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败亡后，洪仁玕著述同样未能摆脱被毁禁的厄运。他在主政期间颁发的文书不可胜数，以个人名义撰刊或领衔编写的书籍也不在少数，而存世者寥寥。信函方面，可确知者，他在赴天京途中共给香港教会写过5封信，到达后又给香港湛孖士（John Chalmers，一译“湛约翰”）牧师、友人黄胜去信，苏州外交斡旋期间分别给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去信，可惜均已不存或未发现。[1]手稿本《天妈天嫂辨正》，洪仁玕在苏州赠给艾约瑟牧师，至今杳无踪迹。所幸的是，搜访史料的工作在不断向前推进。例如，洪仁玕被俘后的亲书自述等，原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萧一山先生在《清代通史》中片段征引；20世纪90年代，经王庆成研究员发掘整理，终于完整地公之于世。这本集子实际上是洪仁玕存世著述（包括回译件）的汇编，但仍不足10万字，与洪仁玕的实际著述数量不成比例。但从抢救、整理史料的角度说，已足以令人欣慰，是几代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弥足珍贵。

洪仁玕著述总体上遵循太平天国避讳制度，譬如，“上”以“尚”字代，“王上添人”作“王尚添人”，“上海”作“尚海”，“华”以“花”字代，“荣华”作“荣花”，“华人”“华民”作“花人”“花民”，等等。若照原文直录，不免费解；若逐一加注，又不免累赘。故本卷正文仍采用本字，并在必要处加注。原文抬头之格式，也不再沿用。据英译件回译的文书，凡人名、地名不能确定之处，均标注原文。谨此说明。

依照洪秀全卷体例，本卷对诗文不做分类，一并按时序编排。以下按目录顺序，对洪仁玕著述逐一做简要说明。

《洪秀全来历》，1852年4月洪仁玕在香港首次与韩山文牧师见面时所写，讲述洪秀全和他本人的简历。《逸经》（半月刊）第25期由简又文先生加此标题刊出。

洪仁玕被教会接纳在香港立足后，韩山文牧师据其口述，撰成《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一书。韩山文在该书“导言”中说，他在写书时尽可能以守信、不加更改的方式来记述所得到的全部信息，且绝少评论。因此，此书可以视作洪仁玕的著述。本卷节选关于洪秀全患病期间的相关描述（回译）。将之与《太平天日》对校，有助于了解洪秀全当时的真实状态。

《资政新篇》，洪仁玕封王当月条陈，是对流亡期间睁眼看世界之感受的总结，极富时代气息。洪秀全加了31条批注，并删除原稿论及上帝无形的文字。

《立法制喧谕》，同为主政之初发布，指斥“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之歪风，晓以利害，力主整饬吏治。洪仁玕初来乍到，寸功未立就位居群臣之首，以致众口沸腾；此时欲革除时弊，触犯权贵利益，势必会引火烧身。但洪仁玕不计个人荣辱进退，表示“惟是丈夫自命，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这反映了他的节操与眼光。

《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系洪仁玕主政初期的文论汇编，首为颁新政喧谕，后接《克敌**论》《兵要四则》以及一些宗教短论，末为新撰的祈祷文。强调振作精神、同仇敌忾；宗教部分，委婉表述了一些正统基督教观点，反映了他与洪秀全在宗教思想上的区别。

《己未九年会试题》，即《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会试题》，系洪仁玕奉命总典秋闱时根据试题所写文章，主旨是神化洪秀全。洪氏兄弟当年都是落榜童生，如今开科取士，心境迥然相同。

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书，邀其来苏州“面倾一切”，系洪仁玕为太平军进占上海进行外交斡旋所做的努力之一。干王想通过私交来促成与洋人和谈。但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由各国公使主导，非传教士所能左右。他显然对此缺乏认识。

《钦定英杰归真》，假托某张姓清政府官员倒戈故事，以对话形式，诠释了太平天国的相关思想及典章制度。凡太平天国书籍均须送审，洪秀全旨准后才能刊刻，故而书名冠有“钦定”二字。

凛遵敬避字样喧谕，重申凡奏章等一切文书须严格遵守避讳制度，并详细开列敬避字样并代替各字。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太平天国的政治氛围。事实上，相关规定过于烦琐，疏漏在所难免。洪仁玕本人将“天酉年”“丁酉年”混用便是一例。

致英国驻天京翻译官富礼赐书，计两封，谈及外交礼仪，婉拒赴英舰做客，表示“尔不轻跪，我不轻出，各守各礼，是为两得”；另谈及英方照会没有直称自己官衔这一细节，婉转表达了对英国不予太平天国外交承认的不满。

