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这场殊死搏杀中，内部稳定情况以及人心向背、粮饷供应、外交等因素，都对战局走势产生了不小影响。领导层内部互相倾轧便是导致太平天国由盛转衰乃至最终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起义立国始，太平天国实际上有两个权力核心。洪秀全并不拥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因为他与杨秀清除君臣名分外，还有一层子与父的关系：当杨托称天父下凡时，作为天父次子的洪不得不俯首听命。这种怪异的权力格局为洪杨之争埋下隐患。不过，太平军初期一直流动作战、处境险恶，加上资历甚深的冯云山、代天兄下凡传言的萧朝贵所起的权力制衡和居中协调作用，所以首义诸王尚能做到和衷共济。就连清方也承认，“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1]。及至定都，冯、萧业已阵亡，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资历相对较浅，前之有人居中协调牵制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变成洪杨的直接碰撞，两人的摩擦随之增多。

定都后的杨秀清居功自傲，专横跋扈，每当与洪秀全意见相左时，便以天父下凡名义逼迫其就范，甚至以天父身份下令杖责后者，事详《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在韦昌辉等人面前，他更是百无禁忌，动辄滥施**威，故而结怨太多，陷入孤立。就连清方也看出端倪，推测“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2]。

以杨秀清逼封万岁为导火线，洪、韦、石等人密议诛杨。昔日同打江山的生死兄弟变得水火不容，非一死不能了之。韦昌辉率秦日纲、陈承瑢具体执行诛杀行动，血洗东王府，将杨秀清悬首示众，接着在全城清洗杨秀清部属，前后杀戮两万多人。洪秀全以及闻讯返京的石达开均不赞同滥杀无辜。韦昌辉又将石达开满门抄斩，并胁迫天王悬赏诛杀缒城脱逃的石达开。内讧进一步升级。石达开起兵讨韦。洪秀全将韦昌辉凌迟处死，召石达开回天京。追随韦昌辉大肆杀戮的秦日纲、陈承瑢被诛。但变乱并没有就此结束。因洪秀全心有余悸，对异姓大臣放心不下，石达开负气出走，率十余万精锐远征他方，从此与洪分道扬镳，直至最终兵败大渡河。这场内讧使太平天国一时间“朝中无将，国内无人”[3]，元气大伤，人心离散，导致战局急转直下。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经过两年多过渡，直至1859年才形成较稳定的新的领导中枢。但没过多久，朝内党争又起，并且愈演愈烈。陈玉成与李秀成之间，陈、李与洪氏宗亲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矛盾或嫌隙，其中以洪氏宗亲与李秀成等异姓大臣之间的权力摩擦最为牵动全局。干王洪仁玕是总理大臣，李秀成为军中大将，两人关系的演变很具代表性，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朝内党争的脉络。

洪仁玕1859年4月辗转抵天京，不到两旬，寸功未立，就被委以总理朝纲的重任。这引起一班功臣宿将的不满。洪仁玕见众人不服，恐军心散乱，具本屡辞。洪秀全降诏抚慰，谓“风浪暂腾久自息”，并准洪仁玕保奏，封陈玉成为英王，随后又封李秀成为忠王、李世贤为侍王，从而安抚了军中将领。至此，太平天国确立了新的领导中枢，且诸王受命于危难之际，均抱有建功立业之念，相互间的关系也较为融洽。太平天国之所以随后能重整旗鼓，二破江南大营、开辟苏南大片版图，与将相之和是分不开的。

上海事件是洪、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1860年夏，洪仁玕为进占上海一事，亲自来苏州进行外交斡旋，但各国驻沪外交官丝毫不予理会。眼见外交途径交涉无望，李秀成便直接发兵攻打上海，结果被英法军队击退。苏州之行无功而返是洪仁玕主政期间的一大败笔，导致威望受损。在兵败被俘后各自所写的供述中，李秀成对干王表示不屑，说他“初来封长，又冇才情”，“封过后未见一谋”[4]，当有所隐指；洪仁玕则指责忠王执意主战，惹恼洋人，搅了和谈大局，而且事后还不肯认错。[5]双方所言均与事实有较大出入。这说明围绕上海未下的责任，两人心存芥蒂，关系出现裂痕。

李秀成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陈玉成，侍王李世贤是其堂弟，洪仁玕副手章王林绍璋也与忠王关系甚密。而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原本根基甚浅，一旦失去实力派将领的支持，其影响力便大不如前，甚至一度被排挤出天京，以总理大臣身份催调兵马援救安庆。此时，以血缘和利益关系为纽带，李秀成等异姓诸王与洪秀全两位兄长（王长次兄）等洪氏宗室成员成为朝中分庭抗礼的两大派系，李秀成与洪仁玕随之嫌隙日深。安庆失陷后，洪仁玕具本弹劾军中各主要将领，结果触怒天王，由此引发朝中走马灯似的人事更迭：天王先是将洪仁玕和英王、章王等一并革职，不久恢复洪仁玕王爵，但未复军师一职；接着又恢复林绍璋爵位，不准王长次兄及洪仁玕干预朝政，未几又将林绍璋撵出京城，重新起用洪仁玕。朝内党争之激烈，于此可见一斑。

