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经过十九世纪末“血”与“火”的双重洗礼，中德文化关系进入了更加纷繁复杂的二十世纪。如果我们想要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二十世纪德国语境中的中国形象的话，这是极为困难，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二十世纪德国的中国形象尚未最终完成，或者说，直至今天，它依然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当然，一旦德国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真的完成了，定性了，凝固了，那也就意味着人类找到了自我，与此同时，人类恐怕也就不得不放弃自我，因为一旦“异”与“同”之间的差别消失了，人类也就失去了其立足之根本。

那么，二十世纪“中国形象”有没有能够被概括的总体趋向呢？我们认为是有的，即“自我化”的趋向。虽然这种强行概括有些武断，也有些理想化，但我们这样说，一是由于这种趋向已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的共识，二是出于我们美好的心愿和祈求，希望“自我化的中国形象”早一天到来，因为那一天将是我们走出隔阂，进入相互理解的关键时刻。

当然，我们也必须严肃地指出，二十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在迈向“自我”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两段不正常时期，要么变得极好，要么被贬得一塌糊涂。具体地说，就是纳粹期间以及东西方冷战期间德国（冷战期间为前东西德）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两段时间前后持续长达四十年之久。严格说来，这两段时间内的“中国形象”已经失去了它的文学虚构性和审美意识形态特征，成了纳粹的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因而其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都不是很大，唯一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应当以此为鉴，尽量避免这种不正常现象的重现。

因此，我们在研究二十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时候，应该将把重心放在三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有关论述上。三十年代是“中国形象自我化”刚刚起步的时代，以“两卡”（卡夫卡卡夫卡、卡奈蒂卡奈蒂）为代表。布莱希特布莱希特（Brecht）的情况比较特殊，不但他与中国的关系难以简单概括，而且他的“中国观”持续时间太长，加上他本人的特殊地位，我们有意舍去他的作品不论，幸好有关他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关系已多有研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重新活跃起来，不但出现了许多虚构之作，同时由于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使许多德国作家能够亲临中国之境，因而也就产生了许多以游记形式发表的作品。其中的立场五花八门，难以一致，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种单纯把中国视为地理上的“异国”与物理上的“他物”的立场普遍遭到批判，而从文化上去认识中国这个“异在”，并通过它来认清自己，已成为普遍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