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要在战争背景下顺利筹饷，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军事上处于主动或强势，对农村有足够控制力，城乡能连为一片[21]；二是征收钱粮的额度在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否则筹饷便难以为继。

“照旧交粮纳税”，意味着沿袭清朝旧制来征收钱粮，即不触动旧的地权关系，包括允许业户收租。但伴随着政权更迭，“照旧”不可能是原封不动，变化在所难免，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太平天国重视与清政府争夺民心。石达开在主持天京上游军政时便推行轻徭薄赋政策，且军纪严明，故而颇得民心。时人慨叹道：“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贼至犹可兵则殃。”[22]后期以苏州为中心建立苏福省后，洪秀全随即下诏，对民众过去深受清朝官吏“厚敛重征”之苦表示同情，宣布体恤民艰，将应征钱漕正款酌减若干；表示“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23]。苏浙地区的土地及租佃关系也有变化。随着太平军大兵压境，不少地主因拒绝归顺而被杀或逃匿。一些在乡地主的日子也不好过，面临佃户抗租这一棘手问题。常熟乡间甚至出现“业户二年无租，饿死不少，幸而降价鬻田佃户，十得二三”[24]的情形。不少富室在动**中家道中落。针对地主或死或逃以及有些在乡地主拒领田凭（土地证）的现象，为避免田赋落空，太平天国允许佃户自行完粮，即“着佃交粮”。李秀成体恤民生，“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不深追”[25]。在吴江，“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26]。同样出于筹饷考虑，鉴于地主收不到租就无法完粮，太平天国不支持佃农抗租。1861年征收下忙时，驻防杭州一带的恋天福董顺泰劝谕民人“完粮以济军饷”。他解释说，“同胞之将执戟之兵，虽有忠心，岂能枵腹？业各有主未可屯田，民既受招又难掠野。凡在军籍，必须散粮，况守城垣，尤宜积粟”，强调“论产征粮”。其部属据此发布告示，申令“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兹值业户粮宜急征之候，正属该佃户租难拖欠之时。倘有托词延宕，一经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27]太平军镇压佃农抗租事件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轻徭薄赋政策客观上有利于休养生息和稳定民心。李秀成认真执行减征政策，“苏州百姓应征粮税并未足收”[28]，从而减轻了包括自耕农在内的所有土地占有者的负担。地主在领取田凭的前提下向佃户收租，同时有些地区的太平军还实行减租、限租。以上举措兼顾各方利益，产生较好反响。为称颂忠王减粮德政，苏州乡官特意在阊门外捐建一座牌坊，上题“民不能忘”四字；常熟南门外也建有一座“报恩牌坊”，镌碑记述了“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等惠民之举。这两块牌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真实情况尚可存疑，但至少说明当地确实推行了轻徭薄赋政策。

但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轻徭薄赋政策变得十分脆弱，未能切实持久推行。首要原因在于战局的变化。清政府虽丢失最为富庶的苏浙地区，筹措粮饷更形棘手，但湘军在上游打开局面，于1861年9月攻陷安庆，自此以建瓴之势进攻天京，并相继攻占庐州（今合肥）等皖北重要城池。1862年年初，李秀成再次发兵攻打清方饷源重地上海，遭英法军队、洋枪队和清军堵击。随后数月，双方在上海外围互有攻守，战事呈胶着状态。至同年春夏之交，曾国荃部湘军攻至天京城下。不久，太平军皖南城池丢失殆尽；浙东遭左宗棠进攻，也丢失不少地盘。至此，苏浙尚存地盘便成为太平军粮饷的唯一供应地。

与疆域缩小形成反差的是，太平天国的兵力急剧扩充。各路将帅为谋名位，热衷于广招兵马、抢占地盘，仅李秀成部据云就有百余万众[29]。但这种扩充漫无节制，战败归降的清军兵勇和无业游民占很大比例，大多桀骜不驯漫无纪律，且非战斗人员增多。据镇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部残存名册统计，超过四分之三的官兵系1860—1863年入伍，其中打杂之人为数甚众，包括开店、官伺、看馆、看马、买菜、种菜、打柴、挑水、煮食、成衣等。[30]再就是随着洪秀全大肆加官封爵，官员队伍迅速膨胀；随之膨胀的还有为官者的腐化享乐意识，非分需索增多。

非军事开支在太平天国早期财政中便占据不小比重。据载，天王、东王的净桶、夜壶、碗箸均以金造，1853年秋冬间还准备打造金桌、金灯台，但金子已罄。大小官员纷纷效尤，严禁私藏私带金银的法令逐渐失去约束力，“贼臂必带镯，手必戒指。广西、湖南人鲜有不备者，无金则银”[31]。后期官场风气愈益恶化，加之乡官推波助澜，遂使这一现象更加失控。

