高低低的台阶，来到了王老师家。两三年没见面啦，我们都很高兴，也很激动，王老师一上来就开玩笑：“欢迎谢领导来汕头大学视察工作。”他把我给逗乐了，我告诉他我不是什么领导，我是因工作需要到新闻传播学院来调研的，顺便来看他。王老师接着开玩笑：“那好，那好，让蔡领导（小蔡，我同门师妹，在新闻传播学院）接待。”那个夜晚王老师兴致很高，稍显冷清的家里不时有他的笑声。我们的话题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王老师在谈到京城文化圈的趣事的时候，很动情，话语中不无留恋。我能想象那时候的王老师，有烟、有酒、有鲁迅，更有勃发之青春，每天迎来送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情景。我问王老师当初为什么离开北京，来到这里。他说自己岁数大了，越来越喜欢安静。在北京那几年越来越感觉到喧闹。他说有一天从早到晚，他接待了十几拨人。王老师说得很无奈，我只能安慰他。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和王老师聊天。也就是在这一次，我感觉王老师的身体不如以前了，说话的时候容易激动，而且手有点抖。不知不觉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怕耽误王老师休息就告辞了。王老师说，明天他要招待北岛，后天让我们和他一起去城里吃正宗的潮汕菜。其实都是自己的学生，又不是外人，不必麻烦去城里吃饭。王老师却执意要去，那天他租了两辆车，一行人浩浩****去城里吃饭。
汕头大学依山傍水，环境优美，特别是校园西北角日月湖水库附近，是校园最美丽的地方。我在微信上看到王老师在日月湖水库大堤上孤独行走的照片，高远而又苍茫，非常富有思想者的气质。当时我在汕头大学下榻的宾馆距离王老师的住宅不远，有一天早上我去阳台拿衣服，向远处一望，那不是王老师么。我看到王老师在他家门前一个小平台上来回地走步，白色的窄边帽，白色的夹克，一只手插在衣兜里。我知道王老师在思考，而且这个思考会持续很长时间。等我九点钟从外面吃完早饭回来，王老师还在走步。很早就听说在校园中散步的王老师是汕头大学的一道风景，这个踽踽独行的身影应该是王老师生活中的常态，我注视了很久。王老师去世后，看到有人在文章中问，在汕头大学青灯黄卷的王老师孤独吗？我也曾问过自己，只是自己也没有答案。我曾经问过王老师，台风来时，你害怕吗？王老师说习惯了就好啦，然后伸出双手向我比画合抱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的情景。王老师很少谈论自己，也很少在文章中**自己的情怀。“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清人黄仲则的诗，这首非常孤独的诗曾经被王老师用在《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的扉页上。我每次想到他在汕头大学校园踽踽独行的身影，就想到这首诗。我曾经和王老师相约，找一个暑假或者寒假，带着孩子来汕头住一段时间，陪着王老师在校园里走走。现在已经再也不可能了，想想不胜唏嘘。
去年7月末，我听说王老师病了，是肺癌，非常震惊。第二天我没和王老师打招呼就直接去了301医院。病房里很安静，王老师睡着了，我没有叫醒他，自己就在他面前的凳子上坐下来。看到老师头发、胡子、眉毛都白了，手臂因为注射药物而淤积着黄色的瘢痕，我们泪水禁不住流下来。想起几年前，有一次在餐桌上，当有人问候他身体的时候，他很高兴地伸出拳头，在胸口击打了几下说：我这身体杠杠的。生命是多么脆弱与残忍。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王老师醒了，看见是我，立刻坐起来，说：“你怎么来了？”我告诉他：“我昨天晚上才听说您病了，就来了。”午后的病房很安静，就我们两个人说着。王老师看到我的情绪低沉，说：“你们都不要当回事，咱们都是搞文学的，生老病死，咱们都懂。”因为身边有亲属患过类似病，我就用实例宽慰王老师，这个病不可怕，要坚强起来，要有信心。王老师似乎很认同。他说现在情况很好，化疗结束还要回汕头上课。看到他桌子上放着一本杜威的哲学书，上面被王老师用红笔画得密密麻麻。我就说：“王老师读点轻松的小说什么的。”王老师说：“不能读小说，读小说容易犯困。”然后，我们又谈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王老师问我现在研究什么。我说每天上课也没研究什么，有空时就看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一些书。他说上海有位学者研究的很好，他说这位学者时，一时想不起名字，然后用力去想。生病了的王老师依然关心着我的学业，我只好劝他不要去想了。说着说着，医院送饭的车来了。王老师说：“我必须出去，我不想闻见饭的气味，闻着就恶心。”我说：“那你怎么吃饭？”他说：“我都是躲在角落里喝一点儿糊状的东西。”那个下午只想多陪陪老师，王老师劝我早点回去，说他都能自理。回到家里，我把王老师的情况告知了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同门，他们有的还不知道。我也给钱理群老师打了一个电话，钱老师很震惊，问长问短，最后我们商议找个时间一起去看望王老师。
