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研究资料告诉我们，席勒席勒有关中国的作品主要有两部：《孔夫子的箴言》和《杜兰朵——中国公主》。—般而言，这两部作品都是属于我们前面所讲的“德中作品”。我们先来考察《孔夫子的箴言》。这是一首诗作，篇幅不大，不妨引录如下：

时间的步伐有三种不同

姗姗来迟的乃是未来，

急如飞矢的乃是现在，

过去都永远静止不动。

它在缓步时，任你怎样性急

不能使它的步子加速。

它在飞逝时，恐惧和犹疑

不能阻挡住它的去路。

任何懊悔，任何咒语，

不能使静止者移动寸步。

你要做幸福、聪明的人，

走完你的生命的旅程，

要听从迟来者的教诲，

不要做你的行动的傀儡。

别把飞逝者选作朋友，

别把静止者当作对头。

空间的测量有三种不同

它的长度绵延无穷，

永无间断；它的宽度

辽阔广远，没有尽处；

它的深度深陷无底。

它们给你一种象征：

你要进入完美之境，

须努力向前，永不休息，

孜孜不倦，永不停止；

你要看清世界的全面，

你要向着广处发展；

你要认清事物的本物，

必须向深处挖掘到底。

只有坚持才达到目的，

只有充实才使人清楚，

真理藏在深渊的底部。[2]

陈铨先生认为，这两首诗的“中国色彩”集中体现在“三”这个数字上[3]，比如三种空间，三种时间。而德博德博教授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三”这个数字在中国固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论语》中也多次出现，席勒席勒在创作这两首诗之前的确念过《论语》，但我们恐怕不能因此就认为席勒席勒是在依据《论语》从事诗歌创作。德博德博教授还指出，事实上，在这首题为《孔夫子的箴言》的诗歌中，根本就没有直接表现出孔子的思想。把这两种观点两相比较，我们认为，陈铨先生的看法有捕风捉影之嫌，因而不足为训；而德博德博教授完全否认这首诗与孔子思想之间的内在关系，恐怕也不可取，因为它毕竟题为《孔夫子的箴言》，更何况作者本人也接触过《论语》，又置身于当时的“中国风尚”这一时代大潮中，如何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呢？因此，或许这样认为比较妥帖一些：我们虽然无法具体确证这首诗与中国之间的实证关系，但是，席勒席勒无疑是在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和启发下创作出这部作品的。别的暂且不讲，前半部分中讲时间的内容很容易就让我们想到孔夫子的那段名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因此，认为席勒席勒在这首诗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与中国思想之间有着某种亲和性，应该是站得住脚的。

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席勒席勒是德国古典文学的代表，身处德国古典哲学繁荣之时。他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捍卫者和继承者，而绝非孔子的信徒。由此，席勒席勒的这首诗与其说是对孔夫子思想的直接介绍或直观图解，毋宁说是借孔夫子之口来表达席勒席勒式的康德哲学。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诗中的“时间”和“空间”两大范畴就足够了。

那么，作为利用对象的中国形象，具体而言，就是孔夫子形象，在席勒席勒笔下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以为，他所发挥的是—种象征作用，象征着席勒席勒心目中的“完美之境”、“世界的全面”和“事物的本质”。这与孔子在当时的西方所享有的地位无疑是极其吻合的。

从象征对象来看，席勒席勒对待中国还是持有褒美态度的。似乎迄今为止有关席勒席勒与中国的研究也大多从这个角度来展开，并因此认为席勒席勒持有一种积极的中国观。但事实恐怕没有这么乐观，甚至倒是有些悲观。我们认为，作为—位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席勒席勒和歌德歌德一样，在中国观上都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睿智和超越，比如他们都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都对中国文学抱以极大的热情和同情，还积极地加入到引进中国文化（文学）的行列中来，席勒席勒本人就曾尝试重译《好逑传》。但是，他们终究还是处于十八世纪德国社会语境和文化氛围中，无法脱离现实文化意识形态的束缚，换句话说，他们仍然是在利用中国建设自己的思想话语和理论立场。因此，我们虽然必须承认和赞扬席勒席勒对待中国的认真和严肃，以及他的中国观中所反映出来的某些闪光之处和宽容之见，但是，我们绝不能以偏概全，忽视了席勒席勒作为德国市民阶级代表和现代性的始作俑者之一而与生俱有的“主体性”和“自我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作为“他性”的中国形象中的消极面。