出现这种局面，与洪秀全用人不当有很大关系。天京事变后，心有余悸的洪秀全对异姓大臣猜忌甚深，倾向于重用自己的兄弟子侄。不过，洪氏亲属过于平庸或少不更事，洪仁玕虽才堪大用但资历甚浅，故而引发功臣宿将的离心倾向和抵触情绪。而洪秀全后期专注宗教，无心亲理政事，遂使局面失控。李秀成在其供词中一再抱怨天王不信外臣、不用贤才、不问政事，确系有感而发。然而，洪氏宗亲尽管地位显赫，但无人握有兵权和地盘，洪秀全在军事上不得不倚重异姓诸王。这使得他在用人上摇摆不定，对群臣驾驭不力。

洪氏宗亲与异姓诸王之间的明争暗斗闹得沸沸扬扬，就连清方也知其梗概。左宗棠在1862年10月末的一份奏折中写道：“查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余，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侍[世]贤尚称投合，余则彼此猜疑，势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似从前杨、韦两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见。”[6]朝内党争使太平天国领导中枢薄弱无方、波动涣散，无法从容应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

朝内党争的实质是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这与官场风气的恶化有着紧密联系。

吏治是洪秀全思考解决社会问题的着眼点之一。他在推行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同时，反复强调世人都是兄弟姐妹，试图借虚拟的亲情来化解上下尊卑之间的隔膜与矛盾，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这种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但如何使两者并行不悖，却是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无法也不可能解开的一个死结。

例如，洪、杨等人在全体军民中推行禁欲主义，虽夫妻同宿也被问斩，而自己却大搞多妻制，在天京城频繁选美，引起一片恐慌和怨声。再如，首义诸王的净桶、夜壶均以金造，一度还准备打造金桌、金灯台，但金子已罄。大小官员群起效尤，“臂必带镯，手必戒指。广西、湖南人鲜有不备者，无金则银”[7]。在洪、杨等人看来，自己打江山、自己坐江山，享有特权是天经地义之事。在严判上下尊卑的背景下，是否为官及官职大小直接决定着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从而极大刺激了人们谋求当官和升迁的心理。

在太平天国，官员升迁主要看军功大小，但血缘、地缘关系也起很大作用。这种用人上的褊狭进一步败坏了官场风气。既然上下尊卑泾渭分明，少数人的尊贵需要以多数人的卑贱作为衬托和基础，那么，官兵、军民之间也就无法真正体现“四海皆兄弟”“胞与为怀”等理念。正是随着私欲膨胀，太平天国核心层的冲突日益升级，还没等打下江山就争夺起江山，结果酿成一场惊心动魄血流漂杵的内讧。为走出内乱阴影，刺激众人效命，洪秀全不断给群臣加官晋爵。但在失去素以铁腕治军理政的杨秀清后，他又掌控不了局面。人们醉心于升迁，跑官要官现象日甚一日；在外统兵将领则僭权任命官员，培植亲信。洪仁玕主政不久便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为此颁布《立法制喧谕》。但他根本压不住阵脚，这场以统一事权为主旨的改革很快便告夭折。

军中将领拥兵自重，必然导致各自为政。后期，诸王各镇一方，如陈玉成在安徽，李秀成在苏南、浙西，李世贤在浙东，成为各地的实际最高长官；城市则各由其部将驻防，官制混乱、职权不清的现象十分突出。各省之间甚至一省之内，不仅彼此呼应不够，有时还为争夺粮饷与地盘发生摩擦。安庆是陈玉成辖区的首府，该城之所以在湘军围攻一年多后最终失守，与李秀成、李世贤消极迁延救援不力有很大关系。

文武百官“动以升迁为荣”现象则使局面更加失控。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为避免重蹈覆辙，曾宣布永不封王；嗣后一度封自己两个兄长为王，但不久就削去其王爵，直到洪仁玕投效后才再度破例。到1860年，洪秀全共计封了七个王，即干王洪仁玕、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赞王蒙得恩、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章王林绍璋。随后则越封越多，竟然封出2700多个王，不仅血缘、地缘关系照样起作用，卖官鬻爵也几乎公开化，铨选制度形同虚设。滥施爵赏助长了朝中贪渎之风。据载，后期在天京城内，“各伪目无不极富，一馆内箱栊总不下数百件”[8]。在军中，拥兵自重、各争雄长、安富尊荣之风则日益滋蔓。从广西穷乡僻壤挺进到江南繁华富庶之地，太平军在开疆拓土的同时，其理想与锐气却悄然褪色。时人就此喟叹道：“故世谓‘发逆之亡，亡于苏州’。盖恋恋于此，即怀安之一念足以败之矣。”[9]由于不少将领贪念子女玉帛，加上军心涣散，新兵良莠不齐且疏于管束和训练，太平军总兵力虽超轶往昔，远比清军占优，但战斗力却大不如前。

