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利群（北京外国语大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我师从王富仁先生研习现代文学，由于自身的愚钝，一事无成，毕业后遂与先生往来日疏，至先生赴汕头任教之后，联系更少。即使是昔日的朋友、伴侣、志同道合者，有时候也难免渐行渐远，类似冯至在20世纪40年代回望“五四”时的发现和感叹：“如今走了二十多年，/却经过/无数的歧途与分手”如此这般的情形在大半个世纪之后的当下也让多少人重温；然而先生却始终是原点性的存在，无论时空如何变化，世事如何变迁，他都在那里，他就在那里。先生因他的宽广、他的仁厚，既是大海，也是源泉。每一次忆及他的教诲、他的文章、他的为人行事……都如同在漫漫黑夜中点燃的一粒粒灯火，使人不惮于前行。先生已逝，怀念永远。

一

你看有些人的文章和著作，所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世界就是这样的”，你再看另一些人的文章和著作，字里行间也只有一个意思——“你们都是胡说八道”。而先生写文章，只是想说：“你们说的都对，但我这里也有一点点自己的看法，想要拿出来说一说。”

究竟是什么引发了他的议论我已经忘记了，印象深刻的是无论他怎么搬家先生家的客厅永远是简朴到有些简陋的。来访者往往坐在书柜旁的一圈沙发上，而他自己就搬个凳子坐在对面。先生健谈，总是他在说，有时候说到客厅里的光线一点一点暗下去，而精神上的丝缕则一点一点亮起来。

那一番话即如电光石火般，触发了我的“分别识”，我猛然领悟到自己原来是把知识、才华、能力看成一气的，他们把知识分子也看成一气的，他们都是值得尊崇的对象。先生的话一下子揭开了知识分子作为话语生产者之间的争斗。他们的傲慢与偏见，他们的君临天下与自以为是，他们之间树立权威与打倒权威的无尽的循环。说实话，当时颇有一些破除“迷思”的感觉。

先生无疑是把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看得很重很重的，他将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视为现代社会成立的一个标志：处于官僚和民众之间、独立起作用的群体。在先生看来，鲁迅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鲁迅式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就是中国文化传承的命脉。先生的学术人生，即围绕阐释鲁迅而展开。

只不过，因为有了“鲁迅”这一标杆，先生对知识分子分化的认知也极其敏感，《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里面的一段话在现在来看更是历久弥新：“知识分子阶层，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阶层……社会各阶级的思想倾向、感情情绪都以特定的形式，经过可能有的转化和变形，汇流到这个阶层中。一个民族最野蛮、最落后、最反动的思想，最荒谬、最陈旧、最愚蠢的思维方式，最庸俗、最低劣、最恶臭的审美情趣和感情情绪，在这个阶层中都有可能披上理论的外衣，被打上文化的光蜡，被组织在精美的文词中，被以真诚的或非真诚的态度，宣扬着、品咂着、赞美着。”

彼时看还觉得过于尖锐，这么些年过去，目睹了各类知识精英逐渐蜕变为既得利益阶层，他们私欲膨胀而又冠冕堂皇，此时方才感到先生所言，毫不为过。没有那九个“最”字，不足以批判中国“智识阶级”绅士化、才子化和流氓化的现实。

先生的批判，从来不仅仅指向他人，而常常指向自身。他的那一番话，除了对知识分子的洞悉，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自我定位——“我”只不过是要说说自己的看法的一个人，并不是要指点江山，也不是要改变世界。如若先生只是一个无名小辈，尚在为获得一点儿发声的权利而努力，这样说也符合常理，但先生早已功成名就，在鲁迅研究界被视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人物，他这样说的时候，就包含了一种清醒的自省，其中既有对知识分子职责的当仁不让，也有对知识分子自我局限性的体认。

这种对于自我的反省，有时候甚至到了谦卑的程度。他在《文化与文艺》的自序中即说：“我知道自己的渺小，自己心灵的渺小，我知道自己这颗渺小的心灵绝不可能吐出伟大的光焰，绝不可能飞上绝对真理的峰巅，但无奈这颗心灵尽管渺小，但也像其他心灵乃至于那些伟大的心灵一样必须以维持它渺小的、尚有一息存在余地的生命，并且暂时还在‘学术’这块圣灵之地上，随着它的风云变幻、雷鸣电闪而蠕动。”记得第一次看先生的自序，读到此处不觉动容，究竟是什么，使一个著名的学者真诚地**内心，将自己的思考和写作命名为“一颗渺小心灵的微弱蠕动”？

