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先生曾就太平天国毁灭偶像之举做了提纲挈领式评述。他指出：“太平天国打倒偶像，就是为的要扫除这种压在人民头上的神权。”“在迷信神权的社会里，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是崇奉神佛为至神至圣的。太平天国起义，却以地震一般的威势到处扫**了偶像，把封建社会的最髙权威踏在地下，在革命战争当中，起了使敌人丧胆失魄的作用。所以太平天国从起义前，到起义后，以至起义后期，一直进行扫除偶像。太平天国的捣毁偶像，是为它的政治目的服务的。”[48]

的确，在一个迷信神权的社会中，太平天国此举堪称石破天惊，“使敌人丧胆失魄”。不过，此举最直接的作用并不在此，而在于极大地改变了太平军的精神面貌。这在起义初期体现得尤为突出。清钦差大臣赛尚阿曾就此慨叹说：“此股会匪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死党累千盈万，固结甚坚。不惟设谋用间，解散未从，即叠经擒斩芟薙之余，而所过地方向有愚民陆续煽聚，一经入会从逆，辄皆愍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49]陈徽言《武昌纪事》亦云，太平军斥阎罗为“妖”，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无识愚氓见彼所为，谓天壤间无复有鬼神，爰敢肆无忌惮，助之为虐，其死心为彼、甘蹈白刃者以此”[50]。

正因为信奉上帝为独一真神，摈弃了偶像崇拜，太平军将士才敢于公然蔑视世间君主和灵界诸神，以一种冲决网罗的心态来投身征伐江山的事业，为追求“地上太平，人间恩和”的社会理想而铤而走险，义无反顾。

但是，洪秀全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之所以推行毁灭偶像政策，纯粹是出于确立独尊上帝局面的考虑。因此，此举虽然猛烈冲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神权，但并不具有破除迷信、排斥一切神灵的意义，其实质依旧是造神，区别仅在于以一神替代了众神。而大凡造神运动无不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所孕育的宗教**最终仅是泡沫现象。

洪秀全自称是上帝次子、耶稣胞弟，借神权来烘托君权，将自己塑造成绝对权力和绝对真理的化身。特别是在天京事变之后，洪秀全一味强化自己作为真命天子的权威，其宗教思想已变得十分苍白，很难寻觅到足以真正振奋人心的内容，无法继续充当太平天国的精神支柱。随着时间的流逝，上帝教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从而失去了其原先的感召力。后期主政的洪仁玕便意识到这一日渐蔓延的信仰危机。他分析说：“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51]在此背景下，一些太平军将士旧的信仰习俗和观念死灰复燃，急来抱佛脚，指望神灵能够保佑自己消灾弭祸，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了。它所折射出的是一种士气低落、人人自危的末世心态。

与太平军内部逐渐产生信仰危机相比，民间从一开始就普遍拒绝认同上帝教。前已说明，上帝教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宗教，其源头来自西方基督教。基于这一表象，时人通常将太平天国宗教称为“天主教”或“耶稣教”，甚至称作“景教”或“天竺教”。虽然称法不一，但在时人看来，上帝教即“外洋邪教”，与基督教并无区别。而洪秀全对此估计不足。尽管上帝教本身糅合了不少儒家孔学和中国民间宗教中的内容，但为了在中国社会开拓独尊上帝的局面，洪秀全借助严刑峻法，既激烈反孔，同时又严厉打击本土宗教，明显流于意气用事，缺乏深思熟虑。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从而加剧了人们对上帝信仰的排斥心理。江南一士子曾就太平天国摧毁偶像之举评述道：“神佛塑像，吴人敬奉如生，偶一触犯，即有疾病灾殃，应验不爽。而贼来处处残毁之，目为‘死妖魔’，玩弄亵渎，无所不至，而神不加怒，未尝显示恶报，何也？”[52]这种心态很有代表性，从中可以窥见民间对此举的抵触和厌恶情绪。

当时，由于时局动**，天灾人祸频繁，寻常百姓面对命运的种种不确定性，十分渴望能得到神灵庇佑，以寻求精神慰藉和情感依托。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尽管太平天国法令森严，但人们仍不由自主地求助于民间诸神。后期在苏杭一带，闭门暗地里祭奉神灵是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许多民户为此而受到程度不等的处罚。时人笔记中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正因为民间在宗教生活方面存在着如此巨大的需求，所以僧尼人等并没有销声匿迹，一旦风声稍缓便重操旧业。例如，1860年秋，桐乡濮院镇瘟疫大作，日死四五十人，“僧以镇人死者多而佛事忙”，一时应接不暇，居然成了走俏人物。[53]与僧尼相比，行走江湖的巫婆神汉因为行踪飘忽，所以一直伺机而动，显得更为活跃。

