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洪仁玕的人生三部曲

严格地说，洪仁玕算不上思想家，其思想缺乏系统性、持续性。但他确实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对时势有客观、清醒认识，坦然承认中国落后、西方先进，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尽快改变中国现状，洪仁玕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撰写的《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一座里程碑，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不能不谈到洪仁玕。

洪仁玕的名字与洪秀全、太平天国紧紧连在一起，其历史评价同样也有起伏：20世纪50年代初，洪仁玕一度被斥为外国侵略者在华的代理人；在随后突出“气节”的特定岁月，他又因兵败被俘后宁死不屈而被誉为太平天国的大英雄；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又被视为改革家。总的来说，关于洪仁玕的评价以正面居多，争议相对较小。

从塾师、基督徒到太平天国总理大臣，是洪仁玕的人生三部曲。

洪仁玕比族兄洪秀全小9岁（彼此曾祖是同胞兄弟），同属洪氏宗族的仁字辈，同为广东花县人，均出身家境寒微的客家农户。两人早年身世如出一辙：自幼服膺儒家孔学，后来热衷功名，但科场失意、屡考不中，只好权充塾师，以维持生计。

洪仁玕与洪秀全“原是五服宗潢，巷里相接，长年交游起居”（洪仁玕语），且少时曾从后者读书一年。基于这层特殊关系，他深受洪秀全影响：在洪秀全劝说下最早皈依上帝，并撤去私塾中孔子的牌位；在家乡闹元宵时一同拒绝撰写祭神诗文，后又随洪秀全一同到广州罗孝全牧师处问道。不过，此时的洪仁玕仍有些彷徨，顶不住世俗压力和功名仕途的**，并没有完全做到共进退：洪秀全离乡传道乃至远赴广西时，没有一同前往；洪秀全确立反清意向、在家乡逗留数月二次入桂时，仍未随行，依旧一面训蒙，一面应试。1850年，29岁的洪仁玕第五次参加科考，依旧落榜。同年金田团营前夕，洪秀全派人到花县接亲属来广西会合，洪仁玕仍踌躇不决。金田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大肆搜捕洪秀全亲属。洪仁玕不再犹豫，赶奔广西，因追赶太平军不及而折回，从此开始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活。

1852年谷岭起事失败，洪仁玕侥幸逃脱，被迫投奔亲友四处藏匿，以教书、行医为生。同年4月赴香港，在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处盘桓数日，提出入教请求，以寻求庇护。次年，在新安县（1914年改名宝安县，今深圳市）布吉找到韩山文牧师，终被接纳，正式受洗入教，并被带回香港。经韩山文牵线，得到伦敦布道会香港差会理雅各（James Legge）牧师帮助，以教授西教士中文之职在香港落脚。

太平天国在定都后势头强劲，大有取代清政府之势，引起西方朝野的极大关注。韩山文牧师根据洪仁玕口述，用英文撰成《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该书于1854年在香港出版，成为畅销书。洪仁玕一心想投效洪秀全，同年5月转赴上海，落脚伦敦布道会上海差会。此时小刀会正在上海与清军对峙，战事不断，交通阻隔。洪仁玕在沪约半年，未能如愿前往天京，便又返回香港，继续依托教会栖身。理雅各牧师顶替业已病逝的韩山文，成为洪仁玕的主要庇护人。

这段流亡生活是洪仁玕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一是地点变了。以前主要生活在本村和邻县，如今生活在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环境：在上海租界生活半年，在香港前后居住四年多。二是接触人群变了。以前主要与亲友、熟人交往，生活在华人圈子，如今主要与西方传教士打交道，生活在洋人圈子。在日后撰写的《资政新篇》中，洪仁玕逐一罗列各邦与他“相善”之洋人的名字，共提到23人，除英国驻华外交官“米士”（T.T.Meadows，一译“密迪乐”）、“威大人”（T.F.Wade，即“威妥玛”）外，其余21人均为西教士。三是身份变了。他正式受洗入教，并在教会供职，接受系统正规的基督教训练，成为一名较为纯正的基督徒。四是心智变了。通过栖身教会，洪仁玕接触到基督教之外的其他西学领域，耳濡目染了英国在香港移植和建立的近代文明，目睹了香港的变化和发展，并与香港的华人精英多有接触。这一切对洪仁玕触动很大，使他的内心世界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成为一名热衷西学、讲求时务的早期新型知识分子。就连生活习惯也有所改变：他接受了西餐，喜饮葡萄酒。投奔天京后仍如此，尤其是在招待来访的外国人时。

洪仁玕在香港过着平静、安逸、体面的生活，远离内地的动**与厮杀。不过，他始终没有打消投效太平天国的念头，不甘寄人篱下。他后来表白说，自己到香港，“本为避祸隐身，并用意在夷人风土，并不为名利计”。1858年春，洪仁玕只身北上，历时11个月、辗转数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如愿来到天京。月余后，被封为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总理朝纲，时年38岁。