9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和钱理群老师走进了301医院。老朋友相见，王老师很高兴，坚持要从病**坐起来。钱老师走过去，握住他的手，叫他不要起来。最后王老师的儿子把床的后背升高，又在王老师身后垫了一个枕头，就这样王老师半坐半躺着和钱老师聊天。钱老师说：“听说你生病了，一直到今天才找到机会过来看你。什么事都得想开。”王老师说：“你那么大的岁数，还来干什么。咱们都是搞文学的，生老病死咱们都懂。”钱老师说：“我给你带来了一本我新出的书——《岁月沧桑》。”钱老师又介绍了一下写作这本书的缘起。后来两人就不再聊病情，直接从那本书开始谈论“**”。我记得钱老师说：“我写知识分子三部曲，主要是在我死之前把我所经历的人和事‘交代清楚’，其他我可以不管。”钱老师说现在新出现很多关于反右、“**”的史料，原来我们的很多观点、看法要重新评估。王老师心有灵犀地说他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两位老人都从那个时代中走来，精神的丝缕还牵系着过去的时光，在相谈甚欢中谈论最多的还是毛泽东，他们的一致意见是不管以后如何评说20世纪，毛泽东都是一个躲不过的人，当然20世纪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鲁迅。岁月沧桑，两位鬓发染白霜的老人沉浸在历史深处的那一刻，应该是我多年以后还会记忆犹新的一刻，那一刻，我自己也不曾想到的是，这短暂的相逢，竟成永远的分别。
不知不觉两小时过去了。最后钱老师起身说，让王老师休息，我们回去。好不容易相见，我用手机拍了一张他们的合影：王老师不愿意穿衬衫，直接穿着背心，坐在病**，钱老师坐在床边，两个老人鬓发苍苍，喜笑颜开，像弥勒佛一样定格在一瞬间。我后来把这张照片传给汕头大学的小蔡，小蔡拿给王老师看，王老师很高兴，让小蔡打印出来留作纪念。王老师的儿子又拍了一张我和两位老师的合影。在我求学的路上，非常荣幸地师从于两位老师，我们三人在一起合影，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张珍贵的合影之于我是永远的纪念。我和钱老师走出301医院，外面已经是漫天的星光。我突然想起一句诗，“最难风雨故人来”，那天没有风雨，只有漫天的星光和凉爽的秋风，想来王老师一定是高兴的。
在回来的路上，钱老师很感慨地说，他有三个姓王的朋友，一个是王富仁，一个是王得后，还有一个是王晓明，只是上海的王晓明，很长时间不在一起，现在都生分了，就连王富仁也是好几年不见了，现在又得病了。王老师去世后，钱理群老师写下了《知我者走了，我还活着》，把王富仁比作“知我者”。两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大潮中相识相知，又因为鲁迅而在思想上惺惺相惜。尽管两人出身背景不同，对问题的言说方式、学术风格也有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心灵的相通、思想的交集。钱老师曾说：“我们两人的独立性都很强，特别是他到汕头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可以说互为知己，发生了什么事，王富仁会如何反应，不用问我都可以想见，王富仁对我也是如此。”王老师是能开玩笑的，有一次在讲座后，一个本科的学生站起来问王老师：“北大还有精神吗？”只见王老师笑着说：“这个问题你该到北大去问问钱理群先生。”这样的场景，想一想都觉得很逗。
王老师去世后，钱理群老师也有很多感慨。他说：“我和王富仁曾经有过一起共事的机会，只是后来我放弃了。”他说王富仁老师去汕头大学以后，汕头大学校长专程来到他家，请他去做汕头大学文学院院长，联手王富仁老师，把汕头大学的中文学科做大做强。校长还带话来说王富仁老师欢迎钱理群老师来汕头大学。钱理群老师主要顾虑外部环境，他可能也没有王富仁老师勇敢，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北京大学，没有南下。我能理解钱老师的感慨里面有遗憾，也有对因缘际会的生命中未知可能性的向往。
