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文学中曾出现好几部比较成功的作品，其中的“中国形象”也十分地令人振奋。除了我们将要重点介绍的卡夫卡卡夫卡和卡奈蒂卡奈蒂的小说之外，还有瑞士著名剧作家、诗人弗里施弗里施（Max Fresch）的《彬或北京之旅》（Bin oder die Reise nach Peking）和《中国长城》（die chinesische Mauer）。虽然他的小说中的中国并不像“二卡”笔下的那么美好，但小说标题中“Bin”很是耐人寻味。“Bin”是德文中第一人称系动词，作者把它赋予中国，倒是有些勇气和胆量，这样一来，他的北京之旅就变成了自我的内在之旅。顾彬顾彬教授曾对这部小说中的“我”与“他”“男人与女人”等“同异关系”作过细致的研究，指出无论如何中国（北京）在弗里施弗里施笔下都获得了创造性和自我性。[1]

卡夫卡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从生活年代来讲，是一个处于世纪之交的作家，但是，他的影响却是面向二十世纪的，无论在西方，或是东方，卡夫卡卡夫卡都被公认为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我们把他基本上当作一位二十世纪的作家，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卡夫卡卡夫卡在我国一度深受青睐，甚至到了言必称之的地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他的译介和研究却一直处于初级水平，始终未能有大的突破。别的且不说，他笔下的“中国形象”就未能受到人们的重视，他与中国之间复杂的文化关系也未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如果我们说卡夫卡卡夫卡终其一生一直都与中国文化处于互动之中，这虽然有些夸张，但恐怕也不算太过分。曾经有人做过一项很细致的工作，把卡夫卡卡夫卡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根据每个阶段的文字考证他与中国之间的实证关系，即他可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他对中国的印象。根据这一研究，卡夫卡卡夫卡接触中国文化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即1883—1912年，1912—1916年和1917—1924年。

先看第一阶段。这个时期内，卡夫卡卡夫卡与书本上的中国相遭遇，并萌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伴随了他的一生。卡夫卡卡夫卡通过阅读大量的介绍中国文化的译著，一方面对中国产生了“惊讶”（Bewunderung），另一方面又有陌生之感（Befremden）。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卡夫卡卡夫卡对中国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异”觉，吸引他的也主要是一些异国情调的东西，如中国的服饰，女人的小脚等。到了第二阶段，卡夫卡卡夫卡对待中国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弱，但立场有了根本的变化，简单地说，由对中国身上“异性”的“惊讶”转变成“同情”甚至“认同”，并从“中国形象”中找到了自我的特征。在此期间，卡夫卡卡夫卡进一步阅读来自中国的作品，并尝试把“中国主题”结构到小说文本中。但是，卡夫卡卡夫卡对待中国的态度此时还不是通过文学虚构来表现，而是在与未婚妻的通信中表达出来的。究竟有多少封书信中曾提到过中国，实在难以统计，但可以肯定，在此期间，中国经常挂在他的嘴边，出现在他的笔下。其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出于与中国认同而说的“说到底我是中国人，我想回家”。事实上，这里远不止是认同，甚至就是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家园，当作回归本源的场所。

卡夫卡卡夫卡的认同主要通过两个层面得以逐步表达。首先是生理上的认同。众所周知，卡夫卡卡夫卡天生细弱，为此他曾在《致父亲》中为自己鸣不平。生理上的原因，使他对世界产生一种特殊的二元看法，凡事凡物均以肥瘦加以衡量。他认为欧洲人胖，而中国人瘦。按照卡夫卡卡夫卡的理解，胖子是压迫者，瘦子则是被压迫者。几百年的中西文化关系就是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是欺凌与被欺凌的关系。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必须加以颠覆。如何颠覆，那就是与西方疏离，拥抱中国。生理上的认同只是契机和开端，仅仅停留在这种水平上的认同恐怕不足以震撼和冲击中西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因此，生理上的认同必须上升到人格和精神上的认同，必须发自内在地把自己与中国人等同起来，把中国当作自己心灵上的归宿，精神上的渊薮，并且永远地向它回归。所以，我们看到，卡夫卡卡夫卡笔下经常出现“欺凌”与“出发”的主题。

到了1917年之后，卡夫卡卡夫卡便一发而不可收，大面积地描写“中国主题”，塑造“中国形象”，想通过文学创作在审美和想象世界中替自己建立一个作为“自我”之化身的“中国形象”及容许自我与之认同并朝之永恒回归的“中国图景”。有关“中国主题”的作品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万里长城建造时》之外，还有：

（1）《猎人格拉胡斯》

（2）《采访矿山》

（3）《邻村》

（4）《钦差大臣》

（5）《十一个儿子》

（6）《致科学院的报告》

我们这里只是列举了几篇名作；事实上，卡夫卡卡夫卡的全部作品所处理的一个根本主题就是“同异”之辨。如何去“异”就“同”，使自我返璞归真是他终生思考的问题。中国只是这个主题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过，考察清楚他在中国身上所做的“同异”辨析，将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整个写作（Schreiben）。