先生无疑有狂放的一面。说起自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文学博士，他会用“我是全国博士生、研究生的头儿”这样的语句来表达他的得意；说起他与钱理群的同与不同，他会用“钱先生是人道主义者，而我是个性主义者”这样的表述来声称自己的特点。先生逝世后，最懂得他的师母，嘱人要在墓碑上刻上“传播鲁迅精神，追求个性解放”的铭文……对于挣脱一切羁绊的自由个性的追求，构成了先生高蹈、超越、张扬的精神世界。

然而，先生的方式却从来与通常所谓的“高”“大”“上”无缘，也与“精英”的权势和位置无缘，而且，还时时有意与之保持着某种距离和警醒。他要做的，不是一个认为自己真理在握的导师、一个位在上者的代言人，而是在种种局限中探索“未知的路”，让自己的每一次言说都保有生命的热度和温度的知识者。我想，先生之所以如此，一定是因为他从不把自己所属的这个阶层看作全世界，故而能够深深体味更广大的社会之中所存在的悲苦、艰辛。他放低了身段，却获得了高度。

二

读研究生之后跟王富仁先生见的第一面，我们就谈到了“从哪里来”的问题，得知我来自农村，他说：“从农村来的，好，要珍惜自己的成长经验，因为它是别的东西不可取代的。从农村来到城市，面对完全不同的环境，很容易希望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但其实你是不可能与城里人完全一样的。自己的来处，就是你的一部分，不要忘掉这个部分，要珍惜这个部分。”

我很感激先生的话。乡下人进城，往往充满了对自我认知的烦恼和苦闷。自己的过往和初始，可以转化为弥足珍贵的资源，这是先生教我的。

而先生自己，也从不讳言他的农民出身。有时候会很开心地说起自己的土气，“我就是爱喝棒子面碴粥，而且还蹲着喝”；谈到研究生阶段要不断地练习写作论文，他会打比喻，“就像我们以前在地里挖土豆，过一会儿挖出一颗，再过一会儿又挖出一颗，很有成就感，这样就越挖越多”。

先生并非完全出身于农民家庭。先生的父亲自学中医，在山东家乡一带算是个郎中，并在193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后历任冠县卫生局副局长、茌平地区肺结核防治所副所长、聊城市干部疗养院副院长，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小官儿，过去则叫革命干部；先生的母亲一直是农民，在毛泽东时期，不兴“升官发财”，也不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先生的父亲是一位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干部，一生也没为妻儿谋取城市户口。一半干部、一半农民的家庭，在那个时代也是很普遍的情况。我想，这对于先生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也很深地影响到他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属于父亲的那一半令先生从小有更多的机会看书、阅读，追求知识，属于母亲的那一半令先生对农民的劳作、辛苦并不陌生，甚至感同身受。

先生于1962年入山东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深造，临近毕业时恰逢“**”爆发，旧有的教育体制被改变，原本已经算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他，1968年赴青岛附近的解放军农场参加重体力劳动，围海造田，直至1970年才回到聊城找到了一份普通中学教师的工作。

同鲁迅经历了复杂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才开始创作一样，先生也是尝遍了人生各种滋味之后才开始成为一个学者的。他对事物的观察和判断往往带有更复杂、更综合的眼光。在学界，他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代表性人物，一代“新启蒙”的学者都是在对“**”极“左”的否定、反思中于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中重新寻找资源的，先生也不例外，对文化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批判一直是他工作的重要部分；不过，与那些将毛泽东时期看作一团漆黑的观点不同，先生的价值观有时候迥异于他的同道。

记得有一次说起“上山下乡”，先生的一位好友愤然作色道：“凭什么！我们在城里呆得好好的，然后就被发配到农村劳动，一生的命运都被改变了？！”先生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说得平和、中肯：“上山下乡，现在很多人抱怨，但是对于农村来说、对于农民来说是有利的，所以它就有它的合理性。”

