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偶像崇拜，指塑造所信奉之神灵的具体形象并加以崇拜，认为偶像一旦制成，便由神降附其身，且与神一样成为神圣。就世界三大宗教而论，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排斥偶像崇拜，佛教则反之。太平天国宗教（上帝教）由洪秀全手创，其源头来自西方基督教，尊奉上帝为独一真神，斥其他一切神灵为“邪神”。这是上帝教教义中最富有基督教色彩的地方，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洪秀全所拥有的基督教神学知识主要通过两个渠道获得：一是阅读梁发撰写的布道手册《劝世良言》，二是在广州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道三个多月。《劝世良言》一书连篇累牍地抨击偶像崇拜，敦促世人敬拜独一真神上帝，其卷一便宣称“舍此自然而然之神不肯敬拜之者，任你拜尽千百万样之神像，亦不能求得福，反有后祸也”。受梁发影响，洪秀全在创立上帝会之初就排斥偶像崇拜，撤除了书塾中孔子的牌位。在说服族弟洪仁玕皈依上帝后，洪秀全写有一诗，强调“神天之外更无神”；洪仁玕和诗一首，亦称“全能天父是为神，木刻泥团枉认真”，均表明了这一态度。作为洪秀全的宗教启蒙老师，罗孝全是一个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恪守《圣经》中所记载的传统基督教信仰，极力反对偶像崇拜。在罗孝全影响下，洪秀全排斥偶像崇拜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从广州再度赴桂后不久，洪秀全便率人捣毁了象州甘王庙的甘王像。据载，洪秀全斥甘王为“妖魔”，亲自“以大竹搞此妖魔”，并命冯云山等四人“将妖眼挖出，须割去，帽踏烂，龙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断”。[1]这是洪秀全首次以激进的手段排斥偶像崇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同期撰写的《原道觉世训》一文中，洪秀全也激烈地抨击偶像崇拜，阐述世间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断不可拜的道理。

但是，这一信条却与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习俗格格不入。自从“家家弥勒佛，处处观世音”的局面形成后，佛教便成为中国民间神灵信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寻常百姓对玄妙深奥的佛教哲学并不感兴趣，而是抱着实用的宗旨，采用烧香拜佛、许愿还愿等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从事自己的宗教实践，以实现祈福禳灾的现世目的。这便形成了民间以偶像崇拜为主要特征的神灵信仰习俗。除佛教的佛陀、菩萨、罗汉、金刚、阎罗诸神外，民间所奉祀的神灵还有儒教的至圣先师孔子，道教的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王母娘娘、赵公元帅诸神，以及东岳大帝、城隍、土地、灶君、门神、财神、各种行业神等为数众多的俗神。明朝末年，随着“三教合一”说的兴起，民间还修建了不少三教堂，将孔子、佛陀、太上老君的偶像搁在一起，一并顶礼膜拜。基督教在华传播之所以迟迟打不开局面，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一神教，与中国所盛行的多神崇拜、偶像崇拜的传统信仰习俗水火不相容，从而难以为中国民众所认同。

与西方基督教相异的是，上帝教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新式宗教，其源头虽然来自基督教，但同时又吸取了中国本土文化中的不少成分，除儒家孔学外，还有中国民间宗教。例如，上帝教的天堂、地狱概念便具有亦中亦西的特征，有时又被称作“三十三天”“十八重地狱”，均为佛教用语。天父天兄下凡是上帝教的核心教义，则直接从广西浔州地区所流行的降僮巫术演变而来。

然而，上帝教毕竟是一神教。在洪秀全看来，若想在中国社会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就不得不设法消除多神崇拜、偶像崇拜在民间的影响，尽管上帝教与基督教中的“上帝”并不是同一个概念。[2]早在《原道觉世训》一文中，洪秀全便严厉抨击佛、道两教，逐一批驳了佛教的阎罗注生死说和道教的神仙方术。不过，洪秀全并没有就佛、道教义做进一步的批驳。他之所以抨击中国本土宗教，主要是从反对偶像崇拜的角度出发的。洪秀全强调指出，上帝在六日内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世人只有敬拜上帝，才能升入天堂享永福；反之，邪神偶像都是用木石泥团纸画做成的蠢物，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世人倘若跪拜这些偶像便是惹鬼，将会被鬼缠捉，罚落十八层地狱受永苦。该文首次提出了“老蛇”“阎罗妖”“东海龙妖”概念，说“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东海龙妖即是阎罗妖变身”，而邪神偶像都是它们的“妖徒鬼卒”；正告“皇上帝乃是真神也，尔世人跪拜各偶像正是惹鬼”。[3]于是，蛇、阎罗妖、东海龙妖三位一体，被列为上帝教中的魔鬼头子，即上帝的冤家对头。蛇是《圣经》中原有的魔鬼概念，而阎罗王、东海龙王均是民间妇孺皆知的佛教神灵。洪秀全将后者列为妖魔头，突出体现了其排斥一切异教神灵的强硬立场。鉴于佛教神灵在民间的影响最为深远，除了将阎罗王、东海龙王列为妖魔头外，洪秀全等人还将菩萨作为邪神偶像的代名词，并称为“菩萨偶像”。《原道觉世训》有云：“尔凡人却另立各偶像，另求保佑有得食有得穿，曰：‘我菩萨灵。’”由杨秀清、萧朝贵联名颁布的一道檄文亦云：“魔鬼者何？就是尔等所拜祭各菩萨偶像也。各菩萨偶像者何？就是蛇魔红眼睛阎罗妖之妖徒鬼卒也。”[4]