说是消极面，其实是指席勒席勒的中国观中那些“合乎时宜”的东西，主要就是把中国作为异国，并在翁策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中国“女性化”。中国在席勒席勒笔下变成了一个“异国的姑娘”：

她一来到，就使人欣慰，大家都感到衷心欢喜，

可是有一种崇高和尊贵，

使人们无从跟她亲昵。

她带来鲜果，带来鲜花

产生在另一种阳光之下，

更加优良的大自然里面。

她给每个人都有奉献，

给这位赠果，给那位送花；

不论少年和拄杖的老人，

谁都携带了礼物回家。[4]

那么，来自异国的中国姑娘，究竟崇高和尊贵到何种地步呢？原来，她是一位中国的公主，名叫杜兰朵。《杜兰朵——中国的公主》一剧是席勒席勒根据意大利童话剧作家葛茨（Graf carlo Gozzi，1720—1806）的童话剧《杜兰朵》改编的。有关杜兰朵的故事并非地地道道的中国货，而是源自波斯童话《一千零一日》，因此，常安尔先生称之为“波斯的中国化”。[5]席勒席勒还给其改编本加了一个副标题：《一部童话的悲喜剧》（Ein tragikomisches M?rchen）。

《杜兰朵——中国的公主》共分五幕，剧情大意如下：传说中的中国皇帝阿尔通有个女儿，名叫杜兰朵，长得美丽又聪明，而且富有才智，皇帝十分宠爱，不忍稍拂其意。但是，这位公主的性格高傲，虽然芳名远播，却选婿严苛。她得到皇帝的同意，订立了一个残酷的条件：凡是前来求婚的王子王孙，必须解答她自编的三个谜语，解答对了，才可以和她结婚，解答错了或解答不出，就得牺牲生命，让人把脑袋斩下来，悬挂在城门的铁栅栏上示众。

就在这时，阿斯特拉罕王国发生战乱，国王铁木耳和王子卡拉夫被逼出国，流落到北京，彼此都隐姓埋名，互不知情。王子卡拉夫少年英俊，胆识过人，一度沦为仆佣，衣食不济，他听到杜兰朵公主要以解谜为结婚条件的消息后，就毅然到皇宫里去求婚。公主照旧当众宣布三个谜语，卡拉夫都一一解答了：第一是年和昼夜，第二是眼睛，第三是犁。公主本应该允婚，但是她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认为卡拉夫当众夺去了她的荣誉，她要另出三个谜语，皇帝断然加以拒绝，于是公主怒不可遏，居然拔出匕首准备自杀。卡拉夫见状，大为不忍，他恳求皇帝宽恕，并想了一个办法，由他出一个谜语，让公主明天当朝解答。如果答对了，就算是公主赢了，他愿牺牲性命；如果答错了，或解答不出，那就是公主输了，必须和他结婚。这个谜语就是王子本人的家族及他们父子的姓名。

杜兰朵公主实在不知道这位陌生男子的来历，便使用巧计，从一个认识卡拉夫的女奴的口中获悉一切。第二天，她在朝廷上当众说出卡拉夫父子的姓名。卡拉夫犹如受到当头一棒，认为一切都完了。于是，他便准备自尽。没曾想到的是，杜兰朵公主一下子从宝座上跳下来，扑到他的怀里，露出惊恐和爱慕的表情。其实她早就爱上了他，她说：她并不真正知道卡拉夫父子的姓名，而是用巧计得来的，因此，还是卡拉夫胜了。最后的结局也就很圆满：两个人幸福地结为夫妇，后来卡拉夫得到中国皇帝的帮助，重返故国，登上王位，父子也得以团聚。

