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晓霞（深圳大学）

2017年5月2日晚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在这个晚上，一个噩耗传来，我的恩师王富仁老师去世了。巨大的悲痛如潮水涌来，无边的凄凉和惶惶中，我如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除了流泪，还是流泪。心里有个地方在钝钝的痛，在这个5月的夜晚，一个孤独的孩子注定要彻夜不眠，在回忆里寻找您那和煦的笑容。

初见王老师是1999年的4月初，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考试前一天，我带着几分不安、几分难为情和几分期待第一次走进王老师在师大丽泽楼的家，并见到了从上大学时就在文字和书本中接触过无数遍的王老师。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激动，因为终于要见到自己的精神偶像了。我至今也还记得当时的忐忑，我会成为他的学生吗？因为我心里翻来覆去乱想，所以临进门的一刻变得格外的难熬，我生怕王老师看不上自己的学业和资质。然而，王老师来开门的那一瞬，我的疑虑就打消了，那是怎样宽厚而又和煦的微笑啊，暖融融的，好像北京初夏的风一样。接下来的谈话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记得，每当我说到自己的想法的时候，王老师一直是带着笑容鼓励似地看着我。临走时，王老师送给了我两本他自己的书。于是，考试前的这个晚上，我一边摸着王老师那力透纸背的签名，一边熬夜看完了那本我刚刚才拿到手的《王富仁自选集》。笔试完了的面试，一向爱怯场的我，在王老师的笑容下，居然也能侃侃而谈了。

后来，我终于能作为王老师的学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了。丽泽楼王老师家的客厅成了我常常光顾的所在。记得那时候王老师家的客厅几乎每次去都有人来，有时候是北京师范大学或者外校外地来找他的学生，有时候是北京或者外地的学者，也有时候会有一些文人来光顾。大家一起谈论鲁迅，谈论中国现代文化，有时候王老师也会专门就我们感兴趣或者有困惑的问题进行讨论。他说话的时候，情绪总是很饱满，有时说到好笑畅快的地方会哈哈大笑，笑地把自己呛得咳嗽，有时候也会义愤填膺地用拳头砸眼前的茶几。不大笑、不愤怒的时候，他或者面带微笑自己说或者听我们说，而这时，烟卷总是在他的手上静静地燃烧着，袅袅青烟中，北京师范大学丽泽楼的那个小客厅成了许多北京和外省青年思想的启蒙场。那个年头，王老师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入门弟子的导师，事实上，他是每一个愿意学习、愿意思考的中国青年的导师。王老师从来没有任何门户之见和所谓的等级观念，他是我见过的知识分子中心胸最开阔的人。只要是有困惑来找他的，不管对方是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他都会一视同仁，耐心地与对方讨论，他也从来不会在意来找他的人是自己的学生还是别人的学生，是有地位有名望的学者还是初出茅庐的青果。我们当时的同学有时候互相之间也会开玩笑，有同学就曾对另一个同学说，你的导师只是你们师门的人的导师，王老师是大家的导师。的确是这样，王老师一直是大家的导师。

我们有时候也会去听王老师讲课。有一学期，王老师给本科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化》，我和同级的师妹一起去听。第一次上课，我被吓了一大跳。我们提前十分钟到了教室，发现上百人的大教室已经没有空座位了。等到正式开始上课，不仅座位没了，教室的走道里也站满了学生，上课中间，教室后面，窗子外面也是学生。那年月，没有今天时髦的PPT播放音频视频之类的东西，王老师衣领上夹的是一个时好时坏的小麦克风，但是，黑压压的一大教室人却都听得津津有味，没有说话的，没有做其他事的，大家都被王老师的课所吸引。王老师只要跟人说话，就总是笑着，但是他讲课的时候却显得很有**、很认真，几乎每一次的课都讲得像一场**四溢的演讲。课后，我们这些听课的学生照例会跟着王老师去师大北门外面的湘菜馆蹭饭。王老师喜欢吃湘菜里的臭豆腐，其他的鱼和肉倒不见他特别加以青眼，似乎都吃，但也就那样。大家风卷残云一通后照例进行精神加餐，就上课的内容跟王老师接着讨论。那时候，王老师也五十好几了，但他充满**的神态常常让我们忘记他的年龄。我们每个人都幸福地陶醉在他给我们准备的精神盛宴中。我不知道别人怎样，至少我那时是非常自豪的，我有一位多么了不起的老师啊，而且，他不仅学问了不起，他的担当和胸襟更是了不起。我的三年读博岁月过得异常充实，就得益于王老师的言传身教。

后来，王老师搬到了望京，终于换上了大房子。我们一伙学生嘻嘻哈哈地赶去祝贺，吃了老师的饭，又在各个房间里乱窜说笑，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王老师乐呵呵地在边上看着我们闹。到了望京之后，我们虽然不能随时光顾王老师家了，但偶尔的光顾，就有着节日般的喜庆。我们跟老师谈自己论文写不下去的地方，谈对某些文化现象的困惑，有时候也听王老师跟其他学界前辈谈话。什么都不谈的时候，是我们这些学生“胡闹”的黄金时光。去王老师家的喜悦不仅在于能有精神会餐，能胡闹，还在于我们这些人大多数时候总是会满载而归。老师知道我们作为学生手头不免拮据，因此，不仅自己每有新书都会赠给我们，他也会把出版社和杂志社送给他的许多书和杂志送给我们，自己只留够用的就行。

