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德国思想和艺术中的中国形象

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由萌芽发生走向稳步发展，到了十八世纪，便发展到了极其繁荣的地步。利奇温（Adolf Reichwein）曾经说过，十八世纪是中国和西方最早有深入接触的时代。[1]同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常安尔把十七和十八两个世纪加以对照后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介入，巴洛克风格照样是要发生的；然而，如果离开了中国文化的积极作用，洛可可风格和启蒙运动是否还会形成，则就要大打问号了；退一步说，即便形成了，其形态和走向恐怕也不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常安尔的这个观点或许有些极端，但也的确道出了一些事实。因为，我们不难看到，进入十八世纪之后，西方人的外向意识愈发强烈，外向化的世界图景也越来越由朦胧走向清晰和明朗。在这个外向化的世界图景中，中国显然处于一个非常特殊位置，所发挥的也是一种无可比拟，也无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便于深入分析十八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我们首先还是有必要具体地考察一下十八世纪的思想语境。法国思想家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在他的《哲学原理》一书的卷首，以十八世纪中叶作为契机，对十八世纪的精神做了概括性的描写。通过回顾十八世纪中叶之前三百年的思想史，达朗贝尔指出，十八世纪中叶乃至整个十八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此，达朗贝尔提醒我们认真思考一下，文艺复兴开始于十五世纪中叶，宗教改革运动在十六世纪中期达到了**，在十七世纪中叶，由于笛卡尔笛卡尔哲学的胜利，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观：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十八世纪中叶，考察一下那些激动着我们，或者至少也对我们的思想、风俗、成就甚至娱乐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之快，似乎预示着一种更为巨大的转变即将来临。唯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场革命的目标、性质和范围，后人将比我们能更好地了解他的缺点和功策。……我们的世纪因此而被人们称为哲学世纪。……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思索一番我们的知识现状，那就无法否认，我们时代的哲学取得了进步。自然科学一天天地积累起丰富的新材料。几何学扩展了自己的范围，携带着火炬进入了与它最邻近的学科——物理学的各个领域。人们对世界的真实体系认识得更清楚了，表述得更完美了。……一句话，从地球到土星，从天体史到昆虫史，自然科学的这些领域中都发生了革命；几乎所有其他的知识领域也都是呈现出新的面貌。……尽管如此，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发生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生而来的**，以及宇宙的景象使我们的观念发生的变化，所有这些原因使每个人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亢奋。这种亢奋有如一条河流冲决堤坝，在大自然中朝四面八方激流勇进，汹涌地扫**挡住它去路的一切。……于是，从世俗科学的原理到宗教启示的基础，从形而上学到鉴赏力问题，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家们的烦琐争辩到商业问题，从君主的法律到民众的法律，从自然法到各国的任意法……这一切都受到了人们的讨论和分析，或者至少也都被人们所提到。人们头脑中的这种普遍的亢奋，其产物和余波使人们对某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2]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达朗贝尔，是因为他集中表达了十八世纪精神生活的性质和趋势。我们如果要把上述引文概括成一个词的话，那就非“理性”莫属了。否则，卡西勒就不会认为理性“表达了十八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十八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