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崇科（中山大学）

2017年5月2日晚上7点，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王富仁先生病逝，享年76岁。

我并不是王富仁先生的入门弟子，却有幸得到王先生赐序两篇，真是毕生的荣幸。我素来对王先生充满敬意，毕竟，作为鲁迅研究界的前辈，王先生树立了一个新高度——他是“**”后真正让鲁迅回到人间的国内学者，也是“长远时间”内鲁迅研究界的佼佼者。某种意义上说，作为鲁研界的后辈，我是读着他的专著和各种论述长大的，从鲁迅研究到新国学，从现代文学到文学教育，等等。

由于地处南荒、出生也晚，我和富仁“乡贤”（山东人）的交集不太多，但他2003年南下后我们才有了更多可能的学术交叠。2007年1月，为纪念鲁迅先生来广州70周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举办了有关纪念活动，那时还是副教授的我担任幕后的学术策划，也负责接待富仁先生和王德厚（得后）先生。我有幸和两位前辈一起在紫荆园餐厅喝早茶，王先生谈笑风生，对广州的点心赞不绝口，并特别喜欢吃凤爪，我那时特别把服务员叫过来多点了一盘，王先生边吃边谈，兴致很高。此后，我把每年出版的拙著都送给两位先生斧正。二老特别有人情味儿，要么是必回电邮，要么则是手机短信郑重致谢，让人感到温暖。而他们有新的论著出版，也会赠书给我，让我有机会认真拜读。

2009年我准备出版《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一书，特别想请王富仁先生赐序，当惴惴不安的我提出请求时，古道热肠的他当然答应了，但他也对我说因为太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于是我把该书的书稿寄给了王先生。时间大约过了半年，我又把《广州鲁迅》书稿的前身《1927年广州场域中的鲁迅转换》奉给王先生指正，请他多提宝贵意见。谁承想王先生那时大病初愈（用他的话说“差点儿见了阎王”），在完成“文债”时居然把我提意见的书稿当成了要出版的书稿，撰文《当代鲁迅研究漫谈——朱崇科〈1927年广州场域中的鲁迅转换〉序》并且很快发表在2010年11月的《鲁迅研究月刊》上。因为拙著《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2011年要出版，而我告知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一直在等着王先生赐序，没想到他先完成了《广州鲁迅》的序言。无奈之下，只好斗胆告诉王先生真相，请求他继续赐序，没想到王先生忙不迭道歉，并在两个月内又完成了另一篇序言，让我感恩到无话可说——又感激又不安，甚至连庄重的谢谢都显得轻浮。

在请前辈赐序的时候，我往往会特别说明，我不只是希望提携，而更是希望点拨，也欢迎批评建议：虽然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乃至溢美之词，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前辈们能够以我为个案，指明某种研究路向的可能性，包括缺点，这或许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至少可以让后面的年轻人少走弯路。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在应邀为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论文集——拙著《本土性的纠葛》（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赐序以前我也特别有此请求，结果王德威教授在序言中有一小段话特别触及了我的有关本土性论述的“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尴尬和虚妄，某些特别喜欢表扬的人以为厚道的王德威老师不愿给我写序，殊不知这是一种信任和更高要求，在序言末尾，王德威先生笔锋一转，“我对朱崇科的论文集也许有求全责备之处。但唯其因为朱所要处理的问题如此复杂，而他所显现的兴趣又是如此专注，我们对他的期望自然更较一般为大。离开了中国大陆，朱反而发现了华文文学的丰富面貌：不论是他乡是本土，语言文字的流传及其所折射的现象，千变万化，哪里是一二主义或权威所能尽涵？以朱崇科对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的深厚训练，未来的批评必有可观，也值得我们继续期待。”

说句实话，作为一个山东人，作为一个坚持运动20余年韧性十足的学者，我从来不畏惧任何压力、挫折和批判。我往往可以坦然面对甚至虚心和乐于接受有意味的建设性意见和批评。王富仁先生在给拙著《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撰写的序言中既有表扬，也有少许批评和更多期待，更关键的是，作为前辈，他从来都是和蔼可亲、厚道可爱的，“朱崇科先生给我寄来他的《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这部书稿，并希望给它写个序言，我非常高兴，但也非常为难。高兴的是在这个鲁迅研究相当冷落却倍受指摘的历史时期，朱崇科先生持之以恒地坚持着鲁迅研究并且毫不以故意挑剔一点鲁迅的似是而非的毛病而显示自己的‘进步’或‘超脱’为荣，反而以更加严肃的态度去开掘这种极难开掘的研究课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而在为《广州鲁迅》赐序时，在花了很长篇幅阐明他对鲁迅研究的范式观感和总结后他特别指出，“朱崇科这部学术著作是坚实的，而不是虚浮的。”最后他又可爱地加了一句：“唠叨得太多了，请本书的作者和读者原谅。”

作为一个研究、学习鲁迅近20年的学者，我从蹒跚学步逐步成长为70后青年鲁迅学人，对自己的学术优缺点还是了然于胸的，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张力的狂欢》《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广州鲁迅》《〈野草〉文本心诠》四部鲁迅研究专著。每每念起富仁先生的提携和品格感召，我总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长为学术大家，一定会善待孜孜不倦求学的学术后辈，努力为他们提供一个活跃、包容、健康而又可人的学术平台。某种意义上说，王富仁先生以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品味为我辈树立了典范，就此一点，在日益浮躁的学界，他老人家可以千古了。

的确，“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王富仁先生以他的学术和人品风范令人感念，斯人已逝，但他的精神长存！至少作为后辈的我，必将努力传承下去，至少作为一个“鲁迅党”党员，我乐于从学术和精神上接过旗帜。我想，王富仁先生作为一个厚道的前辈，作为一个把生与死看得很淡泊的可爱学者，九泉之下或许、也应该会赞成我的感念的。

愿王富仁先生在天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