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临沂市作家协会)
不落霜雪的海南,以石誉梅,是富有诗意的。北纬18°的万宁石梅山庄,刚送走了人间四月天,西天的骄阳就灿若素心之梅,绽放着炙人的烈焰。天涯海角何惧炎日如火,那环山绕水的雨林仙境,丛丛掩映在暮春的裸岩,铁骨铮铮,犹如盘根错节的石林梅丛,一些皱褶里的石筋也极像谢瓣落叶的残蕊枯枝,让人真的能想起梅的风骨。
也许天人诡异有冥?瞥一眼“王门微聊”,几个碎镜芒心的文字赫映手机屏幕:王富仁先生病逝。天旋地摇,悲情让我跌落进无底深海……瞬间泪水涌出眼眶,继而五脏撕裂般的疼痛,犹如数万面破镜片刺心……王老师的音容就这样长存了?王老师的风骨就这样定格了?他那蓬勃的气冠山河的朗朗笑声;他那激越的纵横捭阖的生动叙论,如烟似雾,扑朔迷离,久久地萦绕脑际……历历往事,如风涌上心头,似画叠映眼前……
没有纠结,我毫不犹豫地变更度假行程,改签机票,北上服丧。
其实,我并不是王老师的硕博级入门弟子,可确确实实是他二十五年的亲学生。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成为文坛“迷眼”风景。文学大师就像我头顶上的“太阳”一样,高不可攀。童庆炳、王富仁这些硕学大儒给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毅然那样的大腕授课,应有别样的情境,这道课堂景致,是令遁入文学之门的人所心仪向往的。身在临沂文化核心圈,我却对杏坛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大导师——北京大学的王瑶、北京师范大学的李何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弢素无了解,于是心怀畅想:何时也能去京城聆听学界大佬的教诲。我们这一代渴望读书,“1959年出生就挨饿,十年‘**’十年学;停课复课批林孔,耗尽青春没文凭。”“上大学”就像灰色的长城欺压着自己的灵魂图腾。当文学向我摇起了幸福的黄手绢,自卑感越发强烈,几经夜校复习,我考取了临沂大学中文系,工作、读书、创作,越发感觉自己知识结构粗陋,文化积累浅薄,文学意识狭隘,于是厚积薄发,同时意识到文学素养基于地域的沂蒙孝贤文化、齐鲁兵儒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有京都国际文化的冲击。1991年10月,我参加了人民文学编辑部在“文采阁”举办的《沂蒙九章》作品研讨会,就萌生了在京城读书的念头。李存葆和王光明就纵臾我去北京大学学习,还热情洋溢地给中文系主任佘树森写了举荐信;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主任黄献国是我的老战友,他就劝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他说:“解放军艺术学院是世界唯一的军队艺术学院,文学系是全国高校中文系中唯一的‘文学系’,培养了李存葆、莫言、朱向前、徐贵祥、刘毅然等一大批军旅作家;聘请的兼职教授大都是国内外最著名的学者、作家。”他还**洋溢地列数了一串大师的名字:刘白羽、王愿坚、汪曾祺、王蒙、刘绍堂……而后他说:“我们这学期就有王富仁教授的课。”见我有些疑惑,黄献国放慢了语速:“王富仁,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现代文学博士,他的论文答辩,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名震华夏学界,对了!王富仁是咱们山东老乡。”
无须再补充了,我当即抉择。如若说文学是一次又一次“推敲”的结果;而改变自身的文化质量,选择,则是一种文化智慧。于是,这就有了遇见王老师亲授的缘果。
我第一次听王老师的课,正赶上北京入冬以来下的第一场雪。那天,天气异常的冷,500个座位的阶梯教室早早地挤满了系里系外的学员,满满当当地散发着暖春的气息,峭岩、朱向前、宋学武、刘毅然等众多老师也站在通道和窗口。忽然,从门口处引发的掌声波及满堂的雷鸣,黄献国引领王老师走上讲台,“……王富仁教授,早年师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者李何林教授,也是王瑶先生最为喜欢的‘青年学者’,他和北大的钱理群是当下鲁迅研究的两大高峰……”趁着黄献国介绍时,王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板书“王富仁”,掌声落下之后,王老师说:“黄老师过誉了,我就是一个从鲁西北农村走出来的农民。”我眼睛一亮,不由得端详这个喝着鲁迅“初乳”强壮风骨的学界精英,是的,真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乡巴佬,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标志性的代表,如果让他离开讲台,换一身衣服,再给一杆秤,就他那貌相,与放下锄头背着麦种跑到村镇集市上吆喝叫卖的农夫分不出两样;满脸沟壑纵深的笑容绽放着憨厚朴实,举手投足间也洋溢着“孺子牛”的韧意,可没曾想,王老师只讲了几句话就又把我给震住了,那亲亲的土土的“地瓜”味道的山东腔,“芬芳”着清晰的思辨和独特的感受;他以自己“思想革命”的全新视角阐释鲁迅,给我们讲:“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他说,鲁迅是师父,改变了他的一生,“鲁迅给了我生命”,教我们成为“独立知识分子”。继而他又阐述“我不反对孔子,我反对的是以孔子为工具压制别人的人!”“尽管我很弱小,但我在精神上并不萎靡。我站着走到死,我不会跪着爬着上前走一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是鲁迅给了我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
