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德国古典文学时代到1805年席勒席勒逝世时便告结束。而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歌德歌德对中国的判断发生了改变。在此以前，歌德歌德所认识的，不过是中国人的外表，此后则感觉到中国文化观念及其真正的精义”。[1]对于这段话，我们或许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歌德歌德在十八世纪所批判的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反面意见、对于中国情调和文化实物的穷追紧逐以及对于“中国风尚”的随波逐流。随着席勒席勒这位挚友的去世，随着辉煌一时的古典文学时代的结束，随着年龄的日趋高迈，歌德歌德开始进一步“阅读”和“关怀”中国，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也确实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堂奥。

伴随着歌德歌德这位在西方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家，我们的论述进入了十九世纪这个缤纷复杂的年代。十九世纪的复杂之处首先在于，精神生活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漫无头绪。如果说我们用“理性”、“启蒙”等概念就可以把握先前的18世纪的话，那么，对于十九世纪，任何一个概念、任何一个范畴恐怕都不足以用来概括，当然，即便我们强行概括，对于我们的研究也于事无补。

但是，如果我们稍加梳理，便能够发现十九世纪思潮仍有其脉络可循。不过，我们切不可就事论事，死盯住十九世纪这段孤立的时间，而应把十九世纪和以前的时代联合起来加以考察。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怀特海（A.N.Whitehead，1861—1947）就是这样做的。他认为，十九世纪的信念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是表现在宗教复兴、艺术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浪漫主义思潮；第二是为思想开辟道路的科学大跃进；第三是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条件的科学技术。这三个信念的源头都在上一个时代。但到了十九世纪，这三种思潮都达到了最高峰。[2]这三种思潮既然都源自上一时代，也就是出自现代性主导原则的理性所主宰的时代，出自强调主客体的认知理性所主宰的时代；只是，浪漫主义思潮偏重“主观性”和“自我张扬”，而其他两种思潮追求的则是对“客体”之客观性的认识。如果用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的哲学话语来说的话，其他两种思潮追求的就是“工具理性”的“目的行为”。因此，这两种主客体各执一端的情况表面上对峙，实质上密不可分。而且，它们都在德意志精神大地上生发得最为典型和最为成熟。

与此相应，作为德国思想史之一部分的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德国浪漫派笔下的作为异国的中国形象。正如浪漫主义源自卢梭卢梭一样，这种中国形象是对十八世纪精神的直接承接。二是德国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哲学大潮中作为他物的中国形象。

由此可见，十九世纪是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大总结、大发展和大分化的时代。这既是西方理性思潮和现代性话语发展到顶峰的结果，也是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臻于完善和全面，并开始走向多维化的必然结局。这种中国形象与此前比较起来的确是变得丰满了，有血有肉了，也给人以活灵活现的感觉。但归纳起来看，这两种倾向都是“贬”占绝对优势，对待中国所持的立场也不是平等相待。而且，有些“贬”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譬如黑格尔黑格尔对中国的有关言论。但是，就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现代性话语和主体性哲学君临一切之际，一股颠覆势力汹涌而起。众所周知，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扯起了反动的大旗，从内部展开理性批判和现代整合。以他为转折，后现代的晨曦渐渐地浮现出来，一个有着全新格局的时代即将到来。作为这种时代精神之文学表征的，首推德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冯塔纳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的长篇小说《艾菲·布里斯特》（Effi B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