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太平天国毁灭偶像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按照时间顺序及其主要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时期，从定都天京到进军苏南时期，从经略苏杭到最终覆亡时期。

自从捣毁象州甘王像后，洪秀全等人类似的举动便一发而不可收，导致与当地士绅的冲突日益升级。紫荆山生员王作新状告冯云山的罪名之一便是“践踏社稷神明”。金田起义初期，起义会众在摧毁偶像时还举行一定的仪式，“若毁打神庙，口念咒语恳祈天父上帝，念‘将妖魔诛灭，大发天威’三句”[12]。在进军湖南期间，太平军“自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邪’，遇神则斩，遇庙则烧”[13]。占据武昌后，太平军“遇寺观辄火之，目为妖庙”，“斥阎罗为妖，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14]。不过，在定都天京之前，太平军一直处于流动作战状态，沿途虽攻克不少城池，但除了在永安、武昌稍事休整外，其余均旋占旋弃，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这就决定了太平天国不能从容地实施毁灭偶像政策，力度虽大，但波及范围有限。

1853年3月攻占南京后，太平天国在此建都，改名天京，接着发兵北伐、西征，开疆拓土，逐渐建立了以天京为大本营的大片根据地。毁灭偶像运动随之进入一个**。

江南地区佛教的流传和寺院的兴建源远流长，三国时经东吴孙权的倡导而渐成风气，南朝时达到鼎盛，隋唐时期依旧势头强劲。与北方的寺院建筑相比，江南多名寺古刹，且丛林众多，规模宏大，如南京一带就有约500座寺院，苏州一带也是寺院林立，杭州素有“佛海”之称。到19世纪中叶，江南佛教虽已呈现出落日的光景，远不可与极盛时期同日而语，但保存下来的梵宇古刹仍然蔚为大观。1854年2月，正值太平天国如火如荼地进行毁灭偶像之际，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对此举大加抨击，试图借神道观念来鼓动民众与太平天国为敌，内云：“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15]张德坚《贼情汇纂》也说太平军“见庙宇即烧，神像即毁”[16]。那么，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呢？

“无像不灭”一说基本属实。以南京为例，举凡泥塑、木雕、石刻、纸画、金属铸造、陶瓷烧制六类神像，均在劫难逃。太平军“以神庙为‘妖庙’，毁神佛，抛于水与厕”[17]。这是最为常见的情形。不少木质神像用檀香木制成，有时竟被劈成碎木烧锅，故时人有“任教梨枣与旃檀，雠视神灵要毁完”[18]—说。金属神像则被改铸成兵器，南京高座寺便是一例。该寺坐落在城南石子岗附近，系为纪念东晋时来此传播佛教密宗的著名西域僧人帛尸梨蜜多罗而建，原有铁罗汉500尊，此时均被太平军销毁铸成兵器，时人遂有“古佛何年铸作兵”[19]之叹。除神像首当其冲外，其他性质的偶像也难逃厄运。南京莫愁湖后楼原先立有明代中山王徐达的塑像，太平军“不知何神，斩首毁像，并焚其楼”[20]。江宁学宫中的孔子牌位则被弃掷于地，与马粪堆杂在一起。[21]

“无庙不焚”一说则未免以偏概全，过于夸张。定都后，太平天国为改建、扩建各府邸衙门而大兴土木，迫切需要大量建材，所以改以拆庙这种一举两得的做法为主，并没有千篇一律地焚毁庙宇，故时人有“拆妖庙，梁柱成山储木料”[22]一说。当时，拆庙工作声势浩大，规模空前，就连城内男馆中被划为“牌尾”的耄耋老人也在征派之列。时人就此描述道：“蛮呼神道尽妖魔，胜迹名山拆毁多。鞭扑老人升峻屋，龙钟几辈见阎罗。”[23]“乱离高隐南山雾，方外犹为归宿处，无端忿恨到缁黄，殃及木雕与泥塑。不知老人筋力疲，长梯倚楼楼半危，接瓦人立岩墙下，存亡倶在呼吸时。汉唐之碑一时仆，齐梁之树一时锯，纵横榱桷当柴薪，眴息庭阶走狐兔……”[24]这的确是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覆巢无完卵的缘故，连带古碑、古树也悉数被毁。因此，就破坏程度而言，拆庙与焚庙实在伯仲之间。

