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气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左右了战局走势。太平军自金田村逼近武宣时，署理广西巡抚周天爵赶来阻截。令他恼怒的是，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勇一百名，又如石壕驿，未走先哭。县城居民已逃避一空。县令刘作肃被问及有何准备，答云“只有一绳”，言罢大哭。战事转移到象州境内时，清军实施三路围攻。七名太平军猛扑独鳌山西侧炮兵阵地，一千名守军竟然弃营溃逃，导致发起攻击的人马遭太平军调转炮口轰击，伤亡惨重。督战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不禁喟叹：“以一千官兵不敌七贼，实出情理之外。”[17]

关于官军作战不力的原因，不少奏折有所论述。有人说，“总由国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也有人说，“我国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人不知兵”是说武备废弛，“文恬武嬉”是说官场奢靡颓废成风，两者都涉及战斗意志和精神状态。长官疲玩，下属自然泄沓；将帅贪生，士卒必然怕死。正所谓“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武宣县令刘作肃尚未与太平军交手，就已感到绝望，做了自缢准备，毫无自信，但多少还有点血性。相比之下，不少高官只顾自保，根本没有与太平军血战之念，毫无担当意识。

赛尚阿是文华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在前线战事无起色的情况下，赴广西接任钦差大臣，被咸丰帝寄予厚望。但赛尚阿到了省城桂林便不愿挪窝，太平军攻克永安近三个月，才在上谕严斥下来到城北督战。拥重兵攻孤城不下，只好玩阴招，购万余斤“烂肠草”投进流往城内的河水，并募人入城暗下镪水。时人写诗讥讽道：“固垒深沟容贼据，缺斨破斧转心寒；孤城在望无人近，半载甘从壁上观。”[18]太平军突围后，转攻桂林。赛尚阿借口“杜贼回窜之路，且壮官军后路声威”，干脆躲在阳朔观望。攻城月余后，太平军主动撤围，夤夜渡漓江北上。清军天明方才知晓。时人有诗叹曰：“妙绝敌人渡江去，诸君犹作枕戈眠。”[19]

湖广总督程矞采也很狼狈。战火刚烧进湖南，他就借口移护省垣，微服坐渔船弃衡州（今衡阳）而下，以致沿途居民惊骇不已，迁徙纷纷。时人写诗揶揄道：“粤西贼匪尚天涯，走尽湘南十万家；莫怪湘民俱胆落，制军先已下长沙。”[20]碍于众议沸腾，程矞采10天后才硬着头皮折回衡州。其他大员的表现也在伯仲之间。太平军刚入湖南，湖北巡抚龚裕便以不谙军旅、现复患病为由请准开缺，欲趁早规避风险。太平军攻永州（今零陵）不下后撤兵，守城的湖南提督鲍起豹未发一兵追击。永州与道州（治今道县西）相距180里，奉命迎头截击的前湖南提督余永清如惊弓之鸟，先是弃守双牌要隘，后又弃道州城逃遁。太平军遂**，猛攻省城长沙81日；随后挥师北上，直趋岳州。

岳州是湖北省会武昌的水陆屏障，两地相距600余里。岳州知府廉昌借口择险防堵，先行出城逃避；接着，湖北提督博勒恭武、巴陵知县胡方谷、城守营参将阿克东阿也弃城而逃。湖北遂门户洞开。咸丰帝大怒，下令将当事者正法。随后的情形令人大跌眼镜：署湖广总督张亮基奏报说，知府廉昌、知县胡方谷“均已病故”，参将阿克东阿据称在城破之日“当时阵亡”。于是，前二人毋庸议罪，后者着查实后奏明请恤。阿克东阿之子扶柩到京，称其父“殉难自尽”。后经开棺查验，并无尸身。阿克东阿本人躲在江苏海州（治今连云港市海州镇），见难以蒙混，被迫自首。湖北提督博勒恭武本应就地正法，却得以一路北上，藏匿在京郊黄村，数月后才被拿获处斩。

