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文学史上，恐怕再也没有哪位作家会像卡尔·迈那样历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却又总是影响巨大，左右着不同年代读者的阅读兴趣。卡尔·迈卡尔·迈是一位通俗小说家，这一点毫无疑义；但他的作品所发挥的作用，恐怕是许多所谓的高雅文学作品所无法比拟的。此外，卡尔·迈卡尔·迈本身还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传奇人物撰写的传奇故事，其传奇意味也就更加非同一般，不能不让人充满好奇。

1842年2月25日，卡尔·迈卡尔·迈出生于德国萨克森州的一个纺织工人家庭，早年命运多舛，幼年时患弱视近乎失明，后又曾因偷窃和诈骗而受七年半牢狱之灾。1875年出狱后，担任报纸编辑。自1882年起，卡尔·迈卡尔·迈开始以游记和惊险小说名噪一时，曾到过东方国家和美国游历。他一生创作的长篇小说达六十余部。1906年他出版了剧作《巴别塔和圣经》（Babel und Bibel）。1910年出版了自传《我的一生与追求》。1912年3月30日，卡尔·迈卡尔·迈在拉德布伊尔（Radebeul）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70岁。近年来，我国出版界推出了《卡尔·迈卡尔·迈世界探险丛书》，他的名字也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和接受。[1]

关卡尔·迈卡尔·迈本人在当下的“历史效果”，应该是德国“卡尔·迈卡尔·迈学会”（Karl-May-Gesellschaft）关注的事情；而全面深入地分析他的所有作品，则是日尔曼语言文学家们的责任。作为比较文学研究著作，这里关心的主要是他笔下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因此，本书只分析卡尔·迈有关中国的作品。现有研究资料表明，卡尔·迈卡尔·迈有关中国的描写十分丰富，我们在短短的篇幅里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对这些中国材料做考真辨伪的工作。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了，详细请参阅波恩大学已故教授科本博士（Erwin Koppen）的《卡尔·迈卡尔·迈与中国》一文。[2]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具体考察卡尔·迈卡尔·迈前后期作品中中国形象的差异及其历史意义。

卡尔·迈卡尔·迈有关异国的作品很多，具体到中国的主要有如下四部：《江路》（Kiang Lu）、《黑骏马》（Schwarze Mustang）、《世界需要安宁》（Et in terra pax）以及《孔丘—诺言》（Kong-kheou，Ehrenwort）。从创作时间上看，《江路》是其前期代表作，《世界需要安宁》则是后期的一部力作。两部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有着巨大的区别。总的来讲，《江路》所持的是一种彻底的否定性的中国观。在这部作品中，中国实际上被当作是一块“最落后、最肮脏、最无生气”的土地。《江路》中“否定性的中国形象”堪称是先前几百年来德国文学中消极中国观的升华和浓缩。

现在我们来具体看看《江路》。小说一开头，一股异国情调就扑面而来，中国这样一个异国被卡尔·迈卡尔·迈描写为一个既错彩镂金，又千疮百孔的国度。看得出来，卡尔·迈卡尔·迈为了描写中国还是下了一些工夫的，因为他对先前德国语境中有关中国的资料可谓熟稔于心。于是，在他的笔下，中国这条“人间巨龙”在地理上广袤无垠，物理上美丽富饶；中国的文化既有老子那样的贤哲，更有女人的小脚和男人的鸦片。中国的奇异注定了其要成为一个被殖民对象的命运。

但在殖民观念上，卡尔·迈卡尔·迈似乎比他前辈要清醒许多，因为他认识到，光靠武力是无法彻底征服中国的。他让江路巧舌如簧，对中国皇帝辩解道，德国和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可不一样，绝不会用“刀和剑”来欺侮中国人。他们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学习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这一辩解听起来不管多么冠冕堂皇，但终究只是为了顺利进入中国而替自己编造的借口。一旦成功地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便摇身一变，对中国极尽贬抑辱骂之能事，比起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来丝毫也不逊色：

我们并肩在中国城市大街上漫游。这些街道又脏、又臭，到处都是臭水沟。我们看到又窄又暗的胡同和弄堂，跟看上去不讨人喜欢的人蜂集在里面。[3]