作为筹饷经办者，不少乡官沾染旧官场陋习，趁机巧取豪夺聚敛钱财，致使轻徭薄赋政策严重扭曲。浮收勒索是常见的一种伎俩。以嘉善监军顾午花为例，“平时包漕米，主词诉，豪横乡里。其收漕也，仍用故衙门吏胥，仍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百姓大怨。又有陶庄举人袁姓，承伪命于陶庄收漕，亦如此”。结果，顾、袁二人“皆为乡人所杀，而顾死尤酷，裂其尸为四五块”。[32]借征收捐税中饱私囊的现象也很突出。据载，1862年秋，常熟乡官“借征下忙以助军饷，各户无租，仍复苛捐，知不归城主，均军、师帅取肥私橐”[33]。这方面还有一些具体事例可考。苏州桃花坞人汪心耕总理嘉兴粮饷，在盛泽镇设立筹饷总局，创设厘捐、卡捐、铺捐、房捐、军柴捐、红粉捐诸名目，专以强派勒罚为事；另开设天章机捐局，凡绉纱、绸缎、湖丝在盛泽经过者，先抽佣钱三分，然后再行收捐，每匹丝绸俱要盖上天章机捐局图记，始准销售；又开公估钱庄，洋钱进出必先到钱庄用印，每洋捐钱70文，未曾用印者概不准用。在任职两年多时间里，汪心耕“总办各处厘卡，每月包解军饷，议定银数，陆续解赴嘉兴，余下者悉饱私橐”，仅此一项便“获银数十万”。盛泽人沈枝珊分辖嘉兴境内厘卡，各卡每日征收税银四五百两，而汇解嘉兴军营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悉归己有；又借修建听王府、修筑嘉兴海塘之名，按田各摊派一次；凡有官员路过，必摊捐居民迎送各费。沈氏也由此成为暴发户，“积资至数十万金之多”。太平军攻占杭州后，将所得珍宝、珠玉、衣饰、古玩、字画运至盛泽售卖，沈氏“用贱价收买，所收无不精良”，又发了一笔横财。[34]

乡官就职或升迁时饮“开印酒”、做生日等陋习也风行一时。据载，汪心耕因筹饷有功，被封为九门御林听殿刑部尚书、耕天福，遂开贺演戏，遍请官员赴宴；“又为其母做生日，舁以彩舆，游行街市，鼓吹旗帜，后拥前导；铺户、居民各摆香案迎接。镇中大小各户派敛银洋为寿分[份]”，“饮宴连日”。[35]常熟归家庄地保出身的汪万被任命为军帅后，“设局于何市，开印大张筵宴，先期遍发请帖”，接帖者“不得不趋贺”[36]。浙西桐乡县濮院镇师帅董春圃也在镇上分发请帖，“各店口及人家均送开印贺份，共收份五十余千。大张筵席，日中用奏演曲，夜以影戏娱宾客”[37]。

这股歪风也在太平军中蔓延开来，开印时摊派费用几成惯例，官越大，征敛的钱越多。例如，1862年夏，浙江诸暨县许军帅吩咐三十七都师帅徐君连，称“现在义大人开印，饬办各色货物，每都派费钱三十千”。仅隔6天，许军帅又指示徐，称“前奉张大人面谕，以现在首、梯二王暨余大人次第开印，每都师帅各派费洋八十元，断不能少，限于二十日缴齐，今又亲自来局坐收。为此飞札，仰弟于即日亲自携带来局，面听铺派，勿迟为祷”；同时不忘催讨上次摊派的义大人开印费：“再：领令箭、印凭费十五元，又派买办货物费钱三十千，一同带来。”[38]透过诸暨这一个案，可以想见乡民额外负担之沉重。再如，常熟守军为庆贺忠王40岁生日，在乡间征收贺钱，每师摊银1500两。听王陈炳文的妻子做寿，仅嘉兴王店镇就摊银3000两。开印费、生日费以及建造王府、官场应酬均不属于正常的军政开支，无形中加重了民众负担，从中折射出一种文恬武嬉、颓废奢靡、漠视民生的官场风气。

由于单靠田赋无法支撑各项庞大开支，各地遂不时向民间摊派银两、物资，同时开征各种名目的捐税，并征派徭役。这必然导致民众实际负担远超出田赋正额。时人就1861年夏常熟东乡的情形描述道：“六月，常城贼目慷天福饬军、师、旅帅派捐，每旅捐米三十石、银一百两，勒限交解。里中又挨户逼迫，虽罄其所有，仍不敷所欲。乡官有挈家而逃矣。其贼目大小甚多，彼可以催钱粮，此可以催捐款；彼可以着办衣料，此可以着办食物。”次年催讨更急：“三月，菜、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石，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作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烛，忽而要封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师、旅帅亦无可奈何，虽鸡犬亦不宁也。……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丝织无利，家家洗**一空，已所谓室如悬磬。……而贼目催粮愈加严酷，勒乡官，具限状，非捆锁即杖枷，乡里日夜不宁。农家典质无路，告贷无门，田地又无卖处，什物未能变偿，甚有情极（急）自尽。”[39]税卡则越设越多，“各处商贾往来要津，无不设立卡局尽力征税，贾人无路可避。所最要者如上海至盛泽二百里间，约有七八路关津，无怪货物之昂贵也”[40]。

