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咸丰帝还年轻，年轻意味着拥有未来，不至于像69岁病死的道光帝那样暮气沉沉。登基仅12天，咸丰帝便下诏求言，摆出虚怀纳谏的姿态。群臣纷纷进言，有空疏之论，也有切中时弊之言。大理寺卿倭仁认为，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切于严辨君子、小人。[2]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分析说，时下京官办事有退缩、琐屑之通病，外官办事有敷衍、颟顸之通病，“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3]。御史赵光奏陈时务四策，认为吏治日坏，武备不修，缉捕废弛，亏空累积，须亟为整饬。对于这些不避忌讳大胆直言的奏疏，咸丰帝大多下谕旨褒扬。

咸丰帝还重视求贤，诏令群臣保举人才，由此确定一份备用人选名单，既包括一些资历较浅或遭贬黜的官员，如浙江秀水县知县江忠源、江苏淮扬道严正基、前任福建台湾道降补四川蓬州知州姚莹，也包括一些业已告病回籍或休致的官员，如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等。至于贪婪不法或年老昏聩者，咸丰帝下令据实奏报，不准姑容。登基10个月时，罢黜前朝重臣穆彰阿、耆英。穆彰阿是道光帝亲信，深谙为官之道，一味顺承旨意，其口头禅被时人编成对联，曰“著著著主子洪福 是是是皇上圣明”。他历任军机大臣22年、大学士14年，且屡次主持乡试、会试并出任殿试、朝考等阅卷官，门生故吏遍布京内外，人称“穆党”。耆英办理外交畏葸无能，也颇为时人诟病。咸丰帝将二人问罪，进一步宣示了自己振兴朝纲的决心和求言求贤的开明形象。

然而，官场百弊丛生、积重难返，远非几道上谕就能步入正轨。曾国藩在一封私信中失望地说，应诏陈言之奏疏不下数百件，其中不乏好的对策建议，但结果呢？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他表示，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4]。显然，革除积弊非朝夕之功，须从长计议。曾国藩给出了时间表：10年。他在针砭官员办事之通病的奏折中说，有此四者，习俗相沿，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唯有皇上以身作则，操转移风化之本，“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

最早扯旗将广西官府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是天地会武装。广西提督闵正凤平素以儒将自诩，“见狼烽突起，惊愁恇怯，不敢出兵”[5]，并四下活动调任一事，想一走了之。左江镇总兵盛筠无力剿捕，便设法招抚张嘉祥，后见局面仍难收拾，干脆告病撂挑子。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修仁、荔浦县城失陷，巡抚郑祖琛只得据实奏报，请兵助剿。清廷赶紧指派钦差大臣、调兵遣将，欲从速镇压天地会众。此时，以洪秀全为核心的上帝会并不在其视线之内。

同年十一月初五，郑祖琛首次奏报金田团营动向，称桂平县金田村等地“均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此时金田团营已实施数月。为确保聚齐人马，萧朝贵此前特意以天兄名义叮嘱洪秀全说：“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6]天地会暴动以及土客械斗分散了官府注意力，这是金田团营的有利条件。但成百上千的人随带军械集结，目标和动静太大，必然会惊动官府。因情况紧急，各地大多未及招齐人马便开赴金田，途中遭兵勇堵击，且拒且走。然而，各州县风声鹤唳，只求自保，对过境的团营队伍并未穷追猛打，更谈不上协同镇压，而是驱逐出境了事。这使得金田团营没有夭折，断续聚集男女老幼约两万人。

十一月十三日，郑祖琛又奏报说，金田等地“匪徒纠聚拜会，人数众多，内有老幼妇女，被其诱胁从行”[7]。十二月初八，暂署巡抚一职的劳崇光奏报副将伊克坦布攻打金田阵亡一事，称“贼势浩大”，已知会广西提督向荣率部赶来会剿。12天后，钦差大臣李星沅奏曰：“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近日恃众抗拒，水陆鸱张，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8]文中“上帝会”被避改为“尚弟会”。官府直到此时才搞明白，太平军才是广西“群盗之尤”。州县官员耳目之闭塞，对基层控制力之孱弱，于此可见一斑。

咸丰帝指望速战速决，在李星沅病逝后，即派心腹重臣赛尚阿驰赴广西接办钦差大臣事务。他每天都盼着看到前线捷报，曾写有两首“盼信”诗，内有“权有攸归师可克，扬威边徼重元戎”句，对前线将帅期许甚深。广西山路崎岖，驿站不能用马，专恃跑役，日行不过百数十里。前线战报即便采用六百里滚单，送到省城桂林需五六天；赛尚阿奏折递送入京，最快要十天。咸丰帝在北京遥控赛尚阿，赛尚阿在桂林遥控前线将领，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因此，无论是赛尚阿的奏报，还是咸丰帝的谕旨，均不免成为马后炮。更要命的是，奏折净是空话大话假话，咸丰帝很难从中了解到战局真相。咸丰帝要保江山社稷，官员要保自己乌纱帽，君臣没有想到一块。