《钦定军次实录》，系洪仁玕奉旨外出催兵途中所写诗文的汇编，同时辑录他本人及洪秀全的一些旧作；末为洪仁玕返天京后领衔颁布的一件文书，申令戒浮文巧言。从各自作品看，洪仁玕的经史知识及写作水准似在洪秀全之上，内容也比后者有生气。栖身香港时，他曾作为理雅各牧师（后来成为享誉欧洲的汉学家，牛津大学首位中国语言和文学专业的教授）的学术助手，参与翻译中国典籍。理雅各对洪仁玕评价较高，认为“他的文学造诣令人敬重”。

献试士条例本章，由洪仁玕以文衡正总裁身份领衔奏陈，所附“条例”对科举考试制度规定甚详，有推陈出新之意，计划自太平天国甲子（1864年）科实行。不过，先前开科取士时，士子出于观望心理和文化隔阂，大多视之为畏途，应试者多为粗通文墨的医卜星相之流，以致太平军不得不捉考、逼考。随着战局急剧恶化，太平天国在甲子年已危在旦夕，新条例未及实施，成为一纸空文。

《诛妖檄文》，计两篇，谴责清朝腐朽之统治，从满汉仇雠、华夷之辨的角度，号召为清廷效力的汉族官兵弃暗投明，共佐天朝事业，迎来太平一统。这反映了传统夷夏观念对洪仁玕的影响。还值得注意的是，檄文有“丁酉年之上天，玺剑赐由上帝；四十日之灵体，诗章教自父皇”一说（《钦定英杰归真》也有类似描述），与当年对韩山文牧师的叙述大异。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太平天国话语的适应，以及他对洪秀全的绝对忠诚。

然而，因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洪仁玕无力回天。在江西被俘后，他先后有两份亲笔自述，另有五份口述，结合亲身经历，从不同侧面讲述太平天国历史，对败亡原因多有检讨和反思。从中可以窥见其悲愤、自责、不甘等心态，再就是决意杀身成仁的信念。洪仁玕以文天祥自励，说：“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表示“我鞠躬尽瘁，只求速死”。其气节于此可见一斑。

忠王李秀成先于洪仁玕被俘，同样亲笔自述，同样结合亲身经历谈太平天国历史，同样在临刑时毫无戚容，甚至两人享年也相差无几（干王年长一岁）。所不同的是，李秀成在自述中对洪秀全颇多指责，对曾国藩大加奉承，并流露出乞降求抚之意。曾国藩处死李秀成后，对其亲供加以删改，以“各处索阅逆供者多”为由，在安庆刊印《李秀成供》一册，分送军机处和地方大员。关于太平天国败亡原因，洪、李二人几乎各执一词，尤其是在对当事人的评价上。江西巡抚沈葆桢便将《李秀成供》交洪仁玕看，以试探其反应。洪仁玕大受刺激，就相关段落写下反驳文字，陈述事情的原委与真相。他一再提到忠王“变更不一”“己多更张”“变迁不常”“变迁不一”，并谈及苏州叛将向李鸿章献城一事，认为“即忠王亦几几不免”。围绕李秀成是伪降还是变节，学界意见不一，1964年一度从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至今仍存有争议，成为太平天国研究中最大的一桩公案。洪仁玕的文字，为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在狱中，洪仁玕曾在一天内连写四首诗，抒发胸臆，为“志在攘夷愿未酬”而嘘唏不已。他在被俘之日就已抱必死之心，所以这些诗可以看作他的绝命诗。

被俘44天后，洪仁玕在南昌被凌迟处死。当日，他写有一首真正意义上的绝命诗，坚信“我国虽消逝，他日必复生”。他以正值英年的生命，实践了自己“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的誓言。

本卷有一附录，即1860年8月2日洪仁玕与艾约瑟牧师在苏州的对话。当日艾约瑟提了30个问题，洪仁玕逐一解答。艾约瑟据此整理成文，刊发于《北华捷报》。双方的对话主要围绕宗教话题展开，包含一些重要信息，是一篇有价值的报道。

该文系笔者为《洪秀全 洪仁玕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所写的又一“导言”，标题为新拟。

[1] 赴天京途中写给香港教会的5封信，有3封辗转送达。其中1封写于1858年12月初，理雅各牧师在稍后写给伦敦布道会总部的一份报告中，将该信英译件列为附件，后均被收入《伦敦布道会档案·华南部分》C卷宗第1夹第6匣。施其乐的《作为精英、中间人的华人基督徒与香港教会》（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大段摘引。其回译件200余字，见拙著《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5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