鉴于湖南局势告危，咸丰帝令两广总督徐广缙接替赛尚阿出任钦差大臣，星速带兵赴湘；认为他“沉毅有为”，能够使壁垒一新，扭转战局。但徐广缙对形势感到悲观，害怕承担战败责任，一路磨磨蹭蹭：从广西梧州到湖南衡州，用了43天[21]；从衡州到湘潭，又用12天。全程耗时55天，而此时长沙保卫战已持续70多天。岳州失守后，武昌告危。此时徐广缙接手钦差大臣关防不到40天，便想抽身而退，奏请另派重臣分路堵剿，自己专办督剿。武昌被围后，徐广缙尚在710里外的湘阴，以清剿巴陵“土匪”、保护粮饷要道为由迁延不前。他为自己开脱说，“至军营恶习，小胜则张皇捷报，失事则禀报迁延，其意在商同掩饰，且使臣一时无凭奏报参办，伊等得行其捏饰之私”[22]，再次恳请另派重臣督率。武昌失陷后，又以“遏该逆回窜”为辞，滞留岳州不前。他自料难逃处罚，在私信中有“屏息以待雷霆”之语。

为激励群臣效命，咸丰帝数次下罪己诏，为不能“察吏安民”引咎自责。为争取民心，他宣布蠲缓被兵省份钱粮，酌情抚恤。武昌失守前夕，又降旨强调：“当此防剿吃紧，首重人和。如地方官能得民心，镇将等能得兵心，何患不众志成城同仇敌忾？”[23]不过，在不触动旧的体制机制、人事调整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指望迅速澄清吏治，终是镜花水月。

以占领武昌为标志，太平军完全占据战场主动。咸丰帝只好又临阵易帅，新授两江总督陆建瀛、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另由向荣顶替徐广缙为钦差大臣，饬令三路并进，重点在江西九江一带堵截，以保全江皖财赋之区。然而，官府的恐慌与悲观情绪有增无减，以致民间风声鹤唳，远近居民纷纷迁徙，形成连锁反应。以安徽省会安庆为例，“贼破岳州之湖北，大吏惊愈甚，中丞以下文武大小吏相率送眷属他所，而居民富者遂谋迁徙。及贼破武昌，官员家属无一城居者，而居民已徙去十之七八矣”[24]。江西情形相似，“贼匪踞扰汉阳，该处难民轰然东下拥过九江，人情恇惧，城外居民铺户逃窜一空”[25]。城外人户既空，无从举办团练，沿江防务遂更形空虚。

高官临阵脱逃事件仍一再发生。太平军自武昌东下，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驻扎鄂赣边界的陆建瀛见势难敌，借口驰回江宁以重根本，弃师只船逃遁，舟过九江府城并未拢岸。江西巡抚张芾也弃九江于不顾，自瑞昌躲到省垣南昌。清廷设想的九江堵截计划遂成泡影，太平军兵不血刃进占九江。陆建瀛连夜退至赣皖边界，舟过彭泽县江心要隘小孤山时，兵弁跪接，陆氏乃大呼曰：“贼势浩大，快走逃生！”以至“兵皆感之”[26]。这极大瓦解了军心。

在九江短暂休整后，太平军继续蔽江而下。沿江驻防清军望风溃逃。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十六日，太平军进抵安庆江面，驻扎城外马山大观亭一带的总兵王鹏飞“弃营而走”，“五营兵勇弃甲投戈”[27]；城内守军和大小官员也纷纷逃逸。当晚，安庆失陷，距九江陷落仅6天；巡抚蒋文庆被杀。两天后，琦善才从河南信阳启程援皖，以一时难以凑齐六千头骡子驮载辎重为辞，节节耽延。向荣以船只难觅、粮饷不继为由，滞留九江不前。江宁遂孤立无援。

陆建瀛自前线遁回江宁，使阖城绅民一时惊扰，纷纷迁徙。江苏巡抚杨文定借口保卫苏州门户，在江宁被围前移驻镇江。太平军四面环攻，江宁藩司祁宿藻见势不可支，忧惧呕血而死。江宁将军祥厚派人缒城送信求援，但援兵杳无踪影。江宁陷落8天后，向荣才领兵抵城郊。又过3天，琦善先头部队方推进到安徽全椒。而太平军又相继占领镇江、扬州，与江宁构成掎角之势，完全打乱清军部署。朝内有人惊呼，“现在南北中梗，危急之情有如积薪厝火”。另有人认为，武昌、安庆、江宁三座省城在三个月内先后失陷，“此我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变也”。

文武百官如此颓靡懦弱，清军一败涂地实在情理之中。咸丰帝起始就担心战火蔓延、劳师糜饷，希望前线将帅和地方大吏能尽心竭力为他分忧，但终不免一再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