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洪秀全登极的时间，主要有庚戌年（1850年）二月二十一日平在山登极说、太平天国辛开[1]元年（1851年）二月二十一日武宣东乡登极说，此外还有永安登极说、南京登极说。洪秀全究竟是在何时何地称王的？太平天国文献没有就此留下明确记载，但仍有线索可寻。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年）刊印的《太平天日》一书说，上帝在高天封洪秀全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并命写“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作为洪氏日后下凡的凭据。另据该书记载，丁未年七月，洪秀全在武宣东乡诗斥九仙庙，首句作“朕在高天作天王”，已自称“天王”；九月，捣毁象州甘王像时在墙壁题诗，末署“太平天王题”。[2]《太平天日》封面题有“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等字。据此分析，早在戊申年（1848年）冬，洪秀全就已经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在上帝会[3]内部秘密传播过上述内容。从渊源上看，“天王”或“太平天王”名衔源于洪秀全升天异梦中的情节，或者说是他本人拟定的。

《天兄圣旨》一书也有相关记述，使我们得以了解洪秀全名衔被正式确认的大体经过。据该书卷一记载，戊申年十一月中旬，洪秀全与天兄（萧朝贵）有过一番对话：天兄（萧）明确承认洪秀全是天父上帝之子、天兄基督胞弟，并说“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是高天写来”，“畀尔作凭据”；另告诫洪秀全“但尔称王，不得称帝，天父才是帝也”。[4]同是“天王”，洪秀全早先是从宗教意义上说的，且是自封的；此时则是从打江山角度说的，并得到天兄（萧）的确认。这说明早在确立反清意向之初，上帝会核心层便已确认了洪秀全的名衔。不过，从此事的重要程度推断，所谓“诏明”不可能是广而告之，而是仅局限于很小范围。时隔两旬，即同年十二月初七，天兄（萧）试探王为正等骨干信徒说：“今晚求天父上主皇上帝，总要求天父上主皇上帝准洪秀全早坐金龙殿。朕看尔们那[哪]个会求也。”[5]这实际上是围绕打江山在内部进行的一次秘密动员。据天兄（萧）所言分析，此时洪秀全的名衔虽已确定，但并没有坐上“金龙殿”，即尚未正式登极。己酉年（1849年）正月下旬，洪秀全返回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直到五月份才重返紫荆山。这说明洪秀全等人此时尚未有具体、紧迫的起义计划，一切都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关于此后的相关情节，《天兄圣旨》续有记述。据载，己酉年十一月十六日，天兄（萧）首次谈到“朝王”概念。他在领胡以晃见洪秀全之前特意叮嘱说：“胡以晃，尔现要同朝贵去朝王。特赐盔甲与尔，尔要紧谨口也。”十二月二十九日，时值石达开率贵县会众打败六屈村富户周凤鸣的团练武装，韦昌辉（韦正）提出“现应暂班师回朝，朝见太平王也”“大军现宜回朝，朝见太平王也”。庚戌年正月，各地骨干信徒各备财物，相继到紫荆山“来朝”。天兄（萧）叮嘱众人要严守秘密，要真心拥戴洪秀全等人，并赞许胡以晃欲为起义变卖田产之举。二月二十三日，距咸丰帝在北京举行登基大典不到一月，洪秀全在偏僻山村暗中黄袍加身。天兄（萧）就此嘱咐说：“要避吉，不可命外小见，根机不可被人识透也。”[6]据以上记载分析，在策动团营起义之前，洪秀全已秘密称王，随后又黄袍加身。不过，这在当时属于核心机密，仅限少数骨干成员知晓，故天兄（萧）再三强调要“慎言”“谨口”“根机不可被人识透”等。洪秀全行踪无定，再三改变藏身地点，也是出于这层考虑。同年九月下旬团营进入**时，天兄（萧）仍提醒洪秀全“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7]。也就是说，称王乃至建号已是既成事实。同在秘密状态下，上帝会高层还煞有介事地搞起了相应礼仪。据载，在平在山时，洪秀全与天兄（萧）谈到可否用龙来点缀威仪：天兄说“龙是妖”，洪问“金龙殿之龙是妖否”，天兄表示“金龙殿之龙是大宝也，非妖也”。[8]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据梁立泰“家册”记载，他于庚戌年七月在金田入营，八月封前营长东两司马，九月升前营旅帅。[9]这说明，团营伊始，上帝会就已组建军队、分封官职，而洪秀全称王必定在此之前。否则，梁立泰等人的官职又是何人所封或以什么名义封的呢？

