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彩燕（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是王富仁先生读硕士研究生时的母校。从1978年入学，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到198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离开西安，王老师在西北大学度过了4年的时光。这4年是他从一个鲁迅研究的爱好者逐步成长为优秀的鲁迅研究者的阶段，也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段重要的成长期。

当年，王老师之所以选择西北大学是源于对鲁迅及鲁迅研究的热爱。由于1924年鲁迅到西北大学讲学的关系，西北大学一直对鲁迅研究相当重视。20世纪50年代，侯外庐任校长期间，曾多次向全校师生做关于鲁迅的报告，鼓励并号召西北大学师生阅读鲁迅、学习鲁迅，并身体力行地研究鲁迅。他曾撰文探讨过鲁迅的笔名、阿Q的命名及年代等问题。作为中国思想史家，他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等著作中多次论及鲁迅思想。在他的推动下，西北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就创办过鲁迅研究团体“迅行社”，单演义即其中的核心成员。他先后在西北大学建起了鲁迅资料室、鲁迅研究室，并于1973年开始推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系列鲁迅研究丛书，又于1974年支持创办了具有广泛影响的《鲁迅研究年刊》。如王老师所言，由于单演义先生的努力，在“**”后期的陕西，以《鲁迅研究年刊》为核心，向外同李何林、王瑶、唐弢、陈涌、李霁野这些全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联系在一起，向内团结了陕西省的鲁迅研究学者，形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的鲁迅研究群体。正是由于上述背景，当“**”结束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后，西北大学率先招收鲁迅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王老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报考了西北大学。入学后，西北大学中文系成立了由单演义、蒋树铭、蒙万夫、张华、阎愈新、周健6位老师组成的导师组。

1978年至1982年，那是一个物质非常匮乏而精神又极度充实的时代。求学时代的王老师虽然经济上非常困窘，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向单先生借钱度日，但他异常勤奋，常常在延安牌或大雁塔牌的香烟缭绕中，如饥似渴地读书。由于对鲁迅作品的长期阅读和热爱，再加上过人的思想洞察力，王老师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怀旧》《狂人日记》《记念刘和珍君》等鲁讯作品的论文。除了钻研学术，王老师还显示出对文学创作的兴趣。他在西北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创办的《希望》杂志上发表过杂文，还在《上海文学》《长安》等刊物上发表过两篇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说，其中一篇《集邮者》还登载在了当年的《小说选刊》上。当然，真正引起鲁迅研究界关注的是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他将自己一直热爱的两大文学课题——鲁迅与俄罗斯文学——联系在一起，系统论述了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在思想内容、表现方法和艺术技巧方面的共同特征，其中关于鲁迅与安特莱夫、鲁迅与阿尔志跋绥夫的论述尤为精彩。1981年6月，西北大学主办了西安地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邀请了曹靖华、李何林、李霁野、戈宝权、许杰、孙席珍等知名学者到会，作为硕士研究生的王老师提交了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并在讨论会上发言。这是王老师第一次直接面对如此多的鲁迅研究界前辈发声。虽然他还不能作为正式代表参加此后在北京举办的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大会，但他提交的这篇论文得到了会议学术活动组的赞赏，并作为唯一一篇作者不是与会代表的论文而入选了讨论会论文集。

1978年至1982年，王老师从37岁走到了41岁。37岁到41岁的鲁迅，正是从写作《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的时代，而王老师的37岁到41岁，则从一名热爱鲁迅的中学教师成长为受人关注的鲁迅研究者。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硕士学位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他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他读研究生期间与同学高尔纯合作撰写的《试论鲁迅对中国短篇小说艺术的革新》。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则是后来他和西北大学时的同学罗钢合写的。

在西安的四年虽然短暂，但这是王老师学术成长中的重要时期，是他从地方文化界过渡到京城文化界进而走向全国鲁迅研究界的重要一环。如今，王老师的名字已经镌刻在西北大学的校史上，也烙印在西北大学师生的记忆中。近40年之后，和他同期进校的同学仍然记得王老师当年在迎新大会上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蓝布制服，拿着竖排写就的发言稿，用浓重的山东口音作为研究生代表发言的情景，还记得王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坐着大卡车去乾陵和茂陵参观时，小声而热烈地讨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的情景。

虽然王老师1982年就离开了西安，迈上了更高的学术平台，但他不忘母校、不忘师恩。近些年，他曾三次回到过母校，除了为西北大学师生做学术讲座之外，我还曾陪他看望过当时已98岁高龄的单演义先生的夫人，陪他和研究生时的同学一起聚会，陪他去医院探望当时正在患病的学生。作为学生，王老师关怀他的老师们，他为了出版单演义先生300多万字的庄子研究遗著出谋划策、劳心劳力；作为同学和朋友，他记挂着当年和他一起求学的师兄弟们，每次出版新书都要寄赠给他们，并热情地为同学和朋友们的新书作序。作为老师，他不仅在学业上关心我，更在思想上启发我。王老师曾说我是个好学生，这不是表扬，而是批评，或者说警醒。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每次考试都很顺利，那么这个人很容易流于平庸，因为好学生总是趋向于对社会的认同而非反抗。因此他常鼓励我要敢于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他曾说：“做学问的人不能胆小，如果这也不敢说，那也不敢说，怎么做学问？”他甚至鼓励我：“你要敢于走到危险的地方去，敢于和别人掰开脸！”老师的良苦用心，使我明白了做一个学者所必须具备的个性与勇气。

我是王老师的学生，恰巧又在王老师求学过的母校工作，这使我无意间担当起了一个信使的角色，且也有机会见证王老师周到细致、重情重义的一面。我记得2004年第一次在北京师范大学见到王老师的时候，他上电梯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代我向西北大学的老师们问好”。今年三月我最后一次给病中的老师打电话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代问张华老师好，向西北大学的老师们问好。”如今，我也想把西北大学老师们对他的追忆和想念捎给他，希望老师地下有知，能感受到来自母校的一份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