从一名流亡的基督徒骤然官居太平天国总理大臣，这是洪仁玕人生的又一大转折点。洪仁玕很想有一番作为，受封当月便向洪秀全条陈《资政新篇》，具体阐述了自己的新政思想。该文献8600字左右（不计所附《兵要四则》），言简意赅，富有时代气息。其思想之先进，见解之深刻，言词之恳切，今日读来，仍不免令人感触不已。

首先，该文献摒弃陈腐不堪的天朝上国观念，对当时的中西格局有着清醒认识。意识不到落后，也就没有奋起直追的变革动力。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并没有从战败中警醒，积极求变，而是无视危机和挑战，继续用传统的夷夏观念来看待中外关系，以致在文恬武嬉的疲玩泄沓局面中白白丧失十余年光阴。西方列强急于扩大在华权益，在通过外交途径交涉未果后，悍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直至侵占京师、火烧圆明园。清政府被迫接受城下之盟。主持议和的奕??在分析英法坚持公使驻京的原因时说，“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北京崇文门外有位民人见英法联军走过，拍手大笑曰“鬼子来也”，竟遭毒打，伤重垂毙。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特别提到和约中不许称洋人为“夷”一款，认为“不可不知”，并列举此例，表示“强梁至此，可不避其忌讳耶”。朝野至此方才意识到，不能沿用旧观念与洋人打交道。而《资政新篇》早就明确指出这一点。该文献特意介绍世界大势，强调旧的夷夏格局早已不复存在，欧美列强的国力远在中国之上，就连东邻日本“将来亦必出于巧焉”；提出了新的国际观念，主张国与国以信义相示，彼此平等往来，不可妄自尊大轻侮对方，以免引起无谓的争执和祸端。与清政府因为再次战败才被迫改变观念相比，洪仁玕的这种认识源于自己的理性思考，是主动产生的。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其次，该文献是当时国内最为完整和先进的现代化纲领，深刻揭示了向西方学习这一时代命题，倡言顺应时势、革故鼎新。早期启蒙著作如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等，主要从地理学角度来认识外部世界，且书中仍掺杂不少华夏中心论之类的陈腐观念。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但他所欲效法的西方“长技”仅指坚船利炮和养兵练兵之法，视野很受局限。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后来倡办“洋务”，最初也是从军事角度着眼的。而洪仁玕《资政新篇》所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主张效仿西方，兴办现代交通运输、采矿、银行、保险、专利、税收以及相关的邮政、新闻等业。洪仁玕还谈到政治制度，对美国的总统选举、议会制等有所介绍，认为西方“邦法宏深”，并列举俄国彼得一世改革为例，说明学习先进使国家振兴的道理，其赞许之情溢于言表。他还从人心风俗的角度进行分析，憧憬建立一个“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新天新地新世界”，认为西方社会崇尚实学，推崇火车、轮船等技艺，而中国社会专事浮文，骄奢之习盛行。洪仁玕慨叹说，中国不能顺应时势，“毫无设法修葺补理，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基于强烈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与自强意识，洪仁玕倡言“因时制宜，度势行法”，呼吁“与番人并雄”“奋为中地倡”。放眼当时的中国，论思想高度及境界，无人能出其右。出于敌意和偏见，曾国藩机要幕僚赵烈文嗤笑太平天国编写的书籍“鄙俚不经”，唯独对《资政新篇》另眼相看，认为该书所言“颇有见识”“于夷情最谙练”，“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

过去有种观点，认为《资政新篇》是洪仁玕在洪秀全支持和鼓励下撰写提出的，代表了洪秀全晚年的政治倾向。这种主观推断缺乏依据。洪秀全在审阅《资政新篇》时加了不少批语，对其中的新建议大多表示赞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认识上已达到洪仁玕的高度。《资政新篇》的产生与农民战争毫无关联。该书（文）开篇即云：“缘小弟自粤来京，不避艰险，非图爵禄之荣，实欲备陈方策，以广圣闻，以报圣主知遇之恩也。……兹谨将所见闻者条陈于后，以广圣闻，以备圣裁，以资国政，庶有小补云尔。”其篇末亦云：“小弟于此类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故恭录己所窥见之治法，为前古罕有者，汇成小卷，以资圣治，以广圣闻。”洪仁玕讲得很清楚，他所条陈的内容源于其流亡期间的见闻与思考，“为前古罕有者”（这也正是篇名“新”字的寓意所在），意在“以资圣治，以广圣闻”。比较而论，洪秀全所钟情的是《天朝田亩制度》，试图按照古代大同模式来改造中国，所设计的是一个理想化的农业社会，主张“天下人人不受私”“天下大家处处平均”；而《资政新篇》描绘的是一个效仿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提倡发展私有经济，“准富者请人雇工”。前者是往后看，后者是向前看。此时在学习西方方面，是洪仁玕影响洪秀全，而不是洪秀全影响洪仁玕。

