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团营时，起义者一概实行军事编制，上缴所有私财，统一供应食物。随着会集金田的人数越来越多，粮食逐渐不敷，只好概行食粥。张钊、田芳等天地会武装遂退出团营，又在浔江沿线劫掠钱财。一些上帝会成员也产生动摇，欲前去入伙。萧朝贵以天兄下凡名义及时出面制止，告诫众人修好练正，从而稳定了队伍。事见太平天国刊刻的《天情道理书》及《天兄圣旨》卷二。面对清军的重兵围剿，太平军避实就虚流动作战，数次在接济断绝的险境下跳出包围圈。清广西按察使姚莹分析说：“窃谓人心齐，地理熟，胆气旺，此三者贼之所长而我之所短也；火器精，粮饷足，兵勇众，此三者我之所长而贼之所短也。”[1]永安（今蒙山）是太平军攻克的第一座城池，破城后缴获战利品自此成为补充给养的重要渠道。为整肃军纪，洪秀全在永安下令：“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2]进军湖南长沙时，他重申这一禁令，宣布“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3]。武昌是太平军攻占的第一座省城。据陈徽言《武昌纪事》记载，太平军在武昌起获约一百万两库银；一月后弃城蔽江而下时，谷米不能悉载而去，“犹余数百石”。另据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军仅装载金银、缯布、器械、米盐的船只就多达百艘。
定都天京（时称江宁，今南京）并攻占镇江、扬州后，太平军又相继发兵北伐、西征。西征的主要战略意图是奔袭毗连六省的清江南大营粮饷基地江西，并相机在上游筹措粮食接济天京。不久，太平天国将西征作为军事重点，着力开辟上游疆土以屏蔽天京，由翼王石达开亲赴安庆主持战事。筹措军饷依然主要靠攻陷城池接收官库、剥夺官绅浮财，再就是绅民进贡。例如，太平军进占扬州后，“先至各衙署搜库币”，“嗣出伪示，令民进贡”[4]。围攻南昌期间，南昌、新建两邑民人“以豕鸡鹅鸭银米进贡者不知凡几”；太平军军纪严明，“不**杀，不剽劫，乡村进贡人迎接”[5]。
可是，接收官库、剥夺官绅浮财是一次性的；民众进贡是表示归顺之举，也不可能保持常态。这使得太平军筹饷带有不稳定、不确定性。随着定都后结束流动作战状态，不断开拓疆域，特别是随着军队不断扩充，太平天国亟须拿出可靠、稳定的筹饷之策。
江南是清政府所倚重的财赋之区。江宁、苏州、杭州等城市以及江北扬州都是商贸中心，店铺林立，百货云屯，工商辐辏；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虽积弊甚深呈现颓势，但利税仍较可观。太平军每至一地，辄规劝四民各安恒业。在攻克江宁前四天便颁布过一份安民告示，强调“士农工商各力其业”[6]。从字面上看，太平天国是鼓励私人从事工商业的，其实不然。当时，双方交战主要表现为对城市的争夺。清政府为收复失地，调集重兵围攻天京、镇江、扬州三城便是例证。受战争状态所迫，太平天国在所占城市均实行军事化管理，取缔私人工商活动，严禁人员自由出入。以江宁即天京为例：该城始终处于戒严和战备状态，取消家庭，对全城军民按性别实行军事编制，以每馆25人为基本单位，逐月登记、清点人口，进出城须持印凭，稽查甚严，以防范清方奸细。人们日常所需实行供给制；城内设有诸匠营和百工衙，分食品、日用品、服饰、兵器、火药、建筑、印刷等大类，“使被胁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役，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7]。但随着逃者日众和物资减少，这些官营手工工场渐趋式微。后期在苏杭等城，同样实施戒严，导致商旅裹足。为缓解物资匮乏问题，1854年，天京一度在城内北门桥开设官营店铺，名曰“五市”，但未及两月俱闭歇。后来改在城外设立买卖街，“出入城门，俱有火烙印牌，无者即作奸细论”，“街内巡查极多”[8]，仍实行严格控制。于是，包括县城在内的大小城市均变相成为军营，丧失了原先作为商贸中心的功能。当时到过太平天国控制区的不少西方人都指出了这一特征。
这意味着太平天国尽管占据了国内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但城市自身在筹饷上几乎不起作用。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庞大军队和行政系统的粮饷供应如何解决？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攻占新地盘开辟新饷源，二是依靠所掌控版图内的乡村。后期进军苏南新辟苏福省不久，幼主洪天贵福特意下诏，褒扬忠王李秀成“开疆裕国建奇功”“又善筹谋库币充”，宣称“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9]。所谓“又善筹谋库币充”，除接收官库、剥夺官绅浮财外，主要指设立乡官着手征收田赋。相比而言，后者更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与以往单纯杀富济贫、攻城劫狱的旧式农民战争相比，太平天国有着具体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政策。