我想，先生之所以持这样的看法，其实是基于一种不割裂历史的态度，一种将现象放入广泛的社会联系之中分析的方法。他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并且又不完全否定自己的时代经验；上博士研究生时导师是著名的左翼学者李何林，这也成为他自身历史的一个部分。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特点是思潮起伏跌宕，新的转瞬即旧，你方唱罢我登场，需要抛开历史的负担，才能够站上潮头，而先生偏偏是一个不背叛自我历史的人，正如他论说梁启超、郭沫若、康有为、鲁迅这些不同类型的文人时更倾向于后者一样，他自己在追踪着“十年一变”的社会时也在不断地变换着思考，从鲁迅研究到左翼文学研究再到倡导“新国学”研究，里面有内在演化的轨迹，但却从未有过为追逐新潮而进行翻转的、颠倒式的言说。相反，针对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翻案”潮流，他把“过去说是黑的，现在就说是白的；过去说是白的，现在就说是黑的；谁否定得大胆，谁就最新潮；谁改口得快，谁就最‘先进’”这样一种“简单的跳跃性的变化”视为应该克服的“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从“告别革命”甚嚣尘上，到“新左派”兴起，从“后现代”，到“国学热”……各种学说如走马灯似的替换着，真如先生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所言：“中外纷纭复杂千奇百怪的思想文化学说在几十、几百、几万、几十万、至今也不超过几千万的知识分子中间膨胀、发酵并且万头攒动、彼此撕咬，使中国文化不但有贫弱的悲哀，同时也有壅塞的苦闷。”人在这样的状况中是多么容易迷失啊！而先生的坚守与独立不移，却启迪着我们在混乱的旋流中不断返身自问：我是谁？我站在哪里？

三

王富仁先生的风格，有时候是锋芒毕露的。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好像公关会议的学术会议，他笑笑答了一句：“中国有学术界、学术圈，哪里有学术？”——辛辣！

先生以倡导“思想自由”闻名，我以为他说的“思想自由”就是“思想多元”的意思，然而并不尽然，因为有一次他说道：“思想有通过思想自身的方式和力量消灭对手思想的自由。”——震撼！

先生开过一门《鲁迅研究》的课，却讲了一整学期的儒、道、释，只在最后一节课的最后两分钟终于论及鲁迅的出现：“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所有路径，到‘五四’前夕都已经走到了尽头……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通道，才能容纳得下鲁迅庞大的身躯。”——因为这短短的两分钟，鲁迅的伟岸形象从此在我的心中矗立不倒。

而对于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先生的评价就很低：一个文人，云淡风轻时他写得很闲适，民族危亡时他写得还很闲适；和平年代他写得很闲适，战乱年代他仍然写得很闲适……这里面就有大问题，中国文人不缺雅气、贵气，但缺点儿骨气——先生说的时候一针见血、毫不留情。

先生类似这种极富批判性的言辞，总是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想，批判性，也就是先生的底色吧。但是他说的另一句话，我也总不能忘记——“不要有道德的洁癖”。好像是当年我写一篇关于女作家苏青的论文，觉得她的女性意识颇有可取之处，后来查资料查来查去发现此人在上海沦陷期间任职于敌伪文化机构，算是个小的文化汉奸，我一时觉得很发愁，不知如何写这个论文。先生说：“你不能拿你的研究对象进行一番剪裁来适应你的研究标准，你得看是什么使得作家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你认同的是什么，不认同的又是什么。看待、评价人物和事件的时候，注意不要有道德的洁癖。”

他同时还给我举了自己经历中的一个例子：那是“大跃进”之后三年饥荒时期，他遇到了一个逃荒讨饭的中年农妇。先生说自己当时脑子里有很多自以为正确，其实是很僵化、很概念化的标准，就质问那个妇人：“你怎么不劳动？跑来乞讨！”那个农妇气得看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终于说了一句：“但凡有办法，谁愿意不劳动来乞讨？！”先生说：“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当时看着我的那双眼睛，那么黑，那么亮，好像夜晚天幕上的星星，可又是那么愤怒，令我惭愧。因为始终忘不了，所以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写一篇小说的时候，就化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先生写的小说不多，都是以师母的名字“赵育岚”为笔名发表的。我很快找到先生说的那篇——《长祥嫂子》，里面那个有着一双大大的、乌黑的眼睛，充满生命活力和青春朝气的女主人公，后来被自己的爱人、亲人所固有的贞操观念给毁灭了精神。先生是学者，据说写小说是为了体验创作家的状态，以及试验究竟什么是形象思维。而这篇小说的确写得生动、真切，创作者对于被侮辱、被损害的无辜者的关注，具有一种强烈的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一如先生所喜爱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先生的小说和他的文学批评一样，都在不断地提醒和强调：任何一种先在的、不与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观念、学说，都可能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不可不察。