筹饷问题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战略思想的片面性，尤其是在治理乡村上的失策。为了推翻清政府，太平天国贯彻军事优先原则，实行战时体制，以攻占和守护城池为主要目标，在战略指导思想上重军事、轻建设，重城市、轻乡村。问题在于，乡村是城市的军事依托和粮饷供应地，而太平天国集重兵于城市，乡镇间有驻军也以设税卡为主，所设乡官主要从事征办粮饷，在乡村政权建设、重建秩序方面明显认识不足，用力不够。这使得太平天国对乡村控制不力。枪匪、土匪（俗称“短毛”）、乡勇（俗呼“白头”）利用水乡泽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不时伺机劫掠，社会秩序迟迟不能稳定，便是例证。太平天国在民间推行的一些政策法令，诸如严禁偶像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留发易服、推行天历、废止婚丧旧俗等，与民俗激烈冲突，而近乎竭泽而渔式的强制征敛使减征政策严重变形，完全背离洪秀全体恤民生的初衷，更是大失人心，加剧了乡村的经济衰落、社会动**，使民生状况更加恶化。柳兆薰是吴江芦墟镇拥地三四千亩的大地主，1861年收租1300余石。鉴于乡官局“赋上有加无已，其横暴视胥吏凶十倍，田之为累，恐无穷也”[41]，加之局面纷扰，他于次年秋撇下田产逃到上海。寻常农户更是难以度日，上文引述的常熟东乡情形正说明了这一点。乡官队伍原本不稳定。太平天国苏浙地盘与清军控制区犬牙交错，在战局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少人系在逼勒之下或抱着投机目的出任乡官，与太平军貌合神离。1862年夏，官至侯爵的乡绅王梦兰拟将家眷从嘉兴城迁至濮院镇。他解释说：“去年看来，长毛正在上锋（风），尽可做得。今年看来，长毛日衰，做不得也。”[42]这种心态较有代表性。太平军则总体上对乡官缺乏信任和尊重，时人笔记中有不少关于乡官因筹饷不力而被锁拿拷打甚至被迫逃亡或自杀的记载，从而加速了乡官队伍的解体。正因为在广大乡村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兴衰主要以城市得失为标志，缺乏稳固的乡村作为依托和回旋之地，所以一旦大小城市相继失守，苏浙版图便随即丧失殆尽。随后战事的发展正印证了这一点。

筹饷问题还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内部存在的拥兵自重、各争雄长、人心涣散等严重问题。争地盘的实质是争饷源。太平军有主兵、客兵之分，前者为当地驻军，后者为过境部队（俗称“客长毛”或“野长毛”）。主兵与客兵不时发生利益冲突。顾汝钰《海虞贼乱志》记述了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为争夺常熟控制权互相斗气一事；沈梓《避寇日记》卷四记嘉兴主客兵为争馆子引发火并；佚名《寇难琐记》记石门、德清守将为争夺新市镇税收发生火并，导致“市人罢肆”。又如，吴江夹浦关由苏州城驻军派兵把守，日收税银几千两，“时值新丝既登，湖州丝商至上海卖与洋人必经此路”，且米艘来往亦多，停船二百余艘。1861年夏某夜，“吴江贼垂涎，截杀掳掠，死三百余人，船货银钱数百万。苏酋索取为首者，几相斗，久之无所问，而过关之船寥寥矣”。[43]

战火纷扰造成的创伤更是暴风骤雨式和毁灭性的。太平军对组织团练抵抗者严惩不贷，其安民告示常有此类表述，申明倘顽梗不化，将“尽行剿洗，鸡犬不留”“剿洗尽净”“玉石俱焚，噬脐无及”[44]等。于是，这些人群或地方便成为太平军打击的目标，“凡经过市镇村坊，掳掠焚杀，名‘打先锋’，贼中以为公事美差”[45]。太平军败退苏南前夕，“打先锋”次数增多，“贼愈乱窜，乡官逃避，钱粮愈无济解；贼愈穷蹙，四野掳掠，民愈逃避，贼愈打先锋”[46]。不少市镇因此沦为废墟。

粮饷不继导致战局愈益恶化，战局恶化则导致筹饷愈发艰难，形成恶性循环。1863年年末，天京陷入缺兵断粮的绝境，而京外远近不一的城池仍屯扎数十万大军，“无如各处援兵苦京外无粮，按兵不动”[47]。干王洪仁玕亲自出城催兵解围，但无一应命。次年孟夏，洪仁玕辗转至浙江湖州与堵王黄文金会合，拟等到秋收时分再领兵回救天京。但尚未等到这一刻，天京便已被湘军攻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