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洪秀全登极时间相关的另一重要细节，是金田起义的时间。太平天国文献多处提到“金田起义”概念，但涉及时间的文字甚少，具体表述也不一致。史学界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金田起义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事，但关于具体日期，意见也不相同，主要有庚戌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说、庚戌年十月初一（1850年11月4日）说；二是认为金田起义并不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事，而是由一系列活动和斗争串联而成的一个过程，但这并不妨碍后人确定某一天作为纪念金田起义的日子[19]。

庚戌年十二月初十说是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其主要依据是洪仁玕被俘后在南昌府亲书供词中的一段描述：“又细推其在金田起义之始……此时天王在花州[洲]胡豫光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州[洲]，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20]“万寿”指洪秀全生日，即庚戌年十二月初十，因而这一天也是金田起义爆发的日子。另据解释，李秀成供词称“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21]，《天情道理书》称“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是说十月初一在金田大团营，然后十二月初十起义。

以上两种说法是否能够成立呢？

先谈庚戌年十二月初十说。此说注意到了几种记载关于金田起义时间的不同说法，试图将它们连贯、统一起来，但所做的解释并不圆满。“金田团营”的本义是指各路人马齐聚金田。李秀成所言明显过于夸张：在音信阻隔、意外情况频发的情况下，即便事先有约定，各地会众也难以做到在十月某日同时举兵，遑论“不约同日起义”。同理，十月初一齐聚金田也不可能做到：各路人马接信有先后，到金田的路程有远近，在集结之初和赶赴金田途中所遇情况不一，不可能恰好在同一天集结金田——实际情况是，十月初一当天，花洲、陆川、博白的人马还没有赶到金田。显然，李秀成供词与《天情道理书》所表述的不是同一个意思。此外，赖文光在供词中称“庚戌年秋倡义金田”[23]，与洪仁玕、李秀成的说法也有区别。

庚戌年十二月初十说还以《天父诗》第349首作为重要佐证：“凡间最好是何日？今年夫主生诞日，天父天兄开基日，人得见太平天日。”[24]认为“天父天兄开基日”即太平天国起义日，也就是庚戌年洪秀全生日这一天，与洪仁玕所说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如此，凡在金田参加庆祝洪秀全生日的人，后来都“功勋加一等”。十二月初十说的价值在于指出了这一天的特殊意义，但在理解上似有偏差。在笔者看来，其特殊意义主要体现为洪秀全以这一天作为起义立国的象征性日子，或者说是庆祝起义胜利的日子。“开基”指“开辟基业”，而“起义”指“仗义起兵”，两者在内涵上虽有相通之处，但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再就事实而论，倘若以十二月初十作为起义日，那么，在此之前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十一月二十四日进袭思旺墟之战，二十九日击败围剿金田村的三路清军、阵斩副将伊克坦布之战，是否属于金田起义的范畴呢？

再谈庚戌年十月初一说。此说的价值在于注意到起义在十二月初十之前已揭开序幕。那么，起义日期是十月初一的说法是否成立呢？持庚戌年十二月初十说的学者质疑说，如果这一天是宣布起义的日子，《天情道理书》应写作“及至金田起义，时维十月初一日”，而不会写作“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该书两次出现“金田起义”一词，可见“起义”有别于“团营”。另有学者指出，《天情道理书》“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是说在金田团营期间的十月初一这一天，东王复开金口，而不是说金田团营或起义的日期是十月初一；“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与“即金田起义之始”各有所指，不能连读从而断定十月初一是起义日。