不要有道德的洁癖，这形成了先生的宽厚。先生无疑是原则性极强的人，但同时又是极其宽厚的人。这种宽厚，不是因为放弃原则而得来的，而是通过理解对象而得来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作为批评家的素质——他的研究往往给人海纳百川之感，同时也表现在他的与人交往，以及对待自己学生的态度上。有时候觉得先生有点儿傻，好些人明明只是为了利用他，旁观如我等都已了然于胸，先生却似乎浑然不觉、习焉不察。一开始我只是不解，后来念及鲁迅似乎也曾说过，明明知道有些人是利用自己，那么，利用就利用一下吧！再后来就觉得，先生也不是不知，他还是替别人考虑得多了一点儿，况且，他从来不是完美主义者，没有这种洁癖。大江大海，容纳得了清澈的溪流，也容纳得了浑浊的泥沙。

四

我在刚做王富仁先生的学生时很兴奋，觉得又惊又喜，又有些患得患失。因为我不是考的，是保送的。学校有些知名的老师是挑学生的，但先生不挑，电话里告诉我，“分给我的我都要”。这个可能也是先生理解每个人的合理性的特有方式之一吧！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不放心，隔了几天又给他打电话，电话通了又不知道要说什么，期期艾艾半天说了一句：“就是觉得心里有点儿不安……”

我没想到的是，正是这句话，居然引得先生给我说了半小时，他发挥了很多，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先生的长项。他说话，也如他给别人的书题写序跋，往往把作者尚未意识到的说了出来，并进行某种升华，最后序跋写得比人家的书还好看。

那一天，庸俗的我只是因为牵挂他和牵挂自己的前路，便说了一句“心里有点儿不安”，先生的长篇大论则把它升华为“哲学上的不安”，他谆谆嘱我“要保持这种心灵上的不安”，因为人很容易安于现状，也很容易流于一派和谐，可是没有波动的水是死水，不能从纷繁的生活中体味矛盾、痛苦、搏斗……就不能明白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永远要有所不安。

当时我听得半懂不懂，心里还想：“我说的不安跟先生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耶！”入学不久，我跟师母也认识了，有一次听师母说起先生的趣事，其中有一件就是20世纪80年代“气功热”，先生也学了一段时间的气功，师母说：“你老师做什么事都认真，学气功学得还特别好，气感特别强，回家爬五楼噌噌噌的，腾云驾雾就上来了，一点儿不费劲儿。可是气功是学好了，文章却写不出来了，因为练气功要心情平静，一平静他就不能思考，所以到后来就放弃气功了。”

师母说得很形象，把我乐得不行。乐完了以后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原来思想的诞生往往有赖于某种富有张力的状态，平静的心灵则需要获得与现实的和解。后者可能是更舒适、更安全的方式，但先生选择了前者。

现在想来，先生说的“要有所不安”其实是在阐释他自己的人生观，他就是那样度过了一生。早年他虽经磨难，却得以与现实人生相接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没有离开过学院，而中国社会的转折变化、波澜不断，又使先生从来不能只做书斋里宁静的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生活在胡适所开创的学院传统当中的，而心仪的却是鲁迅所代表的社会人生派的风骨。相对于在优渥的条件下著书立说的现代文人，他的情感认同更偏向于那些在动**不安的中国社会辗转、流徙并有所反抗的左翼作家。他之所以那么推崇鲁迅和毛泽东，与把他们看作永不停歇、永不安于秩序的变革者有关。稳健平和的学院风完全不是先生的追求，保持头脑的紧张思考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从2016年5月查出罹患癌症到2017年5月2日，先生一共做了六次化疗。最早一次去医院看他，见他手不释卷，看的是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我说：“这也太费神了，不能看些轻松点儿的吗？”我马上掏出为他准备的怎么吃喝、怎么养生的书，他笑：“不行，我看我这个不费神，看你那个会很困难，看不下去的。”我后来听说先生非常遗憾一生有两种书还没来得及看，一是《二十四史》，二是《资本论》。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这是鲁迅的话，也是先生的心声。倘若不能学习，难以思考，自由意志无法控制自己的肉体……这样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先生的最后时刻，是对生命价值的再度肯定，从而也藐视了死亡的专制与骄横。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追悼会的送别。这也是第一次看到他那么平静地躺在花丛之中，仿佛生与死的距离，并不那么遥远，就像一首歌所唱的：“天堂若比邻”。

不安的灵魂，去时安详。

2017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