概括地说，在定都后的七年间，太平天国的毁灭偶像之举以建都初期声势最大，地点以南京为主。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处于战略退却阶段，除皖北形势尚还乐观外，湖北、江西根据地均告沦陷，天京周围的城池也相继失守。尽管从1858年8月起，太平军发起局部反攻，但并未能根本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在原有庙宇毁坏殆尽、疆域面积不增反减的背景下，毁灭偶像运动也就相对比较沉寂。

1860年5月，太平军举兵东征苏南，不久新设以苏州为中心的苏福省。次年下半年，又陆续攻占包括省会杭州在内的浙江大部分府县，改设浙江天省，使之与苏福省连成一片，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基地。太平天国在此建立城乡各级政权，前后统治了约三年时间。于是，毁灭偶像运动又迅速蔓延到苏杭地区，形成一个新**。

与此前的情形类似，太平天国对各类神像一概予以毁灭。在常熟，太平军“称寺庙为‘妖庙’，神佛像为‘大死妖’，有见即毁。北门外普仁禅院有铁佛三尊，古亦称铁佛寺，相传明季倭寇乱后以所余大炮铸成。贼毁之，仍以之铸炮用”[25]。在无锡，太平军“遇祠庙寺院诸佛神像，称‘死妖魔’，毁铜佛钟磬之类作戒（械）器，及千百年之大树必踞（锯）之；拆寺观庐舍为伪官伪府，征工匠，穷绘事”[26]。在浙江嘉兴，太平军“与释、道两家仇如水火，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且目之为‘死妖’”[27]。在乐清，太平军“毁城内神祠殆甚，仆其像，投之水火；乡村诸社庙虽未毁，然像设罕有完者”，“木偶付烈焰，土偶投浊流，金支翠旂皆赘疣”[28]。其他性质的偶像也一并遭殃。以常熟为例，太平军“于圣贤像、神像、佛像及专祠中之有像者，若范公祠、杨公祠、于公祠，皆毁坏无遗。若东周市普善庵内之佛像，深藏而完好如故者，不多得矣”[29]。这种现象比较具有代表性。

拆庙依旧是太平军处置庙宇的主要手段，前引文中的“拆寺观庐舍为伪官伪府”句即指此事。个别建筑因名称独特才侥幸得以保全。在常州，“凡寺院神庙无得免者，文庙神牌亦弃掷，惟城北天王堂独免，以有‘天王’二字云”[30]。苏州天后宫也是一例，“据云城中所有庙宇被贼尽行拆毁，惟此宫该贼尚知畏惧，故未曾损坏”[31]。

与前期相比，太平天国此时的毁灭偶像举措力度更大，覆盖面更广，几乎席卷苏杭一带的城乡各地，成为这一时期毁灭偶像运动的一大特点。这与太平天国在该地区前后统治达三年左右时间、普遍建立了乡村基层政权有很大关系。仍以拆庙为例，在苏州吴县乡间，举凡南厍城隍庙，绿稼桥永兴庵、圆通庵，杨山太尉堂，均被太平军斥为“妖庙”，“悉拆毁，将神像或抛于河，或投诸火”[32]。

