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处于历史进程之外:黑格尔黑格尔的否定性中国观(1 / 1)

通过前面几章的论述,我们看到,西方现代理性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形象”无论多么光彩夺人,多么神奇莫测,有一点总是可以肯定的,即在总体上否定性因素的不断增长,肯定性因素的渐渐褪失。否定性因素与肯定性因素的彼此消长,构成了黑格尔黑格尔之前“中国形象史”的主旋律。不过,我们可以引以为慰藉的是,黑格尔黑格尔之前的“中国形象”中毕竟还有些肯定方面让我们津津乐道和引以为傲。我们今天也的确经常把这些肯定方面挂在嘴边。

但是,历史把我们推到了黑格尔黑格尔面前,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观点,即否定性的“中国观”随着西方理性大殿的大功告成而彻底取消了“中国形象”中的那些零零碎碎的肯定因素。而且,完成这种取消工作的竟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这在表面上似乎与他的睿智有些不相称,而实际上,这恰恰与他的根本思想和本质性格是吻合的。我们也应早有警觉,歌德歌德的“中国观”是否定性因素与肯定性因素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争战,尽管歌德歌德使尽浑身解数想宽容些、同情些,却终究敌不住滚滚时潮的裹携,暴露出了他的力不从心和彻底失败。“中国形象”里的肯定方面表面上似乎占了些上风,其实只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到了黑格尔黑格尔,它们便彻底销声匿迹了。

黑格尔黑格尔的“中国观”无疑是他哲学思想的产物,也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换句话说,黑格尔黑格尔笔下的“中国形象”乃是他的整个理性大殿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只是这一“中国形象”在其中一直处于否定地位。黑格尔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从“东方”到“西方”的。亚洲是起点,欧洲则是绝对的终点:

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东方)升起,而在西方沉没的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世界历史就是使未经管束的天然的意志服从普遍的原则,并且达到主观的自由的训练。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37]。

黑格尔黑格尔首先把东西方联系到了一起,并通过其哲学思想对历史的解释而将东方置于西方之下。作为这片东方世界之主导成分的中国,便成了黑格尔黑格尔首先审察的对象。黑格尔黑格尔认为,尽管历史开始于东方,尤其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承认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原地踏步不前,只有旧颜,而无新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的“客观的存在”与“主观运动”之间缺乏必要的对峙,因而阻碍了变化的发生,致使中国“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

接着,黑格尔黑格尔继续深化了他的认识,从“宪法精神”“行政管理”“法则”“宗教”“科学”等方面展开他的否定性论证。下面我们将对他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是“宪法精神”。黑格尔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宪法精神”终古无变。作为其具体表征就是“家庭的精神”。其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主体性”,代之运行的是一种道德实体。因此,

中国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民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38]

家国同构,君权天授,整个国家被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二是匍匐在下的臣民。统帅国家的是一种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精神”。这种精神浪漫倒也浪漫,也显得十分和谐,因此黑格尔黑格尔建议西方“也可以拿它来做模范”。但是,黑格尔黑格尔严格地指出,这个帝国的行政管理、社会约法与道德,同时又是完全不含诗意的,一句话,其内部没有自由的“理性”和“想象”,因而只是一个呆板、滞后的国家。

建立在“家庭的精神”之上的中国,自然谈不上有西方的宪法,而只有行政管理。黑格尔黑格尔认为,在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下,当时的中国人享受着绝对平等,但却没有任何精神自由,因为他们的许多权益和特殊权限根本得不到保障,所谓自由,根据黑格尔黑格尔的理解,就是人作为个体人和社会人的所有本质权益都应当在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得到确切的保障。黑格尔黑格尔认为,这种自由只有他们西方有,当时的中国等级制度太过森严。他说:

在中华帝国内就不同了,这种特殊权益是不被考虑的,政府是出于皇帝一人,由他任命一批官吏来治理政事。这般官吏或者“满大人”,又分两类:一类是文官;一类是武官。后者等于我们的“军官”,文官的品级高于武官,因为中国文官在武官之上。为了取得初等教育起见,设立得有初等学校;凡是政府官吏都受学校教育。像我们所谓大学的高等教育机关,大概是没有的。[39]

的确,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历代王朝都是如此,尤其是,中国的教育并不是为了培养人,而是为了选拔官吏,即“学而优则仕”。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不承认黑格尔黑格尔的评述包含了部分的真知灼见。他认为,中国全部行政机构多是按此种成规来进行的,而缺乏一种有力与合理的管理程序。政府官吏们的尽职,并非出于他们的良知或自己的虚荣心,而是出于外界的命令和严厉的制裁。建立在这样一种统治和管理机制上的国家无疑是十分脆弱的。

说穿了,中国行政不合理的地方就在于人治,即皇权专制,法也是王法,没有什么民法可言。因此,黑格尔黑格尔指出,与行政配套的法制也是变调的:

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臣权都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里。不像印度那样,中国并没有独立的各阶层要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一切都是由上面来指导和监督。一切合法的关系都由各种律例确实地加以规定;自由的情调——就是一般道德的立足点因此便完全被抹杀了。[40]

