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盖棺难以论定

2014年是洪秀全诞辰200周年、逝世150周年，以及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陷落150周年。150年来，经过一代代国人的接续探索与奋斗，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从积弱积贫阔步迈向现代化，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颇堪玩味的是，关于洪秀全的评价也随着社会演进而变化，形成强烈反差：他先是被清政府斥为“贼首”“逆首”，辛亥革命后被正式尊崇为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前所未有的崇敬和怀念，被视为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太平天国运动的坚强旗手。进入新时期后，一味美化洪秀全的现象得到纠正，但又出现将其“妖魔化”的偏向；特别是近十余年来，不时有人指斥洪秀全是“野心家”“暴君”“昏君”“邪教主”，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中国近代史人物中，几乎无人像洪秀全这样，其身后之名大起大落，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评价洪秀全？

洪秀全1814年出生于广东省花县一个客家村落。7岁（虚岁）入私塾读书。热衷功名，16岁起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精神颇受打击。1843年读基督教布道手册《劝世良言》，产生共鸣，从此弃绝科举仕进之念，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传播上帝信仰，走上用“良言”劝世、救世之路。他苦口婆心劝人拜上帝，起初收效不大，后与冯云山结伴远行，终于在广西打开局面。拜上帝者增至两千多人，形成一个名为“上帝会”[1]的宗教组织，尊奉洪秀全为领袖。今人将洪秀全首创的宗教称为“上帝教”。

当时，广西是长江以南社会矛盾最尖锐、清政府统治力量最薄弱的一个省份。洪秀全1847年还兴冲冲地到广州基督教堂，随美国南浸会传教士罗孝全学道，满心希望能加入基督教会，因受洗不成才二次入桂。时值广西境内民变蜂起，或打家劫舍，或攻城劫狱，社会急剧动**，以致“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上帝信徒与地方官绅的冲突也日渐升级。在现实刺激下，洪秀全从劝人弃恶行善转为倡导斩邪留正，确立反清志向，认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在天地会暴动吸引广西官府主要兵力的情形下，洪秀全与杨秀清等人秘密酝酿金田团营，起兵立国，国号为太平天国。今人将这支反清武装称为“太平军”。

太平军起初处境险恶，遭清军围追堵截，靠避实击虚来保存实力；攻克永安后赢得喘息休整之机；进军湘鄂开拓了新空间，兵力大增，逐渐掌握战场主动权；攻克武昌后完全占据主动，乃至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攻克东南第一都会江宁（今南京），在此建都，易名天京。在两年多时间里，太平军先后转战六省，跋涉数千里，兵力从三千人扩充至十万人左右，攻占大小城池近40座。清政府前后更换、任命九个钦差大臣，调动十余省军队，耗费饷银二千余万两，但由于统治机器失灵，战局却愈益恶化。以定都为标志，太平天国结束流动作战状态，进入以天京为中心开疆辟土的新时期。

洪秀全生了一场病、做了一个梦、读了一本书，最终就走上起兵造反之路，把清政府搅得七零八落。这看起来很有戏剧性，有点不可思议，实质上蕴含着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因素。广西之所以成为太平天国的策源地，根源在于吏治腐败、官逼民反。清钦差大臣赛尚阿便奏陈说：“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粤西之匪蓄谋已非一日，缘大吏因循、州县逼迫所致。”而广西情形是全国的一个缩影，远不是孤立现象，金田起义因此得到各地下层民众响应，迅速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除太平天国外，同期国内还接踵爆发了其他一些较有声势的反清起事，诸如广东天地会、上海小刀会、以皖北为中心的捻军，以及贵州苗民起事、云南和西北回民起事等，整个中国几乎成为一片火海。倘若撇开清政府腐朽统治的因素，单纯从个人“野心”等角度来诠释引发这些事变的原因，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定都后，洪秀全一直居住在天京，直至病逝。他死后不到40天，天京即被湘军攻破，太平天国中央政权覆灭。4个月后，身陷囹圄的幼天王乞降不成，在江西南昌被凌迟处死，太平天国世系终结。虽有太平军余部坚持流动作战，但已是强弩之末。从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前后与清政府对峙14年，可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作为太平天国的主要缔造者、最高统治者和灵魂人物，洪秀全几乎与太平天国的兴亡相始终。如何评价洪秀全，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太平天国。反之亦然。