早年举兵出广西沿长江东进时，每以豁免钱粮号召民众归附。定都不久，太平天国颁布《待百姓条例》，其要点是“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10]。此令一出，民间哗然，无法推行。太平天国随后又颁布主旨相近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按人口平分土地，实行财产公有、平均消费制度，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该方案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均匀饱暖的愿望，试图按照理想中的远古大同模式来重塑中国社会，有值得赞许的一面，但同时又将小农生活理想化、绝对化。今之学者一致认为该文献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细究起来，该文献的空想性首先表现在所提方案根本无助于解决筹饷问题，而筹饷是太平天国当务之急。1854年夏，天京城因上游米谷不继，被迫削减口粮配额，令人一概食粥。于是，太平天国不得不从理想或空想回归现实，急寻筹饷之策。
约在1854年秋，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名奏请在皖赣地区实行“照旧交粮纳税”，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11]，获洪秀全首肯。“照旧交粮纳税”遂成为太平天国辖境贯彻始终的田赋政策，实际上是筹饷政策。在定都一年多后，太平天国终于确定以田赋作为固定饷源的政策。这便形成以农村供给城市、穷四方之力支撑城市特别是天京的格局；早期粮饷主要依赖天京上游，后期则以新开辟的苏浙大片腹地作为依托。
田赋征收由乡官具体承办。太平天国在县以下分设各级乡官，由民人充任。早期在皖赣鄂等地，后期在苏南、浙江地区，均推行乡官制度。与往昔充当官府职役的保甲长相比，太平天国乡官属正式行政序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围绕乡官的阶级成分展开过热烈讨论，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认为各地乡官大多由地主阶级分子担任，或认为劳动人民始终占据多数。到七八十年代，又由此引申出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讨论，且迄无定论。结合筹饷来分析，或许有助于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征收钱粮即筹饷是乡官的首要职责，尽管不是唯一的职责（还负责治安、诉讼、教化等）。1860年6月16日，即占领苏州不到半月，李秀成颁布告示，敦促四乡从速举官造册，“凡乡邻熟识之人，举为乡官，办理民务……盖所举之人，必度其干事才能称职者充当其任”[12]。不过，实际运作时，乡官通常并不是由乡民公举产生，而是由太平军指派。选人的标准很现实：谁更有能力担负筹饷急务，就任命谁充当乡官。很难想象一个半世纪前的太平军能够掌握并运用阶级分析观点。于是，有名望有田产的乡绅，以及谙练公差的旧衙门胥吏和地保，便进入太平军视野。在同期颁布的另一份告示中，忠王明确表示“绅董可速出首，来城递册投诚”[13]，将绅董视为首要人选。这方面有一些具体事例可作佐证。坐镇浙江绍兴的绫天安周文嘉得知山阴县富绅何蕺民“为该县巨擘”，“曾为伪朝官宰，又系总理绍郡捐费”，认为他“才干有为”，延纳唯恐不及，表示“仰其出身办事，原为军饷大有裨益”，“以为民望”；及至得知何氏死讯，又深表悯恤，下令对其家室不得“擅行滋扰”。[14]嘉善县乡绅顾午花曾率乡勇抵抗太平军，太平军并不介意，仍请他出来做事，“逼之再三”。迨其进城后，佐将陶金会“敬之如上宾”，表示“久慕大名，出来甚好”，并当即采纳顾午花告示乡民赶紧砻米还租，然后“业户”即地主取租办赋的建议。陶佐将还开导说：“你一则胆怯，二则恐妖朝复兴，然妖朝断不能兴矣，你到来正好了结。”[15]在秀水县新塍镇，太平军专门发布一份针对“各地保及富户人等”的告示，敦促他们“速即到局投册报名，输粮纳贡”[16]。温州乐清县太平军甚至采用强硬手段，“不论贤，不论能，但呼富人强趋承，胁从不应系以绳”[17]，以逼迫绅富就范。
正是出于筹饷的现实考虑，太平军主观上无心指派穷人出任乡官，特别是高级别乡官。以苏南常熟、昭文为例，太平军当局一心物色富户充乡官，“倘遇差徭，有财应抵，亏缺粮饷，可使赔偿”，“军、师、旅帅，三大伪职，非无资者所能营干”。“而无业者欲做伪官，争谋不易到手，盖患其亏空无偿，获财逃去耳。”[18]在这一思想主导下，“军帅请当地有身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旅帅、卒长以地保、正身伙计分当，惟两司马、伍长硬派地着中殷实者承值”[19]。据载，1860年冬，“常熟伪军帅六人，昭文四人，两邑大小乡官约共二千有零。有自愿，有逼勒，有几人合做”[20]。有些乡官出面辅佐郡县范围的民政，其职衔也就在军帅以上，甚至官至六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