正是由一神教或一帝教的性质所决定，上帝教独尊上帝，极力排斥偶像崇拜，并将这一信条列为十款天条的首要内容。十款天条既是上帝教的宗教戒律，同时又是太平天国的最高法律，系参照《旧约》中的摩西十诫而订立。摩西十诫前两条的内容依次为“除耶和华外，不可信奉别的神”“不可雕刻和崇拜任何偶像”。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一文中曾引经据典地指出：“考《旧遗诏书》，皇上帝当初下降西奈山，亲手缮写十款天条在石碑上，付畀摩西。皇上帝亲口吩咐摩西曰：‘我乃上主皇上帝，尔凡人切不好设立天上地下各偶像来跪拜也。’今尔凡人设立各偶像来跪拜，正是违逆皇上帝旨意。”1852年正式刊行的《天条书》则详列十款天条的内容，其第一、第二天条分别为“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并附注云：“皇上帝曰：‘除我外，不可有别神也。’故皇上帝以外皆是邪神，迷惑害累世人者，断不可拜。凡拜一切邪神者，是犯天条。”[5]按照太平天国刑律的规定，“凡《天条书》中各条如有违犯，斩首不留”[6]。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等人査禁偶像崇拜的严苛程度。

总之，为了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洪秀全等人在起义立国后，以法令的形式严禁民间沿袭偶像崇拜的习俗，并延续早年捣毁象州甘王像的举措，贬斥一切偶像为“死妖”或“泥妖”，寺庙为“妖庙”，在太平军足迹所到之处，掀起一场狂飙式的毁灭偶像运动。

对于这种激进政策，太平天国领导中枢起初态度一致，后来随着人员的重组，才稍有意见分歧。干王洪仁玕于1859年春开始总理朝政。他反对偶像崇拜的态度同样十分坚决，但并不赞同一味毁坏神像及其建筑的做法，主张对庙宇寺观采取禁而不毁的政策，“既成者还其俗，焚其书，改其室为礼拜堂，借其资为医院等院”[7]。太平军经略苏南期间，常熟乡下的一座猛将庙便被改成了天父堂。[8]猛将是刘猛将军的省称，系民间崇祀的驱蝗神。不过，有关变通使用庙宇的记载极为罕见。据此推测，干王的建议远远没有被广泛采纳。

忠王李秀成的态度与干王比较接近。占领苏州之初，城西南30里外的吴县木渎镇民团聚众对抗，太平军大队人马前去围剿，事后纵火焚烧，邻近的灵岩梵刹因此而沦为废墟。灵岩寺位于灵岩山半山腰的平坦处，是一座千年古寺，系在春秋时期吴王阖闾为越女西施所修“馆娃宫”的旧址上建成，山上另有吴王井、西施洞、琴台等遗址。忠王闻讯大怒，“以为不当毁名胜”，下令将40多名肇事者斩首，以儆效尤。[9]

然而，在毁灭偶像政策没有丝毫变更的背景下，庙宇寺观、名胜古迹连带遭殃的事情在所难免。因此，洪仁玕、李秀成的上述主张或态度并不能使局面失控的状况有所改观。

据《天兄圣旨》卷一记载，戊申年（1848年）冬，天兄降托萧朝贵下凡后，与洪秀全有过一次对话，其中特意谈到观音：“天王曰：‘观音是好人否乎？’天兄曰：‘他是好人。他今在高天享福，亦不准他下凡矣。’天王曰：‘观音在高天享福，天兄呼他为何乎？’天兄曰：‘我呼他为妹。’天王曰：‘我呼他为何乎？’天兄曰：‘亦是呼他为妹。’”[10]观音是“观世音”的略称，佛教菩萨名。与早期文献斥观音菩萨为“妖鬼”相比，这段文字不仅明确肯定观音是“好人”，而且洪秀全还与观音以兄妹相称，前后的定位有天壤之别。考《天兄圣旨》一书于天历庚申十年（1860年）八月至十月出版，而且照例事先要经过洪秀全的亲自审订。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洪秀全已完全改变对佛教神灵的态度，并对毁灭偶像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呢？答案是否定的。据同书记载，在谈论观音之前，天兄与洪秀全首先谈到了孔子，这对正确理解该书对观音的重新定位很有启示。天兄提及孔子在高天被捆绑鞭打、罚跪的情节，表示：“他从前下凡教导人之书，虽亦有合真道，但差错甚多。到太平时，一概要焚烧矣。孔丘亦是好人，今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矣。”反孔是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一个主要特征。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明确指斥孔子为“妖”，宣布孔孟诸子百家之书为“妖书邪说”，严禁民间买卖藏读，并大举焚毁古书。此刻借《天兄圣旨》一书宣布“孔丘亦是好人”，仅是洪秀全为缓解民间的对立情绪而被迫摆出的一种温和姿态，但他反孔的真实心态并没有随之软化，所以直到太平天国覆灭，孔孟经书始终没有被解禁。《天兄圣旨》对观音的表述与此类似。另据该书记载，在与洪秀全对话后，天兄随即吩咐黄权政父子“毁除家中各邪神”“尔回去毁除各邪神”，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一则时人记载亦云，洪秀全后期曾经颁布一道“禁诏”，其中包括“土、木、石、金、纸、瓦像，死妖该杀六样”[11]，即明令由这六种材料制成的神像均在毁禁之列。

综上所述，从起义立国直至最终败亡，太平天国一直推行激进的毁灭偶像政策。