太平军起初明显处于劣势，被迫避实就虚，迂回作战。一度被挤压在桂平新圩狭小地带，接济断绝，势如累卵。但凭借人心齐、胆气旺、地理熟，太平军得以以弱胜强，化险为夷。得知新圩太平军突围时，赛尚阿刚写完连日屡战屡胜的奏折，便信手续写数语，称敌方被练勇“横截冲杀”，“我兵追及，四面围攻，昼夜轰杀，似较围困新圩更大可得手”。清军追至官村遭惨败，赛尚阿有意淡化，称官兵追剿屡有擒获，“各路擒斩颇多”。得知永安州城告危，这才慌了手脚，对两万余兵勇前截后追皆不能及，表示“不胜愤切”。永安失陷后，奏称“逆匪被追分窜，突入永安州城，追兵继至，现已击败围困”[9]，依旧讳败为胜。

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十一日，即永安失陷41天后，赛尚阿抵阳朔就近指挥。但直到此时，他仍不知晓太平王是何人，所得探报说是韦正，又说为胡以晃，又名胡二妹，乃据此入奏，把咸丰帝搞得一头雾水；旬日后才含糊地说：“至称为太平王，多有指为洪秀全者。”[10]官场因循玩忽之风毫无改观。

太平军首次攻占城池，表明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以重兵围攻孤城，官府仍握有胜算。赛尚阿不断报捷，声称“蠢兹小丑已如釜底游魂，指日即可一鼓**平，擒渠扫穴”，但光打雷不下雨。咸丰帝不耐烦了，质问“何捷报尚尔迟迟耶”。结果，双方对峙半年多，太平军撕开缺口突围，并重创追兵，逼近桂林。赛尚阿以“收复”永安、追击功败垂成上奏。他还以被俘的湖南天地会某首领（焦亮）为替身，谎称在阵前生擒与洪秀全同称“万岁”的天德王洪大全，并编造洪大全供词作为佐证。但这出闹剧堵不住悠悠众口，礼科掌印给事中陈坛当即缮折揭穿，指出洪大全“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赛尚阿“嗣因贼众窜出永安，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借壮国威，并以稍掩己过”；表示“京师之耳目易掩，而天下之耳目难欺”，建议将洪大全就地正法。[11]陈坛实话实说，但朝廷不爱听：洪大全已被煞有介事地槛送京城，世人皆知，倘若宣布这是造假，赛尚阿颜面尽失，朝廷的脸也丢尽了。咸丰帝只好将错就错，将洪大全作为“谋反大逆”凌迟处死。数月后，赛尚阿被撤职查办，此时献俘风波业已平息。

两广总督徐广缙官气较重，工于心计。当初广西大局糜烂，他率先参劾郑祖琛，说郑氏“专事慈柔，工于粉饰，州县亦相率弥缝，遂至酿成巨患”，“世故太深，周旋过甚，只存市恩之心，全无急公之义，且年老多病，文武皆不知畏服”[1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广缙接替赛尚阿出任钦差大臣，起始就打退堂鼓，抵湘次日便奏明实情，预先为自己开脱。他说：“无如兵疲将怯，以臣沿路探访所闻，可靠之将甚属寥寥。其贼至即溃、贼去不追视为常然，事后则虚报斩获，其实何尝稍挫贼锋，以至奔窜蔓延，一误再误。”[13]嗣后又大倒苦水，说自己“力小任重”，一再请辞。岳州（今岳阳）陷落后，咸丰帝大失所望：“岳州失守数日，该大臣等近在长沙尚茫然不知，可笑可气之至。”[14]

湖北省会武昌失陷次日，徐广缙仍未进入鄂省，奏称“武昌追剿贼匪，迭次进攻大获胜仗”，断言武昌“自可解围”[15]。4天后，才奏报武昌失陷，并以“遏该逆回窜”为辞滞留不前。咸丰帝大怒，斥其“军情缓急但凭禀报，如在梦中”，表示“愤恨莫可言喻”“自愧自恨，用人失当”[16]。舆情更是一片哗然，指斥徐氏“拥兵观望，尾贼徐行”“畏死倖生，巧于推避”，认为其情罪“较之赛尚阿尤相倍蓰”，纷纷吁请将其正法。不过，这类表态终究还是官腔。说大话、唱高调容易，自己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徐广缙便是一例。周天爵与太平军交过手，故鄙视空谈，认为时下奏折“大有齐梁风气，此皆魏晋清谈余习”。

战争是生死较量与考验，是官员的试金石。没有这场战争，咸丰帝对官场恶习、对所倚重大臣的真实面目，绝不会看得这么清楚。现在他有机会看清楚了，但付出的代价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