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卫礼贤和黑塞黑塞所揭开的二十世纪“中国形象”的序幕，首先被卡夫卡卡夫卡和卡奈蒂卡奈蒂这两位犹太作家继承了过来。作为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他们对中国有一种更深切的理解和认同，因而也更容易把“中国形象自我化”过程推向前进。无论是从中国文化知识角度讲，还是从文学表现力来看，或是就其思想深度而言，他们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以此为基础，塑造了一幅激动人心，令人“眩晕”（Blendung）的“中国形象”。

布莱希特布莱希特的调子比他们要温和得多，因而其笔下的“中国形象”也中庸得很。但总的来看，他对中国是持积极和肯定态度的。中国文化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曾产生过无法估量的影响。而他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接受中国文化的营养，同他的这种肯定中国文化的态度是分不开的。我们看到，与历史上其他许多“利用”中国的作家不同，布莱希特布莱希特变“利用”为“吸取”，在充分肯定中国地位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与中国文化展开全方位的交流，上到老庄墨翟，下到梅兰芳，都是他学习的对象。在他眼里，中国文化没有高雅/低俗之分，白居易与《灰阑记》传奇故事一样激发他的创作灵感。

本来，这种高扬“自我化”大旗的风潮有可能得以迅速展开，可是接踵而来的动乱岁月不但使西方文化本身遭到浩劫，也使其中的“中国形象”支离破碎，不堪入目。这种局面持续时间之久，让我们震惊。直到七十年代末，才稍有改动。德国当代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her Grass，1927—2015）是中德关系解冻后最早访问中国的作家之一，他写了《从脑中蹦出来的或德国人死光了》（Die Kopfgeburten oder die Dentscben Sterben aus）。小说中的“中国形象”虽然还带有很深的偏见（传统形象的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但是，作者还是认识到了一点，即对待中国不容许持轻视或忽视态度，接受中国这个充满了“异性”的存在空间和文化氛围，才是明智之举。因而，总的来讲，格拉斯笔下的“中国形象”还是积极的。

莫什克莫什克（Adolf Muschg，1934—）也是德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在七十年代末也访问过中国，并写出了《白云或友情会》（Baiyun oder die Freundschaftsgesellschaft）。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还认为不但应该而且必须同中国古代文化和当代现实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他认为那种对待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持虚无主义和否定主义的态度是极端不明智的。

克吕格克吕格（Michael Krüge，1943—）相对少为人知，他著有《为什么是北京——一则中国故事》（Warum Peking.Eine chinesische Geschichte）。他对待中国的态度既有保留，也很分裂。他把中国分成古代和今天。他认为，古代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通过它，西方人可以获得某种拯救，而今日中国却对西方人构成威胁。克吕格克吕格肯定中国与否定中国的双重态度即是历史上两种对立“中国形象”的集中体现。他把中国现实看得那么可怕可能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观点还不是少数，比如洛伊特内格（Gertrud Leutenegger）的小说《大陆》就持相同的观点，强调中国的异性，以及它身上隐含的危险因素。

除了这几部比较重要的小说之外，还有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值得提及，这就是社会哲学家耐格特耐格特（Oskar Negt，1934—）根据他的中国之旅所写的游记兼理论著作《龙威下的现代化》（Modernisierung in Zeichen des Drachen）。该书运用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的有关观念，对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作了比较细致的讨论。耐格特耐格特不但检讨了数百年来西方的“中国观”，特别是马克思、黑格尔黑格尔及韦伯的“中国观”，还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作了解析，他认为，要想理解中国这个异在，首先就必须把握它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并且要搞清楚中国人头脑中的所思所想。这样才能同中国进行行之有效的对话。

我们看到，即便到了当前，“中国形象”仍然处于模糊状态，这有中国本身的原因，更是西方人自身造成的。不过，中国作为“异在”不容忽视，已成共识。而且，那种简单地贬低中国的态度不见了，更多的是冷静的分析态度和积极的接受态度。另外，当代德国汉学研究与汉语教学的发展为德国人进一步接受和理解中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也为中西文化的对话创造了良好的场所。我们相信，二十一世纪必定会出现更好地理解中国，更多地认同中国文化的文学作品，一种作为“自我”的“中国形象”随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以及西方思想的转型，一定会越来越清楚地出现在作家们的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