我最后一次去301医院看望王老师是今年初春的一个午后，天气转暖。我和于慈江师兄去的正是时候，王老师刚做完各项检查，正等着明天开始化疗。病房里有很多病人和家属，王老师说还是去病房外的接待室聊天吧。恍惚之中，给我的感觉就是王老师没生病呀，这个状态持续下去该有多好啊。
于慈江师兄说：“王老师，你最近没有啥事的时候，可以写写回忆录。你有一个完整的教育背景，你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肯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王老师说：“这很难，有的事情不想也无法面对，关于自己，我以前说了一些，就不想再去说了。”王老师回忆了他在中学和大学时期的一些往事。他说，在自己走过的路上，可能遇到些伤害和误解，时间长了就过去了，有的人都还健在，时间能说明一切，不能因为一时的痛快，给他们再造成压力。王老师说得很含蓄，我们也不便再问。王老师说：“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可能认识比别人超前一步，毛泽东那时确实无处不在，笼罩一切，但是还是有很多他控制不到的地方，正是这很多控制不到的地方是我思考的空间。”王老师说，这段时间他读了《戚本禹回忆录》和《张春桥回忆录》（可能是王老师记错了，应该是《张春桥狱中家书》），引起了他的很多思考。就20世纪80年代对“**”的反思来说，王老师说巴金的反思不够，认识很浅，反思也不彻底。
于慈江师兄问了一些北京大学的事情。王老师说他很感激北京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感觉到很孤单，学术思想上也缺少信心，正是北京大学王瑶先生的弟子赵园、钱理群、吴福辉、陈平原等人接纳了他，他们一起聚餐、春游、开会，让他不仅在学术思想上而且在心灵上不再有孤单之感。于慈江师兄问王老师：“在你心目中，北师大与北大有什么区别。”王老师说：“北大当然大了，很开阔，从校训来看也是……至于北大与北师大的师生来说，学生没什么差别，老师则北大更自信些。”
那天下午还谈了一些学术上的问题。王老师对三位杰出的女学者：赵园、刘纳、季红真的学术进行了比较，还谈了樊骏先生、严家炎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最后王老师还谈了五四时期大学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说五四时期的大学文化是新鲜事物，五四时期的大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还有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研究生教育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他说他就是研究生教育的受益者，我们也是。
2017年5月2日的夜晚注定是一个黑暗的夜晚。我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仿佛冥冥之中有所暗示，总觉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似的。九点钟左右，微信群里有个消息把我惊呆了，有人说王富仁老师刚刚去世了。我一点儿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也坐不住了，起身时撞倒了一把椅子。我找到了王老师儿子肇磊的电话拨过去，那边传来低哑啜泣声，肇磊说，爸爸不在了，现在在中日友好医院太平间。挂断电话我立即取车出门，在去医院的路上，微信群里大家都在说着这件事，途中接到师兄师姐的询问电话。大约10点10分，我到达中日友好医院西门。费了一番周折，我终于在北门外找到了太平间。刘勇老师还有几个同门都在，王老师的儿子肇磊从里面出来，哀容满脸，眼圈发红，和我拥抱时泣不成声。庆利师兄带我到太平间瞻仰，两名工作人员在给王老师换衣服、整理妆容。王老师妆容整洁，像睡着了一样，很安静。此刻的自己内心平静，没有悲伤，只是觉得王老师这会儿睡着了，等一会儿就醒了，还会和我们聊天。工作人员要求我们退场，大家都面色凝重，退到太平间外等候。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师姐，带着哭泣声。