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此前中国形象播散和分裂的结果，因而表现为一个解构过程，呈现出多主题、多层面和多形式的态势。具体来说，此前中国形象中一以贯之的作为“他物”的“异在性”，已不再是铁板一块，而逐步被中国形象的“复杂性”所替代。也就是说，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文学中不但有作为他物的中国形象，也有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甚至还有由作为他物向作为他者的过渡，因而具有共存特点和混合形态的中国形象。

另外，多主题、多声调的中国形象赖以存在的载体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不是局限于纯文学作品，就是多见于哲学论著中，而是分散到了整个社会文化话语当中。单就文学而言，参与描写中国的不仅有通俗文学作品，也有游记、日记等实用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各种纯文学作品。再一种情况就是，随着中国文学和文化不断地被介绍到西方，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由实物鉴赏转向文学阅读，这样一来，不但增加了中国形象的直观性，也扩大了中国形象的影响面。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德国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改写中国文学作品，像歌德歌德《中德晨昏四季咏》那样建立在中国精神之上的创作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像克拉朋德（Klabund，1890—1938）这样专门从事改写的作家。

但是，丰富性、多样性乃至复杂性绝不意味着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一盘散沙。稍微梳理一下，我们很容易就能归纳出其中的主线，循着这条主线，基本上也就可以把握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德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这条主线就是：在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或者说，在现代性发生转型之际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呈现出由作为他物到作为他者，再到作为大写的他者，最终走向作为自我这么一个总的发展脉络。这一趋势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位作家的作品当中：卡尔·迈卡尔·迈、伊丽莎白·冯·海京（Elisabeth von Heyking，1861—1925）、赫尔曼·凯泽林赫尔曼·凯泽林伯爵（Hermann Graf Keyserling，1880—1946）、阿尔弗莱德·德布林德布林（Alfred D?blin，）、克拉朋德、黑塞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及汉学家卫礼贤卫礼贤等。

具体而言，这条脉络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卡尔·迈卡尔·迈的通俗小说体现了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由他物到他者的转型；海京和凯泽林的游记作品塑造了一个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鉴于他们二人笔下的中国形象犹未丰满，德布林德布林和克拉朋德进一步做了补充和深化的工作，使之成为一个大写的他者。黑塞黑塞和卫礼贤卫礼贤则开创了二十世纪作为自我的中国形象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