有不少学者认为，该剧的中心思想是杜兰朵想为亚洲妇女一伸不平之气，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了女权主义特征。作为一种解释，我们并不否认其有一定的价值。但我们认为，不能单纯地从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接受视野去解释该剧，而应该从欧洲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该剧，换言之，我们不应只看到杜兰朵作为亚洲妇女代言人在某个历史阶段对我们的启发作用，而应还原历史语境，对席勒席勒把中国说成是一个女性这个历史事实加以分析。

席勒席勒把中国当作一位女性，或者说，等同于一位女性，无论如何都是他追求异国情调的结果和体现。因此，在席勒席勒眼中，同女性和神秘处于同等地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了女性色彩的“他在”。这里，我们发现，约斯特教授有关异国情调的阐述再次得到了验证：

在文化的所有层次上，异国情调都可能与色情文学相联系，在“异国的跳舞者”这个词组中，“异国的”几乎就是“色情的”的同义语。[6]

具体到席勒席勒作品当中，这个层面上的异国情调更具有**色彩，“异国的姑娘”如果不是利用和占有的对象，又能是什么呢？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顾彬顾彬指出，中国作为一名女性（杜兰朵），是一种欧洲化的结果，换句话说：是“经过欧洲人想象的中介”而表现出来的结果。只是在席勒席勒笔下，这个女性形象既能带来欢乐，也能让人恐惧（因为她毕竟崇高和尊贵）。

一方面认为中国神秘，中国（女人）充满**；另一方面又充满恐惧，不敢贸然行动；席勒席勒在其中国形象中所反映出来的矛盾心理综合起来看，与其说与赫尔德赫尔德、黑格尔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中国观不谋而合，毋宁说是卢梭卢梭中国观的直接翻版：把中国人看成是“高尚的野蛮人”：

——我不残酷。我只要求自由生活。

我只要求不隶属别人；这种权力即便是最下贱的人

也在母胎里就赋有的，

我作为女皇要捍卫它。

我看到整个亚细亚，

妇女都受到歧视和奴役。

我要为受苦的同性，

对傲慢的男子报复，

他们除了粗贱之外，

比纤弱的妇女别无优越。

造物主给了我理智和敏慧

作为我保卫自由的武器。

——我不想和男子往来，

我憎恨他们，蔑视他们的傲慢和狂妄

他们向着一切珍宝贪婪地伸出双手；

悦他们耳目的，他们就想占有。

造物主用美色装饰了我，

美色一定要成为某个人的掠夺物吗？

作为异国情调的美色，无法摆脱被追逐的命运。由此，我们进一步看到杜兰朵这个异国女性身上的分裂特征：一方面她作为东方文明的化身，高贵而美丽；另一方面，她又必须为西方文化发言，追求所谓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并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指令。对此，她只有分辨的权利，却永远都没有正名之可能。

杜兰朵故事中的异国情调还表现在三个谜语上，主要是犁和长城。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古国，犁是有着特殊作用和意义的。因而犁也为西方所瞩目，如法国重农派奎奈（Francois Quesnay）就曾说服路易十五亲手扶犁耕地。扶犁成了亲近自然、切进中国文化的象征。至于长城所内含的异国情调，恐怕至今在西方人眼中依然浓厚。两百年前的席勒席勒又如何能不青睐有加呢：

有一座建筑，年代很久远，

它不是庙宇，不是住房；

骑马者可以驰骋一百年，

也无法周游，无法测量。

多少个世纪飞逝匆匆，

它跟时间和风雨对抗；

它在苍穹下屹然不动，

它高耸云霄，它远抵海洋。

它不是造来夸耀宇内，

它为民造福，担任守卫；

它在世界上无出其右，

但却完成于凡人之手。

接着，席勒席勒便告诉大家，这是长城：

这座古代的坚固的建筑，

它对抗着风雨和世纪，

它伸展得无穷无尽，

保卫万民，它就是长城，

给中国和鞑靼荒野分界。[7]

由此，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席勒席勒有关中国的知识和对待中国的态度基本未曾越出十八世纪西方中国观这个雷池一步，以致其有关中国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当时中国观的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