工作人员收拾好以后，刘勇老师招呼大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我们都退在王老师遗体后，三鞠躬，然后围着遗体转了一圈，我又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王老师的面容。这时我才意识到王老师再也不能醒来了，锥心的悲痛袭来，按捺不住。刘勇老师谙熟事理，安排细致，又让肇磊兄弟俩给王老师上一炷香。兄弟俩点香、磕头，我又听到肇磊的哭泣声。安排妥当以后，已经快凌晨时分了。大家都互相安慰，陆续回去了。最后，只剩下我和肇磊兄弟两人。我不想回家，又把车开到医院北门太平间外面，停下。我只是想在这儿再待一会，刚才按捺不住的悲痛，现在平息了，我似乎已经能够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了。我安安静静地坐在车里，窗外是初夏黑沉沉的夜。太阳消失，黑夜行进，周围是那么安静，偶尔有车驶过。在我的左边，黑魆魆一片，像乌云一样浓重的黑暗是元大都城垣遗址。真没想到，我们最后一次单独相处是在这儿。多么孤独的夜啊，老师真的就这样远走了。
北京的五月，几天前还是繁花堆满枝头，一转眼已经是落花飘零，绿叶不可遏制地生长。春天似乎还没离去，夏天已经来了，让人感觉到季节的残忍。王老师真的走了，撇开我们自己走了，就像他经常说的过客一样，“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吧”。他就这样决绝地走了，一点儿都没给我们留下“缠绵”的机会。他曾经多次说，我们都是搞文学的，生老病死，我们都懂。其实在生死的问题上，平庸之辈，芸芸众生有的是生之留恋与苟且，哪能都谈得上“懂”。只有勇敢之人，才能谈得上“懂”，就像鲁迅所说的“真的猛士”。王老师去世以后，再读他悼念杨占升先生的文章，再次思量他对生死的理解，我感到无比地心痛，只有泣血之深情之人才能把生死理解得那么透彻。当然深情而又勇敢的王老师也不是悲观之人，留在我心目中永远的印象就是那个笑嘻嘻的王老师，即使他在病重的时刻，他对这个世界也没有绝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告别，周围的一切支离破碎，他的世界是完整的。
我有一个师兄，曾经因投考到过王老师家里。在满屋的书中，吸王老师让的烟，吃他切的瓜，朗声高谈自己从外省带来的一点儿偏见，后来又满身酒气去参加面试，王老师都一脸笑意，并没有不以为然。直到准备录取时，王老师才在电话里委婉地说了一句，“要学会曲折地生长”。后来这位师兄去北京大学读书，一直没有懂得王老师的意思。直到多年后，身上被人贴满各式各样的“标签”，才慢慢领悟王老师所说的“曲折”的意味。
1989年，北京大学75岁的王瑶先生去世，他的弟子与学生都痛惜不已，王富仁老师也痛惜不已，这在他回忆王瑶先生的文章中我们都能感受到。王富仁老师76岁去世，也让我们痛惜不已。76岁的年纪，不算高寿，在我们的心目中，王老师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话要说，他的文化理想还未实现，他大海一般波涛汹涌的文章还未完成。因为他的离去，他内心中一直闪亮的启蒙之光至此熄灭，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批判精神、自省意识至此中断。从此，我们再也见不到他论辩的**与气势，见不到他温和的笑容，甚至抽烟的神情……
王老师去世以后，我把他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收集起来，摆在一起，很多扉页上都有他大笔如椽的签名，那是他送给我的，在这其中最耀眼的依然是他的博士论著——《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这部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启蒙大潮中的论著应该是他一生最杰出的贡献，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自己的话，隔着辽远的时空，向五四、向伟大的先行者——鲁迅先生致敬，其开天辟地的豪情，令人惊叹。在僵硬固化的思想界，那是一代学人内心的启蒙之光。如今，又一个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王老师所探讨的“反封建”“思想革命”这些20世纪80年代的命题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讨论的价值，仍然是纠缠着我们精神史中最为深切的部分。夜正长，路也正长，会心者将砥砺前行。
2017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