我们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些，暂时不去斤斤计较于小说中的个别段落，而从整个小说的情节来加以考察，同样也会发现，卡尔·迈卡尔·迈为我们提供的，与其说是一部传奇小说，不如说是一部通俗版的“东方历险小说”。主人公江路是一个海盗头目，聪明狡诈，智慧过人，却没能逃脱法网。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德国人最后还是成功地把江路搭救出来。于是，德国人便对江路大加辱骂，说他再聪明也是白搭，离开他们这些比他技高一筹的人，根本不能脱离牢狱。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卡尔·迈卡尔·迈的叙事策略：他先抬高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然后再用德国人来踩压中国人，以衬托出德国人和德国文化的伟大和先进。用卡尔·迈卡尔·迈自己的话说：“中国文化再伟大，那也是一朵凋谢了的明日黄花，一切荣耀，一切伟大，均属过去。今天的世界应该是德国人和德国文化的天下。”

卡尔·迈卡尔·迈的这一否定的“中国形象”几乎贯穿了其前期的所有作品。卡尔·迈卡尔·迈为何会如此贬低中国？科本教授把原因归结到当时轰轰烈烈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头上，看来不无道理。这点如果结合卡尔·迈卡尔·迈个人的历史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我们知道，卡尔·迈卡尔·迈曾一度触犯刑律而锒铛入狱，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使自己尽快重新社会化，卡尔·迈卡尔·迈无法不向现实社会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投降，无法不去迎合现实社会中的大众阅读口味，因此，他的作品也就必然要充当时代的传声筒。

但是，随着卡尔·迈卡尔·迈成功地实现了个人的“社会化”，随着其社会地位和文学声望的日益提高，他显然不会甘心于单纯地充当时代的传声筒，而不能不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形成自己的独特判断，对中国和中国形象全面进行重塑。正如科本教授所敏锐捕捉到的，卡尔·迈笔下的中国形象到《世界需要安宁》时，就出现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变之大，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从《江路》直到《黑骏马》，其中的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贯的，而且否定因素越来越重，到《黑骏马》中否定因素张扬到了极致。”[4]但是，《世界需要安宁》中的中国形象却一反常态，开始透露出一股新鲜的肯定气息。卡尔·迈卡尔·迈改变了此前轻视甚至辱骂中国的态度，转而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很有道德、很有智慧的国家。

然而，也有学者如顾彬顾彬教授拒绝承认《世界需要安宁》在对待中国的立场上有什么先进之处，认为卡尔·迈卡尔·迈只不过是在重弹启蒙时期的老调。[5]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有些就事论事。关键其实不在于卡尔·迈到底替中国说了多少好话，而是要看他的世界观有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这点上，科本教授一语中的。他指出，卡尔·迈后期的中国形象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主要还是因为他个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一是他的人生态度比以前更加乐观、更加宽容了；二是他的世界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提倡泛爱，呼吁大同。总而言之，“博爱”和“宽容”成了卡尔·迈卡尔·迈后期作品中的主要思想动机。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想动机，卡尔·迈卡尔·迈在《世界需要安宁》中描绘了一幅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井然有序，父慈子孝，人人各司其职，一片大同景象。由此可见，卡尔·迈卡尔·迈在这部小说中起码摆脱了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直接操纵，也就是说，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被他解构了。随之而起的这幅充满乌托邦色彩和积极意义的中国形象，的确较之从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必须予以肯定的，但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卡尔·迈卡尔·迈对中国的肯定也还是有限度的，仍然处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受着“宽容”、“启蒙”、“教化”、“泛爱”等一大堆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概念的束缚。正如科本教授强调指出的，“（卡尔·迈卡尔·迈后期的）中国形象仍然阴影重重，启蒙了的中国、有智慧的中国人、有教养和宽容的中国人，只是某种观念的载体罢了”，因此，这种中国形象是一种“扁形的中国形象”，[6]说得具体一些，这是一种刚刚具有人格特征而犹未充分获得自主的他者形象。

卡尔·迈卡尔·迈前期与后期的中国形象出现了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中国由作为他物向作为他者的飞跃，这是由卡尔·迈卡尔·迈放弃现实社会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束缚、积极投身于现实社会中文化意识形态场域所导致的结果，更是德国社会变迁大潮的必然要求。他的文学实践为后来者推动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进一步他者化打下了关键而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