关于洪秀全评价的分歧和争议，主要体现在对洪秀全思想与行为的不同解读上。可供研究的文献资料是相同的，历史真相也仅有一种，而人们得出的结论却颇有出入，甚至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主要是该研究与现实政治联系较紧，受社会思潮影响较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力量的新式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溯太平天国、讴歌农民革命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以论证中国革命的渊源和正义性。太平天国研究因而成为一门显学，受到空前重视，取得骄人成绩，但也出现偏差，在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简单化、教条化倾向，有意为尊者讳，一味拔高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1964年，戚本禹等人以揪“叛徒”、彰“气节”名义大批忠王李秀成，则使研究陷入混乱，主要表现为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画等号，影射史学泛滥成灾，给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成为人物研究风行的模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史学界努力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做了大量正本清源的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相继推出一大批有分量的总结性研究成果。不过，随着研究难度加大，以及学者研究兴趣的转移，太平天国研究逐渐从繁盛趋于冷落。由于起步早（至今已持续近一个世纪）、起点高（已有论著堪称汗牛充栋），从事该研究的门槛越来越高，对初学者更是如此——仅必读的最基本史料和代表性研究论著就达几千万字，同时还必须搞清楚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这不免让人望而却步。现今依然坚守这一领域的学者已是凤毛麟角，且后继乏人，研究队伍青黄不接。虽断续有新著问世，但总体上难挽颓势。与专业研究队伍急剧萎缩形成对比的是，以及2000年夏大型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的播出，使得社会上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度骤然增加。不过，电视剧《太平天国》“戏说”的成分太多。社会各界人士撰文、写书谈太平天国，以评论居多，某些观点不无见地，但多数作者缺乏研究积累，对史实、史学史缺乏了解，往往仅读几本史料就下很大的结论，流于对洪秀全的口诛笔伐。这反映了人们对过去有些论著一味美化、偏袒洪秀全的抵触心理，但明显矫枉过正。受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更有人借历史这杯陈酒来浇胸中块垒。一时间，全盘否定洪秀全、替曾国藩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某些所谓的新观点实际上是陈词旧说的翻版，如“农民战争破坏论”，上帝教是“邪教”，太平军与湘军之战是“农民打农民”之类。这对研究丝毫起不到推动作用，反而把水搅浑了。

从严格意义上讲，很难说洪秀全已达到思想家的高度。但在旧时代的农民领袖中，洪秀全无疑是最有思想的一位。他是读书人出身，起义立国后仍勤于著述，其思想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历史进程和命运。随后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包括上海的兴起、洋务运动、辛亥革命，都与太平天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不能绕开洪秀全。争议越大，越要加强研究。

譬如，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其核心信条是独尊上帝。洪秀全用上帝信仰整肃军纪、激励士气、维系人心，这是否纯属有意识的“欺骗性”宣传，还是他本人确实带有信仰成分？丁酉年（1837年）升天异梦对他的心理有何影响？洪秀全从西方基督教搬来上帝，但却颠覆了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并糅合了儒家学说和中国民间宗教等因素，带有鲜明的形而下色彩，倡导打江山、创新朝，有自成体系、别具一格的宗教仪式和经典。太平军既是军事组织，又兼有宗教团体性质，平素通过读天书、讲道理来普及教义，每七日举行礼拜仪式，凡新兵入伍须举行洗礼仪式。有论者认为太平天国宗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显然与史实不符。需要思考的是：洪秀全的这种改造及创新有何成败得失？与太平天国的兴亡究竟有什么关联？

再如，20世纪50年代初，范文澜先生认为太平天国使旧式农民起义的面目为之大变，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这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因过于溢美，进入新时期后逐渐被弃用。但相关问题的研讨远没有结束。

洪秀全憧憬“地下太平，人间恩和”，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具体构想和政策。他定国号为太平天国，“太平”是其心目中理想社会的首要特征。基于世人灵魂均来自上帝的说法，洪秀全提出“天下一家”说，宣传人皆兄弟、民胞物与等理念，并将之引申为军队必须爱护老百姓，官长必须体恤士兵。根据“天下一家”说，他还对经济社会生活重新设计，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强调“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另一方面，洪秀全又严判上下尊卑，推行森严的等级制度，强调“子不敬父失天伦，弟不敬兄失天伦，臣不敬君失天伦，下不敬上失天伦”（《天父诗》第475首），要求人们遵守礼仪、恪守名分。“天下一家”说与森严的等级制很不协调。从实际情况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仅停留在宣传层面，根本无法兑现，而上下尊卑是触摸可见的客观存在。结果，“天下一家”说并未能维持内部的团结和谐，定都仅三年就爆发内讧，昔日的生死兄弟为争夺权力杀红了眼，酿成一场惊心动魄血流漂杵的内乱，致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人心涣散。与此相关的是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学界意见不一，迄无定论，大致有封建政权说、农民革命政权说、农民政权封建化说、两重性政权说。需要思考的是，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所谓农民政权是相对于地主政权而言的，两者是否有质的区别？