与朝内、军中相似，太平天国乡村基层政权的情况也不乐观。

太平天国在县以下分设各级乡官，由民人出任。太平军攻占苏州不到一月，忠王李秀成便颁布告示，促令举官造册。实际操作时，乡官通常不是由乡民公举产生，而是由太平军指派。由于设立乡官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军饷急务，太平军在遴选乡官时，倾向于任用有名望有田产的乡绅，其次是谙练公差的旧衙门胥吏和地保。苏南常熟便大多指派富户充乡官，“倘遇差徭，有财应抵；亏缺粮饷，可使赔偿”，“军、师、旅帅三大伪职，非无资者所能营干。……此时，乡中有家者最为难过，而无业者欲做伪官，争谋不易到手，盖患其亏空无偿、获财逃去耳”[10]。为使绅富就范，浙江乐清县太平军还采用强硬手段，故时人有“不论贤，不论能，但呼富人强趋承，胁从不应系以绳”[11]一说。

这些染有官场旧习的人出任乡官后，与太平军貌合神离；有些人采用浮收勒索等手段，趁机巧取豪夺聚敛钱财。乡官做生日、赴任或升迁时饮“开印酒”等陋习很快风行一时。太平军也逐渐沾染上这种风气，官越大，征敛的钱越多。例如，听王陈炳文的妻子做寿，仅嘉兴王店镇就摊银三千两。这些非正常开支加重了民众负担，进一步腐蚀了太平天国肌体，败坏了官民、军民关系。

再看看清政府的情况。为挽救统治危机、争取民心，咸丰帝在即位初期数次下罪己诏，并着手整饬吏治，主要是广开言路、罗致人才、调整人事，并宣布凡被兵省份，分别蠲缓钱粮、酌情抚恤，以苏民困，严禁地方官借捐输之名苛派骚扰民间。但雷声大雨点小，这些旨令基本上形同具文，很难落实到位。而军功保举以及捐班人员激增，使仕途愈益拥挤，泥沙俱下，更增大了整饬吏治的难度。

曾国藩等人在两湖地区则显露出新气象。针对官场疲玩泄沓百弊丛生的现象，曾国藩一再表示，“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但求宏才伟识，共济时艰”[12]。自组建湘军起，他一直重视延纳人才；衡量人才时，主要看对方是否有血性、无官气，期望借此“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13]。湖北巡抚胡林翼、以抚署幕客身份治理湖南的左宗棠同样重视整饬吏治，对官僚队伍进行大换血。通过广泛网罗、培植人才，曾、胡、左均集聚了一大批有“忠义血性”且各具才干之人，倡立一种有别于官场陋习的新风气，从而有效改变了当地人才匮乏、军政萎靡不振的现状。曾国藩还重视从严治军，一再强调禁止扰民，并写有一首浅显通俗的《爱民歌》讲明有关事项，强调“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另注意防范不良习气在军中滋蔓，认为“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14]尽管湘军无法摆脱日渐萎靡军纪败坏的趋势，但直至攻打天京时，总体上仍保持着相当的战斗力。

更为重要的是，曾、胡、左三人均以忍辱负重共济时艰相标榜，在战略、治军、吏治、用人等方面颇多共识，并且都深知唇亡齿寒、保大局即所以自保的道理，鄙弃败不相救、胜则相妒的恶习。湘军之所以得以发展壮大，得益于有两湖地区作为稳固的后方基地，而这与三人顾全大局通力合作是分不开的。正是依靠以曾、胡、左为代表的两湖官绅所创立的湘军和两湖基地，清政府才得以抵挡住太平天国潮水般的攻势，避免了湘鄂赣皖四省及相邻省份战局的迅速崩溃，并为日后大举反攻积蓄了力量。清廷为应对危机，也注意调整内部特别是满汉官僚之间的关系。左宗棠后来因为樊燮案遭弹劾，最终得以躲过此劫，以及曾国藩在1860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官授两江总督，与咸丰帝亲信肃顺的斡旋与大力举荐有很大关联。

拙稿《太平天国的兴起与败亡》，载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该文摘自原稿第二节。

[1]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6，《太平天国》第3册，172页。

[2]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太平天国》第3册，48页。

[3]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183页。

[4]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352页。按：“冇”系粤语方言，作“没有”解。

[5] 参见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472、488、492页。

[6] 《左宗棠奏报官兵攻剿龙游等处获胜并攻克寿昌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4册，60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7] 张晓秋：《粤匪纪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56页。

[8]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7册，168页。

[9] 潘锺瑞：《苏台麋鹿记》卷下，《太平天国》第5册，302页。

[10] 汤氏：《鳅闻日记》卷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6册，337～338页。

[11] 林大椿：《粤寇纪事诗》“立乡官”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444页。

[12] 曾国藩：《复黄淳熙》，《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431页。

[13] 曾国藩：《复胡林翼》，《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二），1546页。

[14] 曾国藩：《致李榕》，《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二），1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