事实证明，征服心灵远没有摧毁神像那么简单，改变人们世代传习的宗教信仰习俗和观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绝非单凭严刑峻法便可以奏效，必须经过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太平天国的毁灭偶像政策既有悖于国情民心，同时又过于简单粗暴，违背了移风易俗的客观规律，所以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尽管太平天国摧毁了无数偶像，但民众始终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上帝信仰，相反却在心理上拉大了与太平天国政权之间的距离，进而削弱了太平天国的统治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败亡后，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便告夭折，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而民间的宗教信仰习俗又悄然恢复了原貌。

然而，这种恢复仅是相对于昔日遭禁而言。一方面，在经历这场暴风骤雨般的毁灭偶像运动之后，江南以佛教为主体的宗教文化元气大伤，从而导致民间的宗教活动大为减色，远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以杭州为例，据张岱《西湖香市志》、范述祖《杭俗遗风》记载，往年每到春季，苏南和杭、嘉、湖三府各乡村前往西湖西北天竺寺进香者纷至沓来，摩肩接踵。香客所带银钱无不丰足，昭庆寺四周遂形成集市，店铺厂棚林立，百货云集，异常喧闹，名曰“香市”。但时过境迁，“张岱述香市之盛，今不复睹。至范述祖所记，则道光、咸丰间犹然也；兵事而后，湖上梵宫灰烬大半，惟天竺、灵隐及吴山各庙，大吏发币、富户捐募，次第修复”[54]。

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毁灭偶像政策前后持续十余年，带有很强的盲目破坏性，加上战争所造成的自然毁坏，江南的宗教建筑和名胜古迹蒙受一场空前浩劫，其破坏程度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的灭佛之举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仍以杭州为例，该城素称“佛海”，“寺观楼台架山叠壑，十年被陷尚有存者，至此（指咸丰十一年末太平军再克杭州，引者按）**然矣”[55]。这是整个苏杭一带庙宇被毁情形的一个缩影。又如，江南茅山是道教名山之一，位于江苏西南部，地跨句容、金坛、溧水、溧阳等县境，为道教茅山派的发源地，素有“第八洞天”“第一福地”之誉。1860年4月下旬太平军再度攻占句容后，先将茅山“上下宫观数十区投诸一炬”，后又“毁宝华山铜殿，并拆各殿宇梁栋运至金陵……累月不辍”[56]。再以南京为例，“城南四百八十寺，所存尚数十处，而牛首、天阙为最绝，兵燹后无复孑遗。此一劫，千年所罕也”[57]。时人有“一塔长干冠天下，可怜金碧总成尘”之叹。长干塔即报恩寺琉璃塔。报恩寺坐落在南京南门外雨花台下，系明成祖为纪念其生母而建，前后历时19年，共耗银3000万两。寺中宝塔九层八面，高80米，全部采用五彩琉璃砖构件建成，“巨丽甲海内，每燃塔灯，远望如火焰山”[58]。该塔在西方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将之与比萨斜塔等并称为“世界七大奇观”。太平军攻克南京后，该塔内部结构已被烧坏，故时人有“琉璃宝塔古长干，镇住金陵一大观。内美烧残空有外，欲穷千里上来难”[59]一说。1854年5月美国使团来访时，一些水兵特意慕名前去游览，事后因为未经许可便擅往瞻望“妖塔”，受到太平天国官方的警告。[60]在两年后的天京事变中，这座已有四百余年历史的宝塔彻底被毁，沦为一片废墟。

以上所列举的仅是荦荦大者。如此众多的名胜古迹毁于一旦，令人唏嘘不已。

原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近代史》2002年第9期全文转载。

[1] 《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印书》，48～49页。

[2] 基督教持三位一体论，认为上帝纯灵，耶稣升天后也是个灵，且与上帝互为一体。而上帝教中的“上帝”却是一个中西合璧、政教合一的概念，他不仅指派洪秀全下凡作主，而且还拥有妻室（洪秀全的“天妈”），有着具体的形象，甚至可以降托杨秀清下凡。这成为洋人和一般士大夫攻讦上帝教的焦点。参见拙著《太平天国宗教》，45～6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又，“上帝”一词源于中国先秦典籍，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最早将它作为《圣经》中“God”的对应词来使用，最终约定俗成。儒家典籍中所描述的“上帝”与基督教中的God有相近之处，但又存在明显区别，即前者既没有创世功能，也不具备一神教的宗教排他性。

[3] 《太平诏书·原道觉世训》，《太平天国印书》，17～21页。

[4] 《颁行诏书》，《太平天国印书》，111页。

[5] 《天条书》，《太平天国印书》，31页。

[6]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8，《太平天国》第3册，229页。

[7]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689页。

[8]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0，《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404页。