与之相关联的还有妇女地位问题。太平天国就此提出过一些进步主张，如“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凡天下婚姻不论财”。但事实上，起义立国特别是定都后，为起义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广大妇女便逐渐归于沉寂。洪秀全严判上下尊卑，同时男尊女卑意识浓厚，大讲三从四德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等老调，强调妇女要守妇道、重贞操。因此，妇女在太平天国的活动空间极为有限。更有甚者，洪秀全等人在军中和天京城推行禁欲主义，严别男女，规定虽夫妻不得同居，违者一律以“**”罪处死，而自己却大搞多妻制，强征民女选美，声称这是上帝的旨意。后期又在高官中普遍推行多妻制。洪秀全本人最终拥有88名后妃。在强行婚娶和多妻制背景下，女子连最起码的尊严和自由都没有，又哪里谈得上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呢？

洪秀全有改造中国文化的念头，在定都初期掀起狂飙式的焚书运动，禁止孔子崇拜，严禁读古书。后期虽不再焚书，但太平军随意糟蹋古籍的现象仍较为普遍。太平天国也开科取士，但考题依据上帝教教义，而非儒家典籍。曾有论者认为，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是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成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先声。事实上，洪秀全否定的是孔子权威而不是其学说，是一种形式上而非内容上的反孔，目的是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这种过激文化政策使读书人除政治成见外，又与太平天国多了一层文化上的隔阂，从而持排斥心理。李秀成认为太平天国办得不好的一件事是“无读书人”，系有感而发。

洪秀全还想改造世道人心，将拜邪神、行邪事、有邪念之人斥为“生妖”，将一切神像斥为“死妖”或“泥妖”。在民间，太平天国用严厉手段推行了许多禁令。部分是基于确立上帝信仰的考虑，如严禁偶像崇拜，取缔孔子崇拜、祖先崇拜，取缔棺葬；部分是基于政治考虑，如颁行新的历书（天历），号召留发易服；部分是基于扭转奢靡颓废之风的考虑，如严禁吸食鸦片，禁酒、禁赌、禁娼妓、禁邪歌邪戏。不过，太平天国主要用严刑峻法来推行禁令，这套做法在军中能够奏效，在民间则适得其反，与民俗的冲突过于激烈，从而广泛激起抵触情绪，影响了人们对太平天国的认同感。而规模空前、持续时间长的毁灭偶像之举（以拆庙为主），致使江南无数名胜古迹毁于一旦，令人扼腕。

除浓厚的宗教色彩外，强烈的汉民族意识是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另一主要特征。洪秀全严别华夷、兴汉灭满的态度，源于对满族灭明的沉痛记忆，更主要源自对黑暗现实的义愤。太平天国打出的旗帜之一便是反满，斥清朝统治者为“满妖”“鞑妖”，号召民众留发易服响应起义，廓清华夏。时人遂有“贼见旗人恒切齿，目为妖魔专杀此”一说。不过，反满口号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反响，到了清末才真正发酵。孙中山先生以“洪秀全第二”自励，主要是从反满角度立意的。随着时势演变，同为广东客家人的孙中山大大超越洪秀全：他领导了一场新运动，最终推翻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并宣布“五族共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

如何办理外交是洪秀全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总的来说，洪秀全对办理外交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观念陈旧。他沿袭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视西方国家为进贡番邦，将西方使节主动来访视为“谒主”“归顺”，同时又依据同拜上帝这一事实，称对方为“（洋）兄弟”。缺乏近代国家主权意识，却十分看重外交礼仪（要求洋人下跪），太平天国在这方面与清政府实在伯仲之间。在洪仁玕的努力下，太平天国后期改变了国际观念，主动与洋人打交道，尽管洪秀全仍不时流露出以“万国真主”自居的意识。而西方列强在华搞外交投机，一心攫取更多权益，毫无信义可言。据李秀成说，洪秀全断然拒绝某“鬼头”联手灭清、事后平分疆土的提议，正告“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这反映了洪秀全的民族自尊心，与清廷不计后果地“借师助剿”形成对比。太平军在上海、苏州等地与英法侵略军浴血奋战，在近代反侵略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列举从鸦片战争起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首先就提到洪秀全。洪秀全以上帝旗号起兵反清，欲改造山河，确实有新意。从总体上讲，洪秀全的思想究竟是新东西多，还是传统的东西多？是在向前看，还是往后看？洪秀全提出过一些闪光思想，但没有得到坚持和发展，反而很快被湮没，其原因是什么？对此类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深化对太平天国思想和历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