洪仁玕的投效，给太平天国后期较为沉闷的政局带来了生气，同时也给这场旧式农民运动注入了新观念新意识。在太平天国刊布的所有文献中，《资政新篇》无疑最有价值、最富有时代气息。

然而，这些闪光思想在洪仁玕后来的著述中已成明日黄花，难以寻觅。在战火纷飞、血战正酣的背景下，修铁路等方案根本无法实施，正如洪仁玕所言，“非目前所急务者”。理想不得不让位于现实。针对结盟联党、事权不一、卖官鬻爵等现象，洪仁玕在主政之初顶住压力，欲整饬吏治，认为这“尤为今兹万不容已之急务”，“再一隐忍姑息，我辈并无生理”。但洪仁玕在太平天国资历浅、根底浅，缺乏杨秀清那样的威望和铁腕，根本镇不住那些老臣宿将，颇受掣肘。而洪秀全对他的信任也有反复，一度将其晾在一边。这是洪仁玕不得不面对的另一种现实。基于感戴之心和血亲关系，洪仁玕对洪秀全近乎愚忠，每当思想或意见与洪秀全相左时，总是一味服从、迁就。他曾有将太平天国宗教向正统基督教靠拢的念头，但鉴于该领域是洪秀全的禁脔，便不再坚持。作为一名纯正的基督徒，他明知天王受命于天、是上帝次子之说是不经之谈，但为了维护洪秀全的权威与尊严，仍有意迎合，加以铺陈，乃至逐渐割弃原先接受的那套基督教正统教义。他这么做难免会感到纠结，但确实是自愿的。洪秀全后期有不小过失，李秀成在被俘后的笔供中埋怨他一味言天说地、信天不信人、用人不公，虽言语偏激，但大体是中肯的。而洪仁玕始终对洪秀全大加歌颂，乃至刻意美化懵懂怯弱的幼主，并在朝内党争中偏袒颟顸无能的王长次兄。从香港来到天京，环境的改变直接导致其新旧观念的此消彼长。在太平天国，洪仁玕高处不胜寒，推行新政力不从心，有孤独感，尤其是在思想的沟通交流上。他曾对来访洋人私下谈到这层意思。在《四十千秋自咏》一诗中，洪仁玕有“不惑之年惑转滋”之叹，流露出些许怅惘与困惑，隐约反映了其内心的苦闷。

另一方面，洪仁玕毕竟没有经历艰苦卓绝的起义立国阶段，缺乏这方面磨炼，其思想有迂阔的一面。渲染耶稣登山宝训的忍耐、仁恕等观念，大谈第六天条“勿杀”概念，便与当时血雨腥风般的政治决战形势很不协调。倒是洪秀全看得很分明：“爷令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

在对待儒学的态度上，洪仁玕比洪秀全有弹性，较为开通。与后者的激进态度相比，洪仁玕自言“生长儒门”“自幼习举子业”，认为儒学与上帝之说有吻合之处，明确肯定其价值，号召儒生投效。他还对中西方的人心风俗进行对比，针砭专事浮文、徒事清谈的士林陋习，倡言讲求实学。这确是过人之见。

在对外关系上，洪仁玕认识到西方之先进，以及学习西方、与西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必要。他原本以为，在太平天国主动调整对外政策、改变傲慢自大态度后，会顺理成章地获得列强的好感和外交承认。然而，西方列强唯利是图，外交讹诈与军事威胁并用，根本不讲实质性的平等，更不讲信义：先是悍然以武力阻止太平军进占上海，后又撕毁“中立”面纱，与清廷联手镇压太平天国。洪仁玕这才看清这些“文明”国家野蛮虚诈的一面，得出“鞑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的结论。这在认识上又进了一步，从一个侧面昭示了近代国人滞重而又曲折的认识西方过程。

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洪仁玕有朦胧的新意识，但观念总体上是旧的。他的汉民族意识同样十分强烈，指斥元、清两代统治者为“元妖”“鞑妖”；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最为推崇光武帝刘秀、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光武能恢复汉室，洪武能用夏变夷”。

洪仁玕的节操是一流的，总理朝政之初便明确表示“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随着局势危殆、山穷水尽，高级将领哗变事件迭有发生，而洪仁玕矢志不渝，欲挽狂澜于既倒。兵败被俘后，面对威胁利诱不为所动，决意杀身成仁。死神逼近之际，他在自述和绝命诗中无一字提及现代化方案，着重抒发了为“攘夷”大业失败而抱恨终天的心态。这一心境暗合了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轨迹：先革命，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