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发掘人才，不单为组建湘军，还着眼全局，欲借此“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这原本是朝廷的事，但咸丰帝玩不转。曾国藩知难而进，欲在地方上推动。

关于如何引出一班正人，曾国藩概括为四事八字：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曾国藩十分重视罗致人才，已见前述。他求贤若渴，同时又用人审慎。凡各方举荐之人，一概予以礼遇，先给薪水，“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并事先提出“如假包换”，对不堪任用者予以淘汰。为体现用人公道，曾国藩注意避免任人唯亲。咸丰三年（1853年）冬，他对骆秉章就桂东之役保举四五十人提出异议，并举好友罗泽南、门生陶寿玉为例，指出二人此役无功而获保举，有失平允。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又婉拒胡林翼提拔其胞弟曾贞干（原名曾国葆），表示“舍季弟于军事阅历太少，决不可当统领，若随好手之后打得四五仗，或可渐渐造就，敬求收回前命”。

为做到知人善任，曾国藩留意观察下属，且看人识人眼光老辣。譬如，他认为李元度“忠勇内蕴，迈往无前，惟猛进有余，好谋不足”，“擅长过人之处极多，……而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张运兰“有坚韧之操，而非将多之才”；鲍超“其才似宜将少，不宜过多”；李续宜“敦厚精细，善于用兵，爱民之心尤切”；朱品隆“打仗能出则向前、入则殿后，此一端已有可为统领之质；又有血性而不忘本，有诚意而不扰民。若加意培养磨炼，将来或可成大器也”；唐景皋“长处在肯任事，精力过人，短处在自炫”。基于这种判断，曾国藩用人注意扬长避短。例如，咸丰三年十月，他拟派王錱率兵援鄂，为此致函其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指出王錱“驭士有方，血性耿耿”，“惟近日气邻盈溢，语涉夸大”，建议用其所长，察其不逮。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督师江西时，曾国藩亦表示，“此次用兵，责成各统领各用其所长而尽之”。

曾国藩重视栽培人才。他把幕府作为勤教的一个平台，通过具体办事、约谈、闲暇时纵论古今等方式言传身教，甚至亲自出题对幕僚定期进行课试，使幕僚在潜移默化中开阔视野，丰富学识。一旦条件与时机成熟，便保举幕僚出去任事，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并以通信等方式继续予以鞭策与指点。李鸿章的成长过程便是一例。

为了让幕僚按规矩办事，曾国藩注意严绳。用他自己的话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出于约束部将、整肃军纪的考虑，曾国藩定下“劝诫营官四条”，一曰禁骚扰以安民，二曰禁烟赌以儆惰，三曰勤训练以御寇，四曰尚廉俭以服众。他表示，“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久骄而不败者容或有之，久惰则立见败亡矣，故欲保军士常新之气，必自戒烟赌始”。部将鲍超屡建战功，曾国藩及时提醒他说：“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曾国藩用新人、树新风的努力，得到胡林翼在湖北、左宗棠在湖南的呼应。

咸丰六年（1856年）经激烈拉锯战收复湖北全境后，全省官缺久悬的州县多达30余，人心散乱。如何收拾残局？胡林翼认为，吏治之不修，兵祸之所由起也；救天下之急症莫如选将，治天下之真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标，吏事如治本。他就此奏陈说，州县之所谓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今日之所谓小贼即异日之大贼；厝火积薪更切隐忧，必应严禁官场应酬陋习，与群吏更始，崇尚敦朴，屏退浮华，行之数年，或可改观。[6]

为整饬吏治，胡林翼坚决斥革玩泄贪饕官员，同时广为搜求人才，认为“吏治本无不传之秘，用人行政为大”，“古今无不平之贼，而先在求平贼之人”[7]。他大胆起用新人，选人首重操守。在他延纳扶植的人才中，包括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的罗遵殿、严树森、阎敬铭。

湖北自军兴以来迭遭兵燹，境内残破不堪，外省协饷通常又不能如数如期解至。为解决筹饷难题，胡林翼设法挖掘财源，并注意趋利避害。他一再强调，行政要通士民之气，即催科之政亦必先得民心。早在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胡林翼便保举“结实廉明”的在籍主事胡大任、王家璧为员外郎，主持全省捐输、厘金局务，并大胆起用没有官气的士绅具体负责各地局务，严禁州县吏胥染指；同时严加督察，对徇私舞弊者随时撤换。仅厘金一项，湖北岁入便增银二百余万两。