在笔者看来，更为关键的是，如前所述，各路人马既没有做到“不约同日起义”，也没有能够在十月初一这一天齐聚金田。持庚戌年十月初一说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细节，后来又做补充解释，强调十月初一是洪秀全等事先确定的具体起义日期，但多种原因，决策与实践之间出现了很大差距，各地信徒未能如期在这一天集结金田。问题是，既然起义计划已经落空，那我们是否有必要仍以这一天作为金田起义日？在考察起义时间时，究竟是以实际情形为依据，还是以业已流产了的日期为依据？另一方面，各地先分头招集队伍，到金田聚齐后再举兵起义，这确实是上帝会的既定策略，但洪秀全等人是否曾预先设定过一个具体的起义日期呢？前已说明，学者们对《天情道理书》相关文字的理解颇有歧异，单凭该书的叙述，似不足以证明十月初一就是预定的起义日期。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杨秀清在十月初一突然病愈理事，说明他在当日宣布了起义。但这依然只是根据前引《天情道理书》那段话所做的一种推测，缺乏说服力。反过来说，如果当时确已正式宣布十月初一为具体起义日，何以《天情道理书》没有清晰、直接地讲出这层意思，而且太平天国文献对金田起义时间表述各异呢？

因此，考察金田起义的时间和过程，还必须从十月初一上推。

约在庚戌年六月下旬，上帝会核心层发出团营号令。各地相继闻风而动。各路人马均成百累千，沿途队伍又续有扩充，且随带军械和火药。以如此阵势集结并长途跋涉，难免会闹出动静，不可能遮人耳目。因此，各路人马在聚集之初以及奔赴金田的途中，几乎都惊动了当地官府和地方团练，甚至发生交战：

贵县方面，石达开招集千余人，七月中旬取道六乌山口到白沙墟驻屯，“竖木为东西辕门，开炉铸炮”；附近乡团碍于巡抚郑祖琛正严办土客械斗，“不敢起练往剿”[25]。贵县人马扩充至四千余人，于八月中旬抵达金田。

陆川方面，赖九率众于九月行至玉林州南水车江，击败前来堵截的官府壮勇和地方团练，杀团总唐桂攀。鉴于“连日为勇练牵绊，恐争持日久，前途愈阻”，赖九来不及招齐人马，“且拒且走”[26]；十月十八日抵桂平大洋墟，会同赶来接应的金田人马与追兵交战，双方互有伤亡。陆川队伍稍后从上游渡过郁江，到达金田。

博白部分会众在黄文金率领下，经大洋墟间道而行，十一月底渡江奔金田。

象州方面，谭要于八月初一在家乡石龙村宰杀牲口，祭拜上帝，招集队伍；“有不从者，奔大乐告司讯。司讯以兵、团骤至。谭要拒守，兵、团不敢近”。因形势紧迫，谭要不等招齐人马，“夜半往紫荆山”[27]。

此外，平南县花洲是洪秀全藏身之地，行动相对较晚。广东信宜凌十八部七月便与官府对峙，但直到次年初才起兵赴桂。

以上事实证明，各路人马“不约同日起义”以及十月初一同时齐聚金田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它还告诉我们，团营原本是起义的前奏，但实际情形是两者已合而为一，团营从一开始就是起义——早在抵达金田之前，各路人马便已与清方对峙甚至交战；如果以武装对峙或打响第一枪作为起义的标志，那么，起义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倘若以十月初一作为起义日，那么，在此之前各路人马武装暴动的既成事实是不是起义呢？又该如何定位呢？当然，起义队伍与清方对峙或交战发生在到达金田之前。因此，完整的“金田起义”过程应当是以各地招集人马赶赴金田为序曲，以十二月初十在金田庆贺洪秀全生日和起义胜利为尾声；它是一个时间持续数月，由一系列活动和斗争交织而成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事。太平天国文献和包括地方志在内的清方记载之所以在谈到金田起义时间时说法不一，其原因也就在此。

持庚戌年十月初一说的学者解释说，洪秀全等人事先规定了具体起义日期，只是具体军事实践与其主观设想产生了矛盾，因而出现了起义是“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和斗争”的客观过程。那么，既然承认金田起义的客观过程表现为“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和斗争”，我们只需客观描述这一过程就可以了，似不必刻意定某一天为起义日。

总之，金田起义不是发生在具体某一天的事，也没有确凿的史料能够证明，太平天国曾经明确宣布庚戌年十月初一或十二月初十为起义日。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近代史》2014年第1期全文转载。

[1] 太平天国改“亥”为“开”，故“辛亥”作“辛开”。

[2] 《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印书》，40、41、47、49页。按：从语气、字面上看，两首诗的文字在《太平天日》刊行时已有改动，如改“九仙庙”为“九妖庙”，但“天王”“太平天王”称号在原诗中应已出现。