印象中，王老师总是笑着，他很少批评学生，他以自己的方式爱着每一个学生。我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多次着急上火，王老师则不厌其烦地开导我的思路，宽慰我的心情。写作的过程中，每当思路堵塞的时候，我都会跑去老师那里聊天。不拘什么话题，跟老师聊聊天之后，整个人都会觉得豁然开朗。

我到深圳不久，王老师也南下了。先是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了一段时间的课，后来就到了汕头大学做终身教授。距离上远了，我没法常常去他那里，电话就频繁起来。我并没有因为工作了就把自己看作一个实实在在的成年人，并去独立处理自己的事情，而是像读书时一样，高兴时找老师，惶恐时更是要找老师。至今想起来，我依然心怀惭愧。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老师也会老，他是老师，也是一个老人，我只是任性的每隔一段时间就在电话里跟他絮叨，或者说我的惊喜的“新发现”“新体会”，或者像当年读书时那样哭诉自己的紧张与委屈。每当这时候，电话那头的老师总是耐心地听我絮叨，或者安慰哭得乱七八糟却说不清有什么事的我。而不管我是哭还是笑，王老师总会用他的“长篇大论”让我重新信心满满。我一直在想，我被许多人称赞的纯善和豁达，也被一些人不屑的“不成熟”，除了从小到大得到了亲人们毫无保留的爱之外，还因为在我远离亲人们求学的时候得到了老师无私的爱。

去年夏天真是一个不好的夏天，老师病了。当时我正在甘肃老家探望父母，听到消息后便急急忙忙赶回深圳，我想去看他。电话打过去，老师的声音一如平日的慈祥和开朗。虽然在病中，他还是只为别人考虑，让我不要专程去看他，别耽误了我自己的事情等。到了汕头大学老师的家里，开门看到是我，他又像个孩子一样笑了。那两天，汕头大雨如注，一如我起伏的心情。我看着老师规规矩矩地吃他的药，戴着老花镜看书做笔记，有时候还写点儿东西，雨停了的下午，他便穿得漂漂亮亮的去校园里散步。我们偶尔也会谈到他的病情，他之后的打算。老师没有我想象的紧张和伤感，他很坦然地谈论自己的病情，也直言自己即使有什么也不算短寿，没什么可怕的。化疗之余，他还是要坚持给汕头大学的学生们上课，他不想把自己完全当作一个病人，在能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做事。那几天，也有一些朋友们闻讯前来看他，客厅里又洋溢着老师爽朗的谈笑声。我担心他的体力，不免会暗示大家不要聊得太久，而老师这时候往往会觉得意犹未尽。记忆中，王老师总是会忘记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要一讲起话来就会陷入激动和兴奋之中。2009年3月，我邀请他到深圳大学讲学那次也一样，看着他讲的兴起，我听得当然也很过瘾，然而过瘾之后又担心他的身体承受不了这种兴奋和激动，一场讲座的后半场完全在我的纠结中度过。

2016年的9月，我到北京开会。老师这时正在301医院化疗。会后，我赶去医院看他。酷爱自由的老师在治疗期间却不得不被束缚在病**。看着他手上固定着的针头和日益稀少的头发，我悲从中来，那个永远不知疲倦、永远忧患深重的老师居然就病了，在我的内心中，他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病的呀。看望的最后，老师反倒成了安慰我的人。一再跟我说，除了要打针，他的生活别的也没有什么变化，还是看书、上课，这没有什么，让我别担心。在疾病面前，我深感自己的无力。在坦然的老师面前，我深感自己的脆弱。告别时，我又一次陷入悲伤之中，老师虽然在我每次要去看他时总要阻止，去了他那里还要催着我回去忙自己的事，但每次我离开他时却都能感觉到他的不舍。病中的老师明显变得柔软了，去汕头看他那一次，临走时我每次回头，他都还在楼前站着，直到我再也看不见他。这次探望，我们没有过多交谈，我甚至也没有多陪陪他就匆匆返回了深圳。如果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一定不会那么着急就回来。

这个“五一”，我跟儿子聊到他在我这里已经听到过无数次的王爷爷，我们母子约好了，暑假后如果老师在汕头，我们就先去汕头看他，然后回老家探望我的老父老母，如果老师在北京，我们就去北京看望他，再回老家。令我没想到的是，5月2号晚上，我就收到了王老师离开我们的消息。一时间，我的世界彻底变了颜色。那几天，除了哭，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老师有一天会这么突然地离我们而去。寒假的时候，因为老父老母有事，我赶不及去看他，打电话拜年时，还想着下一年直接去他家里拜年，可是，他却这样急急忙忙地走了，连一个机会都不给我们。

5月6号，北京阳光明媚，八宝山却连风都在哭泣。在悲痛和不舍中我们送别了老师。这一天，许多人来送老师，有他生前的好友同行，也有许多晚辈后学，还有很多热爱他的学生。人们从北京、四川、南京、天津、山东、广东等地赶来送别。那个健谈的、一说话就激动就兴奋的老师，那个只要演讲就不讲重复内容的老师，那个永远思索着、承担着中国文化的命运的老师第一次沉默地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