我们无法具体而详细地分析他的全部作品，所以只好选取《万里长城建造时》作症候式阅读，希望能由此管窥出卡夫卡卡夫卡“中国形象”的深层意蕴和他本人的根本动机。这篇小说写于1917年三、四月间，是一部未竟之作。小说中充满了哲理和隐喻，很不容易读懂。国内一般认为“作者通过小说中对建造万里长城的描绘，揭露了帝国庞大的封建官僚制度和反动统治阶级的累累罪行，表现了阶级社会里人的奴隶的命运的悲剧”。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从阶级斗争学说出发所作的政治图解，对于正确理解卡夫卡卡夫卡《万里长城建造时》究竟要表达什么，或者说究竟要批判些什么并没有帮助。我们认为，卡夫卡卡夫卡借助描写万里长城的建造，说明人与人之间总是在人为地设置理解上的障碍，致使人们相互之间处于“异化”状态。要想使人走出他性，进入对话和沟通，人类就必须敢于抗拒权威，或者说抗拒中心，直至消解中心，取缔边缘。具体来看，卡夫卡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主要有三个方面能够体现他的这一对待“异”的态度。首先是叙述人称。我们知道，卡夫卡卡夫卡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以“K”的口吻进入叙事状态，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有人简单地把“K”说成是“Kafka”自己名字第一个字母，就是说，“K”就是卡夫卡卡夫卡本人。我们觉得这种说法有些望文生义，不够深刻。“K”与其说是个所指，毋宁说是个能指，一个隐喻性的能指，卡夫卡卡夫卡作品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吸引力，“K”这个能指所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设想一下，如果卡夫卡卡夫卡把“K”换成“我”或任意一个德文名字，小说的意味会有多大的变化。

不过，《万里长城建造时》却是个例外，“K”直截了当地变成了“我”。可以看到，作者、叙述者与主人公在这部小说中达到了同一。卡夫卡卡夫卡这样变化叙述者的目的恐怕只有一个，加强对“异性”的“自我化”。因此，卡夫卡卡夫卡宣称，“我很幸运”，“谓之幸运，因为有许多人当年在自己所称心的课程中取得了最好的成绩，却长年无法施展他们的知识，他们头脑里有最宏伟的建筑蓝图，却一筹莫展，久而久之，知识也大量荒疏了”。而我则不然，“当我以二十岁的年纪通过初级学校最后一关考试的时候，长城的建筑刚刚开始”。[2]这里说“我”赶上了历史好时光，有两层含义。表面上看，是说“我”能够学以致用，在建筑长城时发挥自己的才智；实际上是说，我还能在长城刚刚开始建筑之时就能认清建筑的动机，并且有幸“以许多人的名义讲话”。[3]

其次，卡夫卡卡夫卡运用最简单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建筑长城的表面目的是为了防御北方的少数民族，捍卫中原的核心地位。他说：

众所周知，长城之建筑意在防御北方民族。但它造得并不连贯，又如何起防御作用呢？甚至，这样的长城非但不能起防御作用，这一建筑物本身就存在着经常性的危险。这一段段城垛孤零零地矗立于荒无人烟的地带，会轻易地一再遭到游牧民族的摧毁，尤其是这些游牧民族当时看到筑墙而感到不安，便像蝗虫一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辗转迁徙。[4]

可见，长城的建筑人为地在中原与北方民族之间划立了一条界线，标志着中心/边缘的对峙。中国建筑长城与其说是为了保卫自己，不如说是为了驱逐游牧民族，使他们在边缘的位置上越走越远，终日惶惶不安，只得围绕着中心“像蝗虫一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辗转迁徙”。卡夫卡卡夫卡认为建造长城作为一个隐喻很能反映那时的时代精神。

那么，针对这种时代精神，卡夫卡卡夫卡又持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我们认为是一种批判的立场。卡夫卡卡夫卡倒没有直接地予以批判，而是通过巴比伦塔的隐喻从侧面加以揭露。他写道：

首先，我们必须得说，当时长城所完成的业绩，比起巴比伦塔的建筑毫不逊色，显然，天意也，至少根据人类的计算，它与巴比伦塔的建筑完全相反。我之所以提及这点，是因为在该建筑动工之初，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对这两项建筑作了详尽而准确的比较。他在书中试图证明，巴比伦塔之所以没有最后建成，绝不是由于大家所说的那些原因，或者至少在这些公认的原因中没有最重要的那几条。他的论证不仅依据文字记载，而且据称他还作了实地调查，并且发现，巴比伦塔的倒塌在于基础不牢，因而必然失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的时代远胜于古代。今天，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专门的泥水匠，在打基础方面是不会有错失的。[5]

关于巴比伦塔，我们无需作过多的解释。因为我们一般都知道它是人类为了走出语言的牢笼，进入共同理解世界的努力阶梯，自古以来它就是人类努力攀登而终未能如愿以偿的一座塔。卡夫卡卡夫卡把它与长城相对照，显得十分恰切形象。他认为，如果建造巴比伦塔是人类为了求得共存的话，那么，建筑长城适得其反，使人类无法平等互助，共同存在。

为此，卡夫卡卡夫卡建议，人类若能用建筑长城的劲头来重建巴比伦塔，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因为，我们的时代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胜过古代，尤其是人类自身经过教育，应当能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优势，确保建造巴比伦塔时万无一失，直到最终攀登上塔顶，实现人类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通过对卡夫卡卡夫卡长城隐喻的分析，我们发现卡夫卡卡夫卡思想核心的确是为了克服“异化”，但绝对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阶级斗争背景下的“异化”，而是“人与人的异化”，换言之，卡夫卡卡夫卡努力克服人心灵上的异化，力求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化“异化”为“自我化”。具体到他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就是说，他没有正面赋予“中国形象”以“我性”，而是通过批判其中的“异性”，从侧面提醒人们应当摆脱权威和中心的理念，放弃建造中西之间的人为界限，以促成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以及中西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