这种家族关系实际上“等于一种奴隶制度”。就此而言,当时中国的奴隶制关系非常简单:皇权是奴隶主,所有臣民都是他的奴隶。因此,在中国,所有的人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也都是卑贱的。他们没有什么荣誉心,相互之间也没有个人权利,只有极端的自贬自抑,由此导致极度的自暴自弃。黑格尔黑格尔还把这种个体人格的缺失和集体道德的沦丧相提并论,他说:

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41]

他把“会撒谎”这点作为中国人的致命点加以攻击。黑格尔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影响相当大,尤其对于世纪末的通俗小说,如卡尔·迈卡尔·迈的《青红玛土撮拉》。“会撒谎的中国人”几乎成了历来通俗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主题,就像“不忠贞的寡妇”一样,为广大作家所采用,很能满足当时人们歧视和敌视中国的心理。

黑格尔黑格尔认为,当时中国人的品行恶劣有法制方面的原因,也与中国的宗教观念不无关系。宗教在中国失去了其超验性和彼岸性,也不讨论“绝对的东西”,而被彻底的世俗化和通俗化。结果,宗教在中国简直变成了“国教”,君权和神权合而为一,皇帝乃是天之骄子,代神说话和行事。所以,黑格尔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宗教不是他们所谓的宗教。根据黑格尔黑格尔的理解,西方所谓宗教是指“精神”退回到了自身之内,专心致志地关注它自己的性质和内在“存在”,因而宗教能使人脱离国家和世俗权力,潜心自修,追求彼岸,形成超验的精神主体。

而在当时的中国,个人并没有这样一种独立的个性和人格,因而他们充满了依赖性,即依靠上天。皇帝成了个体与上天之间的物质中介和精神桥梁。所以,黑格尔黑格尔将中国的宗教概括说:

在家庭制度的情形下,人类宗教上的造诣只是简单的德性和行善。“绝对的东西”本身一部分被看作是这种行善的抽象的规则——永久的安正;一部分被看作是肯定它的那种权力。除掉在这种简单的形态以外,自然世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是完全被抹杀、漠视的。中国人民大家长的专制政体下,并不需要和“最高存在”有这样的联系,因为这样的联系已经包罗在教育、道德和礼制的法律以及皇帝的命令和行政当中了。天子是一国的元首,也是宗教的教主。[42]

我们知道,黑格尔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把人的精神历程描述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最后达到绝对精神。黑格尔黑格尔对中国的否定恰恰也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具体展开的,这点由上文的分析不难见出。至于宗教,黑格尔黑格尔对中国的否定到了一个**,但还没有到达顶点,因为他最终把中国拒斥在他的精神大厦之外,为此,他从科学和语言的角度入手,继续他的否定论述。他说,中国的科学也缺乏主观性,尽管中国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尊重和提倡科学,但是“它们缺少主观性的自由园地,和那种把科学当作一种理论研究而的确可以称为科学的兴趣。这儿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所以,中国科学都是经验性的,实用型的。

阻碍中国科学进入纯思辨领域和达到绝对精神地步的是中国的文学。在黑格尔黑格尔看来,中国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中国人民在文字中缺少了这一种正字拼音的方法,不能使声音的订正成熟到可以用字母和音节来代表清晰的发音。”这种文字无法与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提并论,也不适于逻辑思维,因此对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制约作用。

钱锺书先生早就指出黑格尔黑格尔有关中国语文的见解是极其荒谬的,并举《周易》中“易一名而含三义”加以反驳。他说:

“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伎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43]

钱锺书先生把黑格尔黑格尔的谬论归结为无知,无疑是正确的。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黑格尔有关中国的知识表面上看显得很丰富,但多是从传教士们的著述中摘取来的二手资料。钱锺书先生认为黑格尔黑格尔发为高论的另一个原因是掉以轻心。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宽容,在笔者看来黑格尔黑格尔简直就是别有用心,连歌德歌德身上那点少得可怜的同情心都没有,而用他那“严酷的理性”之光来透视中国,最后得出的就是一个处于历史进程之外,仍为幼年文化阶段,全无半点主体自由和绝对精神的中国形象。这样看来,黑格尔黑格尔笔下的中国形象似乎并没有什么新意,它只是把赫尔德赫尔德、谢林等人笔下的中国形象中的否定性因素抽取出来,大肆发挥和张扬而已。

但是,我们必须着重指出,黑格尔黑格尔的否定同前此诸位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也就是说,前此诸位基本上还是在承认中国人作为类存在而与西方人具有相似性特征之前提下,否定中国人身上特异和特殊的东西。黑格尔黑格尔则不然。他主张,除全体自然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根本完全实在的。在他眼里,所谓的全体自然不包括东方,因为东方没有绝对精神。因此,黑格尔黑格尔的否定是全方位和彻底性的否定。他通过把中国纳入精神历史发展的策略,而把中国排除在历史进程之外。精神层面上的否定无疑比单从外表挑毛病的做法深刻的多。但是,正如他的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一样,建筑在这种辩证观念之上的中国观也是头足倒置的,悬浮于空中而不得其实,因而用不着我们作过多的批判,其荒谬性必定自现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