学界大抵分为两类:一类因文永生;另一类以文为生。王老师讲课的语言,具有令人敬畏的一种穿透“脑细胞”的“思变”力量,让人越听越悟觉自己的通身骨骼在噌噌地生发精、气、神,越听越忏悔曾因自己的无知轻易冒犯了文学和语言的神圣。王老师学识渊博而深入浅出,他讲述文学理论研究,亲切剖解许多鲁迅的实例故事比喻;他旁征博引而循循善诱,叙述精细流畅而不烦琐艰涩,论点阐释必结合鲁迅的细节透析,理性追根溯源之后又有抽象的哲学思想提升。
课间休息的时候,大家都蜂拥而至,冒着“二手烟”的“熏陶”簇拥着王老师,做“零距离”的讨教,他一边率性地抽着烟,一边大谈、大笑,声音依然那么洪亮,时而还有机的劲道地舞动着抽烟的手,做“对话”的重点语言补充。当了解到我是临沂人时,王老师的兴趣陡然亢奋,谈锋极键。
与王老师的师生之缘,也许是早已命中注定。
有道是,人若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能有创造性地做,那就是人生的大享受,是大福气。我从部队回地方,由文化局到文联,长期专事文学工作,一路跌跌撞撞,折磨了灵魂,透支了生命,收获了丰富的痛苦。我就是耗尽三十六年的文学组织智慧,也很难人人满意出彩。“彷徨”“呐喊”,既不想用自己的脑子干扰别人的人生,也不想靠别人的口舌思考自己的人生。叩问心灵深处的归处,在文学与寻找中重建价值理想。1999年的初春,我去中国作家协会联系“创作基地”事宜,回解放军艺术学院和老师及留校的同学“煮酒论英雄”,黄鹏动员我“二进宫”回京学习;许福芦就建议我到北京师范大学“作家班”,是啊,北京师范大学文脉渊源之于“五四学子”,是当代作家成长的摇篮,也是当下创作的文化引擎。许福芦时任文学系主任,经常接请王老师讲课,就借给王老师送什么评委聘书的机会我们俩结伴而行。一见到我,王老师就露出他那农民式的标志性微笑:“高振,你这几年怎么样?”汇报,讨教,“顺境干事,逆境学习”。王老师欣然应诺,做门下的访问学者;启迪、温暖,激励后学求索,苦渡迷津。
听王老师的课,人生之大幸。那时访问学者住在北京师范大学西北角的“塔2楼”,距离东北角励耘楼三层的王老师家很近,我和在校的博士生、留学生、访问学者“常回家看看”,唠叨些掏心窝子的话,每每亲炙教诲,就感叹王老师的忧忍心智,令人震撼!
“北京不可不来,也不可久留。”在文化之都,梦一场文学又何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之后,我被借调到中国作协,任《小说选刊》总编室副主任兼《热风》副主编,在文学馆路的芍药居置房客居,那时王老师也乔迁到望京花园,我楼下北面的北四环,是王老师回校上课的途经之路,每次经过,他说他都会禁不住地向路南的绿雅阁瞥一眼。这期间,我也常回北京师范大学蹭王老师的课,间或逛**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听他的讲座。有时,王老师也打电话约我开车接送他演讲报告;王老师组织“现当代文学高研班”我“跑腿”;我策划组织“‘罗庄杯’全国散文大奖赛”也尊请王老师任评委,我们多次同行同席,也曾在“祝寿”酒酣耳热后激烈讨论。王老师比我年长17岁,把我这个山东老乡当“王肇磊的大哥”看待,每次相逢,老远就大嗓门吆喝“高振!”之后,投来一个慈祥而又温润的微笑,让我感到不该应有的尊严在他面前得到了光荣绽放。为拓展小说的“三高”,我组织“大话小说”,开设《文学接力谈》,旨在进行文学交流。王老师很欣赏这个话题,他说:“文学报刊要面向读者,守本开新,你上北大找老钱,先和北大的学生聊一聊。”他一边说着一边摸起手机联系钱理群。我以“什么是好小说”为题,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在读硕博生沈潮、高芾、常悟、李云蕾、童月组稿,《热风》首刊,《小说选刊》当月选发;接着我又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研讨“冷观‘反贪文学’热”和“多维视野下的网络文学”等话题,引发了批评界、读书界切磋争鸣,笔战不止,受到了小说界的高度垂注。回眸当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读的孙晓娅、谢晓霞、李东芳、张怡、梁鸿五位女博士的评论:《点击当代女作家笔下的都市题材小说》,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风度,她们师承王老师的“解剖”和“洞悉”,以敏悟之语温暖世人。现在,淘晒十七年前我写的“主编寄语”,我们也能重新窥视、解读她们心灵的深邃性。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二十五年记忆深潜于精神血脉,这灵魂的高蹈,是人类文化对这个世界“生”的探索以及对自由本能的渴望。因为在王老师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情感深处,使我得以和灵魂静谧地对视: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是中国所有文化的底色。鲁迅光照“民族魂”,王老师解脱了“想”“说”“写”的困惑,恣意纵笔,牧鹤天堂,自由驰骋。自八宝山公墓告别王老师遗体,我内心深处,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生命因悲哀而庄严,向死而生:死亡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天悲贤殇飚垂泪,世盛雄文撼扪心。“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的精神导师从未倒下,我们的先驱形象也不会消失,因为他们的思想不是脆弱的思想,“中国不可能再倒退”,因为这些“民族脊梁”更能够长久地支撑后人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