这一事实还说明，金田团营时，对所有参加起义者来说，洪秀全称王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也是号召起义的需要[10]。随着事态发展，清方后来也有所耳闻。庚戌年十二月初五日，钦差大臣李星沅奏称，“桂平之金田村另有会匪聚集，号称万余，并帖伪示”；同月二十日又奏称，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11]奏折中的“伪示”与“伪号伪示”应是同一个概念：作为造反者告示，名衔、国号应是一体的；洪秀全等人不至于在布告中仅列名衔，时隔十多天后再宣布国号——更何况洪秀全早已暗中称王乃至建号。大体可以推断，在庚戌年十二月或稍早时候，洪秀全已公开称王建号。从秘密登极转为公开称王建号，是事态演进的必然结果。

基于上述史实，如何推断洪秀全登极的时间呢？前已说明，洪秀全在隐秘状态下称王早已是既成事实。所谓“登极”，与“即位”是同义词，指“君主登位”；其定义本身并没有说暗中称王不叫登极，只有公开称王建号才叫登极——两者除形式不同外，在其他方面并无实质性区别。当然，为号召起事暗中称王（包括举兵后公开称王），与正常状态下作为权力交接的登极，在具体程序和仪式上显然不能等量齐观。洪秀全称王在先，黄袍加身在后，且其藏身之地仅为普通农舍，所谓“金龙殿”“回朝”仅是比拟说法。这些特征是由非正常状态下登极决定的。因此，确切地说，洪秀全登极是一个过程，很难说具体发生在哪一天。倘若以称王为标志，则登极一事大约发生在己酉年冬；若将黄袍加身也考虑在内，则时间还要顺延。

一说洪秀全系于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登极，其依据是洪秀全于是日穿起黄袍，故洪秀全后来将这一天定为“太兄暨朕登极节”。此说不囿于流行的洪秀全武宣东乡登极说，思路较开阔，有启发意义。不过，所谓洪秀全于二月二十一日穿起黄袍，系根据《天兄圣旨》卷一关于二月二十三日洪秀全黄袍加身的记载所做的推测，缺乏有力的史料依据。关于天兄（萧）在庚戌年二月的下凡活动，《天兄圣旨》卷一共记载了四次（天）；二月二十三日之前的下凡活动仅有一次，时间为二月初五。倘若洪秀全确系于二十一日穿起黄袍，《天兄圣旨》不可能对如此重大的事件只字不提，而偏偏记二十三日穿起黄袍一事。此外，洪秀全在数月前已经秘密称王，故天兄（萧）有“朝王”一说，已见前述。登极的本义是称王，穿不穿黄袍仅是一种礼仪。总不能说秘密称王不叫登极，暗中穿起黄袍才叫登极。至于洪秀全后来将“太兄暨朕登极节”定在二月二十一日，则纯属人为设定，系出于汉字二、十、一可以组合成“主”字的考虑[12]。

一说洪秀全是在武宣东乡登极[13]，其主要依据也是“太兄暨朕登极节”的日期。前已说明，洪秀全早已秘密称王，庚戌年末又公开称王建号，显然不会等到驻屯武宣东乡时才称王。永安登极说、南京登极说难以成立，原因同此。

洪秀全为人们所熟知的称号除“天王”外，另一为“太平王”。“天王”中的“天”作“上帝”解，是从宗教和政治角度立意的，旨在强调君权神授；“太平王”与“太平天国”国号一样，着重强调的是一种社会理想。洪秀全起初是称“天王”或“太平王”还是别的名衔？有学者认为，“秀全最初称号，应即系‘天王’，或‘太平天王’，中西文书多以‘太平王’称之，但太平天国本身文件中则未见有此名词，大约为太平天王之简称”[14]。而20世纪80年代《天兄圣旨》被发现后，推翻了这一说法，证明“太平王”确为起义前后洪秀全的称号之一。

前已说明，戊申年十一月天兄（萧）下凡时，便确认了洪秀全“天王”的名衔。但据次年末韦昌辉两度说“朝见太平王”分析，洪秀全起初暗中正式称王时，多被称为“太平王”[15]。检索《天兄圣旨》，“天王”称号最早出现在对话中是在庚戌年十一月初旬，时值天兄（萧）为整肃队伍在金田下凡，强调“尔众小既知有错，自今以后，总要遵尔主天王暨尔东王命令，即是遵天父命令也”[16]。照此推断，洪秀全在团营起义时又被称为“天王”。辛开元年三月十四日天父（杨秀清）在武宣东乡下凡时，也有“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17]一语。在同期及随后的太平天国文献中，“天王”成为洪秀全最常用的正式称号，而“太平王”称号已难得一见[18]。

根据以上考订，洪秀全登极的相关史实可大体描述如下：洪秀全二次入桂布道时，自称“天王”或“太平天王”。戊申年冬，萧朝贵以天兄名义确认了洪秀全“天王”的名衔。己酉年冬，即开始酝酿起义时，洪秀全秘密称王即登极，习称“太平王”。庚戌年二月，洪秀全又暗中穿起黄袍。同年十二月或稍早，即起义达到**时，洪秀全公开称王建号，称“天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