[3] 洪秀全、冯云山创立的宗教组织名为“上帝会”，“拜上帝会”一说系讹传。参见夏春涛《“拜上帝会”说辨正》，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拜上帝会”说再辨正》，载《福建论坛》2009年第2期。

[4] 《天兄圣旨》卷1，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8、10页。

[5] 《天兄圣旨》卷1，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12页。

[6] 以上参见《天兄圣旨》卷1，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25、30、31、32～40页。按：“外小”指老百姓。又，洪秀全这段时间主要藏身平在山。平在山，或作“平隘山”“鹏隘山”，《天兄圣旨》又作“平山”，是紫荆山区的一部分，萧朝贵居所（下古棚村）之地，毗邻杨秀清居住的东旺冲。天兄（萧）常在此下凡。

[7] 《天兄圣旨》卷2，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77页。

[8] 《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太平天国印书》，481页。

[9]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4，《太平天国》第3册，126页。

[10] 据民国二十三年《武宣县志》第五编，是年八月，众人在金田村韦昌辉家“竖旗举事”。

[11] 《李星沅奏报抵广西暂驻柳州及沿途探访统筹战略情形折》《李星沅等奏报桂平金田大股会众抗拒官兵亟筹攻剿并请简提镇大员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116、131页。

[12] 参见拙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188页。按：在天历六节中，仅“东王升天节”是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设置，其余五个节日的日期都是洪秀全人为设定的。耶稣（太兄）遇难40天后升天的日期也并非在二月二十一日。

[13]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08页。按：关于洪秀全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在武宣东乡登极一说，郭先生认为：“此二月二十一日，自系太平天国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亦即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以是时尚无所谓天历。”前句推断是正确的，但全句的结论错了——尽管此时天历尚未颁行，但洪秀全后来是按照天历而不是旧历来设置节日的。

[14]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11页。

[15] 在《天兄圣旨》卷1中，洪秀全还被称为“禾王”“太平主”“主”，但这些称号均为特定称谓，非正式王号。“禾王”系析“秀”“全”二字而来，隐指洪秀全。《十全大吉诗》有云：“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洪秀全因此又被称为“主”或“太平主”，后又作“真主”“真圣主”。

[16] 《天兄圣旨》卷2，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78页。按：同时并提的还有东王称号；天兄（萧）辛开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武宣降谕时，另提到“西王”“南王”等称号（《天兄圣旨》卷2，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80页）。洪秀全同年七月在茶地下诏，也提到“东王”称号（《太平天国文书汇编》，31页）。而史学界通常认为洪秀全是在永安分封五王。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怀疑，引文中的“东王”称谓是后期刊刻《天兄圣旨》时改易的。按照常理，对话应保持原貌。如果此处确属改易，那么，《天兄圣旨》中所有的对话也都存在这种可能。这就给史实考订带来极大困惑：论及早期历史的太平天国文献原本寥寥，尤其是《天父圣旨》前两卷业已亡佚，我们判断何处属于改易的依据不足，对某些细节难下定论。单就此处而论，即便“东王”称谓系后来改易，似也不能就此推断“天王”称谓也属类似情形。

[17]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117页。

[18] “太平王”称号的影响仍依稀可见。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曾水源等就萧朝贵在长沙城下阵亡一事具文禀报杨秀清，末署“太平王壬子二年”等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太平天日》是记述上帝在高天册封洪秀全为天子以及洪秀全早期布道经历最为详细的一部书。按照太平天国规定，“王乃天日也”，故所谓“太平天日”即“太平王”，指洪秀全。

[19] 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125～142页。

[20] 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482页。

[21]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108页。

[22]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520页。

[23] 《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862页。

[24] 《天父诗》第349首，《太平天国印书》，626页。

[25] 王仁钟、梁吉祥：《贵县志》卷6，光绪二十年刊。

[26] 冯德材、文德馨：《玉林州志》卷18，光绪二十年重修。

[27] 覃元苏：《象州乱略记》，转引自《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100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