在大规模摧毁偶像及其寺院梵宫的同时，太平天国还延续前期的做法，严禁民间沿袭与偶像崇拜相关的信仰习俗。

前已说明，与指斥神像为“死妖”相对应，上帝教将拜邪神之人一概称作“生妖”。后期，洪秀全笼统地将19类人划为“生妖”，其中异教从业人员就占了11种，分别是邪教、堪舆、卜、筮、祝、命、相、聃、佛、尼、女巫。[34]这些人所从事的职业直接与太平天国宗教相对立，所以首当其冲地遭到排斥，被勒令弃邪归正。嘉兴太平军便颁布通告，“出令沙汰僧道优婆尼，勒令还俗，秃子蓄发，不准衣袈裟黄冠，不许著羽士服”[35]。寻常百姓习以为常的宗教活动也在査禁之列。在苏南地区，太平军“禁人间僧道追荐，不许奉佛敬神，见则以香烛置之厕中”[36]，甚至“禁民间供奉家堂、灶神”[37]。该禁令的执行情况于此可略见一斑。有一则记载说，在浙江会稽，一名老妪因为念阿弥陀佛，被割去了双耳。[38]这尽管属于偶发性的极端事例，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推行禁令的严厉程度。

以上便是苏杭地区毁灭偶像运动的总体情况和主要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该地区推行禁令的过程比较复杂，各地的具体情形也并不一致。例如，坐镇嘉兴的廖发寿起初态度比较暧昧，一度明令禁止拆毁濮院镇的关帝庙等庙宇。嘉兴的拆庙工作最初之所以进展迟缓，且旧的宗教活动没有多少收敛，与他的态度不无关联。1862年春夏之交，嘉兴、湖州一带亢旱月余，河水日退半尺许，“农人皆仰首而叹”。情急之下，秀水县新塍镇太平军竟然“出告示，禁屠宰一礼拜期求雨”；乌程县乌镇驻军则更为出格，干脆“出示叫僧道求雨”[39]。次年仲春，濮院镇东岳庙杂役金聋子诳言该镇将有大火灾，不久恰好接连发生四起火灾，全镇居民一时人心惶惶，便在周家场曹氏祠堂设醮坛三天，敛钱延请道士禳灾。而该镇最高长官顶天豫张镇邦不但不予追究，还亲自前往烧香。[40]这一幕与该镇大举拆庙几乎是同时进行，显得极不协调。与嘉兴等地出现反复相比，苏南一带则显得有些虎头蛇尾，部分官兵以身试法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后期在常熟，一熊姓将领因病到山塘度凡庵求药方，病愈后酬佛檀香一担、鞭炮二千响，施红绫等物。此事遂引发瀑布效应，信从者甚众，使得该庵“香筵极盛”；城里一些驻军患病后也祀神斋佛，原先被査禁的纸马也在各店铺公然出售。[41]在苏州，胥门一带风传夜夜闹鬼，太平军“向禁纸钱锭，后亦用以禳谢”[42]。在杭州，随着战局吃紧，一些将领的眷属“仍乞佛慈，以保性命。上天竺大殿已毁，复起小殿，争相祈祷”[43]。

除行贿外，乡官还采取其他巧妙的对策。以常熟为例，太平军拆毁普仁寺、清凉寺，下一个目标便是县北八里处的破山。破山之麓破龙涧旁的兴福寺（又名破山寺）是江南名刹，始建于齐，飞泉石梁，修廊复阁，唐代尊胜陀罗经石幢与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书写的《题破山寺后禅院》诗碑远近闻名，并称该寺“双绝”。乡官曹和卿利用太平军急于安抚地方的心理，提议将兴福寺改设留养局，其山田暂时划归难民局，终于借此保全了名刹。[46]仿效太平军士兵装束，在神像额部扎上红巾，是民间应付毁灭偶像法令的又一方法。例如，坐镇常（熟）昭（文）的慷天福钱桂仁某晚査卡，途经紫竹庵时，喝令卫士用枪狂射佛像，并亲自动手拽倒观音像。当他渡河来到蕊香庵后，见水仙神像已头扎红巾，方才罢手。[47]

不过，与大规模被毁的寺院梵宫相比，通过上述途径侥幸保存下来的庙宇祠观仅是凤毛麟角，根本不成比例。

以上便是太平天国毁灭偶像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概括地说，该政策与太平天国的兴亡相始终，一直是太平天国对待偶像崇拜的一个主导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