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央集权制发生动摇(1 / 1)

从军事上看,面对缺兵这一棘手问题,咸丰帝允许地方自行招兵买马,结果曾国藩撇开旧体制另起炉灶,借举办团练之名创立湘军。湘军以湘乡子弟为班底,地域化、私人化色彩甚浓,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打破了兵权归中央执掌的世兵制度,开晚清兵为将有现象之先例。攻陷天京前夕,曾国藩在致朋僚信函中,多次谈及自己身处舆论旋涡之困窘,称“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鄙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又谓“两接户部复奏之疏,皆疑弟广揽利权,词意颇相煎迫。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而国、害于而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表示“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17]攻克天京后,曾国藩主动提出裁军,除湘军越发难以统驭的因素外,主要是为了消除清廷疑忌,作韬晦之计以求自保。

从财政上看,面对缺饷这一棘手问题,咸丰帝允许地方自筹军饷。作为六部之首的户部,其权力在战时大为削弱。曾国藩分析说:“我清之制,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18]各省督抚纷纷开征厘金,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造成清廷财权下移。据估算,从咸丰三年(1853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全国厘金平均岁入一千万两白银,合计1.1亿两。[19]但由于清廷被迫放权,厘金成为归各省督抚自行掌控的合法、可观的财源——厘金所入不用上交户部;税率多少、如何征、怎样调拨使用也不归户部过问,而是每省各自为政。

从人事上看,到咸丰末年,湘军将帅及两湖官绅凭借战功和政绩,纷纷出任督抚。汉人督抚不仅人数增加,彼此呼吸相通,而且手握兵权、财权,在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上的进言权与影响力也相应增加。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标志着汉族地方势力迅速崛起,打破了满族贵胄牢牢把持权力的旧格局。

上述三大变化,严重削弱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在权力架构上形成内轻外重态势,使清政府潜伏着巨大变数。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数省督抚抗命中央,与西方列强搞“东南互保”,便是一个例证。

总之,曾国藩等人挽救了清政府,同时又给清政府埋下隐患。江山社稷保住了,但危机依然存在,导致危机的社会根源并没有触动。尽管曾国藩等人百般维持,包括发起以“自强”“求富”相标榜的洋务运动,但终究无法也无意从旧体制中突围,无力真正使清朝走向“中兴”。而曾国藩本人也锐气大减,感到心力交瘁。

同治六年(1867年)夏,曾国藩与赵烈文某日秉烛夜话,谈到京城乱象环生,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无裤。曾氏不免忧心忡忡,问:“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答:“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氏怆然表示,“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20]孰料赵烈文所言竟一语成谶。44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皇室被迫将权力移交给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清朝统治顷刻间分崩离析。以“洪秀全第二”自励的孙中山先生领导一个全新的运动,结束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亲手缔造了民国。

原题《“同治中兴”背后的危机》,收入笔者散文集《家国山河》。兹据原稿对内容做了增删,补加了注释。

[1] 曾国藩:《加官文片》,《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二),847页。

[2] 曾国藩:《复官文》,《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二),982页。

[3] 王闿运:《湘军志·水师篇第六》,78页。

[4] 曾国藩:《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919页。

[5] 曾国藩:《致吴廷栋》,《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二),1102页。

[6] 曾国藩:《复左宗棠》,《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二),870页。

[7] 曾国藩:《致郭嵩焘》,《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二),969页。

[8] 曾国藩:《钦奉训饬懔遵覆陈片》,《曾国藩全集》第2册《奏稿》(二),1234页。

[9] 曾国藩:《与塔齐布》,《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454页。

[10] 以上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2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7册,269、270~272、274页。按:破城20余日,赵氏入城循秦淮西行,所过之处,“死尸已十去八九,犹臭秽不可堪”。

[11]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2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7册,333页。

[1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7册,281页。按:“常”指常州,“松郡”指松江。

[13] 曾国藩:《复吴质庵》,《曾国藩全集》第26册《书信》(六),4499页。按:“宁、池、太、广”分指宁国、池州、太平、广德四府。

[14] 毛祥麟:《甲子冬闱赴金陵书见》,《墨余录》卷1,18~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5]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98~99页。覃玉成:《宜北县志》第八编,民国二十六年刊。

[16] 程其钰:《嘉定县志》卷4,光绪八年刊;李芸国:《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首序文,光绪六年刊。

[17] 以上见《曾国藩全集》第26册《书信》(六),4415、4443、4463、4528页。

[18] 曾国藩:《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曾国藩全集》第7册《奏稿》(七),3997页。按:奏销制度成为具文也是户部之权日轻的表现之一。

[19]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20]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2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7册,327~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