[9]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6，《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162页。

[10] 《天兄圣旨》卷1，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7～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11] 余一鳌：《见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132页。按：“该杀”系“菩萨”之谐音。

[12] 《李进富供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3] 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67页。

[14]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第4册，571、599页。

[15] 曾国藩：《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23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16]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2，《太平天国》第3册，315页。

[17] 佚名：《金陵纪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45页。

[18] 《山曲寄人题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89页。

[19] 伍承组：《山中草》，《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420～421页。

[20] 汪堃：《盾鼻随闻录》卷5，《太平天国》第4册，398页。

[21] 《山曲寄人题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89页。

[22]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禁偷窃”诗，《太平天国》第4册，735页。

[23] 《山曲寄人题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89页。

[24]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拆妖庙”诗，《太平天国》第4册，734页。

[25] 陆筠：《海角续编》，《漏网喁鱼集》外一种，1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6] 佚名：《平贼纪略》（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332页。

[27] 佚名：《寇难琐记》卷2，《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16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28] 林大椿：《粤寇纪事诗》“毁神像”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452页。

[29] 佚名：《避难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64页。

[30]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7，《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165页。

[31] 蒋寅生：《寅生日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441页。

[32] 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37页。

[33] 参见沈梓：《避寇日记》卷4，《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244、248～249、264页。

[34] 余一鳌：《见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132页。

[35] 佚名：《寇难琐记》卷2，《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166页。按：太平天国如何处置异教神职人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海虞学钓翁《粤氛纪事诗》写于1853年夏，内有一诗记镇江事，曰“江滨古刹晋梁余，灰灭烟消僧尽诛”，附注则云“贼所过之处，见僧道即杀”（《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80页），未免过于夸张。据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官员密迪乐回忆，同年4月26日，他在镇江焦山从僧侣处得知，太平军三天前捣毁了该岛寺院中的所有神像，将其残骸扔进长江，但僧侣本身并没有受到伤害。（T.T.Meadows，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London，1856，pp.251～252）结合《寇难琐记》等相关记载可以推断，太平天国对僧道虽十分厌恶，但并没有妄加杀戮。

[36] 沧浪钓徒：《劫余灰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162页。

[37] 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37页。

[38] 鲁叔容：《虎口日记》，《太平天国》第6册，795页。

[39] 沈梓：《避寇日记》卷3，《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220页。

[40] 沈梓：《避寇日记》卷4，《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242页。

[41]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450页。

[42]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16，《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256页。

[43] 丁葆和：《归里杂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461页。

[44] 佚名：《寇难琐记》卷1，《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144～147页。

[45] 杨引传：《野烟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177页。按：1927年保圣寺遭遇火灾后，蔡元培、马叙伦等人筹款重修古寺。残存的9尊罗汉像被散置于山水塑壁上，一直保存至今。

[46]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0，《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388页。

[47] 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0，《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392页。

[48]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2册，736、7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49] 《赛尚阿等奏洪秀全并非朱九涛广西亦无李丹折（附单）》，《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315页。

[50]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第4册，599页。

[51] 洪仁玕：《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太平天国印书》，703页。

[52] 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上，《太平天国》第5册，273页。

[53] 沈梓：《避寇日记》卷1，《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48页。

[54] 参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573～574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55] 许瑶光：《谈浙》卷2，《太平天国》第6册，590页。

[56] 张绍棠：《句容县志续纂》卷19，光绪三十年修。

[57]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47～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58]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47页。

[59] 《山曲寄人题壁》“烧长干塔”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89页。

[60] 《正提中关江丙新致美国水师提督布嘉南照会》《殿右贰检点胡海隆致美国水师提督布嘉南札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297～298页。按：后期派驻南京的英国翻译官富礼赐就琉璃塔写道：“我们清楚地记得早在童年时代就从一些作家的书中了解到这一伟大工程。有关中国的每一种地图、小册子或书中的篇章，往往都附有这座世界闻名的塔的图片，但如今它已成为一堆白色的废墟。由一个狭窄的洞孔分隔开的两堵巨墙是该塔现今仍然挺立的仅存部分。……到南京的每一艘船都去那里作一次掠夺性的旅行，凯旋式地从灰白堆里带走大批的琉璃砖。而现在，除非向那些围在外国旅客四周的刁民们行贿，否则一块砖也得不到。”（T.W.Bla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p.28）又，在过访南京的洋人中，窃取该塔残存的琉璃砖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美国赫氏公司商人赫德在1861年4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琉璃塔已经**然无存，只剩下一堆杂乱的砖块。我们在废墟中盲目地寻找琉璃砖，直到忍受不了太阳的暴晒，才把我们所能带走的都带走了。”（The Diary of John Heard，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