整顿漕政是胡林翼的又一大举措，其要点是革冗费、禁浮收，同时实行减漕，逐一核定各州县漕粮折价，借此遏止中饱之蠹，纾民力而裕国赋。例如，通城县向收每石折钱六千文，今减为四千文；江陵县向收每石折钱十六千文，今减为五千文。胡林翼断然表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即孰杀之歌在所不恤……漕弊一日未清，臣职一日未尽”[8]。综计湖北减漕一项，每年计为民间省钱140余万串。因负担大为减轻，绅民从抗欠成风转为踊跃完纳，官府得以如期、足额征收漕赋，每年获银42万余两，并节省提存银31万余两。此举缓解了社会矛盾，增强了湖北社会的向心力，同时也有效缓解了军饷匮乏的压力。减漕因而被时人誉为胡林翼抚鄂期间的“第一美政”[9]。此举与抽厘类似，都是在理财之中暗寓察吏之法。

通过人员大换血、倡立新风气，湖北官场萎靡不振运棹不灵的现象大为改观，面貌大变。曾国藩对胡林翼不吝赞美之词，认为“年来新造江汉，皆阁下心手厝注，知人之明、用人之专所致”；“一入鄂境，军事庶政井井有法，官绅任委多用正人，优劣得所”；“数年来屡定大难，将天下第一破烂之鄂，变成天下第一富强之省”。

与曾、胡同为进士出身且较早跻身仕途相比，左宗棠举人出身、塾师为业，但才识卓异，颇有人气。他的政治生涯始于出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咸丰四年（1854年）春又被新任湘抚骆秉章礼聘入幕，很快深为骆氏倚重。时人有云：“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10]左宗棠因此得以放开手脚治理湖南。

湖南是湘军之摇篮，与湖北等六省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曾国藩率湘军主力出境东征后，除四川尚无战事外，鄂赣粤桂黔五省边界均须派兵防堵甚至越境增援。骆、左以老湘营和江忠源旧部为骨干，加紧扩充武装，援邻省以自保、借攘外以安内，以一省之力起到内清四境、外援五省的作用，使湖南数度转危为安，从而避免了大局崩溃。

战事频繁、扩充人马，财政压力必然增大。而湖南通省钱粮仅抵江浙一二富郡；通省漕米15万石有奇，仅及江西五分之一。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为革除钱漕征收积弊，骆、左饬令所属严禁浮勒，违者官吏从严参革，蠹书立毙杖下。通过漕政改革，湖南岁增银20余万两，绅民减赋数百万两。该新政嗣后为胡林翼在湖北、曾国藩在江西仿行。同年五月，湖南在长沙设立厘金总局，起始便岁增税银140万两。捐输一途也给湖南带来不少收益。尽管由于用兵过多、战线太长，湖南依旧入不敷出，但终究免除了兵饷枯竭之忧。

湖南形成有效的战时机制，与吏治改善有很大关联。左宗棠在辅佐张亮基时便指出：“惟吏治不修，故贼民四起。此时再不严治奸民，慎择牧令，事更不堪问矣。”[11]骆秉章“自以廉俭率下”，藩司文格“亦无所求取”，“故威行于府县，贪靡之风几革”[12]。为提高办事效率，湖南一面参革昏庸无能之辈，重用廉明能干之吏，一面大量起用无官气、有才干的士绅，推进官僚队伍的新旧交替。左宗棠以幕僚身份实际掌管湖南军政，本身便是一个例证。其他一些士绅也获重用，如郭嵩焘之弟郭崑焘同在湘幕参与机要，黄冕具体主持全省税政，王錱统领本境湘军主力。各地士绅或举办团练，或受命设局筹饷，俨然成为一方权贵，而州县官权力则被削弱。例如，湘乡知县几成陪衬，“一惟局士之言是徇，致外间物议沸腾，谓事由局而不由官，权在绅而不在官”[13]。官绅结合、绅权扩张成为湖南权力架构的一个显著特征。通过联络乡绅，湖南当局扩大了执政资源，推进了官僚队伍的新陈代谢，使吏治出现新气象。

左宗棠因治湘而名声大噪，有人甚至认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14]。湘军出境东征，在筹兵筹饷等方面主要依赖湘鄂两省。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年）夏明确表示，他与李续宾两军皆以水师为中路之枢机，“其转运粮台皆当安设九江，其后路皆在湖北，其根本皆在湖南”[15]。两湖地区成为湘军稳固的后方基地，主要得益于胡林翼治鄂、左宗棠治湘。

曾、胡、左共同致力于“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各在身边聚拢了一批才学之士，形成一个急思振作、较有生气的官绅群体。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中旬，时值江南大营溃不成军，苏浙岌岌可危，曾国藩与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李瀚章、李鸿章在皖西南大别山南麓宿松“畅谈累日”，“咸以为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庶冀挽回于万一”。从清廷角度讲，在危难之际苦撑局面的并不是那些官气重、私心重的权贵或政治掮客，而是一班讲求忠义血性、具有担当意识的书生，故曾国藩有“楚多君子，国之庆也”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